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民族，简称华夏族，是汉族的前身，华夏又称“华”“诸华”“夏”“诸夏”“中夏”。是古代居住于中原地区的汉民族的先人为区别四夷（东夷、南蛮、西戎、北狄）的自称，又称中华。

周王朝自称为夏，周王朝把分封的这些诸侯国家也称作夏，这就是后来诸夏这个名称的来历。《诗经·周颂》里面就称分封出去的诸侯为“时夏”。发展到春秋时期，文献里头又对诸侯换了一种称呼，叫诸华。为什么称作诸华，因为华、夏两个字也是音同通用。《左传》里面有时候称诸夏，有时候称诸华，都是一个意思。称诸华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华字还带有华美、文采这样一层意思，华夏有了后来的“中国有服章之美，谓之华；中国有礼仪之大，谓之夏”的内涵。发展到春秋后期，文献中华夏这两个字的合称也出现了，《春秋》《国语》《左传》及稍后的文献，都渐渐使用华夏的合称，这就是华夏族称的来历。

华夏族也简称为“华”或者“夏”，作为民族名称两者最早见于《左传》。《左传·定公十年》有载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襄公四年》又载：“劳师于戎，而楚伐陈，必弗能救，是弃陈也，诸华必叛。”显然，在不同情景下“华”“夏”具有相同的意义，均指称“华夏”民族。“夏”是从夏水（即汉水）得名，“华”是因为华山而得名。还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朝代是在黄土高原上建立的夏朝，夏朝从一开始就以中央大国自居，因此，“夏”就有了“中国”的意思，“夏人”也就成了“中国之人”。后来，人们把文化高的地区称为“夏”，把文明程度高的人或族叫“华”，“华夏”也渐渐成了中华民族的代名词。

商和西周时期，“夷”主要指华夏族东部的民族群体，但是，随着这一部分“夷”渐渐融入华夏族，春秋以后，“夷”开始成为华夏族之外所有民族群体的泛称，并且有时会在前面加上一个数词，例如“四夷”“九夷”。最早把“华”和“夷”联系起来的是《礼记》。商周时期，华夏人的划分归类主要是以文化为标准，拥有华夏文化的民族群体被称为“华”或者“夏”，其他的则被称为“夷”。按照这个标准，众多“夷”类之间也有不同。“夷”与“华（中国）”互相依存，共同构成了“天子”治下的全部。“中国”也仅仅是“天下”的一部分。不论“华”还是“夷”他们都是“天下”的民众，都是这个共同体的一部分。而且“华”和“夷”还是紧密联系的命运共同体，例如商朝末年“天下”苦于纣王暴政，代表当时华夏一族的周武王便联合众“夷”以对之：“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商周时期互相依存、共处于“天下”、共奉“天子”之治的“华夷”就是当时的民族共同体，“华”指华夏族，“夷”指华夏族以外的民族群体。华夏族分布在文化最发达的中心地区，其他具有不同文化的“夷”分布在“华”的四周，所以也被称为“四夷”。“四夷”进一步可以指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黄帝是华夏的第一位古帝，黄帝是中华民族的祖先，首先因为他是华夏民族的祖先。黄帝的后裔周族人建立周朝，继续扩展疆域，周人自称为夏，并在其后封建亲戚的过程中，将所分封的诸侯称作诸夏，以至各诸侯相互融合为一体之后，这个新融铸成的共同体仍以诸夏相称呼。由于“华”“夏”二字音同通用，诸夏又或称作诸华，或华夏连称，这就是华夏民族的由来。周王朝在各个地方分封了这么多诸侯国，这些诸侯国在整个西周春秋时期无疑都是些融通周围各族的中坚力量，以他们为骨干，吸收夏商旧族及附近的蛮夷戎狄参加民族融合，最终，使诸夏与各族融合为一个整体，这就是华夏民族。华夏族在汉朝以后改称为汉族。

研究认为百濮民族有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边缘北上，形成了古羌族，古羌族后来又发展到了甘肃、青海、陕西一带被称为西戎、北狄、义渠等，其中一支进入了青藏高原内部，形成了藏族。另外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成为了华夏族的祖先。

据先秦文献记载的传说与夏、商、周立都范围，汉族的远古先民大体以西起陇山、东至泰山的黄河中、下游为活动地区；主要分布在这一地区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这两个类型的新石器文化，一般认为即汉族远古先民的文化遗存。中华文明史上，伏羲、炎帝、烈山氏、共工氏、四岳氏、金田氏、大禹等都是古羌人。神话传说中的西王母，其实是母系社会中羌人与自然斗争的美好演绎。周人大概是西戎的一支羌人，姜太公吕尚是“姜氏之戎”的族人。远古传说，还描述了汉族先民曾经历漫长的原始公社制时代。在黄帝以前，经过“知母不知父”的母系氏族部落的阶段；关于黄帝的传说，则标志着由母系氏族部落转化为父系氏族部落，并已进入部落联盟阶段。传说在黄帝之后相继以禅让方式为大部落联盟首领的尧、舜、禹，虽都被认为是黄帝的子孙，然而历史传说又表明，汉族远古先民，实包括来自羌、夷、苗、黎等氏族部落集团的人。因而，又有虞舜出自东夷，夏禹出自羌、戎的记述；还有一些传说中的人物，按不同记述，可解释成亦羌、亦夷、亦苗黎。这种历史传说的矛盾现象，反映了不同来源的氏族部落集团逐步融合为同一个族体，创造共同祖先的历史过程。

公元前21世纪，中原地区的原始公社制时代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阶级社会已经出现，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几个王朝。夏王族为大禹之后。商王的祖先本是东夷，周王自称其先民为夏人的一支，杂居于戎、狄之间，与羌人关系密切。这些虽都自认黄帝为其祖先，而实际却是来自不同部落集团的人们。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和融合，而形成为共同族体。但是，这时华夷之辨尚不甚严。春秋时，华夷贵贱尊卑的观念已很强烈，当时区分华夏与蛮夷的标准，族类与文化都被重视，文化尤为首要因素。华夷因礼俗、服饰等因素而往往可以互相易位。例如：杞行夷礼，就被看作东夷；吴国被视为蛮夷；春秋初楚王自称蛮夷率先称王，诸侯称他们为荆蛮；后来楚王争霸中原时，以维护华夏礼制自居，又被尊为华夏；秦的祖先本是东夷，而兴起于渭水上游与戎、狄杂处，习俗多与戎、狄相同，后定居渭河中下游，从事农耕。春秋时期，一般把它看作西戎。至战国，秦、楚不仅与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而且是两个最强大的华夏诸侯。七雄合纵、连横、兼并、争战，形成诸夏统一趋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逐渐与华夏融化，于是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

