《北京共识》是美国《时代》周刊高级编辑、美国著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雷默在英国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一篇调查论文，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为“北京共识”。

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北京共识”具有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如设立经济特区），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如处理台湾问题）以及循序渐进（如“摸着石头过河”）、积聚能量和具有不对称力量的工具（如积累4000亿美元外汇储备）等特点。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同样注重社会变化，也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诸多方面，体现了一种寻求公正与高质量增长的发展思路。

拉莫曾任美国《时代》杂志海外报道主编，最初研究的是拉美国家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就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这样一种特殊的学术背景， 使得拉莫在研究中国的发展模式时，更多地是在对“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进行比较。

20世纪90年代，“华盛顿共识”这种基于西方视角的教条式规定，经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以巨额投资、援助等为交换条件，得以在拉美及东南亚一些国家推行开来，走的是一条向资本流动开放、私有化、自由化和透明化的经济发展道路。拉莫认为，“华盛顿共识”与有关各国的管理不善及腐败统治混合之后，在10年内破坏了十几个经济体。而当年最无视西方压力的中国，却结合自己的国情，走出了自己的发展道路 ，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风格。

“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根本的区别在于，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能否保持独立自主。纵观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扩大资料来源与商品市场的手段是抢夺对某一国家、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控制权。

最初采取硬的一手，即直接使用武力推行殖民主义，侵占别国领土、资源。资本主义无法再以武力扩张后，只好采取软的一手，在全球化的幌子下，以巨额投资、经济援助来引诱发展中国家按照西方游戏规则行事，再以信息化的金融手段快进快出搞垮其经济，然后通过新一轮附加了更为苛刻条件的经济援助来控制其经济命脉。上世纪末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而发展中国家是否注意到保持独立自主，则直接影响到自身的发展后劲。20世纪70年代，发展中国家由于能够用同一种声音说话，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才不得不在消除南北差距方面做出一些让步。中国的发展经验也证明，独立自主，依照国情制定相应的政策，而不是盲从于西方的某种“经典”理论，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卓有成效的发展道路。

拉莫在其研究过程中注意到，上自中国最高层领导人，下至普通政府官员， 口头禅不再是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单纯增长，而是变成了“协调发展”，在GDP增长的同时还要注重环保，注重消除腐败现象，注重把增长模式转换 成某种更可持续、更公开、更公平的方式。他在《北京共识》这篇论文中说，“ 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观点，在中国影响深远，但是，中国政府的理念是猫的颜色确实也很重要，中国需要的是一只“绿猫”，即注重环境保护，提倡科学发展观，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

中国自古就有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哲学思想，千百年来指导着中华民族妥善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中国领导人考察本国及世 界其他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逐步明确了不能重走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曾经走过的弯路，而要注重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协调发展的理念。拉莫认为，中国政府已经把眼光超越了诸如人均GDP的衡量尺度，更多地集中于人民的生活质量，并把创新当作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这些，都足以保证中国能够解决 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

拉莫更多地关注了“北京共识”的模式内涵和相应举措，却没有进一步解释中国领导人强调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基本出发点。实际上，这一基本出发点就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反复强调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 ，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的理念。“

华盛顿共识”与“北京共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大相径庭的结果，跟有关国家执政党代表的是什么样阶层的利益，也有着直接的根本的关系。

“北京共识”简单地说就是如何使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世界立足的三个原理：其一，把创新的价值重新定位，创新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发动机和持续进步的手段。迄今创新和技术给一些部门带来的超快速变化足以使中国能够解决改革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创新带来的变化之快，以至于这种变化造成的问题还没来得及出现，新的变化又产生了。用物理学术语来表达就是，用创新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其二，由于不可能从顶端实现对动乱的控制，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要让眼光超越诸如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衡量尺度。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惟一途径。其三，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这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安全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