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亦称口碑史学，在国际上是一门专门学科，即以搜集和使用口头史料来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或由此形成的一种历史研究方法学科分支。

广义地说，它始现于远古时期历史文献大量出现之前，人们通过口头转述将历史流传下来，如古希腊的《荷马史诗》，中国藏族的《格萨尔王传》等即是，后由于文献的日益丰富和后代史学家重视文献而衰落。

狭义地说，口述史出现于 20 世纪40 年代的美国，当时建立了哥伦比亚大学口述史研究室和森林史协会，是最早的两个口述史研究中心。国内也有不少学者因研究需要做部分口述史收集工作，但很少有学者和机构专门做口述史收集、整理工作，许多历史亲历者因为年龄过高离开人世。

但是，迄今为止，关于口述历史的概念、操作方法，以及法律与道德等问题在国内都未形成共识，在党史系统也没有统一的规范。尽管这方面的成果已经不少，但由于缺少科学的方法，一些已经发表的口述史料，还不能让史学工作者放心地利用。

埃罗省文献馆收藏有1500小时的口述资料，一般不自定选题去做口述史，而是将历史学家、社会学家等从事研究工作过程中采撷口述史料所形成的文献加以收藏。政府也参与和推动着这一工作的开展，主要是将民间可能失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之类课题，作为口述工作的内容，或围绕一些历史学家未必感兴趣但重要的题材，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犹太人的迫害等问题，来主持或组织开展口述史料的收集。并对口述文件进行记录、整理，公布于众，由专业人士和公众进行评判与利用。

口述史料与其他历史文献不一样的是，前期准备工作较长，一是划定历史时期，二是确定课题。选择口述人很讲究，一般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就某一阶段、某一课题寻找亲历者，对能找到的、有表达愿望的，进行口述调查记录。其中对距现实远一些的时期，由于相关人群已不多，那么不管是重要不重要的人物，旁观者还是亲历者，统统都做口述记录。而对距现实比较近、相关人较多的情况，就要对人群进行筛选，选择有代表性的进行口述记录。另一种方法是，历史事件发生在某一地区，见证人也集中在该地区，可以通过当地媒体或发布广告来征集口述人。在口述采访中往往会不断发现新的人选确定为口述对象。这种人选的记忆往往更中性，其价值更大。

口述文献的使用涉及被采访人、采访人、出资人三方利益。欧洲范围内采用《知识产权法》保护各方利益。口述采录前，省文献馆授权采录者与口述者签署一份合同，请口述者放弃其对口述材料的拥有权。同时采录者与省文献馆也要签署一份合同，放弃对采录来的口述史料的著作权。在文献馆保存的供查询的目录中，口述史或者是按题材、或者是按时间段编排目录，每个文件中前面要有简短的说明，即采访人和受访人的基本信息和问题清单，也有的把几小时的录音切割成几段，每段前起个名字，以便于查询和视听。

口述史不是历史学家的专利，作为一种史学方法，它被普遍地运用于各个学科，如政治、历史、军事、艺术、社会史等等。口述史的一些重大选题，不仅是历史学家的选择，而更是一种政府的行为。政府非常重视用这种方法来抢救和记录民族的历史，特别是用来抢救那些濒于失传的藏于民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每年在这方面都有相当比例的预算，并由政府部门直接来组织和采集口述历史资料。

不仅史学家对历史规律的发现和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可以给人以深刻的启迪，而口述史料同样能达到这一目的。有时纵使千言万语的文字记录，也抵不上简短的一刻种录音，短短的一小段录像。法国政府非常重视口述史的教育功能，其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传播，不仅给研究者提供利用，而且也是对国民、特别是对青少年进行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

他们对口述史有自己的理解，即记录历史事件当事人或目击者等相关人的回忆而保存的口述凭证。他们并不认为口述史料一定要整理成文字和出版，而是收藏在档案馆或图书馆，供人们利用。因此，法国的口述史学会称为“音像拥有者协会”。他们拥有一整套的操作规范和各种符合法律条文的合同书，非常注重有效地保护采访人、受访人、出资人三方的合法权益。同时，他们也十分强调口述史的客观、真实和中立性。主张不诱导、不加工、不修改，原汁原味。

主要是基于两个方面，

一是政府高度重视发挥史学的教育功能，政府通过档案等相关部门把口述史作为日常工作加以组织，并在经费上给以充分保证。即口述史在法国不仅是学者的一种研究方法，而且是政府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是法国的口述工作者具有良好的史学功底和文化素养，并经过严格的操作训练。