华夏民族形成于春秋时期，已被大量文献资料所证实。所谓“华”与“夷”是指思想文化和心理素质有所差异的族类。随着西周分封制的实行，各封国的居民族属结构发生了深刻改变。分封诸侯打破了封国内原住民族聚族而居的状态。周人是封国内占统治地位的民族，受封地区的其他各族，渐渐地接受了周人的风俗习惯与思想文化，成为华夏族的成员。秦、晋、齐、楚四大强国不断向四周兼国并土，在更为广大的范围内实现了华夏族与其他诸族的相互融合。西周、春秋时期，以中原夏、商、周为主体民族，与周边诸多民族的相互融合，推动了华夏民族的形成。

西周王朝的建立，通过对四土、四方持续大规模的军事征服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大批封建，开拓出了空前广袤的疆域，初步奠定了中国古代统一的中原王朝政治地理的基础。西周时期，民族融合空前加速，为汉民族的前身，华夏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周人的积极倡导并长期实践的“德”的观念及影响周人政治、军事、文化等方方面面的礼乐文明，构成孔子仁礼学说的重要源头，并汇入数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成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西周王朝才可以称得上政治地理学、民族学视阈和文化中国意义上的“最早的中国”。所谓“最早的中国”，实际上就是中原华夏文明的最早凸显。黄帝及其部落的诞生代表了华夏文明的最初自觉。

公元前771年西周灭亡，王室东迁，古代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周室东迁百年后，齐桓公创建霸政，在此过程中出现“诸夏”观念。《左传》闵公元年（前661）载：狄人伐邢。管敬仲言于齐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宴安鸩毒，不可怀也。“诸夏”是一种新的族群观念，不是旧式氏族联盟，而是东、西方不同姓族的组合，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跨氏族的族群观念。“诸夏”之名有西周渊源，周王室尝自称“夏”，“诸夏”即分享周室礼仪与荣誉之诸国。周室称“夏”何意，学界有不同看法，但有一点可以确定，周室之“夏”名指其自身，不含其他姓族的组合，无后世“华夏”名的含义。霸政时出现的“诸夏”，是文献上第一次记录华夏意义的族群观念。此后在《左传》的叙事里，“诸夏”“诸华”及“华夏”概念一再出现，同时出现华、夷之辨的观念。可以确信，后世之华夏观念，由此时开其端。

华夏族群的自我认同和命名，始于春秋“诸夏”，这件事可以理解为古代中国共同体经历漫长融合过程，至春秋时代开始自我确认。若比作生命体的发育，此前的漫长演进是孕育，“诸夏”认同则是出生，经历春秋战国数百年族群融合，华夏民族形成，在此基础上产生秦汉王朝的统一国家。对于春秋战国时代华夏形成问题，学界已发表一些研究成果。主流意见认为，血缘族群解体转向地缘族群，是春秋以后华夏共同体形成的基本路径。在春秋至战国时代血缘氏族组织解体的过程中，地域化群体的形成和发展固然是华夏形成的推动力，但其本身有独立的意义。

战国之初，孔子的学生子夏便称其时已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的局面。华夏民族就是在这个时候形成的。融合进这个民族的各个氏族，他们原本都有各自的祖先。他们原先只祭祀各自的先人。那时有一句话叫“神不歆非类，民不祀非族”。但是都成了一个共同的民族，就把那些在历史上立有大功的有影响的祖先保留下来，将他们编在一个共同的谱系上。这就是《史记·五帝本纪》上的“五帝”谱系。所谓“五帝”原本都是各地方古老部落和或部族集团的首领，是他们各自奉祀的祖先，后才成为华夏族的祖先。“五帝”中没有炎帝，因为“五帝”乃是根据当时各个势力集团的现状，把其时最有影响的部族的祖先编织在一起形成的。炎帝是建立齐国的姜姓的祖先，姜姓族在西周曾经建立起齐、许、申、吕等诸侯国。但是到春秋以后，申、吕二国早亡于楚，许国在战国初年亦灭于楚。齐国由姜姓齐国变成了田齐。而这个田齐是颛顼的后代。所以在“五帝”里头，就没有了炎帝，而是把颛顼摆出来。黄帝和周人，文献记载他们都起源于陕北。先秦时期陕北一直是犬戎或白狄族的居所。周人实际上就出身于白狄，黄帝实际上也是白狄族的祖先。犬戎也是白狄的一支，白犬就是白狄；黄帝是犬戎的祖先，也是白狄族的祖先。单就血缘关系来看，华夏民族实际上是有很多很多来源的，并且也不是所有构成华夏族的族群自来就居住在中原。秦人从东边迁到西边，他在东边的时候叫作东夷，迁到西边以后，人家把他看作西戎了。楚人最早也是居住在东方，后来迁到南方，周人就把他视为南蛮。羌人，也就是姜姓族人原来居住在陕甘一带，后来随周人的分封大量迁往中原、海岱。

到春秋战国时期，以东周及其所分封的诸侯为代表的华夏族日益衰落，以秦、楚、吴、越、巴蜀、中山等为代表的蛮夷诸政权发展壮大，并向中原地区聚集。为了争得“正统”地位，“蛮夷”诸政权实行“变法”，大量吸收华夏文化，采取“以夏变夷”的政策，用“周礼”改变旧俗，甚至打起“尊王攘夷”的旗号，以争得“诸夏”的身份和地位。其中犹以秦国为先，积极推行“以夏变夷”的政策，不仅吞并了“蛮夷”诸国，而且推翻了以周王室为代表的华夏诸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帝国。

