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英语：William Howard Taft，1857年9月15日－1930年3月8日），美利坚合众国政治家、法学家，第27任美国总统（1909年3月4日－1913年3月4日），第10任美国首席大法官（1921年7月11日－1930年2月3日）。司法部长阿方索·塔夫脱之子。

1857年9月15日，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塔夫脱又译塔虎脱、塔夫托、塔夫特等）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他的祖先是英国移民。父亲阿方索·塔夫脱是辛辛那提的法官，先后担任过美国驻俄公使和驻奥公使，做过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政府的陆军部长和首席检察官，在美国共和党内有重要影响。

塔夫脱性情温和，聪明伶俐，学习成绩优异。小时候大家叫他“威利”。1874年，塔夫脱以全班第二的成绩毕业于辛辛那提伍德沃德中学，同年进入耶鲁学院（今耶鲁大学）。塔夫脱入学时，耶鲁正从一个很小的地方学院变成一所提供通识教育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这为开阔塔夫脱的视野提供了很好的机会。他涉猎广泛，阅读了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亨利·福西特的《政治经济学》等专著。耶鲁的一些教授也给了他很大的影响，比如伍尔西教授的《国际法》和萨姆纳鼓吹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等。他的毕业成绩在全班120人中名列第二。

在耶鲁期间，塔夫脱不仅学习成绩优异，多次在数学和写作方面获奖，而且在体育和各种社会的活动方面也很突出。他是学校的重量级摔跤冠军。1878年，塔夫脱以全班第二名的成绩毕业，成为毕业典礼上致辞的学生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塔夫脱做了题为“大学毕业生的职业和政治前途”的精彩演讲。

毕业后，塔夫脱回到家乡，又在辛辛那提大学法学院攻读了两年法律，在1880年取得法学学士学位，取得俄亥俄州律师资格。毕业后的头几个月，他先后为《辛辛那提时报》和《辛辛那提商报》工作。不过，塔夫脱更愿意到政府部门工作。1881年初，他辞掉了《辛辛那提商报》的工作，谋得了俄亥俄州汉密尔顿县助理检察官的职位。仅仅一年之后，塔夫脱又被切斯特·艾伦·阿瑟总统任命为俄亥俄第一税务区的联邦税务官。出于对总统和共和党的忠诚，塔夫脱接受了这个职位，但因心中认为这一工作环境容易使自己变得不正直，所以他在不久后选择辞职。辞职后的塔夫脱先到欧洲探望了正做驻奥匈帝国公使的父亲和随行的母亲，并在欧洲游历了几个月，回国后开始与人合伙开业当律师。

不过，塔夫脱并没有放弃对政治的热情。他积极参与共和党的竞选活动，为约瑟夫·福勒克竞选州长、布莱恩竞选总统鞍前马后地奔波。虽然二人当年都没选上，但塔夫脱却因此赢得共和党内的政治地位。1885年福勒克终于当选俄亥俄州州长，塔夫脱则成为汉密尔顿县的法务官助理。1886年6月19日，他与辛辛那提的律师约翰·W.赫伦（与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总统私交甚笃）的女儿海伦·赫伦结婚。海伦对塔夫脱的私人生活和事业都发挥了重大影响。1887年，俄亥俄高等法院法官职位出现空缺，福勒克又提名塔夫脱顶替这个未完的任期。第二年，塔夫脱自己竞选成功，获得一个五年的任期，继续做俄亥俄高等法院法官。1889年9月，由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斯坦利·马修斯去世，法官席位空出了一个。福勒克立即给本杰明·哈里森总统写去一封推荐信，力荐塔夫脱入替。他在信中说：“（塔夫脱）是一个身体强壮、审判明确、处理得当的人，在任何方面都十分适合这个职位。”哈里森没有听从福勒克的意见，但这确实引起了他的注意。

1890年，哈里森任命塔夫脱为美国司法部副部长。起初他有点犹豫是否接受这个任命，因为这会使他离开俄亥俄高等法院。但妻子和家人都支持他去，希望他抓住到首都去工作的机会，而且他考虑到这个职位可以使他在最高法院代表合众国参加诉讼，于是他抛开疑虑，接受了这个任命。事实证明司法部副部长的职位对他以后的发展很有帮助。他共代表美国政府在最高法院参加了27个案子的辩论，赢了20个。这为他赢得了全国性声望。

从1880至1900年的20年里，塔夫脱的大部分时间是当律师和法官。他被大资本家誉为精通公司业务的名律师。塔夫脱所作的判决，虽然总是冗长一些，但却以其审慎的法律学识而著称。他曾开玩笑地写道：“当办公室倒塌下去的时候，我的招牌总是正面朝上。”足见他对自身能力的自信。

在司法部副部长任上，塔夫脱于1891年的“白令海仲裁案”中表现出色。此案涉及到加拿大渔民在美国宣称享有主权的海域捕猎海豹的问题。在英国起诉美国后，塔夫脱到最高法院为美国辩护。他陈述的重点是，对缉私船的授权来自财政部，司法部门不能依据宪法要求行政部门停止使用它们，因为那样会违反三权分立原则。最后，塔夫脱的观点得到了最高法院支持。该案既为塔夫脱赢得了声誉，也使他意识到国际法对自己国家利益的影响。

做司法部副部长的经历不仅让塔夫脱加深了对宪法的理解，提高了他在华盛顿政治舞台上的声望，而且还使他有机会结识了一些显要人物，其中包括西奥多·罗斯福和约翰·海伊等共和党的下一代领导人，为他以后的平步青云创造了条件。

