匡衡（生卒年不详），小名鼎，字稚圭，东海郡承县（今枣庄市峄城区）人。西汉后期丞相，经学家。

匡衡“父世农夫”，出生贫穷。他年少时因无书可看，便去大户人家帮工以求借书。匡衡自幼学习不但刻苦勤奋，而且对《诗经》的理解独到，当时流传着这样的话：“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年轻的匡衡，已是出类拔萃的人物。凭借丰厚的知识储备，他参加官府组织的射策考试，因答卷与朝廷主张不合，历经九次应试才中试，仅中丙科。此后入仕，初任太常掌故，后任平原郡文学卒史，掌管当地学校和典章故事。

在初任太常掌故，平原郡文学卒史期间，匡衡结识了不少名人学者。他们谈古论今，对诗作赋，甚为融洽。此时匡衡在文人中已颇具名望，人们都为他甚为惋惜，纷纷向汉宣帝上疏，推荐匡衡，挽留在京城任职。另有一些人，羡慕匡衡才学，愿意跟随前往平原。当时，朝廷派太子太傅萧望之和少府梁丘贺策问匡衡，他以大义之道阐释《诗经》，对答如流，言合经文。萧望之遂向皇帝上疏，谓匡衡经学，说有师道，可召见。但因汉宣帝不重用儒学门人，仍令匡衡在平原就任。尽管名噪一时，匡衡早年仕途却不顺利，不过太子刘奭对匡衡却很钦佩，甚有好感。

初元元年（前48年），汉宣帝死，刘奭即位，即汉元帝。史高（大司马、车骑将军、乐陵侯）不甘萧望之（其副手，与皇帝有师生之谊）掌握实权，接受杨兴建议以荐贤提高声望，匡衡得史高赏识。

初元二年（前47年），匡衡被征辟为议曹使，后来又被汉元帝任命为郎中，再擢拔为博士、给事中，掌管经学教授，又兼宫中顾问，参与议论政事。除授官拜爵外，汉元帝还曾让匡衡居于殿中为师，为朝内官员讲授诗赋，不少县官也前往旁听。匡衡凭借自己的儒学修为获得了仕途的大发展。同年，日蚀地震，灾害严重。元帝感到震惊和忧虑，乃向群臣问及政治上的得失，这时担任给事中的匡衡纵观全局，深思熟虑，直言极谏，向元帝呈上一道《论得失疏》：“应当缩减宫室规模与奢靡装饰，考察完善制度，整治内外事务。用人上亲近忠正、远离奸佞，弃郑卫之音、扬雅颂之乐。注重选拔异才，广开言路，任用温良者，罢退刻薄吏，彰显高洁之士与无欲之道，借前代经验，明自然规律，成社会教化，兴礼让风尚。”元帝看了奏书非常高兴，还将匡衡升为太子少傅。后晋升为光禄勋。

此后数年，他多次上疏建言献策。如元帝宠信傅昭仪和定陶王，匡衡劝谏皇室稳定的意义，规劝以嫡长子为继统之本。他还能用儒家经典处理政务，言行合礼法，深受元帝信任。建昭二年（前37年），匡衡被擢拔为光禄勋、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次年，韦玄成去世，匡衡接替其位成为丞相，被加封为食邑六百户的乐安侯，成为百官之长，辅佐皇帝，综理全国政务。

汉元帝即位以来重用儒生，历任丞相多有儒家出身者。匡衡之前的贡禹、韦玄成等丞相建言汉元帝罢除了朝廷和郡国中不合古礼的帝后之庙祠。建昭五年（前34年）六月，汉元帝病卧，梦列祖谴责罢祠，向时任丞相匡衡提议恢复，匡衡力谏不可，还为元帝祈福代受病扰。然罢祠终因元帝久病而恢复。

竟宁元年（前33年），西汉元帝驾崩，成帝即位以后，匡衡就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他所谓“威仪之则”具体是指“动静周旋，奉天承亲，临朝享臣，物有节文，以童人伦“，即举止要符合儒生对君主的期待。建始元年（前32年）十二月，他又与御史大夫甄谭建议废秦祭礼，复周礼南郊祭天、北郊祭地制度，获成帝肯定。建始二年（前31年）秋，匡衡又奏罢六百余所不合礼制的淫祠，裁撤一批方士等人员。