作为族类范畴的华、夷，最初没有褒贬的含义。华，指华山一带的人群；夷，指带弓箭的人群，就是以牧猎为生的人群。春秋早中期的华夷之辨，重在区分华夷，强调中原地区的华夏族是文明族类，周边的夷狄各族是野蛮族类。主张华夏各诸侯国共同筑起一条堤防，护卫华夏文明，阻止夷狄侵扰，所以也叫华夷之防。到了春秋晚期，孔子把华夷之辨的重心转向文化，强调以文化为区分华夷的标准，不单纯以地域或者血统来区分华夷。孔子还发挥出文化可变的观念，认为即便很僻陋的地区，只要把先进文化带到那里去，也可以变得文明起来。对于向慕华夏文明的夷狄各族要接纳，不应当拒绝。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之下，华夏族在文化上占有一定的优势，所以“华夷互变”的思想表现为“用华变夷”，具体就是学习华夏族的文化后“由夷变华”。《孟子·滕文公上》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陈良，楚产（即土生土长的楚国人）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陈良虽然是个楚人，但是通过学习“华文化”，是可以变为“华”的。也有由“华”变化为“夷”的情况。《左传·僖公二十二年》载：“初，平王之东迁也，辛有适伊川，见被发而祭于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礼先亡矣。’”伊川在西周初期曾经是甸服，但是到了后期，却因为与“戎”交往，成为了“夷”。中国之所以不断地从小到大，就是因为夷狄不断变为华夏，华夏不断吸收消化夷狄’，‘华夏’与‘夷狄’不断同化融合的结果。

“华夷之辨”思想形成于春秋时期。西周后期，以行周礼为文化标志的华夏族基本形成。春秋时期，礼崩乐坏，“夷狄也，而亟病中国，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面对这种形势，“华夷之辨”成为春秋战国时期各学派的热门话题，孔子云：“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管仲言：“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公羊学派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还有人认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主张严华夷之别，华贵夷贱，是“华夷之辨”思想的核心内容。但“华夷之辨”思想并不是以夷狄为敌，孔子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荀子亦云：“四海之内若一家，通达之属莫不从服，夫是之谓人师。”四海之内，华夏与夷狄的关系是一统关系，天子居中，华夏居内，夷狄居外。对于天子而言，华夏与夷狄的不同，主要是“内服”与“外服”之别。到战国后期，秦、楚、吴、越等各诸侯国，基本完成了变夷从夏的过程。秦始皇建立大一统王朝后，便形成了华夏居内地、夷狄居边疆的民族分布格局。秦汉王朝统治者秉承“天下观”，奉行“大一统”思想，开始建构塞外边疆民族朝贡制度，在其过程中，体现了“华夷之辨”与“同服不同制”的思想。羁縻制的基本特点是，天子一般不直接干涉四夷内务，由本族首领因本族旧俗管理本族事务，只需对皇朝称臣奉贡，接受边地郡县管理朝贡事务。“夷夏之辨”或称“夷夏之别”，是儒家“天下观”对天下秩序的现实反映，具体表现在不同族类在礼仪、风俗、服饰、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等文化层面的差异。因此，夷夏之别不是源自血缘和地域之别，而是基于文化差异或礼仪之别。

汉族在古代创造了灿烂的文化、艺术，具有鲜明的特色。无论政治、军事、哲学、经济、史学、自然科学、文学、艺术等各个领域，都拥有众多具有深远影响的代表人物和作品。西周时期，就形成了完善的文化成就，就是礼乐文化，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尤为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

中华三祖文化是指约5000年前黄帝、炎帝与蚩尤共同创造的灿烂文化。中国上古史，其实便是东西两大区域长期对峙冲突并不断同化融合的文明进程。早在黄帝时代，“以姬水成”，发祥于今陕西黄土高原的黄帝族，与以今山东大地为基地的东夷集团蚩尤族，便为争夺中原核心地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所谓“涿鹿之战”就是这场生死斗争的具体写照。战争的结果，代表西部势力的黄帝族战胜了代表东夷势力的蚩尤族，西方势力控制中原核心地区。然而东夷集团并未消亡，黄帝不得已采取怀柔措施，在东夷集团中选择一位能附众的氏族首长名叫少昊清的继续统领九夷部众，设法使东西方两大群体互结为同盟。这个格局一直沿袭了下来。唐尧是西方势力的代表，虞舜是东方势力的首领，因为《孟子》书中说得很清楚：“舜，东夷之人也。”他们轮流成为这个同盟体的领袖，这就是华（虞舜）与夏（唐尧）东西方融合的标志。虞舜失势后（巡游九嶷，卒于苍梧云云，实际上是对东夷一方失势的委婉说法而已），代表西方势力的禹再次成为同盟的领导中心，及禹衰老死亡，按东西方轮流坐庄的惯例，本应由代表东方的伯益主政，然而西方群体不遵守这个成规，企图继续拥有主宰权，遂有禹子启袭杀伯益事件的发生，西方与东方又陷入相互冲突的漩涡之中。

启结束禅让制，东方势力自然不会甘心，于是有夏朝前期的太康失国事件发生，东夷有穷氏部落的后羿凭借武力从西方群体手中夺取了政权，寒浞杀羿自立，但代表的仍是东方群体。后来“少康复国中兴”，同样依靠武力夺回政权，这就是那一段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的夷夏斗争的轶史。少康之后，夷夏关系仍处于既斗争又融合的状态之中。东方势力的屈服只是暂时的，一旦条件成熟，他们仍要与西方势力进行角逐，以控制中原核心地带。这个任务在商族手中得以完成了。商的先祖以鸟为图腾，显然与东夷有关系，其根据地亦在东方，最终战胜后桀，灭亡夏朝，建立商朝，这表明东方势力再次在东西方角逐中占据优势地位。等到西方的“小邦周”在甲子朝一举“殪戎殷”，推翻“大邑商”后，东西方的政治格局又重新改写了。西方又成了中原的主宰，东方势力受到严重的打击，西方以“君子”君临天下，东方之人则成为“野人”，臣服于西方，所谓“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论语·先进》）。这种上古史上东西势力对峙融合的大势，也可从图腾崇拜的孑遗中有所了解。蛇为西方夏部落联盟的图腾，后世遂演变为龙的崇拜；鸟为夷（华）族部落的图腾，少昊氏的后裔郯子曾向孔子讲述过该联盟的情况：“我祖少暤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商族以“玄鸟”为图腾，亦属同一性质，后世遂演变为凤凰的崇拜。龙、凤并为神物，世俗所谓“龙凤呈祥”云云，正曲折体现了东西方的畛域存在与融合趋势。

