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创设于1910年，研究的主要范围包括：亚非政策、国际安全、全球经济、环境能源、核扩散、俄罗斯及欧亚事务等，在世界各地有百位研究专家。

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原称基金会）是美国成立最早又颇有影响的研究院之一，是卡内基家族的第二大基金会；同时，它也是美国著名的主流思想库，标榜超脱党派、兼容并蓄，以“促进国家间合作以及美国的国际交往”为宗旨，并重视研究的“实际结果”。通过对其政治观点和倾向性的分析可知，研究院偏向于国际主义、多边主义，主张进行裁军、军备控制、接触谈判和国际合作，并支持把联合国作为国际论坛和世界秩序的象征，思想倾向属于典型的“中间派”。

研究院主要研究国际事务和美国外交政策，特别是移民问题、核不扩散问题、地区冲突问题、多元主义、民主建设和使用武力问题。其总部设在华盛顿特区，在莫斯科等城市设有研究中心。除了日常研究，研究院还通过实地考察、举办会议、出版刊物、提交研究报告、合作研究等形式，扩大其政治影响和学术地位。研究院也把“培养军备控制、地区安全、国际法等国际事务研究与活动的人材”作为其重要宗旨之一。

历史观沿革与政治影响

20世纪初的国际主义者们大多认为，只要拥有强有力的国际法和国际组织，战争是可以避免的。该研究院的创始人、美国著名的工业家、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也不例外。为实现这一信念，他大量捐款，包括在1903年为建立海牙“和平宫”捐献150万美元。“我现 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关注和平事业”，1907年他这样写道。他认为有必要建立一个机构“对公众进行和平教育，在全国推广仲裁司法，促进世界商业免受战争的威胁”。

1910年11月25日，在卡内基75岁生日这天，他宣布资助1千万美元信托资金创办卡内基基金会（后称研究院），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致力于研究和平问题和推广世界事务的公众教育机构。卡内基声明，每年来自信用基金收入的相当部分必须用于废止战争“这个文明的毒瘤”；“当和平的目标实现了，收益必须用于禁止另一场更堕落的罪恶，主要指对人类进步、幸福、提高形成最大阻碍的罪恶”。卡内基提名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为荣誉总裁，并挑选了28名董事，均是美国企业界和公众生活中的领袖人物，包括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爱罗特(Charles W. Eliot)、著名慈善家罗伯特·布鲁金斯、前驻英国大使约瑟夫·彻特(Joseph H.Choate)、前国务卿约翰·福斯特(Johm W. Foster)、麻省理工大学前校长亨利·朴瑞彻特(Henry S.Pritchett)以及卡内基研究所所长罗伯特·伍德沃德 (Robert S. Woodward)等。卡内基指示董事会成员，为达到和平目标，可“自由决定采取何种措施和政策”。他挑选长期给自己担任顾问的纽约市参议员、前战争部长依利胡·鲁特(Elihu Root)担任第一任总裁。鲁特1912年获诺贝尔奖，并一直担任总裁至 1925年。

当时研究院的工作主要分为三部分：一是促进国际法发展和国际争端的解决；二是研究战争的根源和影响；三是促进国际理解与合作。研究院还在巴黎建立“欧洲中心”咨询委员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使许多国际主义者的信仰土崩瓦解，但卡内基研究院继续坚持促成国际和解，并在战后资助欧洲重建工作，还建立起海牙国际法学院。此外，研究院还出版了22卷的《国际法》和150卷的《世界大战经济和社会史》。当时研究院的交流与教育部门十分活跃，投入大量资源“直接面对公众”，并“试图弄清和影响公众意见”，使卡内基和平研究院成为美国颇受尊重的重要政策研究机构。

1925年，尼柯拉斯·伯特勒(Nicholas Murray Butler)继鲁特之后担任总裁长达20年。他促成1928年《非战公约》的签订，并因此获诺贝尔奖。在他之后，约瑟夫·杜勒斯(Joseph E Johnson.John Foster Dulles)担任总裁，加强了研究院的课题研究和公众教育职能，并对二战后联合国及整个国际法律体系的建立发挥过一定作用。当时研究院还为战后新独立国家进行外交官培训，并推出颇有影响的《国际调解》刊物。为了便于与联合国接触，研究院把“欧洲中心”移往日内瓦，使之成为美国与欧洲进行国际问题对话的重要舞台。这一阶段大通银行的大卫·洛克菲勒、艾森豪威尔总统、IBM创始人托马斯·沃森等重要人物均担任过董事会成员。随着50年代冷战的加剧，研究院发起研究苏联问题。