1891年，美国国会决定设置九个巡回上诉法院，分担最高法院的任务，以缓解最高法院案件积压的现象。1892年3月，国会决定给每个联邦巡回上诉法院补充一名法官，塔夫脱为此积极活动，成功被本杰明·哈里森总统任命为第六巡回上诉法院法官。

塔夫脱在俄亥俄州高等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期问，正值美国工农运动高涨的时期，因此，塔夫脱免不了审理劳资纠纷的案件。从1890年的“莫里斯公司诉砌砖工人工会案（Moores＆Company v.Bricklayers'Union）”和1894年的“费伦案”等典型的案例看，塔夫脱的判决往往是对劳工组织不利的。他对工人运动的动机深表怀疑，私下里倾向于妖魔化工会领袖。但在判案时，塔夫脱还是更看重法律，而不是个人情感。这种对待罢工工人的态度，使塔夫脱获得了“反劳工禁令法官”的名声。

1900年1月，塔夫脱奉威廉·麦金莱总统之命回到华盛顿。2月，麦金莱任命他为菲律宾委员会主席。4月，塔夫脱携妻儿赴任。

在考察了菲律宾的情况后，塔夫脱一方面说服当地军政府首脑，发布大赦公告，声明对在一定期限内自首的反美武装人员一律既往不咎；另一方面，他又向华盛顿建议，尽早在菲律宾组建文职政府，取代让当地人反感的军政府。在他的努力下，菲律宾人的抵抗力量逐渐被瓦解。到1901年3月2日，美国国会通过了《斯普诺修正陆军拨款法案》，授权总统在菲律宾成立文职政府。7月4日，塔夫脱出任菲律宾的民政长官（1903年2月6日后改称总督）。

在巩固统治基础的同时，塔夫脱领导的文职政府还在菲律宾进行了大量的社会、经济改革。他积极改善当地的经济状况，修筑公路、创办学校；推行土地改革，购买了梵蒂冈天主教会在菲律宾的三十万亩土地；把菲律宾精英阶层有限度地纳入统治秩序。经过四年的经营，塔夫脱巩固了美国在菲律宾的统治。他的工作被认为“很有成就”，有人甚至在演说时称塔夫脱是一位“能创造奇迹的圣人”，因而也很得罗斯福总统的赏识。

1904年1月底，塔夫脱回国，于2月1日就任陆军部长。当时陆军部长的职权非常大，不仅管理美国武装部队，而且管理美西战争后美国夺取的殖民地。菲律宾、波多黎各、关岛、巴拿马，甚至夏威夷和古巴，都在陆军部长管辖范围之内。所以，塔夫脱实际上又是美国的殖民部长。

塔夫脱任陆军部长7年，在拉丁美洲和远东地区积极推行罗斯福政府的殖民扩张政策，得到了管理美国殖民利益的丰富经验。他说：“我到过菲律宾两次。在到达和离开菲律宾的旅途中，我两次周游世界。而在那四次旅行中，我访问日本四次，西伯利亚和俄国一次，中国三次，罗马一次，巴拿马地峡七次，古巴两次，波多黎各一次……这样一种经验使我能够了解到许多国家和许多民族的气氛和环境。”当时，美国许多政客包括罗斯福在内，都不敢自夸有塔夫脱那样广泛的实际外交经验。

塔夫脱不仅积极推行罗斯福的政策，而且大力支持罗斯福1904年重新竞选总统。因此，罗斯福十分信任塔夫脱。在罗斯福第二任期时，也就更加重用塔夫脱了。从此，陆军部长塔夫脱从政府的发言人变成了实际上的总统助手。罗斯福交给塔夫脱越来越重要的职务。塔夫脱监督菲律宾事务，负责巴拿马运河的修建。一家杂志把他称为“在天涯海角啃硬骨头的大使”。当国务卿约翰·海伊患病时，塔夫脱实际上代理国务卿的工作。在罗斯福暂时离开时，塔夫脱又实际上代行总统的职权。有时，塔夫脱被罗斯福召去担任特命全权大使去解决严重的政治危机。例如1905年7月，塔夫脱以罗斯福总统私人代表的资格，与日本首相桂太郎签订了一项关于日本并吞朝鲜的秘密协定《塔夫脱-桂太郎协定》（又称《塔夫脱-桂太郎备忘录》）。根据这一协定，日本取得在朝鲜建立保护制度之权，但以承允不对菲律宾作任何侵害行为为交换条件。塔夫脱还利用日本反对俄国，为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远东的扩张谋取利益。1907年，借助塔夫脱出席第一届菲律宾国会开幕式之机，罗斯福再次派他到日本进行友好访问。9月28日至10月3日，塔夫脱与日本高层会谈，还谒见了睦仁天皇。由于日裔移民在美国遭受不公正对待的问题，此次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的结果。离日之后，塔夫脱抵达中国上海，出席中美协会组织的演讲。随后，塔夫脱经西伯利亚铁路到圣彼得堡，在12月3日下午会见了俄国外交大臣亚历山大·伊兹沃尔斯基，12月5日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召见。从俄国出发后，塔夫脱绕道西欧回国。这次环球旅行后，他对远东事务开始有了新的看法，对俄国的态度也开始改变。