闻一多先生在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龙凤》、《端午考》中指出，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来源于黄帝时代的传说。龙的形象的来源有多种说法，一说来源于鳄鱼，一说来源于蛇，也有人认为来源于猪，甚至有说法称最早的龙就是下雨时天上的闪电。多数专家认为龙是以蛇为主体的图腾综合物。它有蛇的身、猪的头、鹿的角、牛的耳、羊的须、鹰的爪、鱼的鳞。

相传炎帝是一位叫登的女子感天上的“神龙”而生，黄帝是附宝感“北斗”而生，尧帝是庆都感“赤龙”而生，始祖是龙繁衍的后代，因此，华夏民族的子孙便是“龙的传人”了。由对原始图腾崇拜升级到人为创造的图腾崇拜，这是人类社会信仰进步的标志，而华夏民族的信仰并没有停留在这个位置，而是进一步升级到祖宗崇拜，即敬天法祖。

黄帝族、炎帝族和九黎族是英雄时代中原地区最有影响力的三大部落，经过征战，以黄帝族为主，相互融合，形成了后来的华夏民族。“炎黄”一词最初出自《国语》。《国语·周语下》：“有夏虽衰，杞、郐犹在；申、吕虽衰，齐、许犹在……皆黄、炎之后也。”《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中华民族特别是海外华人习惯自称为炎黄子孙、黄炎子孙或黄帝子孙。炎黄到底是什么关系，在史书记载中比较混乱，学者也说不清楚。司马迁在《史记》中没有专写炎帝，只把黄帝列为五帝之首。《史记·五帝本纪》：“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蚩尤作乱，于是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代神农氏而为黄帝。”有人认为，炎黄二帝的轮替，是田齐为营造代姜舆论而虚构的神话。

黄帝出现在文献中，较可靠的时间大约是在战国时期。在成书于战国至汉初的文献中，黄帝逐渐广泛被提及，但起先他只是与伏羲、共工、神农、少皞等古帝王并举，并未有氏族或部族共同祖先之意。然而到了司马迁写《史记》时，黄帝已成为他心目中信史的第一个原始帝王，且为夏、商、周三代的共同祖先了。至于黄帝如何在战国到汉初之间从众帝王中脱颖而出，仍是一个有待学界探究的问题。黄帝还被尊祀为“人文初祖”，黄帝的传说反映了春秋战国年间民族融合的现实诉求，为凝聚诸氏族部落为一个整合民族就需要追溯一个各民族所共同的始祖——“种族的偶像”，“黄帝”及其传说由此而来。

在中国古籍中，司马迁《史记》里提供的黄帝家族谱系最为系统。其中所谓“五帝”即黄帝及其后代。夏、商、周所谓“三代”的祖先最终也可以追溯至黄帝。秦、楚、吴、越这些边缘族群的祖先也被追溯至黄帝的某位后裔。这一整套谱系，不乏他自己新编造的成分。春秋战国时期，在戎狄的经济生态压力下，华夏各国知识精英提出多种诸夏起源之说，以期将各地部族（诸夏）凝聚为一个整体。其中一个建构方案为，将炎帝和黄帝当作源始的两“兄弟”，来结合以他们为始祖的各部族。最后黄帝成为打败炎帝的“英雄”成为主流讲述。司马迁《史记》里的祖先谱系文本是在帝国的情境中生成的。它不仅使“黄帝为华夏共祖”成为典范历史，也确立了“英雄祖先历史心性”在中国历史叙事文化中的核心地位。汉晋时期蜀人即接受黄帝为古蜀王族的祖先，改写自己的“历史”。《史记》及稍晚的正史中常有“英雄徙边记”模式的历史叙事，即讲述一个英雄自华夏远走边陲，成为当地人群的开化者和英雄祖先。这样的故事有箕子王朝鲜、太伯奔吴、庄蹻王滇、无弋爰剑奔于西羌。司马迁将夏王朝的建立者、商王朝的建立者、周王朝的建立者都说成是炎黄子孙。秦族一直被人们视“戎夷”，但司马迁却说他们是炎黄子孙。将秦之先说成是“颛顼之苗裔”。楚在春秋之时，也被视为蛮夷，可司马迁也认为他们是炎黄子孙。司马迁认为周武王分封的吴太伯的后人周章君于吴国，在“荆蛮”，属于荆蛮的吴也就成了黄帝的后人。司马迁认为越王句践是黄帝玄孙禹的后人，两越的夷蛮是越王句践的后裔，自然也就是黄帝的后裔了。司马迁将蜀人和西南夷说成是炎黄子孙，即认为蜀地民族都是黄帝的后人。司马迁说匈奴是“夏后氏之苗裔”，就等于说匈奴是大禹的后裔，匈奴自然也就成了黄帝的后裔。司马迁认为箕子是商纣王亲戚，商纣王是商朝始祖契的后人，契是黄帝后裔，箕子也就成了黄帝后裔。

无论是汉族建立的政权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都不同程度都将“尊夏贱夷”作为核心价值观，都宣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标榜自己“华夏”后裔的正统地位。如建立大夏政权的匈奴人赫连勃勃“自以匈奴夏后氏之苗裔也”；建立后秦的羌人宣称“其先有虞氏之苗裔”，建立北魏政权的拓跋鲜卑也认为是黄帝的后裔。鲜卑宇文部则自称炎帝后裔，炎帝后裔之说甚至延续至辽代契丹起源的传说。辽、金欲进入中原，两朝君臣均自称契丹族和女真族本是炎黄之后，在族源上亦属于华夏一脉。在清末民初，中国曾掀起一股“黄帝热”：报章杂志处处可见关于黄帝的论述，黄帝事迹被谱作歌乐、用为教科，供儿童讽诵……晚清知识分子在西方民族主义的冲击之下试图建构本国国族认同的文化符号，便从远古传说中选择了神话人物——黄帝，强调其为中国民族的“始祖”。“炎黄子孙”的概念也是在这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自我称谓。革命派为反清需要把黄帝奉为汉民族始祖，炎黄崇拜成为革命人士推翻“满清”政权，树立汉民族反清革命的旗帜。

黄帝、炎帝、蚩尤，乃是上古三大部落集团之首领。以黄帝、炎帝、蚩尤三个部族为代表的诸多部族经过冲突、融合，建立了华夏民族。蚩尤是东方九黎（东夷）集团的最高首领，在与黄帝涿鹿之战中战败被杀。蚩尤发明造冶和武器、刑法、宗教，对中华文明的历史贡献不亚于炎黄，不能因为蚩尤战败而否定了他的历史功绩。

