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臣》是清初年学者黄宗羲创作的文学作品。作者在文中论述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认为君应该是为万民治理天下的，臣也应该为万民而不为一姓。臣应该首先关心人民的疾苦，而不应该只关心君主的存亡。指出天下的治和乱，不在于一姓之兴亡，而在于万民之忧乐。作者批判了不以天下万民为事的君主和甘作君主仆妾的臣子，否认君臣之间是绝对服从的关系，认为君和臣是共治天下的。同《原君》一样，文章表达了作者反对封建专制，要求限制君权的民主思想。全文采用问答形式，说理透彻，条贯清晰。

原臣1

有人焉，视于无形2，听于无声3，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杀其身4以事其君，可谓之臣乎？曰：否。夫视于无形，听于无声，资于事父5也；杀其身者，无私之极则6也。而犹不足以当之，则臣道如何而后可？日：缘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7。故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吾以天下万民起见8，非其道9，即10君以形声强我11，未之敢从也，况于无形无声乎！非其道，即立身于其朝12，未之敢许也，况于杀其身乎！不然，而以君之一身一姓起见，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13，吾从而视之听之14，此宦官15宫妾16之心也；君为己死而为己亡17，吾从而死之亡之18，此其私昵19者之事也。是乃臣不臣之辨也20。

世之为臣者昧21于此义，以谓22臣为君而设者也。君分吾以天下而后治之，君授吾以人民而后牧之23，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24中之私物。今以四方之劳扰25，民生之憔悴，足以危吾君也，不得不讲26治之牧之之术。苟无系27于社稷28之存亡，则四方之劳扰，民生之憔悴，虽有诚臣29，亦以为纤芥30之疾也。夫古之为臣者，于此31乎，于彼32乎？

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33、纣34之亡，乃所以35为治36也：秦政37、蒙古38之兴，乃所以为乱也；晋39、宋40、齐41、梁42之兴亡，无与43于治乱者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44，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末尝不背也。夫治天下犹曳大木然，前者唱邪，后者唱许45。君与臣，共曳木之人也；若手不执绋46，足不履47地，曳木者唯娱笑于曳木者之前48，从49曳木者以为良，而曳木之职荒矣。

嗟乎！后世骄君自恣50，不以天下万民为事。其所求乎草野51者，不过欲得奔走服役之人。乃使草野之应于上者52，亦不出夫奔走服役，一时免于寒饿、遂感在上之知遇53，不复计其礼之备与不备，跻54之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万历55初，神宗之待张居正56，其礼稍优，此于古之师傅57未能百一58；当时论者骇然59居正之受60无61人臣礼62。夫居正之罪，正坐63不能以师傅自待，听指使于仆妾64，而责之反是，何也？是则耳目浸淫65于流俗之所谓臣者以为鹄66矣！又岂知臣之与君，名异而实同67耶？

或曰：臣不与子并称68乎？曰：非也。父子一气69，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久之无不通矣；不孝之子，分身而后，日远日疏，久之而气不相似矣。君臣之名，从天下而有之者也。吾无天下之责，则吾在君为路人70。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君之师友也。夫然，谓之臣，其名累变71。夫父子固不可变者也。

1、原臣：从根本上推论关于臣的道理。原，推论其本原。

2、无形：没有形象，这里指事物还未显现的时候。

3、无声：没有声音，这里指事物未发出声音的时候。

4、杀其身：“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的节文，语见《论语·卫灵公》。杀，这里指自杀或被杀，相当于现在所说的牺牲。

5、资于事父：即“资于事父以事君”，语出《礼记·丧服四制》，又见《孝经》。资，运用。

6、极则：最高的准则。

7、群工：群臣，百官。工，官。

8、以……起见：固定句式，以……为出发点，为……着想。起，开起，产生。

9、非其道：不合为君之道。

10、即：即使。

11、以形声强我：以形象和声音，明确表示出来，勉强我。

12、立身于其朝：站立身躯在人君的朝廷里，就是说自己在朝廷里做官。

13、嗜（shì）欲：嗜好和欲望。

14、听之：听任，听之任之。

15、宦（huàn）官：古代被阉割后失去性能力的人，在宫廷内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的官员。或称寺人、阉人、阉官、宦者、中官、内官、内臣、内监、太监等。

16、宫妾（qiè）：皇帝宫庭中的婢妾。

17、君为己死而为己亡：《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说齐庄公荒淫，被其臣崔杼杀死。有人和晏婴说：“你可以为君而死吧？”晏婴说：“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其私昵，谁敢任之？”