（上方图册参考资料）

塔夫脱执行罗斯福对外的“大棒政策”，也是不遗余力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他对古巴的干涉。1906年9月19日，罗斯福派遣塔夫脱和助理国务卿罗伯特·培根到古巴“调处”冲突事件。在罗斯福的同意下，塔夫脱于29日公布了一项声明，说明美国已根据“普拉特修正案”对古巴事务进行武装干涉，并成立了以塔夫脱为总督的临时政府。尽管古巴人民对美国的干涉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和反对，塔夫脱还是用武力镇压了古巴人民的反抗。在宣布战事结束后三天（10月13日），塔夫脱卸职，离开古巴。对古巴情形持悲观态度的他，此后再没有踏足古巴的土地。

塔夫脱在远东和拉美积极推行罗斯福的扩张政策，被称为“解决国内外麻烦问题的能手”，深得罗斯福赏识，被认为是理想的总统继任人。因此，作为共和党的党魁都罗斯福，在1908年总统任期届满时拒绝竞选连任，并提名塔夫脱为当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塔夫脱本人对当总统并不热心，但在想当第一夫人的妻子海伦的督促和罗斯福等人的鼓动下，最终同意参加后来被他形容为“一生中最难受的四个月”的总统竞选。在1908年的总统竞选运动中，塔夫脱坚决保证执行罗斯福的反托拉斯政策，保证召开一次国会特别会议来解决关税改革问题。他还为罗斯福和共和党的对外扩张政策辩护，表示将大力支持美国垄断资本家在全世界进行商业扩张，特别是在远东维护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

塔夫脱表示忠于罗斯福的政纲，他在西部特别受到人们的欢迎。同时，塔夫脱的哥哥查尔斯·塔夫脱向东部的共和党人保证，他们稳操胜券。进行第三次竞选的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为此抱怨说，他必须反对两个候选人：一个是西部进步派的塔夫脱，一个是东部保守派的塔夫脱。

尽管有许多有利因素，但塔夫脱在竞选初期却处于劣势，这主要是因为“他那充满统计数字和参考资料的冗长讲稿，使观众感到索然无味”。后来，罗斯福向他面授机宜，情况才逐渐好转。1908年，塔夫脱以767万9006张选民票（52%）和321张选举人票的成绩击败布赖恩，当选为美国第27任总统。塔夫脱竞选获胜后，垄断资本家们纷纷表示支持：“石油大王”约翰·洛克菲勒发来电报，表示祝贺；“钢铁大王”安德鲁·卡耐基迅速给塔夫脱捐献了2万美元。

1909年3月4日，塔夫脱在寒风中发表了就职演说，首先强调自己会坚持前任总统的改革措施，对铁路和州际贸易加以管制。其次保证要修订关税，以确保国家有足够的税收。第三，他表示要尽可能降低政府开支，减轻人民负担。但又说保护资源、改善水道以及维持足够军队以保障美国国际利益的开支是必要的。第四，他主张修改货币和银行法，确保贸易的通货形式有更大的弹性、防止由于法律的种种限制所造成的财政恐慌。第五，他强调对外贸易的重要性，希望巴拿马运河能够早日完工。第六，他认为应同情和支持黑人，对他们中的知名人物给予表彰或委以公职，但这样做必须审慎，不能因此激起一般人更强烈的反感，从而妨碍地方行政。第七，他敦促雇员工伤赔偿立法，但明确表示联邦法院可以用禁令保护商业活动，坚持认为次级抵制是一种专制手段，不应该使之合法化，同时也表示，应该对发布强制命令进行监督，不能变成权力的滥用。

尽管罗斯福说塔夫脱是“全国最适合当总统的人”，但是塔夫脱具有与罗斯福全然不同的关于总统权力的概念和对法律近乎宗教般的膜拜。法官出身的他“不曾有过罗斯福那种认为凡不属法律禁止之事总统都能做得的观点，而是认为行政首脑只能做他根据宪法的特定权限允许他来做的事情”。塔夫脱把总统看做一个“消极的”角色或者“督导”的身份，不愿像罗斯福那样尽可能地行使总统权力，“惧怕行政权力的扩大会侵犯政府其他部门的传统权力”。

塔夫脱的性格和政治观念使得他在政治上既优柔寡断又不善手腕。他不具备控制共和党的能力，不能圆滑地调和党内互相敌对的派别；他缺乏政治手腕，不会巧妙地掩盖同垄断资本家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是推行一系列赤裸裸的极端、保守政策；他没有独立的思想和政治路线，虽然完全听命于前总统的老套路，但他缺乏罗斯福的才干。因此，塔夫脱政府的每一重大决策，几乎都不可避免地引起激烈争吵。这对他的统治十分不利。而且塔夫脱讨厌采取政治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他曾为此解释说：“我从不为政治上的考虑而过分烦恼。在任何情况下，我只是尽力做我认为是最明智的事情，不管它对我自己的前途有什么影响。”由于这个缘故，塔夫脱在职期间虽有不少建树，但取得的信任甚微。他的政策则被讥为“如同他笨重的身体一样呆板而不灵活”，他的政绩被评定为“成绩平平”。塔夫脱本人对做总统的经历似乎也很不满意。他曾写道：“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总统。”

尽管评价不太高，塔夫脱总统的内政外交政策还是在美国历史上打上了深深地烙印。他就职后，设立了一个提高政府效率和节约委员会，并且成功地促成两项宪法修正案的制定，规定了联邦所得税和参议员的群众选举制度。塔夫脱还采取了对垄断企业大开方便之门的“自由放任”政策。1909年通过“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规定了美国建国以来的最高关税率，引起人民的强烈反对。他进行的一些“反托拉斯”的措施，打击了摩根财团的势力，从而引起了代表摩根财团利益的罗斯福的不满。