在春秋战国时，各诸侯国出现百家争鸣的局面，各思想学术流派的成就，与同时的古希腊文明辉映。至汉武帝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于是以儒术成为统治手段，同时，程度不同地影响着其他少数民族，甚至影响到中国相邻的国家。在古代军事理论方面，早在春秋末就有军事名著《孙子兵法》问世。西汉初年整理出182家兵法，特别是宋朝以来一直作为武学必读的《武经七书》，集中了古代军事著作的精华。注重史学也是汉族文化史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民族伦理作为传统儒家伦理思想的一大主题，涉及中央王朝治下的民族关系协调之伦理规范、原则体系的理论建构以及可实际指导并调控族际关系、促进国家有效治理、民族和睦的方法范式。

首先，礼制文化之天下观强调中国是“天下”的核心，即以王畿为中心，由近及远划分为不同的区域，以古豫州为中心的黄河中下游华夏族部落集中分布区域为“夏”，此区域外为“夷”。西周以前中国周边地区尚属夷蛮狄，随着华夏文化的传播，也纳入中原文化区。春秋时代的中原一带已是文明繁盛、荟萃区，其族以华夏族为主干，称“华”、“夏”或“华夏”，而泛称其四方外围异族为“夷狄”；其国以周天子直接统治的王畿为核心的中原华夏文化区，称“中国”。其次，以中国为本位，尊夏攘夷。公羊家认为夷、夏之称并无常定，“《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并提出常辞应是“不予夷狄而与中国为礼”，反辞则是“不与晋而与楚子为礼也”（《公羊传》宣公十二年），由此变晋为夷狄、变楚为君子。再如晋楚邲之战，吴攻入楚郢都，击败向中原推进的楚，《公羊传》因吴为“夷狄”而“忧中国”，故称吴为“子”；对吴君臣霸道淫乱之行，却翻改其辞而“不称子”，因其“反夷狄”。第三，大体上执守攘夷本意，申明夷、夏之别。“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桓公救中国，而攘夷狄，卒怗荆，以此为王者之事也。其言来何？与桓为王也。前此者有事矣，后此者有事矣，则曷为独于此焉，与桓公为主？序绩也。”（南、北夷狄交相为害中原，桓公救中原各国而御南夷北狄，使楚屈服，如此业绩成就了大业。）齐桓公在南楚北狄围攻中原之时，安鲁、救邢、存卫，虽不能服秦、楚、狄，却“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扼阻蛮夷侵凌，保存中原种族，使之存续发展，因此《论语·宪问》中以“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之语称许之。第四，以礼端正名号的准则观之，持有夷狄之行则斥之为夷狄，有中国之行则许之为中国。前者如对于“楚子虔诱蔡侯般，杀之于申”。持有中国之行则许之为中国之例，如对于“吴败顿、胡、沈、蔡、陈、许之师于鸡父。胡子髡、沈子楹灭，获陈夏啮”一事，《公羊传》不赞成这场夷狄为主、中原诸国为客的战事；不以中原诸国为主、夷狄为客，是由于中原诸国不尊王室、上下败坏，沦为新夷狄。中国一向视中原文化之外的吴、楚为夷狄，《公羊传》甚至认为其性情犹如“楚有王者则后服，无王者则先叛”；“夷狄也而亟病中国”，野蛮强横，常来侵侮中国。《春秋》有“获陈夏啮”一辞，《公羊传》认为此中寓有对吴国褒奖之意。对于“荆败蔡师于萃，以蔡侯献舞归”及“州不若国”，《公羊传》认为称“荆”不称“楚”实有贬楚之意，称“以蔡侯献舞归”实不如称“获陈夏啮”。表示楚国蛮横无道，不明礼仪，“抓去”中国之君。故不以正常之辞书之；称吴为“获”，因吴能“少进”，“故从中国辞治之”，即以正常之辞书之。

史学方面，自司马迁撰《史记》，历代都有纪传体史书，至清代已形成著名的《二十四史》；编年体以《春秋》、《左传》、《资治通鉴》为代表；其他各种纪事本末体史书及古史、杂史、地方史志、史学理论等官私撰述，使中国成为世界上古代历史文献最丰富的国家，其中绝大多数出于汉族学者的手笔。在自然科学方面，天文学与数学的成就，一向为世人所瞩目，如张衡、祖冲之、一行（名张遂）、郭守敬等已被举世公认为世界文化名人。古代农学往往包括古代科学技术的多方面成就，据不完全统计，2000多年间，包括已经散佚与流传的农书达370余种，其中如《汜胜之书》、《齐民要术》、《王祯农书》、《农政全书》，是古代农学著作的代表作。

文学方面，诗歌占显著地位，从《诗经》、《楚辞》、到乐府、唐诗、再变成宋词、元曲。屈原、李白、杜甫、柳永、陆游、辛弃疾等人作品，不仅在中国文学史上大放异彩，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公认的名家。

散文方面，有著名的秦汉古文，至唐中晚叶，由韩愈、柳宗元等倡导恢复秦汉古文运动；到宋朝古文运动大获全胜。

明清时，小说创作发展。产生了许多名家、名著。其他方面，都有不少蜚声中外的名家，他们获得了令人赞叹的艺术成就。在这些艺术的发展中，以发展其艺术，形成了特有的风格。在一些类书巨著的编纂方面，也是由来已久。唐、宋时的《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册府元龟》等，特别是明朝的《永乐大典》、《图书集成》可称世界上著名的古老的百科全书，显示了以汉族文化为主体的中国古代文化的光辉成就。

汉族有悠久的天文学观测的传统。远在传说时代，就有世袭执掌天文的官吏，专门观测天象。以后历代沿续，设观星台、观象台、司天台、司天监、钦天监等机构，负责观测天象、推算历法。因此，汉文献中以日食、月食、恒星、彗星、太阳黑子等天象的观测与记录，都是世界上最早的和最完整的。汉族古代天文学家制造的天文观测仪器有许多优点，其关键部件和原理仍被应用于现代大型天文观测仪器中。并以显示天体运行为契机，最先发明了报时的机械钟。此外汉族独立发明了自己的历法。

日食发生的最早记录，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夏代。距今约3000年前的商代甲骨卜辞中，有日食、月食的确切记录。周代以及春秋战国以来的典籍中，更有日食、月食的诸多记录。