18、死之亡之：等于说为人君而死、为人君而亡。之，指人君。

19、昵（nì）：亲近。

20、是乃臣不臣之辨也：这就是是臣和不是臣的区别。臣，是臣。不臣，不是臣。辨，区别。

21、昧（mèi）：糊涂，不明白。

22、以谓：以为。谓，通“为”。

23、牧之：治理人民。古时把官吏治民，比作牧人牧养牧畜。管子有《牧民篇》，故曰“牧民”，这正体现了剥削阶级对待人民的恶劣态度。牧，统治。《周书·职方》：“王设其牧”，传曰：“牧，谓牧御天下之政教。”

24、橐（tuó）：口袋。

25、劳扰：劳苦骚扰，这里指人民受劳苦、受骚扰。

26、讲：研究。

27、系：关系。

28、社稷（shè jì）：国家。社，土神。稷，五谷之长，故立稷而祭之。历代封建王朝建立，必先立社稷坛墠，灭了别国，必变置被灭之国的社稷。因之以社稷作为国家政权的象征。

29、诚臣：忠于职守的臣。

30、纤芥（xiān jiè）：细微。《战国策·齐策四》：“孟尝君为相数十年，无纤芥之祸者，冯谖之计也。”

31、此：指专为人君效力方面，即上文所述的“为君”、“为一姓”。

32、彼：指为天下人民效力方面，即上文所述的“为天下”、“为万民”。

33、桀（jié）：夏代国君。

34、纣（zhòu）：商代最后一个君主。

35、所以：等于“以所”。所，代词，代桀纣的灭亡。以，因为。

36、治：合理，有秩序。

37、秦政：秦始皇嬴政。

38、蒙古：指元朝。

39、晋：这里指东晋。

40、宋：这里指南朝时的宋。

41、齐：公元479年萧道成代宋称帝，国号齐，建都建康，史称南齐。

42、梁：南朝之一。公元502年，萧衍代齐称帝。国号梁，建都建康，历史上也称萧梁。

43、与（yù）：涉及，关系。

44、水火：这里指水灾、火灾。水灾火灾，乃大的灾难。故用“水火”代人间巨大的灾难，这是一种用事物的特征代事物整体的表现方法。《孟子·梁惠王》：“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

45、邪（yé）、许（hǔ）：象声词，劳动时众人一齐用力所发出的呼声。《淮南子·道应训》：“今夫举大木者，前呼邪许。后亦应之，此举重劝力之歌也。”

46、绋（fú）：大绳子。

47、履：踩。

48、曳（yè）木者：前一个“曳木者”指人君，后一个“曳木者”指群臣。

49、从（zòng）：通“纵”，即使。

50、自恣（zì）：放纵自己。恣，任凭。

51、草野：乡野的人，与在朝做官的人相对。

52、上者：在上面的人，指人君。

53、知遇：了解优待。

54、跻（jī）：登，升。《诗经·豳风·七月》：“跻彼公堂。”

55、万历：明神宗年号（1573—1620年）。

56、张居正：明代政治家，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今属湖北）人，穆宗死时，与宦官冯保合谋，逐出首辅高拱，代为首辅。万历初，神宗年幼，朝政由他主持。前后十年。曾受到神宗的尊重和优待。见《明史·张居正传》。

57、师傅：官名。古代官职有太师、太傅、太保、少师、少傅、少保等，统称师傅、师保、保傅。为辅弼国君之官，或辅导太子的官。

58、未能百一：未能达到百分之一。

59、骇（hài）然：惊骇的样子。

60、受：指接受神宗的礼遇。

61、无：没有，这里是超过的意思。

62、人臣礼：人臣对君应有的礼貌。

63、坐：因，由于。

64、听指使于仆妾：听从指使，对仆妾听从指使。《明史·张居正传》载：神宗十岁即位，他的生母是李贵妃，按过去的规章制度，李贵妃可以同老皇后并称为皇太后，但是徽号应该有所区别。太监冯保想讨好李贵妃，就暗示宰相张居正，对于老皇后和李贵妃，不加区别地都要尊称为皇太后。居正不敢违抗冯保的意见。又《明史》：“南京小奄醉辱给事中，言者请究治。居正谪其尤激者赵参鲁于外以悦（冯）保。”这就是“听指使于仆妾”的依据。