在对外政策方面，塔夫脱有计划地扩大美国在国外的影响。在国务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的帮助下，他以“金元”代替了“枪弹”，提出“金元外交”。但有时也是金元、枪弹交替使用。塔夫脱鼓励美国银行家和企业家到国外去投资。政府为在国外修建铁路和创办事业的企业家们提供贷款。这些政策为美国的商品出口开辟了市场。在劳资纠纷中，他的观点常激起反对，因为他强调次级抵制（指为了向没有直接卷入劳资争议的雇主施加压力而开展的有组织的运动）是不合法的，强调法院有必要通过禁制令制止暴力；他维护工会的合法权利，主张把禁制令用于反托拉斯法。

塔夫脱是罗斯福选定的接班人，而且是在他的扶持下当上总统的。但塔夫脱当总统后却没有按罗斯福的既定路线走，因此他与罗斯福和进步派共和党人发生了尖锐的冲突，并导致了共和党内部的分裂，致使其在国会选举中失利。

罗斯福虽然对塔夫脱的行为很不满，但起初并没有要与他竞争总统的想法。一方面，罗斯福曾明确表示他“在任何情况下都决不”竞选第三任；另一方面，塔夫脱是他挑选的接班人，与塔夫脱对阵无异于打自己的嘴巴。不过，后来塔夫脱的行为让他越来越难以忍受，尤其是当塔夫脱1911年底决定依据《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起诉美国钢铁公司后。因为罗斯福1907年作为总统曾批准该公司的兼并行为，塔夫脱的起诉等于直接攻击罗斯福本人。此后，罗斯福改变主意，决定竞选下一届总统。

为争夺党内提名，罗斯福与塔夫脱展开恶战，两人甚至相互进行人身攻击。昔日的密友如今成了仇敌。在1912年6月召开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在不满罗斯福激进改革主张的党魁控制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操控下，塔夫脱轻而易举地获得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提名。罗斯福的支持者愤而离开共和党，成立新党“进步党”（雄麋党），提名罗斯福为总统候选人。最终，共和党分裂为以罗伯特·拉福莱特、塔夫脱、罗斯福为首的三派，这提供给民主党绝好的机会。在1912年冬美国总统选举中，民主党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以压倒性的优势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塔夫脱、罗斯福等人，当选为美国总统。

1913年3月，因总统任期届满，塔夫脱离开白宫。4月，对法律有着浓厚兴趣的塔夫脱回到母校耶鲁大学，任宪法学教授。同年9月，被选为美国法律协会主席。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塔夫脱出任全国战争劳工局副主席，还在1915年担任和平组织“实现和平同盟”的首任主席。为推动联盟目标的实现，他在三年的时间中，发表的相关演讲和文章达到五十多篇次。塔夫脱及和平促进联盟的努力显然对威尔逊国际联盟主张的提出产生了影响。

1918年后，塔夫脱又答应出任美国战时劳工委员会的两位主席之一。

塔夫脱虽曾贵为总统，但他只是把总统“当做工作来做罢了”，并没有从中得到多少乐趣。有一次他说：“总统都象走马灯似的……可法院永远存在着。”在塔夫脱的内心深处，他最渴望的职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参见词条美国首席大法官）。甚至当上总统之后，他仍然不改初衷。在白宫岁月里，塔夫脱曾有一次在第4任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的铜像前驻足停留。朋友问他：“你想成为他还是总统？”塔夫脱立即回答：“我肯定会选择成为马歇尔，而不是其他美国人，除非是华盛顿。不过，就算那样，我想我还是会倾向成为马歇尔而不是华盛顿。”塔夫脱的母亲说他“生就一个当法官的头脑”，他自己则表示首席法官职位是“仅次于我的老婆和孩子……在我的生活中最贴心坎的事物。”

1921年，沃伦·加梅利尔·哈丁就任美国总统。同年6月30日，塔夫脱被哈丁总统任命为美国最高法院的第10任首席大法官，实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宿愿。他因此成为美国迄今为止唯一一个担任过总统和首席大法官这两个职务的人。塔夫脱把这项任命当作一生中最大的荣誉，自称正在“变得老迈、迟钝，不够敏锐”的他对这项工作投入了极大的热情。

塔夫脱在最高法院建设方面做出的最大贡献是为它争取来了一座独立的办公楼。美国建国之初，最高法院不被重视，连个独立的办公楼都没得到，只能屈居国会大厦一楼的一个房间中。塔夫脱出任首席大法官后，依靠他广泛的人脉，努力争取为最高法院盖个独立的办公楼。1929年，国会原则上同意建造最高法院大厦。1935年，大厦正式兴建。

塔夫脱努力的另一个方向是改革司法体系，强化法院工作的整体性，理顺司法程序，缓解案件积压的现象。在首席大法官任期内，塔夫脱作出了“斯塔福德诉华莱士案”的判决（1922年），是联邦最高法院支持联邦政府管理州际贸易的重要案例；他还把最高法院的权力扩大到空前的程度。1925年，国会通过《法官法》，给予最高法院更大的权力。该法使最高法院在接受案件时，能够行使更大的权力，并准许它优先审理那些具有全国重要性的案件。塔夫脱还为巡回法院法官成立了一个协商委员会。