匡衡为官多年，有成就也有把柄。汉元帝时，宦官石显权势大，连丞相韦玄成、匡衡都怕他。汉元帝去世后，匡衡清算驱逐了石显，遭司隶校尉王尊弹劾。匡衡惊恐上疏请辞，上交丞相和乐安侯的印绶，但汉成帝对匡衡予以充分的信任，对其温言抚慰。被弹劾后，匡衡如履薄冰，遇灾即请辞，均被汉成帝制止。后其子匡昌杀人被捕，部属和其弟营救败露，匡衡无奈之下只能脱帽赤足到汉成帝处请罪，后者亦加以慰劳。

匡衡侵吞土地一事成为了其被免的直接原因。匡衡被封乐安侯后，封地在临淮郡的乐安乡（在今安徽省泗县），此地之南以闽佰为界，但初元元年（前48年）的临淮郡地图却将闽佰误记为平陵佰，致其封地多出四百顷，他未表态交下属处理，结果被划入匡衡的封地，还收取田赋。建始三年（前30年），司隶校尉王骏等人上疏弹劾匡衡“专地盗土以自益”，他终被汉成帝免职，返回原籍，不几年病故于家。

匡衡在其人生历程之中，最值得称道的是经学成就。匡衡在宣帝一朝通过经书考典成功进入仕途却没有得到重用，但汉宣帝冠以儒家思想为自己的政策寻找合理的理论依据，匡衡就成为这一取向下的牺牲品和趋势的代表者。

建始元年（前32年），匡衡对汉王朝郊祀乐诗《郊祀歌》“惟泰元”“天地”两部分进行改动，将第七章《惟泰元体现出匡衡注重遵循经典，严守礼仪的思想；匡衡师从后苍学习《齐诗》，水平极高，获得了世人的无限赞誉，“诸儒为之语日：‘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最终形成一个独立的学术流派，使得《齐诗》有“翼、匡、师、伏之学”，为儒家经典学术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

匡衡认为治理国家不仅仅要依靠刑法，还要广施仁政，大兴礼制；除了以礼让治国的思想，匡衡还主张皇帝要增强自身修为，努力地成为一个真正具备儒家精神的君王，即以礼化君；匡衡在建议皇帝以礼治国的过程中，提到了要省刑约法，轻徭薄赋，爱惜民力，如此才能让民众增强国家认同，维护朝廷统治；匡衡以《齐诗》成名，同时对儒家其他经典也多有涉及，并将之运用于政事之中，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其中以其易学思想最为突出。总之，匡衡重视朝廷的社会教化中的示范作用，是对皇帝和百官行为的一种劝诫，以周易来论证其观点的正确性，增强说服力，进而实现朝政革新，维护社会稳定。

奏疏文是西汉散文中最具特色的文体，《汉书》中收录了匡衡三篇上疏，其中的《上疏言政治得失》在中国文学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所上疏皆体现其《诗》学风貌，《秦汉文钞》引真西山评：“衡之奏对，在汉儒中论议最为近理，可为仲舒之亚。”明人丁自申《巾笥集序》云：“刘向、匡衡者出，皆相继明经术为儒者宗，以彼《极谏封事》与《治性》《戒妃匹》诸疏，何其言论渊懿，有《六经》之遗则。”其文气阐缓，体貌温厚，有阴柔之美，且儒学血统更为纯正，更代表着经术化散文的正统走向，对后代的奏疏文有着重大影响。作为经术文风的重要承载者，匡衡的散文在传统文章学评价体系中地位尊崇，《崇古文诀》《文章正宗》《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等重要文选反复收录评点，历代士大夫仿习不倦。

西汉时期流传的民间评价：“无说《诗》，匡鼎来。匡说《诗》，解人颐”。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中从功业角度抨击他难当其位，认为其“以十年之间，不出长安城门而至丞相”。

