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10月中旬，亲蒋的粤军军阀陈济棠派出的三个师与桂军吕焕炎师逼近南宁。邓小平领导的广西党组织当机立断，按照既定计划，指挥所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第五大队、教导总队三支武装部队共3000多人，逐步撤离南宁，分别挺进左、右江地区，即南宁兵变。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广西。俞李主政广西期间，为巩固其政权，主动要求中共派干部到广西工作。

1929年9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由中央特科交通员龚饮冰护送到达南宁，担负统一领导中共广西特委和中共广西军委的重任。到达南宁后,邓小平以广西省政府秘书身份，对俞作柏、李明瑞等重要人物进行卓有成效的上层统战工作和秘密兵运工作，迅速发展广西全省的革命斗争。

中共广西省党代会结束不久，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之时，国民党改组派派人到南宁游说俞、李参加反蒋，使广西政局发生了急剧变化。

俞、李主桂后，以汪精卫和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头目积极拉拢他们与依附汪精卫的张发奎部联合反蒋，并派薛岳到南宁游说，许诺接济80万元经费，请俞、李出兵与张发奎一起攻击附蒋的粤系陈济棠部。俞、李早就有先倒桂后反蒋的打算，加上其时蒋介石已发觉俞、李主桂后与中共关系密切，不仅断绝了对桂的军费资助,还密谋“解决”俞、李。所以俞、李对改组派的挑动有所考虑。俞、李还在踌躇不决时，汪精卫以张发奎所部已行进在途，不容稍有失误为由，逼俞、李立即表态。邓小平等获悉这一消息，立即作了研究,认为俞、李掌握广西政权不到半年，立足未稳，仓促反蒋，必然失败,这也将打乱中共原来的工作部署。因此，党组织一方面真诚向俞、李陈明利害，晓以大义,劝他们不要轻易出兵参加军阀混战；另一方面，作出应变的决策,决定把党的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群众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农村，把党在南宁掌握的武装部队撤到左右江地区去，建立革命根据地。

为此，邓小平和贺昌等同志立即与中共广西特委商议，于9月中下旬，召开了研究左右江地区工作的会议。会后，派特委委员雷经天到恩隆县平马镇，建立省农协筹备处右江办事处和担任中共右江工委(后改为右江特委)书记；派特委常委陈洪涛和党员干部、徐达生、张震球等分别到东兰、凤山、恩隆、奉议、思林、向都等县领导农运和筹建县党委；派党员干部何建南、麦锦汉、苏文灿等前往龙州县领导农民运动，成立“左江农民运动指导委员会”，由何建南担任主任委员。这就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左右江地区革命运动的领导，使左右江地区党组织和农民运动得到迅速发展。9月下旬，恩隆县第二届农民协会成立，刘伟谋任主席。与此同时，向都县的农民自卫军在共产党员林柏、陈鼓涛、黄绍谦领导下,攻入向都县城，收缴县警团局武器,农军扩大至1200余人。何建南到龙州后,一个月时间内,建立了党支部，下冻和县城的工农运动有了较大发展。

9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不听劝告，决定通电反蒋。10月1日，在南宁举行反蒋誓师大会，通电全国，宣布俞任南路讨蒋军总司令,李为副总司令。会后，即出兵沿西江东下进攻陈济棠部。张云逸以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五大队未训练好、后方需要保卫为理由，建议把这些部队留守南宁。俞、李同意这一建议,并决定由张云逸担任南宁警备司令和接管南宁军械库等机关。俞、李率兵离开南宁后，邓小平等抓紧做好应变准备,加强对部队进行宣传、教育和改造工作,还特地把所有汽船集中在邕江岸边待命，以便随时调遣。