依靠自己的影响，塔夫脱把法院变成了自己的阵营。他对法制管理及程序的改革大大提高了法院的工作效率，塔夫脱为此也感到非常骄傲。用他的传记作者的话来说，白宫岁月是令人忧愁的，但在最高法院的日子却是“无比快乐的”。1925年，乐在其中的他写道：“我不记得我曾经当过总统。”由于塔夫脱在改革美国司法体制方面做出了杰出贡献，有人给他冠以“现代司法管理之父”的名号。

1930年2月3日，塔夫脱因心脏问题被迫离职。3月8日，他在华盛顿特区病逝，享年72岁。塔夫脱的遗体被安葬在波托马克河西岸的阿灵顿国家公墓。

塔夫脱政府在内政方面的另一个重大举措是改革政府机制，提高政府效率。在进步主义运动促进下，美国在19、20世纪之交展开了以惩治腐败、提高效率为目标的全国性的政府改革运动。作为联邦行政首脑的塔夫脱也积极参与其中，他在1910年委派“经济与效率委员会”，对采纳科学预算制度和行政机构运行情况进行调查研究，并依此对联邦政府机构进行了改革。塔夫脱政府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做了三件事：一是创立政府财政预算制度，实行政府开支的统一计划、监督和管理；二是改革文官制度，进一步规范文官的考核、晋升和罢免机制；三是通过“竞选经费公布法”，要求将在联邦选举中为竞选人提供资金者的姓名、捐赠数额及用途公之于众。塔夫脱在提高政府效率方面的努力为他赢得了“效率工程师”的美称。

在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塔夫脱政府也做了不少努力。1912年2月，塔夫脱政府成立“工业关系委员会”，授权该机构“调查各工会、商业联合会及工人罢工等方面的情况”，向政府提出应对建议。同年4月，他又在商务与劳工部下设立“儿童局”，赋予该局调查、管理包括童工在内的“儿童健康和生活方面的情况”的权力。这些新设的机构，尤其是“工业关系委员会”，在缓和与协调劳资关系方面发挥了积极而有效的作用。

在塔夫脱任内，亚利桑那州和新墨西哥州加入了联邦，使美国州总数达到48个。

塔夫脱上台伊始，为了履行竞选时提出的降低税率的许诺，立即推行有利于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政策。美国当时的高海关税率助长了托拉斯的发展，使资本家大发其财。为了限制托拉斯的发展，1909年，纽约州议员佩恩在众议院提出了降低关税的提案。这一提案遭到了参议院代表的反对。以保守派参议员奥尔德里奇为首的参议院财政委员会，对佩恩提案进行全面修正。但奥尔德里奇的提案受到美国人民的反对，于是，参众两院草拟了一个统一法案，提高某些商品的关税。这就是符合资本家利益的《佩恩-奥尔德里奇法案》。该法虽较1897年通过的《丁利关税法》所规定的税率低一些（总体税率从46%降至41%），但仍属美国高额关税法之一，而且还提高了煤炭、铁矿石、动物皮毛等重要商品的税率。8月5日，塔夫脱背弃他竞选时许下的降低关税的诺言，批准了这个提案，并据此创建关税局（1912年取消）。该法一经问世，即引起争论。共和党“造反派”认为塔夫脱应该对此负责，因为他的保持缄默事实上是给予了关税保护主义者支持。塔夫脱则在演说时为该法辩护，称之为“共和党迄今所通过的最好的关税法案”。这激起了工人和农民的愤慨，疏远了中西部共和党“造反派”议员及选民与塔夫脱之间的关系。新法案引起了物价上涨，使人民生活进一步恶化。

除了具体的税率调整外，新的关税法还涉及其他内容。其一是授权总统成立“关税委员会”，由它负责收集国内外产品生产成本的统计情报，调查关税税率与竞争程度的关系，为以后关税的修订提供科学依据；其二是确认塔夫脱提出或赞同的所得税原则。该原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确认“公司所得税”，规定对盈利5000美元以上的公司每年征收1%的所得税；二是确认将“个人所得税修正案”写进宪法。1913年2月，授权国会征收所得税的第16条宪法修正案获得批准。至此，“二十世纪美国税收改革史的第一章于焉完成”。

塔夫脱政府在内政方面的第二个举措是提高州际贸易委员会的权力，加强对铁路和州际贸易的管制。塔夫脱提出的相关议案包括三项内容：“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自行决定税率；设立拥有广泛权力可以复审州际贸易委员会决定的商务法庭；准许铁路公司取得竞争性线路。”在国会辩论期间，塔夫脱的提议被做了大幅度修改。最后在1910年通过的《曼恩一埃尔金斯法》授权州际贸易委员会规范铁路运价，设立贸易法庭，并第一次将电话和电报公司纳入运输业范畴，置于州际贸易委员会的监督之下。该法使州际贸易委员会成为“华盛顿最强大的执行部门”。

进一步打击和限制托拉斯是塔夫脱当政时关注的另一个焦点。罗斯福时期，未能对垄断资本形成太大的限制。到1909年罗斯福卸任时，托拉斯组织从1900年的一百八十多个发展到一万多个。面对如此形势，塔夫脱决定更严格地执行反托拉斯法。在塔夫脱的支持下，司法部开始“以空前的速度发起反托拉斯诉讼案”。四年之内，塔夫脱政府提起了90起反托拉斯案，矛头直指美孚公司、美国烟草公司、美国钢铁公司和国际收割机公司等典型的托拉斯组织。塔夫脱政府提起的反托拉斯案比罗斯福时期整整多了一倍，成就一般也认为比罗斯福时期高。