65、浸（jìn）淫：逐渐受影响。

66、鹄（gǔ ）：箭靶的中心，这里引申为准则、标准。

67、实同：指都是共治天下的。

68、臣与子并称：因为人臣也称为“臣子”，所以说“与子并称”。

69、一气：作风。

70、路人：比喻彼此无关的人。

71、累变：多次、多种变化。

有这么一个人，哪怕没有明确的表示，也能体察到对方的心意，用这样的方式来侍奉国君，可以称作臣下吗？答：不能。用牺牲自己的生命来为国君服务，可以称作臣下吗？答：不能。没有明确的表示也能体察到对方的心意，那是用来侍奉自己父亲的，愿意牺牲自己的生命，那是没有私心所能达到的最高境界。而即使这样还不能称作臣下，那么为臣之道究竟要怎样才算可以了呢？答：由于天下太大了，一个人是无法进行治理的，只能由百官们分担着治理。因此，我之所以出来当官，是为了天下，而不是为了国君；是为了万民，而不是为了某一姓之人。我是为天下和万民的缘故才当官的，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国君即使以明确的方式强迫我，我也不能服从，更何况没有明确表示呢！如果不是为了这个目的，就是在朝为官，我也不会愿意，更何况要牺牲自己生命呢！如果不是这样，而是为国君一个人、一姓人的缘故，国君有没有明确表示出来的嗜好和欲望，我也能揣摩出来并服从它，那只是宦官和宫妃的心态；国君为了他自己而死亡，我也跟着去死亡，那只是与国君私交很好的人的事情。这就是国君的臣下与不是他臣下的区别。

世上作臣下的人不明白这个道理，还说什么臣下就是为国君而设置的。是国君把天下分给我去治理的，是国君把人民交给我来管理的，这是把天下和人民看成是国君囊中的私有物。现在，各地方的扰乱，百姓生活的痛苦，足以危及到我的国君，我才不得不讲求统治管理的方法。如果没有威胁到国家的存亡，那么各地方的扰乱，百姓生活的痛苦，这些事即使在忠臣的眼里，也看成为微不足道的小事。古代的那些作臣下的人，是这样的还是那样的？

天下的治理或扰乱，不在于某一姓之人的兴亡，而在于万民的忧愁或欢乐。所以，夏桀、商纣的灭亡，是天下治理的表现；秦始皇、元朝的兴起，是天下扰乱的表现；东晋、南朝宋、齐、梁四朝的兴亡，与天下的治乱没有关系。做臣下的人如果不重视百姓的患难，即使他辅助国君立国，跟随国君去死，他对于为臣之道也不能说就没有违背。治理天下好比拉大木头，在前面拉的人喊着号子，在后面拉的人也以号子声相应。国君与臣下，就是共同拉木头的人。假如手里不拿着绳索，脚也不站在地上，前面拉木头的人只在后面拉木头的人面前嘻笑娱乐，后面拉本头的人还认为这样不错，那么拉木头这件事也就荒废不干了。

唉！后代那些君王们恣意骄纵，不以天下和万民当回事情，他们对不在朝廷做官的人有所要求，只不过是想得到为他们奔走服务的人。而不在朝廷做官的人对君王要求的响应，也不过是为他们奔走服务，这样可以达到暂时的温饱，于是便感激起君王的任用，不再去计较这样做是不是符合礼制，把自己混同于奴仆和妾妃还以为理所当然。明万历的初期，神宗皇帝对待张居正稍稍优待了点，但这种优待比起古时候学生对待老师还达不到百分之一的尊敬。可是当时居然有人惊恐不安地议论，张居正所受的优待不符合一个为人之臣的礼。张居正的过错，恰恰是不能以老师自居，听从奴仆和后妃的指使，现在却反过来责备他不符合为臣之礼，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长期以来看到、听到流传所谓的为臣之道并以此当作执行的榜样，又怎么能知道，臣下对于君王，只是名称不同而实质是一样的呢！

或许有人会说：臣下和儿子不是并称臣子的吗？答：不是。父亲和儿子气质是同一的，儿子的身体是从父亲的身体中分出来的。孝顺的儿子，虽然与父亲的身体是分开的，但却能逐渐靠近父亲的气质，时间长了父与子的气质也就完全相通了；不孝的儿子，与其父亲的身体分开后，就逐渐疏远，时间长了父与子的气质就不相似了。君与臣的概念，是由于有了天下才出现的。如果我对天下没有责任，那么我对君王来说就是陌生人。出来当国君的官，而不以天下的事情为事情，那么只是君王的奴仆和妃妾；如果以天下的事情为事情，那么就是君王的老师和朋友。虽然称为臣下，但臣下的概念不断在变化；可是父与子的关系是不会变的。