在国内党史界，对口述历史的了解还十分薄弱，尽管口述成果出版了不少，但并不规范，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口述史。因此，今后的征集工作要加强对口述历史的研究，特别是加强对口述史规范的培训工作，制定全面系统的征集选题规划，制定口述史操作的具体规则，如访谈、资料的整理和编辑、保存和传播，以及法律合同书的样本等，以推动口述征集工作的标准化，并不断取得新成果。

口述史没有统一的命题；它以多数的观点讲述，而历史学家所谓的公正的传统，也都被叙事者的偏好所取代。“偏好”在这里既代表着“不 牢靠”也代表着“偏袒”：既然“双方”共存于讲述之内，那么没有对一方的偏袒，也就没有口述史。而且，无论他们的个人历史和信仰可能是什么，历史学家和“材料”也决不可能都站在同一“方”。当他们之间因偏好的不同而交锋时，无论是以“冲突”的形式，还是以“寻求一致”的形式，都会使口述史变得饶有趣味。

口述史料包含的内容要远远多过文献，文献经常带有一些机构的非个人气味，也是靠他们才出版的，当然，即使他们是由许多个人组成的，我们对他们也往往知之甚少或者根本不知，口述材料却包括了全部他们自己的主观性说明。在第一个被访问的叙事者旁边，站着第一个作为个人的历史学家，没有他们，访谈就不存在。受访者与历史学家双方的话语都以叙事的形式存在，在档案文献中这种情况是极少的。甚至可以勉强说，受访者就是历史学家，而历史学家在某种程度上，则是史料的一部分。

口述材料并不是客观的，其实所有的史料都不是客观的，只是文字的神圣性常常使我们忘记这一点。但口述史料与生俱来的非客观性则出于它独特的内在特点，最重要的就是，它们是人为的、可变的和不完整的。

口头的陈述决不会重复两次。这固然是所有口头交流的特征，但在没有相关的社会组织的状态下尤其如此，就象访谈中的那种自传或对历史给予的说明那样。即使同一个访谈，在不同时间从同一个讲述者嘴里也会得到不同的版本。只有当事双方彼此有了更多了解之后，讲述者的“警惕性”才会随之放松。其迎合性——即讲述者力图使自己之所想能够符合采访者的兴趣——才会被更独立的或者对采访者目的有更好的理解所取代。也有可能的是前边的访谈只起到简单唤醒记忆的作用，随后的访谈中才被讲述出来。

口述史也可以是一种应对艺术，它可以和正史保持距离，让人们知道有另外一种历史叙事，让听众和观者在说拉弹唱中，在群体效应里，感受一种面对面的亲近和共鸣。口述技艺来自对人类自己器官的反复练习，不需要识字，不需要专门的学院教育，也不需要城市里那一整套从小学到大学、从本科生到博士生的层级化的知识体系、教育制度和学位制度。不需要昂贵的学费，不需要全国统考，也不需要自己器官以外的那些“身外之物”，如电脑、教室、图书馆之类的“硬件”。讲口述史让人直接观看操演者对自己的器官熟练支配，让人领略何谓“刺刀见红”，观众可以用自己的器官和感知来体验表演者的技艺，谁的技艺高，谁的技艺低，一目了然，不会被造假者钻空子，也用不着专家小组来评审，更用不着高官来颁发学位。

口述史不像文字史那样有出版的苦恼，也没有文字式的强势主义，可以用英语操演，可以用汉语操演，可以用瑶语操演，也可以用哈萨克语操演。它的“市场”取决于听众，不取决于惟利是图出版商。用少数民族文字出版著作是让人烦恼的事情，市场小，出版社为难；而用少数民族语言操演口述史却让人赏心悦目，身心共鸣。

口述史表达的是个人和社会对事件表述，表述的是特定场景下的时空，表述的是亲身经历和肺腑心声，这样的表述和表述内容不存在性别之分和年龄之分。

口述史容易超越民族、种族、国家、主权、性别、年龄等等现代“分类技术”的控制，摆脱建立在科学话语上的知识监控，只要听得懂，看得明白，就成为参与者，成为操演、社会行动和社会记忆的一部分。但是，对于我们这些识字者来说，口述史只有在文本化之后，才能在学术界实现价值——我们采访口述史的目的恰恰是把它写成文字、出版发行，在用文字形式颂扬口述史价值的同时，无意中使它脱离了时空语境，失去了真人真事的鲜活，没有了面对面的亲切。这是无可奈何的悖论。但是，不管怎么说，口述史本身终究是人类学者的宝，它拥有文字史不拥有的价值，自有它存在和被研究的理由。