作为一个自然资源保护论者，塔夫脱在联邦的土地上保存了石油和煤的储存，设立了一个矿业管理局，以保护矿物资源，同时鼓励修建灌溉工程。

1909年，犹他大学的卡明斯博士和国家土地管理局的道格拉斯率领的探险队在犹他州南部科罗拉多河的支流桥溪峡谷上发现了美国最大的天然石桥——虹桥。1910年，塔夫脱宣布虹桥为国家名胜。

1911年3月经国会通过，塔夫脱批准了《威克斯法案》。该法案规定要求各州签订州际契约以协同保护森林和水域；允许各州在可航行水域防止森林火灾；保护水域所需土地被视为国家森林土地；允许各州从其境内的国家森林获取收益，以资助学校和公路建设。

塔夫脱政府还制定了包裹邮件和邮政储金制度。

在军事上，塔夫脱延续了罗斯福的海军建设政策，并任命共和党领袖乔治·冯·伦格克·迈耶为海军部长。1909年，海军部的年度报告向国会要求建造2艘无畏舰和维修1艘战列舰。国会经过半年的辩论，批准了海军部建造无畏舰、一些小型舰只和辅助舰只的要求，但拒绝了维修战列舰的请求。在接下来的两个财年，海军部仍然各向国会要求建造2艘无畏舰，然而因共和党内部的斗争、民主党趁机在1910年11月的国会选举中控制了众议院，导致国会在1911年批准建造2艘无畏舰，1912年只批准建造1艘无畏舰。国会中反对建设大炮巨舰的势力开始反弹。不过，国会削减无畏舰的建造计划不仅遭到海军联盟的猛烈抨击，而且塔夫脱和迈耶也通过检阅大西洋舰队的形式调动公众的海军情绪，向国会施压。1912年底，海军部以罗列海军总委员会要求的形式向国会提交了包含3艘无畏舰的庞大的海军建设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国会虽然只授权建造1艘无畏舰，却授权建造6艘驱逐舰、4艘潜艇和辅助舰只。

当时，美国海军不仅要防御主要假想敌德国的进攻，实力不断增强且与英国结盟的日本对美国在远东及太平洋地区的利益的威胁也在加大。在远东，塔夫脱打着“道德外交”的旗号与欧洲列强以及日本展开竞争，开拓美国在华利益。为保护美国在远东和太平洋的利益，塔夫脱提出了将战列舰部署到太平洋地区的提议，但因为触及某项议员和相关选区的利益，这些建议都被国会否决了。1910年，美国成立了亚洲舰队。该舰队仅装备少量巡洋舰和一些其他轻型舰艇，根本无法与日本、英国和法国等在远东的海军力量抗衡。按照橙色计划，一旦美国在远东遭到攻击，亚洲舰队需要撤回夏威夷，然后会合主力舰队遂行反击作战。因此，在加强菲律宾防御不可行的情况下，美国开始大力修建在夏威夷的海军基地，以为主力舰队提供结集地。

除了建设舰队外，塔夫脱政府企图对海军组织结构进行了重大调整，但收效甚微。

塔夫脱执政期间，继续奉行扩张主义政策，并有所创新。从塔夫脱和他的国务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推行的“金元外交”中可以看出，他们认为政治影响力会随着美国对外贸易和投资的增加而得到提高。1910年，塔夫脱对此加以说明，表示他提倡的是“积极干预，从而为我们的商品和资本家赢得获利的机会”。在1912年12月13日的国情咨文中，塔夫脱说：“这是以金元代替枪弹的政策……这是美国商务的直率愿望……就是美国政府竭其全力支持国外美侨的一切合法与有益的企业。”他又说：“我们的外交政策固然不离正义，但为取得商品市场和投资机会以利两国而进行交涉，并不违背这个正义。”美国执行“金元外交”，并不意味着要以“金元外交”代替前任罗斯福提出的“大棒政策”，而是使两者交替使用，或结合使用。实际上，塔夫脱“金元外交”的宣布，表明今后美国的外交和军事力量的运用要完全服从于商业利益，并主张以资本输出和军事力量来作为主要的扩张手段。

塔夫脱“金元外交”的主要矛头，一方面是指向远东的中国，另一方面是指向拉丁美洲，特别是加勒比海地区、中美洲各国和墨西哥。塔夫脱上台后，依靠国务卿诺克斯直接指导加勒比地区的政策，依靠威廉·菲利普、维拉特·斯特赖特处理远东问题。

美国对尼加拉瓜的侵略是“金元外交”与“大棒政策”交替使用的典型例子。1909年，美国公使公开支持尼加拉瓜亲美派何塞·多洛雷斯·埃斯特拉达发动军事政变，迫使反对美国侵略的何塞·桑托斯·塞拉亚总统退位。由于埃斯特达受到尼加拉瓜人民的敌视而没有当上总统，美军便在尼加拉瓜登陆，帮助叛军打败何塞·马德里斯政府军，并将埃斯特达扶上总统宝座。1910年10月，美国与埃斯特达政府签订了“道生协定”，规定尼加拉瓜的债券由美国代为发行，而以尼加拉瓜关税收入的一部分来作为担保。1911年美国又同尼加拉瓜政府签订一项国库债券协定，以尼加拉瓜的关税权和国家银行权的控制权，来换得美国1500万美元的借款。塔夫脱政府还派军对洪都拉斯的政治冲突加以干涉，对尼加拉瓜、洪都拉斯那些承诺保护美国商业利益的党派给予支持。美国海军陆战队有一批队员长期驻守在尼加拉瓜，直到1933年才撤离。美元加子弹的政策，最终使美国控制了洪都拉斯和尼加拉瓜的经济与政治命脉。