恒星的观测记录，也见于商代甲骨文中。《周礼》有冯相氏，“掌十有二岁、十有二月、十有二辰、十日、二十有八星之位”。战国时甘德著《星占》八卷，石申著《天文》八卷，后人合称为《甘石星经》，其中记载120颗恒星位置，是世界上最早的恒星表。古代天文学家把周天分三垣（太微、紫微、天市）二十八宿（东方青龙七宿——角、亢、氐、房、心、尾、箕。南方朱鸟七宿——井、鬼、柳、星、张、翼、轸。西方白虎七宿——奎、娄、胃、昴、毕、觜、参。北方玄武七宿——斗、牛、女、虚、危、室、壁），用这种区域划分来确定天体和天象发生的位置。先秦时期汉族先民绘制星图，留存最早的实物有五代时期出土的二块28宿星图刻石，其它著名的有宋代苏州石刻天文图及敦煌唐代星图。

对于哈雷彗星的观测记录，从公元前613年到20世纪初，汉文载籍中共有31次记录，最早的一次在公元前1057年。对于太阳黑子的观测，最早见于约公元前4世纪甘德的《星占》。正史中关于太阳黑子的记录，始于公元前28年。至1638年，见于正史中的太阳黑子记录约百余例，散见于其它汉文载籍的记载可能更多。这些珍贵的资料，仍有重要的科学研究价值。

由于积累了历代天文观测的丰富知识，汉代天文学家明确提出宇宙结构理论“浑天说”。否定了先秦的“盖天说”。

为了准确地观测天体和天象的位置，汉代天文学家耿寿昌、贾逵等发明了以赤道为坐标系的天文观测仪器，汉文称为“浑仪”或“浑天仪”。

汉代天文学家张衡创制的“浑象”（也叫“浑天仪”），是用来显示天象的仪器，类似现代的“天球仪”。它利用漏壶滴水发动齿轮，带动浑象绕轴旋转，可以将天象准确地显示出来。

机械钟的发明，始于显示天球旋转（即地球自转及公转）的天文仪器，为汉族首先制作。公元725年，唐代天文学家一行高僧（张遂）与梁令瓒在“浑仪”和“浑象”的基础上，制成“浑天铜仪”。这是一架附有报时装置的天文仪器，注水激轮带运转，一方面显示日月运行情况，另一方面立二木人于地平之上，每一刻自然击鼓，每辰自然撞钟。其擒纵轮靠水力驱动。

公元1092年，宋代天文学家苏颂制造了更先进的“水运仪象台”，这实际是一座大型天文钟台，高35.65尺，宽21尺。台分三层，上层是浑仪，用来观测日月星辰的位置；中层是浑象，旋转并确显示天象；下层设木阁，木阁又分五层，每层有门，每到一定时刻，门中有木人出来报时。木阁后有漏壶和机械系统，驱动整个仪器。苏颂钟是人类在中世纪最卓越的机械制造，其原理于两个世纪后传入欧洲，导致机械钟在西方的发展。

此外，春秋以前被普遍用来测量日影长度的“圭表”，也是汉族先民的一大发明。表为立竿，圭为卧尺，测日影长度，定冬至和夏至的日期以及回归年的长度。唐代一行等人最早实测了子午线的长度。汉族先民最早发现天然磁石和磁铁指南，并制作了“司南”和指南针。

汉族先民很早就发明了历法。相传先秦有黄帝历、瑞顼历、夏历、殷历、周历、鲁历。合称“古六历”。夏历又称“夏正”，以正月为岁首。殷历又称“殷正”以12月为首。周历又称“周正”，以11月为岁首。秦用瑞顼历，以10月为岁首。汉以来，有太初历、三统历、四分历、乾象历、太明历、戍寅元历、大衍历、12气历、统天历、授时历、时宪历、天历等。这些历法当中，除北宋沈括创制的“12气历”和太平天国颁行的“天历”是阳历外，其它历法都是阴阳合历。汉族仍然习惯使用传统的阴阳合历，同时使用世界大多数国家通用的公历。

汉族是有音乐传统的民族，汉族音乐有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创造。秦以前，汉族先民已创造了乐器和乐曲，发明了乐律。汉唐盛世，汉族音乐以歌舞音乐见长；宋元以后，则以戏曲音乐为主。当今世界公认的音乐律制，如五度相生律（汉族称三分损益律）、纯律及平均律，汉族皆独立发明，其成果如车条之辐辏，汇入世界音乐理论之轴心。

汉民族有自己悠久华美的服饰，即汉服（华服）。

汉服是世界上历史最古老的民族服饰之一，从传说中的黄帝一直延续。1644年清军入关后，下令全国剃发易服，1683年，清军入台湾，灭郑成功余部，从此汉服从华夏民族的日常生活中消亡。人们看到的“唐装”、长袍马褂以及旗袍都不是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唐装和长袍马褂是是满族民族服饰的改良，而旗（祺）袍则是在近代西方平权思潮的影响下由汉族女性发动的男女平权运动的产物，本质是融入了中式传统元素的现代时装，是中西结合的产物。

汉族主食以稻米、小麦为主，辅以蔬菜、肉食和豆制品，茶和酒是汉族的传统饮料。稻米的吃法以米饭为主，另有粥、米粉、米糕、汤圆、粽子、年糕等各种不同的食品；小麦则有馒头、面条、花卷、包子、饺子、馄饨、油条、春卷、炸糕、煎饼等吃法。汉族讲究并善于烹任，不同地区的汉族以炒、烧、煎、煮、蒸、烤和凉拌等烹饪方式，形成了不同的地方风味。汉族菜一般被分为鲁、川、粤、闽、皖、湘、浙、苏等八大菜系。

酒和茶是汉族主要的两大饮料。中国是茶叶的故乡，中国也是世界上发明酿造技术最早的国家之一。酒文化和茶文化在中国源远流长，数千年来，构成汉族饮食习俗不可缺少的部分，在世界上也发生了广泛影响。

汉族人饮茶，据说始于神农时代，少说也有4700多年了。中国汉族同胞还有民以茶代礼的风俗。汉族对茶的配制是多种多样的：有太湖的熏豆茶、苏州的香味茶、湖南的姜盐茶、成都的盖碗茶、台湾的冻顶茶、杭州的龙井茶、福建的乌龙茶等等。