治理天下是一件相当艰难辛苦的工作，君王的聪明才智再高，以天下之大，事务之繁，终究不是个人所能负担得了。因此在群体之中，除了君王以外，还必须设置许多人臣来协助君王，以共同治理天下。所以黄宗羲认为不管君王或人臣，其职责都是在为人民大众提供服务，名位虽然不同，职分却无两样。因而君臣的关系并非主仆关系，而是一种合作关系。身为人臣的人，必须要了解自己出来做官，是为了天下万民，而不是为了君王一人或君王一个家族，这样才能够善尽臣道。

可惜后代的人却不能深明这种道理，当君王的人既不顾天下人民的福利，任用人臣只不过是要找来一批为自己奔走效劳、谋求私利的人。而身为人臣的人，也以为事奉君王之道，不外乎顺从君王之意，或为君王牺牲而已。所以一旦被君王所任用，可以有俸禄的收入，不必担心生活问题，便认为得到君王的眷顾；既不管天下是否动乱，民生是否困苦，也不管君王是否能够礼待自己，自甘处于仆妾的地位，还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这篇《原臣》就是黄宗羲有感于当时臣道沦亡而作。

明朝灭亡之后，黄宗羲总结了经验教训，思想上有了较大的变化，对专制主义的政体极其痛恨，因此特别富于民主思想的色彩。他写下了一系列文章，对封建的君主专制主义进行批判，其中《原臣》一文是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原臣》在《原君》批判封建君主专制政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论述。如果说《原君》是从君主角度来分析专制政体弊病的话，那么《原臣》则是从臣道的角度出发，对封建专制主义政体进行了深刻的批判。黄宗羲反对君主把天下作为私有财产，强调“公天下”的重要性，他批判了那些盲从君主而不以“天下为事”的臣子，批判了传统的“君为臣纲”的专制主义伦理与奴化思想。

《原臣》大致可分为五个部分。文章首段分析“臣道”，开篇便将封建专制政体下的那些对君主专制行径“视于无形，视于无声”，甚至“杀其身以事其君”的所谓“臣节”罗列出来，强调这并非是为臣之道。因为“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臣下出仕是“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因此，盲从君主而毫无见解，屈从帝王而毫无建树，“君有无形无声之嗜欲，吾从而视之听之”，这便是“不臣”，并未真正遵从臣道。

第二部分进一步指出臣子的这种所作所为，是“臣为君而设”。因为在专制主义政体之下，君主分设臣下，是基于“视天下人民为人君橐中之私物”的观念。君主把天下当成“私物”，必然将导致四方劳扰，民生憔悴，从而使国家衰亡。

第三部分则从“天下治乱，不在一姓之间，而在万民之忧乐”这一根本理论出发，以夏桀、商纣、秦王朝等国家的兴衰作例证，分析了君臣关系。黄宗羲认为：为臣之道，若“轻视斯民之水火”，即使“辅君而兴，从君而亡”，仍然是违背真正的“臣道”。在黄宗羲看来，治理国家就像拉大木一样，君与臣便是一起拉大木之人，如果“手不执绋，足不履地”，那么治国之职守便荒而不理。从这一叙述中，可以看出黄宗羲初步具备了那种君臣是为百姓服务的民主主义思想。这在当时乃至此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仍是一种极为进步的观点。

第四部分分析为何会出现臣下盲从君主的情况。黄宗羲认为，那些“骄君”并不为天下万民考虑，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他们只想得到那些肯为自己“奔走服役之人”，而那些为了自己“一时免于寒饿”的士大夫，则对君主感恩戴德，自以为受到“恩遇”，因此只求效忠于帝王一人，而不顾万民死亡。黄宗羲揭露了这些甚至处于“仆妾之间而以为当然”的臣子们的可恶嘴脸。在黄宗羲看来，在“以天下万民为事”的前提下，君臣“名异而实同”，并非主人与“仆妾”关系。

