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混号辞典》是201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孙恒年。

《古人混号辞典》是一部为中华文化史填补空白的力作，居然把若点点寒星散落在历代古籍中的成千上万历史人物的混号汇成一编，编成一部规模宏大而又便于检索的混号辞典，其选题立意之新、搜采范围之广、网罗人物之多，都是空前的。如果是一两个秦始皇的兵马俑，也许不足为奇，然而一个兵马俑的庞大军阵，则会立即焕发出令人震撼眩目的光彩。本书正是这样一个军阵，迄今尚无同类书可与相比较，能与相颉颃。

本书是一部历史人物的混号辞典，本着“实有其人，实有其事”的原则，不收录任何文学作品中的任何人物。全书约七十万字，珍稀图片四百余幅。所涉及的历史人物约在三四千人以上。如果把家族混号（如：三戟崔家、样式雷）、集团混号（如：饿狼军、白杆兵）统计在内，所涉及人物当数以万计。搜罗范围之广为前所未有。每个辞条，为人物立传，概述其生平，突出其混号来历，并注意发掘其混号背后的故事。所使用材料，盖出自“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以及历代野史、笔记和地方志、佛经等，均一一注明出处。遇有说法矛盾之处，辨析真伪精粗，择善而从。书前编有“混号目录”，书后附录“人名索引”，极便寻检。因此，本书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

本书的代前言《混号值得研究》，是一篇探讨有关古人混号问题的拓荒之作，对于混号的起源、混号的功能、混号的流行范围以及混号的分类与模式等问题，进行了全面系统地梳理和阐释，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混号构筑了坚实的框架，也为阅读本书指出了门径。

通过读这部书，你会知道许多声名显赫的历史人物是有混号的，如：孔子号“长人”、秦始皇号“祖龙”、唐太宗号“髭圣”、唐宣宗号“老儒生”、李白号“醉圣”、欧阳修号“韩文究”、刘墉号“浓墨宰相”。

通过读这部书，你会知道许多耳熟能详的历史人物如：军事家孙膑、医学家华陀、汉成帝的宠妃赵飞燕、乾隆帝所宠爱的香妃等，都是靠混号而垂名后世的。更有许多农民起义军的将领，或身怀绝技的普通劳动者，如：闯王李自成麾下的女将领“红娘子”，明代园林建筑师“陆叠山”，清代的铜雕艺术大师“蟹钳”等，因其社会地位低微，或被视作叛逆，如果没有混号也早已湮没无闻。

通过读这部书，你会知道混号（今称外号）不是浅表层面上的“玩笑而已”，混号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是群众的一种口头创作，是百姓的口碑，是舆情的反映，是史家用以臧否人物的春秋笔法，是文坛上文艺批评的利器。小小混号，虽不关军国重事，然而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却涉及到历史、民俗、文学、艺术、宗教、语言等多种学科和领域。混号是人类的一面镜子，比人物的本名更有意义，也更值得我们研究。

通过读这部书，你会知道混号有褒贬功能。孔子作《春秋》，寓褒贬，别善恶，混号正是运用了这种春秋笔法，对人物的品性才智之优劣高下作出评价。官吏之清浊，关乎百姓之死活，于是百姓就以混号为武器来批评他们。对于好官清官，如况锺，百姓称他“况青天”，清朝第一清官于成龙自奉简陋，百姓称他“于青菜”；反之，北魏豫州刺史崔暹，赃污狼藉，百姓叫他“癞儿刺史”。因此，混号是群众的口碑、官吏清浊的标志，是群众奉献给所爱者的颂歌，也是声讨所恶者的檄文。混号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和社会基础。因此，最高统治者也很重视混号的作用和影响。隋朝，梁彦光为相州刺史。因为老百姓管他叫“戴帽饧”，谓其虽戴帽似人，而柔软如饴糖，隋文帝竟因此而罢免了他的官职。可见，一个混号已不是一个简单的称谓，一个混号就是一个人的操行鉴定书，关系着一个人的升黜荣辱。所谓一号之褒胜于华衮，一号之贬严于斧钺，当不为过。原因就在于混号背后反映着广大民众的情绪，蕴藏着巨大的舆论力量。惟其如此，自古以来，混号即受到史学家的重视，司马迁把混号写进《史记》，司马光把混号写进《资治通鉴》，而二十四史的众多作者则把采撷混号当作了撰写人物列传的点睛之笔。