口述史现场

从20世纪60 年代到 80 年代，口述史有了极大发展，不仅在美国，而且在英、法、德诸国出现了大量口述史研究机构，出现了大批口述史研究成果。由于非洲的特定历史状况，口述史也引起了非洲各国史学家的重视。这期间不仅召开过多次关于口述史的国际学术会议，第 15 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还对其进行了专题讨论。总之，口述史的发展正方兴未艾。

从某个角度说，口述史是重视下层民众历史的产物，因为后者的活动和心理很少见诸文献，为了研究他们，必须借助口头资料或口碑；从方法上说，口述史是历史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等注重田野工作即实地调查的学科相结合的产物，因为口述史学家必须通过调查采访等直接手段，从特定主题的当事人或相关人那里了解和收集口述资料，以其为依据写作历史。由于口述史料的直接性，使这些主题的研究，特别是民族史、社会史，从时间上说是现当代史的研究更易接近真实，减少史学家的主观性。特别是口述史可以借助现代化的音像手段，大大简化了资料收集工作。

所有这些，都吸引着史学家去从事这项工作。其中代表作如斯坦利·维斯塔尔描述印第安人领袖的《西亭·布尔》、西奥多·罗森加顿揭示黑人农民看待美国南部史的《上帝的全部危险》、脍炙人口的《根》 ，以及拉斐尔·萨缪尔的《伦敦东区的下层社会》等。

口述史研究也碰到许多方法上的问题，比如如何看待和区分口述材料里的真伪，如何整理口述材料，把它们变成著史的有用史料，甚至如何选择主题、制订调查计划、最后采用何种方法成书等等，都是口述史面对的一些特殊问题。但尽管如此，口述史的文字生动，以及音像效果的直观，都极其有利于历史学的普及，这在现代的中国，尤有引进发展的必要。

自从2009年夏天开始，位于江西吉安的青原色井冈山大学人文纪录中心（IFChina Original Studio）正式成立“口述历史”创作单元，探索社区口述历史的创作。青原色口述历史专注做吉安/井冈山地区的口述历史纪录、整理、存档和分享的工作，是该地区秉持民间立场的历史纪录小组。由于井冈山地区是中国红色革命的发源地，在这里做近代革命的口述历史相对比较完整。截止2011年8月，青原色口述历史已经开展《记忆捐赠》、《360度城市记忆》、《万村写作计划》等三个系列纪录工作，以及《超生》、《饥饿》、《生育》等主题的创作。自从2010年春季学期开始，青原色口述历史在井冈山大学开设了口述历史创作工作坊选修课，到2011年8月已经培养了三届学生。同时，有10余名青年学生志愿者参与该项目的工作。2010年青原色口述历史人员访问了香港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的口述历史办公室。

确定口述对象后，具有专业资质的采访者与被访对象的第一次约见非常重要，应做好充分准备。

进行口述采录的场地是在采访对象家中、其他地方还是省文献馆，实践证明，地点不同，效果不同，口述内容也会有所不同。一般来说，在省文献馆采录制作效果较为理想。但场地的选择首先要把口述者的意愿放在优先地位，尊重其选择。目的是让被访者在一个轻松、愉快和安静的环境中接受访谈，以取得最佳访谈效果。

访谈者向被访者所提的问题，应以超越历史的中性问题作引导和启发，而不能以主流历史观来设定问题。要仔细研究口述者背景、经历、宗教禁忌等材料，确定哪些词不能用。尽量做到中性、开放式的。采录者工作时应尽量避免叙述历史资料，不要让口述者认为你们掌握的材料比他多，这样会影响甚至使访谈进行不下去。首次见面后准备正式的问题清单。但要根据采录过程中的情况，有所取舍、调整。问题的设置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按时间顺序来提问；第二种是按主题来提问。每次采录不超过两小时。采录者在此期间应尽量少讲话。即便口述者有长时间停顿，一般也应耐心等待，不另提问。四是关于口述的成果形式。采录采用现代技术手段作支持，录音、录像确保清晰无误。录制环境保持安静。录完作为原始文献保存。同时附上一份备忘录，内含被采访人、采访人的所有信息。采访的时间、地点和所有的技术手段、问题清单，以供别人使用该口述史时作为辅助信息资料。每完成一份口述文献，其保存有三种形式：即原始录音、录像刻成光碟；对外传播录制成MP3格式；永久收藏则用音像合成的DVD技术。

口述史工作者的修养：理论修养和专业修养

1 理论修养

口述史工作者要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和理论指导。

1.1 坚持正确的价值立场——价值中立

口述史学研究目的在于探求历史的真实，这使得它与弄虚作假、私心邪念是绝不相容的。为了实现既定的学术目标，口述史往往侧重搜集一般不易记录和留存的史料。而这类史料多具有负面性。要正确记录和处理这些史料，口述史工作者首先应该坚持价值中立的立场。