文章最后对传统的君臣、父子关系作了对比分析。按照封建专制主义的制度，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万世不变的纲常，君臣关系与父子关系只是在“国”与在“家”的区别。黄宗羲对这种君臣如同父子的说法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君臣关系并非是父子关系，因为父子之间有血缘关系，“子分父之身而为身”，君臣之间并无血缘关系。况且君臣之名是因为有“天下（国家）”而存在的，因此，如果没有治理国家的责任，那么臣对国君如同路人。至于为官之人，也必然以“天下为事”，那么这种关系是“师友”关系，否则臣下便成为“君之仆妾”，两者关系成为主仆关系了。在黄宗羲看来，君臣关系是经常改变的，而父子关系是永远不可改变的。

《原臣》一文思想深刻，对封建专制政体进行了极其尖锐的批判，具有启蒙思想色彩。文章观点鲜明，逻辑性很强，文字相当流畅，不失为一篇极有价值的佳作。

清·梁启超：于晚晴思想之骤变，极有力焉。

在《原臣》中，黄宗羲试图在君臣之间建立的具有平等意义的“君臣师友”和“君臣同事”关系，可以视做是他提出的新型君臣关系学说——“君臣同事”论。基于此，他认为君与臣之间的关系是父子关系所不能相类比的。父子关系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亲情关系，“父子一气，子分父之身而为身。故孝子虽异身，而能日近其气”。虽然，子与父为分身关系，但他们那种天然的血缘联系却使得他们无法完全彼此各异，而君臣之间并没有这种基础存在。如果为臣者没有以天下为己任的念想，那么他和君主之间就形同陌路人；如果为臣者之出仕仅仅只是唯君主马首是瞻，那么他和君主间就是不折不扣的主仆关系。只有为了天下之事而与君主相处，才是君主的良师益友。黄宗羲把子与臣进行了本质区分，这就斩断了父子与君臣的纲常链条，动摇了三纲五常的盘石之基。

黄宗羲在《原臣》中首先指出两种通行的为臣之道：一种是“视于无形，听于无声，以事其君”，即所谓察言观色、希声承旨之类。这是“宦官宫妾之心”，邀宠固爱之术，其下贱之态绝非为臣之道。另一种是“杀其身”以事君者，表面看来是“无私之极”，其实也是“感在上之知遇”，乃“私昵者之事”，把君臣关系当私人关系了。

那么，在“什么才是真正的正确的为臣之道”这个问题上，黄宗羲说：“我之出而仕也，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即，为臣者，乃为天下人之臣，万民之臣，而非一姓一君之臣。辛亥革命后，孙中山把这种思想概括为“公仆”。西方近代民主思想起于18世纪，黄宗羲的“公仆”观念比启蒙主义者至少早了半个世纪。

不仅如此，黄宗羲更指出，即使所谓“君”者，其实与“臣”本质一样，都是万民之“臣”，就如“曳大木然”，只不过为君者在前“唱邪”，为臣者在后“唱许”，互相呼应，共曳大木而已，君臣平等，分工不同，亦师亦友，岂有他哉。这样的思想高度，就是在18世纪启蒙主义者中，也只有卢梭可与黄宗羲相颉颃。

中国的君主专制时代虽早已过去百年，但是封建思想的余毒依然没有完全清除。官本位思想仍然存在，在处理官民关系问题上，“现代社会的领导者必须明白权力来自人民的道理，坚持“以民为本、为民服务”的根本立场，始终将“百姓忧乐”为头等大事，把广大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黄氏给领导者提出了适时得当的治乱标准。

和谐社会的要求与黄宗羲倡导的“公天下”大同社会理念不谋而合。在其民本主义思想体系中，一切学说“都是立足于‘民为邦本’这一中心，它不仅是黄宗羲用以批判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其中更包含着这位古代贤哲对人与人之间将人爱、求友善、修和睦、选贤能以及构建平等、安宁、祥顺的和谐社会的理想。”因而，这对社会主义的和谐社会思想建设具有借鉴意义。

黄宗羲（1610—1695）明末清初的思想家、文学家。字太冲，号南雷，又号梨洲，浙江省余姚县人。他的父亲黄尊素是东林党的一位领袖，为魏忠贤所杀害。黄宗羲博学多识，继承东林余绪，领导“复社”成员坚持反对宦官的斗争。他曾求业于浙东名儒刘宗周，治王阳明学。清兵入关南下，他在浙江东南一带组织武装力量，与清兵抗衡。明亡，奉母乡居，从事著作，并设“证人学会”教授子弟。清朝统治者多次以礼敦聘，他都坚持不往。著有《明夷待访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易学象数论》、《授书笔记》、《南雷文定》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