1971年，托马斯·修斯(Thomas L Hud1es)担任新总裁。他认识到当时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存正在增加，而世界安全开始面临新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国内正处于“国家未来如何发展”的辩论当中。他认为研究院应更着重研究与美国政策有关的问题，加强公开辩论活动。这一观点得到董事会主席米尔顿·凯兹(Milton katz)及后来的约翰·道格拉斯(John W.Douglas)的支持。l970年，研究院把总部迁回华盛顿，并在1983年关闭纽约和日内瓦的办公室。研究院还与美国外事协会一起，于1971年联合创办“面对面讨论计划”(Face – to - Face Program)，邀集政府、国会各部门官员、专家、学者、新闻记者和民间机构代表与会，就国际重大问题和美国对外政策进行秘密讨论，促进政府和非政府人士就国际问题进行对话。通过这些方式，卡内基研究院不只为个人提供了一个探索当代公共政策问题的论坛，同时也促进了其成员与政府官员之间的关系，使卡内基研究院赢得“受尊敬思想库”的名誉，其成员也定期在电视采访节目中露面。与此同时，研究院还创建了著名的《外交政策》刊物。

20世纪 70 年代，大批以研究外交政策为目标的思想库和非政府组织涌现出来，卡内基研究院也借势“孵化”出几个新组织，包括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设在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军控协会。在1985年该研究院成立75周年之际，研究院发表了颇有影响的《疏离：美国与世界》，深人分析了美国在战后的国际地位。

1991年，马顿·阿布墨威兹(Mrton Abramowitz)担任总裁，先后与董事会主席查尔斯·威克(Charles Zwick)和罗伯特·卡斯威尔(Robert Carswell)搭档。这一期间研究院不断调整研究方向，把“民主促进”、市场改革的政治经济学、武力使用、维和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1992年，研究院发起关于外交政策新形势的深人研究，并发表一系列关于外交政策环境的分析报告，比较有影响的有温斯顿·洛德主持的“改变我们的作风：美国和新世界”课题、理查德·霍尔布鲁克与威廉·弗伦泽尔编辑的《总统选举备忘录：以目的制约手段》一书等。此外，研究院还于1993年在莫斯科创建研究中心，后成为俄罗斯著名的公共政策研究所。这一期间研究院把华盛顿特区马萨诸萨大街1779号定为研究院总部的永久性地址。

研究院的核心领导是由25人组成的董事会，成员包括前政府官员、公司银行经理董事和研究院负责人。现任董事会主席由唐纳德森公司(Donaldson)总裁威廉·唐纳德森(William H. Donaldson)担任，副主席是威廉·克诺里公司(Willians & Connolly) 合伙人格瑞格里·克瑞格(Gregory B.Craig)。董事会成员包括摩根·斯坦利顾问主任理查德·迪普斯(Richard A. Debs)，艾森豪威尔世界事务研究所所长苏珊·艾森豪威尔 (Susan Eisenhower)，对外关系委员会总裁里斯里·盖博(Leslie H. Gellb)，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特殊代表奥拉瑞·奥图诺(Olara A. Otunnu)，布鲁金斯学会总裁塔尔博特(Strobe Tahott)等。

研究院总部位于华盛顿的中心地区，与白宫、国会山、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部毗邻，与美国著名思想库——布鲁金斯学会只有一墙之隔。该总部设有行政办公室、财政服务部、交流部、人力资源部、计算机系 统部、研发部、《外交政策》刊物部及图书馆，共有成员100人。此外，研究院的莫斯科中心还有成员41人。杰西卡·马修斯从1997年5月起担任研究院总裁。她在70年代曾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全球问题办公室主任，后参与创建世界资源研究所，也担任过《华盛顿邮报》编辑和对外关系委员会高级研究人员。1997年，她在《外交季刊》上发表《权力的转移》一文，被评为该杂志75年以来最有影响力的文章之一。自担任研究院总裁之后，马修斯着手扩大莫斯科中心，在中国启动合作研究项目，创立全球化研究项目，并把《外交政策》由季刊变成为双月刊。