通过读这部书，你会知道混号还有表达爱恨情仇、宣泄个人情感的功能。汉初，吕后把刘邦的小老婆戚夫人砍断手足，挖去双眼，熏聋耳朵，灌以哑药，置于厕中，号曰“人彘”。清代雍正皇帝把他的两兄弟胤禩与胤禟分别改名“阿其那”（满语狗也）、“塞思黑”（满语猪也），都是最大限度地宣泄了他们对政敌的仇恨情感。宋仁宗飞白书“铁御史”三字赐给御史吴中复，则又反映了皇帝对所喜爱大臣的褒奖和喜爱。混号是宣泄情感的一种需要，或戏谑，或嘲讽，或嗤鄙，或怨怒，或诋毁，或憎畏，或颂扬，无一不是产生混号的动因，也为混号烙上了不同的感情色彩。

通过读这部书，你会知道混号还有文艺批评的功能。古代的文化圈子里，普遍流行混号，文人之间互以混号相标榜，或以以混号肯定诗人或作家的艺术成就，或以混号反映诗人或作家的艺术风格特色，或以混号反映诗人或作家的才智素养，情趣爱好，俨然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尤其是诗坛上的一种时尚。如宋代词人宋祁，以《玉楼春》词驰名，号“红杏尚书”；唐代诗人郑谷以《鹧鸪》诗得名，号“郑鹧鸪”；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作诗“好以数对”，号“算博士”。此类混号，比比皆是。如何深入挖掘混号在文艺批评方面的所起到的特殊作用，是我们今后研究中国文学史，不该忽视的一个新的领域、新的课题。

通过读这部书，你会知道混号渊源已久，上古已有之。夏代的最后一个君主桀，以力大能推牛倒，号“移大牺”，这当是古人混号中的“南博－万”。而混号的流行范围极其广泛，在皇宫、在官场、在民间，上至帝王将相，下及贩夫走卒、僧人道士、妇女儿童，三教九流，几乎无处不有，而其中，尤以军人、文人（尤其是诗人）和僧人这三种人群中最为普遍。在大大小小的各种官员中，当以宰相和御史的混号为最多。唐代宰相369人，今能查到有混号的竟在四五十人以上。宋代居相位者133人，今能查到有混号的也在三十人以上。如：宋代名相寇准，号“无地起楼台相公”、“无宅相公”、“寇巴东”、“柘枝颠”，一人就有四个混号。

通过读这部书，你会知道混号有直录式、讽喻式、鉴定式、关联式等各种不同的构成模式。其中直录式混号，真实反映了人物的形貌、服饰、言谈举止、习惯嗜癖、文才武勇、遭际经历等方方面面的特征，构成了千人千面的人物画廊。仅就形貌特征而言，就涉及到人物的眼、耳、鼻、头、颈等各个部位的生理特点。如：唐玄宗宰相韩休，头锐，号“笔头公”；宋代奸相王钦若，颈生肉瘤，号“瘿相”；抗金名将张威，临阵战酣，两眼皆赤，号“张红眼”。而讽喻式混号，仅用以比喻的飞禽走兽就有龙、虎、狮、犀、鼠、雀、雕、鸱等，多达三十余种，如：三国曹植号“绣虎”；宋陈彭年号“九尾野狐”；宋韩忠彦、曾布，并为宰相，一伟岸一瘦小，号“龟鹤宰相”。由此可以想见，本书内容何其生动有趣。

本书已于2010年11月由北京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