不出所料，俞、李出兵反蒋后不到十天就遭失败。蒋介石使出重金收买分化的故伎，派人将200万块大洋送到梧州给第十六师师长吕焕炎,还以广西省主席一职相许。10月2日下令免去俞作柏本兼各职，任命吕焕炎为广西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并通过吕焕炎收买李明瑞的心腹、第十五师四十四旅旅长黄权,任命黄为独立第五师师长。10月3日，吕焕炎在梧州宣布拥蒋，通电就职，宣布欢迎“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粤军入桂。10月4日，第五十七师师长杨腾辉在柳州通电逼俞、李下野。5日，蒋介石宣布免去李明瑞本兼各职，由杨腾辉接任。至此，俞、李所属部队只剩下两个团和留在南宁的部队。陈济棠按照蒋介石的命令，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三个师入桂，协同吕焕炎的两个旅向南宁逼近，引起南宁极大的骚动,气氛骤然紧张起来。

10月6日，一些反动分子捣毁省农协机关。教导总队中没有改造好的反动军官趁机煽动学员离开队伍去投蒋，李朴等中共党员及时出来制止。张云逸连夜驱车赶到教导总队驻地，召集各党支部领导成员开会，决定分组发动学员对反动分子进行斗争,揭露他们投蒋的反动本质,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开展一场投向革命还是背离革命的说理斗争。经过一天的宣传教育，大部分学员认清了是非，留守的600多名学员和教官，除100名左右要求离队外，其余500人表示跟共产党干革命。在这关键时刻，邓小平当机立断,坚决否定在南宁暴动的主张，果断决策领导我党掌握的三支部队举行兵变，分兵转移左右江地区，与农民运动相结合,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中共广西军委命令俞作豫率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掩护邓小平和中共广西军委乘军械船挺进右江。按照原定计划，把南宁军械库里存放的五六千支步枪和大批弹药物资装上汽船运走。

1929年10月12日深夜，广西教导总队发生了亲蒋分子企图分裂队伍、拉队投蒋的叛乱事件。邓小平处变不惊，指挥若定，与张云逸等人平息了叛乱。同时，邓小平作出一个英明的决策：从13日起，把共产党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和广西教导总队分批、分期撤往左右江；派人护送俞、李随队到龙州，团结俞、李，争取把他们引上革命的道路。　

10月13日，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护送俞作柏、李明瑞撤往左江地区的龙州（后俞作柏经越南转到香港）;翌晨，邓小平也率领警卫部队和地方机关干部,装满武器弹药的军械船，溯右江而上，张云逸等则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部分教导总队学员从陆路沿右江岸边掩护军械船前进。从此,广西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14 日清晨，邕江洋关码头人声鼎沸，车水马龙。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士兵、佩戴红袖章的工会会员和农军，正在紧张而有序地往船上装运枪支、弹药等物资，做撤退前的最后准备。当朝霞映红邕江水面时，在“革命万岁”的欢呼声中，邓小平、陈豪人率撤退的党员、团员站在船头，向送行的人们挥手告别。一艘艘满载士兵和军用物资的汽轮驶出码头，向右江驶去。这就是史称的“南宁兵变”。

南宁兵变作为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兵运工作的成功典范，也是邓小平同志军事生涯的光辉起点，在中国革命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943年，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研究》中也高度评价了中共广西党组织开展南宁兵运斗争的经验。

1929年，邓小平从洋关码头抵达南宁，点燃了广西革命的火种。 南宁兵变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的一大创举，也是邓小平同志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辉起点，是他认真执行中共中央指示，并结合广西具体实际，实事求是地领导武装革命工作的第一次具体体现。

知党史，方能不忘初心。1929年南宁兵变作为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历史的一部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兵运工作的成功典范，而南宁也在时代更迭中，不断赋予红色基因新的养分——如南宁党史微视频课《南宁兵变的时代意义》入选2020年广西干部网络学院必修课。该视频课总结分析了南宁兵变的历史作用和现实意义，富有浓郁的南宁地方特色和较强的感染力，是普及地方党史，开展党性教育的创新性尝试。

南宁博物馆自2016年开馆以来，累计参观人数已超过300万人次，“1929南宁兵变”展览成为观众和游客重温历史，接受红色教育的载体，更为新时代加强党员党性教育和理想信念教育搭建了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