参加该研究院的专业研究人员既拥有相当的学术水平，又有在政府内实际工作的经验，其中不少人被政府任命为重要外事官员或政策顾问，或应邀参加政府举办的各种会议，出席国会昕证会，因此与政府、国会、国务院的关系密切，其活动也受政府和国会人士的重视和支持。除以上途径，研究院还通过出版、参与电视媒体、举办记者招待会和其他各种会议，对政府制订对外政策和国会辩论施加广泛影响。它与对外关系委员会及重要的日耳曼·马歇尔基金会关系更为密切，协同办公，并互任理事。研究院还组织“初级学者计划”，每年挑选优秀大学本科生参加，组织他们研究国际关系，参加讨论，帮助导师撰写文章，了解华盛顿外交政策的运作等。

研究院除本身的基金外，还接受外界提供的基金，主要来源是东部财团 控制的洛克菲勒基金会和福特基金会。此外还有美国政府(如国务院人口、难民及移民局)、公司、外国政府(如加拿大政府)、美洲间发展银行、世界银行及慈善机构、大学、研究所等提供的资金。

研究院出版的《外交政策》是世界上非常有影响的国际政治经济期刊。该杂志被美国政治学会评为“国际关系领域的知名刊物”，以英语、土耳其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在128个国家内发行。此外，研究院还有不定期出版的《政策简报》(Policy Brief)、《问题简报》(Issue Bdef)、《工作报告》等。

崭新的国际时代正在到来。随着新权力中心的形成，即便是最强大的国家，控制各种力量以影响国内外事务的能力已经降低。和平的愿望主导着各个大国，但破坏稳定的冲突还在加剧。经济的一体化带来了全球性的空前增长，但也引发了新的挑战。融入国际市场和被拒该市场大门之外的国家之间的鸿沟正在加深。

我们仍然面临着强权政治和传统的安全威胁，但全球化趋势中复杂而不时出现的冲突性影响正在改变国际关系的法则和地缘政治的策略。许多地区的权力和影响力正在向非国家性的角色转移，包括跨国公司、非政府机构和犯罪联盟。这些重大的变化对国际的安全和人类的福利有深远的影响，这也正是卡内基研究院当前研究和工作日程中的主要内容。

卡内基研究院主要通过四大部门的活动—全球性政策项目、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中国项目，以及《外交政策》杂志，来协助制定关于传统和新兴问题的政策辩论内容。

全球性政策项目（The Global Policy Program）提出了经济、政治和技术变化的全球化过程对现有政策的挑战。它的研究项目涉及诸多领域：民主与法制，防武器扩散，国际贸易，以及美国的全球角色。这个项目重点将全球政策的最新议程与传统安全问题的关切结合起来，并推动新的政策对特定的跨国问题作出回应。

俄罗斯和欧亚问题项目（The Russian and Eurasian Program）是在冷战结束后，卡内基研究院为了促进国际学术交流和加强自身建设而加以扩展的。1993年 ，研究院成立了卡内基莫斯科中心，成为前苏联第一个完全独立的公众政策研究中心。该中心致力于知识分子间的自由交流，并为公共政策讨论提供了享有盛誉的中立论坛。除了中心主任之外，四十名成员几乎全部都是俄罗斯人。

2022年4月，据法新社莫斯科消息，俄罗斯当地时间4月8日称，俄罗斯关闭了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院等组织的地方办事处。

卡内基研究院探讨与中国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中国项目（ China Program）研究重点是中国的民主与法制建设、经济改革、以及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之间的重要关系。中国项目还关注与中国有关的区域安全问题，对亚洲和中国与防止核扩散和军备控制有关的问题提出分析。卡内基研究院与北京中央党校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建立了长期的学术交流合作计划，也与中国的其他学术机构探讨对中国法律改革等项目进行联合研究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