价值中立并非要求口述史工作者放弃社会理想，绝对客观的进入研究领域，而只是要求研究者以客观的态度去认识研究对象，使研究过程和所得结论尽量不受和少受主观好恶或价值观念的影响。

1.2 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唯物史观

在理论修养方面，历史观处于主导的地位，它对史学研究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英国历史学家赫勒说过：反对利用指导性原则的历史学家犹如一个水手，决定不用地图、罗盘，甚至不听听别的水手有关海上经历的叙述，便扬帆出航。从事口述史工作要有正确的方法论做指导。这就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实事求是地揭示历史的真相，正确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坚持唯物史观的原则，把它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工作，使历史学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这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的光荣职责。[1]在当代中国，对于口述史工作者来说，就是要善于用科学发展观考察研究历史，从历史和全局的角度，扎实、稳妥地开展口述史研究。

2 专业修养

史学工作者的专业修养往往决定了史学研究的成效。只有训练有素的历史学家才可能熟谙所要研究的特殊对象及其问题的所在。[2]对于口述史工作者而言，就是既要拥有一定的史学功底，又要掌握部分相关学科的具体知识和技能。

2.1 拥有一定的史学功底

口述史学不是轻而易举的工作，不是人人能为的。只有那些接受过历史专业训练，在某一领域有研究素养的学人，才有可能胜任口述史学的工作，并且做出自己的成绩。[3]口述史工作者应该具有史学工作者的基本素质，即才、学、识、德等的要求。如：在才这方面，需要落落大方，短时间、近距离赢得受访者的信任，具有进行访谈的能力。在德这方面，需要吃苦耐劳、坚忍不拔、无私奉献的精神。在学这方面，需要对受访者的性格特点、个人经历以至涉及的风土人情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所了解。当然，还有一些从这项工作的独特性产生的要求。

口述史学的关键是如何利用口述史料进行历史研究，这也需要口述史工作者必须有一定的史学功底。因为时间久远，受访者记忆偏差，口述中难以避免的包含或多或少不真实成分。这就需要口述史工作者在扎实的专业素养基础上，对受访者加以提醒、引导和纠正。在保证口述内容真实性的同时，从搜集到的史料中整理和发掘出其深层次的价值。在这样一个流程中，只有经过严格的史学专业训练，才能保证我们得到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张岂之就此指出，口述历史的整理者绝不是简单的录下音，然后复印出来。[4]

2.2 掌握部分相关学科的具体知识与技能

《隋书·经籍志》云：“夫史官者，必求博闻强识，疏通知远之士，使居其位。”口述史学涉及人类学、社会学、法学等学科，研究领域应用广泛，这就要求口述史工作者掌握部分相关学科的具体知识与技能。在口述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研究过程中，要求口述史工作者：具备广博的社会知识，以了解受访者的生活环境；具备强烈的感染力和语言表达能力，以使自己的语言适应受访者的语言；懂得心理学，以了解男女老幼各种不同人心态上的差异；拥有一定的应变能力和采访技巧，以适时的把握提问时机和取得共同的话题；熟悉相关法律知识，以维护采访者和受访者的权益。

除了面对形形色色的受访者，口述史工作者还要面对的诸多法律难题(像采访家庭暴力时遇到的隐私问题)、技术问题(如采访少数民族时的语言沟通问题)等等。要解决这些难题，口述史工作者必须掌握部分相关学科的具体知识与技能。口述史工作者通过主体的努力可以提高自身的修养。然而口述史研究，缺乏一批做口述史的专业队伍。大家就像新闻记者采访一样，拿着录音机采访，做出来的东西与严格意义上的口述史不是一码事。缺乏专业队伍，最简便的方法就是搞培训，把全国的有志于口述史的学者组织起来，进行专业培训。请那些国内外从事口述历史研究的有心得的、有实践经验的专家来讲。[5]此外，国家应给予口述史学相应的学科地位，建立中央、地方口述协会或口述室等。国家应对口述史学有长期和短期规划，并对优秀的口述史学理论和实践项目给予立项资助，设立口述史学精品项目，建立口述史学培训机构，加强口述史学人才队伍建设。[6]

[1]白寿彝.史学概论[M].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

[2]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学主要趋势[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梁景和 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07(5).

[4]张岂之.口述历史暨口述自传丛书出版座谈会发言[C].口述历史(第三辑)，2005(6).

[5]邓小军.做口述史要有紧迫感和奉献精神—访中华口述历史研究会秘书长左玉河[J].中国档案，2006（1）.

[6]周新国.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