汉族以粮食作物为主食，以各种动物食品、蔬菜作为副食的基本饮食结构。这与西方诸民族和中国藏、蒙等民族的饮食结构形成了鲜明的差别。此外，在长期的民族发展中形成了一日三餐的饮食惯制。一日三餐中主食、菜肴、饮料的搭配方式，既具有一定的共同性，又因不同的地理气候环境、经济发展水平、生产生活条件等原因，形成一系列的具体特点。

中国是茶的故乡，制茶、饮茶已有几千年历史，名品荟萃，主要品种有绿茶、红茶、乌龙茶、花茶、白茶、黄茶。中国茶艺在世界享有盛誉，在唐代就传入日本，形成日本茶道。

汉族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凡来了客人，沏茶、敬茶的礼仪是必不可少的。当有客来访，可争求意见，选用最合来客口味和最佳茶具待客。以茶敬客时，对茶叶适当拼配也是必要的。主人在陪伴客人饮茶时，要注意客人杯、壶中的茶水残留量，一般用茶杯泡茶，如已喝去一半，就要添加开水，随喝随添，使茶水浓度基本保持前后一致，水温适宜。在饮茶时也可适当佐以茶食、糖果、菜肴等，达到调节口味和点心之功效。

茶文化在汉族的生活中，非常重要。在汉朝，茶叶成为佛教“坐禅”的专用滋补品。魏晋南北朝，已有饮茶之风。隋朝，全民普遍饮茶。唐朝，茶业昌盛，茶叶成为“人家不可一日无”，出现茶馆、茶宴、茶会，提倡客来敬茶。宋朝、流行斗茶，贡茶和赐茶等等。

米酒，又叫酒酿，甜酒。旧时叫“醴”。用糯米酿制，是汉族传统的特产酒。

酒不仅是能满足提神、解除疲劳、医用等生理需要的饮品，而且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媒体，它在汉族长期的饮食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旧社会里，它是祭祀神灵和祖先的不可缺少的重要供品，在这种仪式中它起着沟通人神的媒体作用。在汉族的重要节日中，酒是不可或缺的必备品。汉族有句俗话，无酒不成宴。酒可以助兴，可以增加欢乐的气氛，还在不少地区流行的饮酒时的“猜拳”、酒令”、“酒曲”等活动，既是一种饮酒习俗，又是一种民族游艺和民间智慧，它具有活跃气氛，消除酒力，显示和锻炼智力等多种功能。有些饮酒活动形成独特的文化习俗，例如汉族中广泛流传的除夕饮屠苏酒，端午节饮雄黄酒，重阳节饮菊花酒等等，蕴含着汉族人民深厚的自然天道和人文观念，仍为人们称道。酒是汉族在日常生活和各种社会活动中传达感情，增强联系的一种媒介。在汉族许多地区，姑娘出嫁临行前要饮别亲酒，新郎新娘入洞房要饮交杯酒等等。所有这些饮酒习俗，都是汉族饮食和生活习俗的有机组成部分。

2004年12月，张居中与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合作，对贾湖遗址（新石器时代前期）出土陶器壁上的附着物进行化验分析，结果证明，附着物内发现有酒石酸的成分，表明九千年前，中国先民已会酿酒。被证明是发现的世界上最早的“酒”，其原料主要有稻米、山楂、蜂蜜等。研究成果刊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报》。2005年7月，其古配方在美国特拉华纳州狗鲨头酒厂被复制成功。

研究证实，沉积物中含有酒类挥发后的酒石酸，其成分有稻米、蜂密、山楂、葡萄，与现代草药所含某些化学成份相同，根据C14同位素年代测定，其年代在公元前7000~公元前5800年。实物证明，在新石器时代早期，贾湖先民已开始酿造饮用发酵的饮料。

专家认为：此前在伊朗发现的大约公元前5400年前的酒，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酒”。贾湖酒的发现，改写了这一记录，比国外发现的最早的酒要早1000多年，成为世界上发现最早与酒有关的实物资料。

节日食品是丰富多彩的。它常常将丰富的营养成分，赏心悦目的艺术形式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巧妙地结合起来，成为比较典型的节日饮食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类：

在旧时代的宫廷、官府、宗族、家庭的特殊祭祀、庆典等仪式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汉族的多数地区，这种现象早已结束，只在部分偏远地区或某些特定场合，还残存着一些象征性的活动。

春节除夕，北方家家户户都有包饺子的习惯，而江南各地则盛行打年糕、吃年糕的习俗，另外，汉族许多地区过年的家宴中往往少不了鱼，象征“年年有余”。端午节吃粽子的习俗，千百年来传承不衰。中秋节的月饼，寓含了对人间亲族团圆和人事和谐的祝福。其他诸如开春时食用的春饼、春卷，正月十五的元宵，农历十二月初八吃腊八粥、寒食节的冷食，农历二月二日吃猪头、咬蚕豆、尝新节吃新谷，结婚喜庆中喝交杯酒，祝寿宴的寿面、寿桃、寿糕等，都是节日习俗中的特殊的食品和具有特殊内涵的食俗。

汉族多在正月初一、二、三日忌生，即年节食物多于旧历年前煮熟，过节三天只需回锅。以为熟则顺，生则逆，因而有的地方在年前将一切准备齐备，过节三天间有不动刀剪之说。再如，河南某些地区以正月初三为谷子生日，这天忌食米饭，否则会导致谷子减产；过去在妇女生育期间的各种饮食禁忌较多。如汉族不少地区妇女怀孕期间忌食兔肉，认为吃了兔肉生的孩子会生兔唇；还有的地方禁食鲜姜，因为鲜姜外形多指，唯恐孩子手脚长出六指。过去汉族未生育的妇女，多忌食狗肉，认为狗肉不洁，而且食后容易招致难产等。

汉族的文化丰富多彩，在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开放虚怀、兼收并蓄，形成了齐鲁、中原、燕赵、关中、巴蜀、荆楚、吴越、岭南、滇黔、闽台、松辽、徽赣等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反映了汉族文化的多元性和多彩性。汉族自古对各种宗教信仰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乐天知命（命自我立，福自己求），和尊敬祖先（而不是祖先崇拜）是汉族的主要传统观念。历史上汉族人一部分信仰佛教、道教；后来天主教、基督教传入中国，又有一些人开始信仰这些宗教。几千年来，提倡以仁为中心，重视伦理教育，由孔子、孟子思想体系形成的儒家学说对汉族产生着深刻的影响。