在墨西哥，塔夫脱积极推行“金元外交”。美国在墨西哥的投资额从1902年的5亿美元，激增到1913年的10亿美元。塔夫脱政府扶植墨西哥的波菲里奥·迪亚斯独裁政权，控制了墨西哥的经济命脉。但1911年墨西哥革命的爆发，使迪亚斯政权倒台，由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自由派地主利益的弗朗西斯科·马德罗当选墨西哥总统。马德罗采取的若干限制外国资本特权的措施，威胁到美国资本家的利益。塔夫脱政府表面上执行不干涉政策，却于1912年2月4日下令陈兵10万于墨西哥边界。这又一次暴露了塔夫脱的帝国主义面目。

在美洲，塔夫脱的另一个目标是扩大对加拿大的贸易和投资，使加拿大脱离英国的贸易圈，削弱大英帝国整个的特惠关税体系。具体措施是与加拿大签署贸易互惠协定，建立北美大陆市场。1911年1月，塔夫脱正式向国会提交了与加拿大签订贸易互惠协定的议案。虽然中西部的进步派共和党人和东部的一些企业家反对，塔夫脱等人还是促使国会通过了这个议案。美国人签订美加贸易互惠协定的目的其实是要将加拿大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塔夫脱在给罗斯福的一封信中写道：该协定“只会使加拿大成为美国的一个附属物，并将大大增加加拿大对美国工业品的需求”。支持该协定的众议院议长钱普·克拉克更露骨地说：“我赞成它乃是因为我希望能看到有那么一天，美国的国旗将飘扬在英属北美领地每平方英尺土地的上空，遍地招展直至北极。”由于美国人动机不纯，再加上英国利益集团的反对，加拿大拒绝与美国签订互惠协定，使塔夫脱受到一次打击。

尽管遇到了一些障碍，但在“金元外交”的旗号下，美国在拉美的投资达到12.4亿美元，行将接近英国的投资总额；而美国与这个地区的商品流转额达4亿3千6百万美元，已超过英国的5倍。这些资金主要投向铁路建设、采矿和大型农场项目。到1913年，在加勒比地区，仅联合水果公司就坐拥16万英亩的土地。在加拿大的美国投资也达到6.36亿美元。同时，美国还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加拿大和拉美各国的对外贸易。

（以上图册主要参考资料）

此外，塔夫脱还把中国（清朝）也作为他推行“金元外交”的重要场所，“急于在中国获得的是美国资本的投资”。塔夫脱政府妄图以“金元外交”打败日本等主要的竞争对手，攫取在中国的最大政治和经济利益。1909年，塔夫脱政府的国务卿菲兰德·蔡斯·诺克斯提出国际共管中国东北铁路的计划，并提出投资修建锦州-瑷珲铁路，妄图同日、俄两国争夺中国东北的势力范围。由于日、俄两国的反对，塔夫脱的这一侵略计划未能实现。1909年，英、法、德三国政府达成了对粤汉铁路进行投资修筑的协议，并组成三国银行团。美国对此表示抗议，立即组织以摩根公司为首的银行团，挤进上述三国银行团，共同投资修筑粤汉、川汉两铁路。1910年，美国又以改革中国币制和振兴满洲实业为名，提出所谓国际共管中国东北铁路的“诺克斯计划”，利用四国银行团向清政府提供大借款。美、英、法、德控制中国筑路权的侵略活动，引起中国国内的保路运动。1912年，日、俄参加四国银行团，成为六国银行团。以美国为首的这个银行团与中华民国政府首脑袁世凯相勾结，积极筹划签订“善后大借款”，企图根据苛刻的借款条约，控制“袁记政权”的全部财政。终因中国人民的反对和六国银行团内部矛盾重重而未正式达成协议。

除推行“金元外交”外，通过建立仲裁法庭的方式解决国家间争端是塔夫脱政府在外交领域追求的另一个目标。塔夫脱主张：“事关国家荣誉的问题”应当同财产问题一样提交法庭裁决。在得到国际和平组织的响应后，国务卿诺克斯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两份仲裁条约，“宣布所有可在法庭裁决的争端都应提交给一个仲裁法庭，而其他所有的问题可以提交一个高级联合委员会，由它决定采用仲裁还是其他可能的解决方式”。塔夫脱很满意这种无须诉诸武力便可解决国际冲突的方式，但条约却遭到了罗斯福和参议院的强烈抵制。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并“剔除了条约对重大问题的约束力”之后，这两个条约才被批准。

与塔夫脱关系复杂的西奥多·罗斯福认为：“塔夫脱的原意是好的，但是他的行动很软弱。”

曾作为塔夫脱在联邦最高法院同僚的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感叹道：“我很难明白，为什么那么优秀的一位首席法官会是如此糟糕的总统。”

在1962年历史学家的投票排名中，塔夫脱名列31位总统（其中2人因任期短暂而不计入排名）中第16名，在12位“普通”总统中列于第5名。

美国历史学家马克·C·卡恩斯、约翰·A·加勒迪在《美国通史》称塔夫脱是“倦怠的或者力不从心的进步主义者”。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位既做过总统又当过美国首席大法官的美国人。