东汉史学家班固：在《汉书》中收录其奏疏，将其列为一代名相。《汉书·匡衡传》称，“平原文学匡衡材智有馀，经学绝伦，但以无阶朝廷，故随牒在远方。”又指责他任相时无所作为，有“阿谀之议”。

三国时期孙吴政权的开创者孙权：“经传无明文，由匡衡俗儒意说，非典籍正义，不可用也。”

唐代诗人杜甫：“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

南宋理学大家朱熹：赞其行文细致严密，“能向里做功夫”，但又批其“做人不好，无气节”。

清代大臣曾国藩《圣哲画像记》云：“刘向、匡衡之渊懿，此天地温厚之气，得于阴与柔之义也，此天地之仁气也。”

汉语言文学专家黄若舜：“其文章义理精细，有摄心去躁之效”，“倾向于周礼的‘醇儒’，与‘通儒’刘向相对，二者引领了西汉中期之后文章美学的脉络分化，还是汉朝政治理念从‘制宜’转向‘务本’的具体呈现。”

首都师大学者田天则：“他在国家祀典方面主张代表西汉末年复古派，首倡祭祀改革，该改革彻底改变古代国家祭祀特点，他有首创之功。”

“凿壁偷光”是以匡衡为主人公的中国经典成语故事，此典又可写作“凿壁借光”“凿壁借辉”“穿壁借光”、“偷光凿壁”或简称“凿壁”“偷光”“匡壁”等。

“凿壁偷光”之说源于东晋葛洪所著之《西京杂记》，《西京杂记》卷二记载：“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说匡衡因为小时候家里太穷，点不起油灯，导致他在晚上看不成书。当匡衡看到隔壁在晚上常常点灯时，灵机一动想到一个好办法。匡衡在墙壁上凿了一个洞，让隔壁家的光透过墙壁来，借着透过来的光看书。而其中关于匡衡的记载这可能只是道听途说，并不可信。但《西京杂记》在史学界影响很大，匡衡的这段故事也随之流传至今，并在后世的诗文中不断演绎，成为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典故。

匡衡流传于世的文章现存有15篇，包括2篇祷、告文字，13篇奏议类文章，分别是《上疏言政治得失》《上疏言治性正家》《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奏免陈汤》《奏徙南北郊》《上言罢郊坛伪饰》《上言罢雍解密上下祠》《复条奏罢众祠》《奏罢诸毁庙》《华阴守垂嘉封事对》《以孔子世为殷后议》《郅支县头稿街议》《甘延寿陈汤封爵议》。

关于匡衡故里的争议有“连云港之说”和“枣庄峄城之说”的两种说法。

山东师范大学的马燕然整理后提出，关于匡衡籍贯，较有合理性的说法有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王庄乡匡谈村和江苏连云港巨平村。他认为江苏连云港之说只能证明匡衡曾居住生活，而山东枣庄之说有《峄县志》、峄城书院山、匡衡墓、匡衡祠等众多证据，所以山东峄城区匡谈村应是匡衡真正故里。

枣庄市峄城区建有有关匡衡的书院山、匡衡祠和匡衡墓。

匡衡祠位于山东省枣庄市峄城区西南14华里处。清乾隆四十年峄县县令张玉树重建匡衡祠，原址在匡衡墓南部，文化大革命期间匡衡祠被毁坏，1993年峄城区政府在匡衡墓后方再次重修匡衡祠。

匡衡墓位于枣庄市峄城区王庄乡匡谈村北密林之中，墓占地近10亩，封土堆高约5米，底周长约60米。墓前一碑，上书“汉丞相乐安侯匡衡之墓”，乃清代乾隆年间峄县知县张玉树所立。“文革”初期，匡衡墓被红卫兵挖出一个坑，不过未挖到墓室。1980年，匡衡墓被列为枣庄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又被公布为山东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2年，峄城区人民政府出资修葺了匡衡墓，并在墓前重建匡衡祠，同时塑造了一尊匡衡像。

《史记·张丞相列传第三十六》

《汉书·匡张孔马传第五十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