过大年/春节：阴历正月初一，俗称过年，传统上从岁末除夕、新年正月初一持续到正月十五元宵节。过年时，除夕要守夜，初一要拜年，放鞭炮。

元宵节：阴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又称为上元节、上元佳节、小正月、元夕或灯节，是春节之后的第一个重要节日，是中国亦是汉字文化圈的地区和海外华人的传统节日之一。正月是农历的元月，古人称夜为“宵”，所以把一年中第一个月圆之夜正月十五称为元宵节。传统习俗出门赏月、燃灯放焰、喜猜灯谜、共吃元宵、拉兔子灯等。此外，不少地方元宵节还增加了耍龙灯、耍狮子、踩高跷、划旱船、扭秧歌、打太平鼓等传统民俗表演。

清明节：阳历四月五日—四月六日，祭祖、扫墓。

端午节：阴历五月初五，又称端阳节，主题：吃粽子。

七夕节：阴历七月初七，又称乞巧节，当日女子拜织女，以求自己心灵手巧，嫁得如意郎君；男子拜魁星，以求金榜题名，事业有成。

中元节：阴历七月十五，又称盂兰节，俗称七月半、鬼节，有祭祀灵魂等民间习俗。

中秋节：阴历八月十五，举家团圆，又叫团圆夜，主题：赏月、吃月饼，讲嫦娥奔月的故事。

重阳节：阴历九月初九，又名“敬老节”。

腊八节：阴历腊月初八，吃腊八粥的习俗来源于佛教故事，即释迦牟尼得道成佛的“成道节”。各地佛寺常于“腊八”举行诵经仪式，并效仿牧羊女的煮粥方法，在佛前献上“乳糜”之物。因此，煮粥敬佛就成为传统，这就是“腊八粥”。到了明朝，“腊八粥”成了帝王赏赐大臣们的节令佳食。清朝，不但“腊八粥”已经在民间普及，连宫中的皇帝、后妃、文武大臣和社会上层人士也家家煮“腊八粥”了。

小年：南方地区为农历十二月廿四，北方地区为农历历腊月廿三。

汉族传统节日中西历对照表

初七：驱傩日

初八：腊八节

十六：尾牙节

廿三：祭灶日

除夕：腊月的最后一天。除夕夜普遍有阖家团聚吃团圆饭、喝守岁酒的习俗，许多地区家宴中都要安排鱼肴，寓意“年年有鱼”。北方地区各家各户都要包饺子，江南各地盛行打年糕、吃年糕，分别寓意团聚安康与步步登高。

初一：春节（元日、元旦、元正、元辰、元朔、正旦、正朔）

初七：人日节

初八：谷日节

初九：天日节

初十：地日节

十五：元宵节（上元节、灯节）

二十：天穿节

廿五：填仓节、春分节（于春分日）

晦日：无

初一：中和节（太阳生日）

初二：春龙节（龙抬头、龙头节、社日）

十五：花朝节（花神节、百花之神生日）

寒食节（冬至日后一百零五日，清明前一二日）

清明节（于清明日）

十九：观音诞

初三：上巳节（女儿节）

立夏节（于立夏日）

初八：浴佛节（释迦牟尼诞辰）

十八：碧霞元君节

初五：端午节（端节、端五、端阳、重午、蒲节、天中节）

夏至节（朝节，于夏至日）

十三：雨节（关公磨刀日）

二十：分龙节

初六：天贶节（六月六、晒虫节、虫王节、回娘家节）

十九：观音会

廿四：观莲节（莲花生日）

初七：七夕节（乞巧节）

十四：秋日拔禊

十五：中元节（盂兰盆节、鬼节、瓜节）

廿九：地葬节

初一：天灸日（天医节）

十五：中秋节

初九：重阳节

十九：观音会

初一：寒衣节（授衣节、冥阴节）

十五：下元节（下元水官节）

冬至节（于冬至日）

商族起于东夷，周人起于戎狄，由夷狄而入华夏以主中原。在秦汉，秦人出于西戎而一统六国，完成了从西到东的华夏整合。早在传说时代，在距今五千年前，在中原黄河流域，主要有夏族；在东部的淮河流域和泰山之间，有东夷；在南方的长江流域，有三苗；在西北地区的黄河与湟水间，有羌族；在北方的蒙古高原，有獯鬻。夏族与周围各族都有交往联系。到了夏、商、西周和春秋、战国时期，各族之间交往更加密切。在黄河流域有夏、商和周族，东方有夷族，东北有肃慎，北方和西北有狄、戎、羌、氐，南方有蛮、越等民族。在此期间，以夏族、周族和商族为主，吸收了夷、羌、狄、苗和蛮等民族的成分，演化成华夏族。公元前21世纪后，中原地区相继出现了夏、商、西周几个王朝。他们虽都自认黄帝为其祖先，实际却来自不同的部落集团，经过漫长历史年代的接近、交往、斗争和融合，形成了共同族体。夏人原属于西羌集团；商人源于东夷集团，起初臣属于夏；周人兴起于西北，属于戎狄集团，先后为夏商西部的方国；这三者之间曾经存在长期独立并存关系。西周时已出现华、夏单称或华夏连称的族名，以区别于蛮、夷、戎、狄等；至战国时，秦、楚、齐、燕、韩、赵、魏同称诸夏。后经兼并、争战，形成诸夏统一趋势，进至中原的戎、狄、夷、蛮也与华夏融合，华夏成为稳定的族体，分布区域已达东北辽河中下游、西北洮河流域、西南巴蜀黔中、东南湖湘吴越等广大地区。前221年秦兼并六国，统一诸夏，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封建国家。汉族以先秦华夏为核心，在秦汉时期形成统一民族。

关于汉民族的族称，汉朝人自称“中国人”。当时，王朝周边的各民族往往称汉朝所辖郡县境内的人为“汉人”，意思是“汉朝的人”，“汉”并非是一个民族概念。到魏晋时期，汉族人自称“中国人”“晋人”。这时，统一王朝内的“中国人”这一称呼，已经不再专指汉族，开始为王朝境内包括汉族在内的各民族所共享。随着北方民族在中国北方建立封建王朝（如北魏），统治民族为了将自己与汉族区别开来，即用“汉”或“汉人”来专称汉族。这样，“汉”或“汉人”就成为一个正式的民族概念，标志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民族（汉族）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