塔夫脱在美国历史上还开创了许多第一：

另外，塔夫脱还是美国迄今身高最高（六英尺二英寸）和体重最重的总统。他当选总统时体重达332磅，外号“大个子比尔”。

塔夫脱颇有些不谙世故。在1908年大选中，罗斯福选择塔夫脱作为他的白宫继承人，并在竞选中对他关怀备至，在政治上给他提供明智的建议。为使他当选，塔夫脱的哥哥查理 P.塔夫脱为竞选筹集了资金。但塔夫脱对罗斯福说：“是的，回想整个竞选过程，我必须说这次当选你立下的功劳胜于任何人——除了我哥哥查理。”罗斯福被热闹了，他后来抱怨塔夫脱说：“你视金钱重于智慧。”

另有一次，有位名记者在谈到1907年恐慌后的困难时期时，问他如此高的失业率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时，他无可奈何地说：“鬼知道！”塔夫脱的意思是此事无法预测，但这句话被广泛流传后，显得文字十分冰冷，好象对失业者漠不关心似的。于是在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工人们给他送了一个绰号：“见鬼的塔夫脱。”

由于硕大的身躯，塔夫脱在白宫的浴缸中难以动弹，工作人员不得不另为他准备一个特大的浴缸。在做菲律宾总督的时候，有一次他从马尼拉给作战部长艾利胡·卢特发去电报说：“今天骑了很长时间的马，感觉很好。”卢特马上回电说：“马还好吗？”当他参观巴拿马运河时，运河刚竣工不久，他的工程师东道主注意到有必要用钢筋加固一下餐厅里的一把椅子。塔夫脱很感激，他说那在参观期间给了他巨大的安全感。人们说他是华盛顿最有礼貌的人：在马路边上他会起身给三位女士让位。依据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天他决定到马萨诸塞州的贝弗利海湾去游泳，穿上有史以来最大号的游泳衣，跳入水中。不一会儿，他的一位邻居向朋友建议去游泳。那位朋友慎重地说：“或许我们最好是等一会儿，总统正在使用那片海。”一名记者有一次问他有多重，他用低沉有回响的声音说：“我不会告诉你，但是你知道当有人那样问议长里德时，他回答说没有一位真正的先生能够超过二百磅重。我把那改成三百磅重了。”

塔夫脱不仅体重高达300多磅，并且多种疾病缠身。其中最严重的要数嗜睡病。他有在会议上，内阁集会上、白宫宴会上以及公共场合打瞌睡的习惯，让他的朋友和助手们很尴尬。在一次为内阁成员举行的白宫宴会之后，塔夫脱要求用手摇留声机放点音乐，然而却在第一支曲子就完全睡着了。当醒来时，他要求播放《纽伦堡的名歌手》中的“获奖歌曲”，可是唱片还没来得及播放他又睡着了。他的司法部长乔治·W.威克沙姆于是顽皮地建议播放《拉美莫尔的露契亚》中的六重唱，因为“它将唤醒除了死人之外的任何人”。然而塔夫脱仍未醒来，威克沙姆只得叹息说：“他一定是死了。”一天晚上，在歌剧院里，塔夫脱的军事助手阿什-巴特在整个演出中都异常烦恼，他希望在幕间休息灯光亮时总统能醒过来，观众就不会见到美国总统在专场演出中一直在睡觉。幸运的是他确实醒来了。另一次塔夫脱在一场丧礼中睡着了，那时他是一个坐在前排的哀悼者。还有一次，塔夫脱在纽约市的一次竞选游行中坐在一辆敞篷车上沉沉睡了过去。

塔夫脱思想保守，性格随机，精明能干，并且是一个异常出色的演说家。美国人当时送给他这样一个绰号：“微笑的比尔。”

塔夫脱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豪门家庭，是阿方索·塔夫脱（1810.11.5-1891.5.21）与路易斯·托里·塔夫脱（1827-1907）的独生子。他的继母还有二子一女。

塔夫脱于1886年6月19日与海伦·赫伦·塔夫脱（1861-1943）结婚。海伦的父亲约翰·赫伦与拉瑟福德·海斯总统一起当律师，关系密切。海伦是一个有政治野心的女人，她总是鼓励塔夫脱谋求官职。塔夫脱入主白宫后仅两个月，海伦就中了风，从此，她只能适度参加接待活动。还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第一夫人，她在华盛顿潮湿的盆地安排种植了20个品种共3000株日本樱花树。

塔夫脱夫妇生有二子一女，大儿子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1889-1953）后来成了来自俄亥俄州的一位美国有名的参议员和共和党领袖，曾经三次竞选美国总统，均以失败告终。独女为海伦·赫容·塔夫脱·曼宁（1891-1987），曾任布来恩·莫尔学校校长，获得博士学位。幼子为查尔斯·菲尔普斯·塔夫脱（1897-1983），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曾任辛辛那提市市长。

塔夫脱的很多家庭成员也参加了政治，除两个儿子外，他的孙子当过参议员，重孙鲍勃·塔夫脱曾任俄亥俄州州长。

（以上图册参考资料）

塔夫脱的墓地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阿灵顿国家公墓。他的出生地则被修建成一座纪念馆。

美国曾发行“威廉·霍华德·塔夫脱总统纪念币”和“塔夫脱总统纪念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