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成立于1895年，总部位于美国纽约，是世界上最大最有成就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之一，致力于保护野生生物及其栖息地，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及北美洲的64个国家开展有500多项野外项目。WCS在中国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工作框架，开展了西部羌塘保护项目、东北虎保护项目、爬行动物项目、华南地区野生动物贸易项目，并设有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WCS在北京、拉萨、珲春、广州设有办公室。

WCS总部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总共拥有600多名员工，以及GIS、教育以及野外兽医等方面先进的设施。WCS在纽约还管理着其他4个动物园，有1000多名员工，包括中央公园动物园、景观公园动物园、皇后区动物园及纽约水族馆。所有动物园和水族馆的2008年的游客量达到四百万人次。

WCS除纽约总部外，在全世界有3000多名员工。WCS国际保护项目中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有：从事科学和探险、培训和能力建设专家、生命景观专家和GIS实验室专家、野外兽医专家和保护教育专家。

WCS著名野生动物保护学家威廉·毕彼于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做过雉鸡类的研究，继威廉·毕彼后，首席科学家乔治·夏勒博士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长期在四川和羌塘开展大熊猫与高原有蹄类的保护工作。1996年WCS在上海建立了中国项目办公室，2005年，中国项目的总部转移到北京。WCS中国项目在西部青藏高原和帕米尔高原开展有蹄类保护，在东北地区开展跨国界东北虎保护，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对扬子鳄和斑鳖进行保护，还在华南地区开展减少野生生物消费和贸易以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项目，并从2008年起设立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WCS注重与政府、社区合作，开展长期的野外科学研究，用收集到的野生生物与生态系统的第一手信息推动保护工作。到2008年底，WCS中国项目一共有4个办公室，分别是北京办公室、拉萨办公室、珲春办公室和广州办公室。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的策略是支持综合的野外研究课题，培训当地的自然保护专业人员，为保护和管理野生生物种群。

1．设立野外研究课题，建立野外工作计划；

2．派遣专家赴世界各地医治野生动物和培训当地兽医；

3．WCS的教育部编写以强化自然保护内容中小学教材并在世界各地举办教师培训班。

WCS在中国的工作始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乔治·夏勒博士受邀代表WCS进入中国，在四川和羌塘开展大熊猫与高原有蹄类的研究保护工作，和各级政府部门以及研究机构建立了合作关系。乔治·夏勒博士是20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之一。在将近半个世纪的岁月中，他一直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长期以来，夏勒博士担任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的科学主任，在非洲、美洲、亚洲开展先锋性的研究工作。他将深奥的科学研究、公众交流、政府合作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有机地结合起来，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物及其现状告知世人，并协助多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事业。

WCS全球项目在夏勒博士工作的基础上，于1996年在上海正式建立了WCS中国项目办公室，以老虎和藏羚羊为代表性物种，构建WCS在中国的项目。WCS中国项目已经形成了一个系统的工作框架，开展了西部保护项目、跨国界的东北虎保护项目、两栖爬行动物项目、野生动物贸易项目以及教育项目。范围涵盖了从关键物种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公众意识和环境教育、野生动物贸易调查，以及景观水平的规划。WCS注重与政府、社区合作，共同开展长期的野外科学研究，用收集到的野生生物与生态系统的一手信息推动保护工作。WCS在北京、上海、拉萨设有办公室，哈尔滨办公室即将建立。

WCS的历史要追溯到1895年4月26日，纽约州特许建立纽约动物学会（New York Zoological Society），这是WCS的前身。纽约动物学会是美国首批保护组织之一，它有着明确的目标：做野生生物保护的先锋，促进动物学的研究，创建一流的动物园。创建人中包括被誉为“纽约市之父”的Andrew H. Green，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兼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馆长Henry Fairfield Osborn，后担任美国第26届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以及其他一些纽约著名人士。

WCS的总部位于纽约布朗克斯动物园，它是美国最大的城市动物园，1899年11月8日起开始接待游客，其在纽约公众文化中的地位可以与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相提并论。纽约市每年为布朗克斯动物园提供一定资金用于园区的运转，WCS则是动物园的管理者。这种政府与自然保护组织之间的合作关系已保持并完善了100多年。此外，WCS的大部分日常管理资金来自于私人捐助。此后，纽约市政府将中央公园动物园、景观公园动物园、皇后区动物园及纽约水族馆交由WCS负责管理。每年有超过400万游客参观这些动物园与水族馆，WCS鼓励游客了解野生动物的世界，关心自然界的未来。在动物园的管理之外，WCS更多致力于野生生物及其自然栖息地的先锋性保护研究，这些研究工作甚至在布朗克斯动物园建成之前就已进行。19世纪末，WCS的动物学家William Temple Hornaday开展了一次美国野生动物生存状况调查，公布了鸟类与哺乳类数量逐年下降的报告，这些研究报告推动了美国各州动物保护法律的出台与规范化。

自1905年开始，Hornaday带领开展了一个全国性保护项目，通过政府资助建立避难所，拯救濒临灭绝的美洲野牛。这一独特的物种最终得到拯救——这也是世界野生动物保护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布朗克斯动物园鸟类馆馆长威廉·毕彼自20世纪初开始对亚洲的野生雉鸡类进行研究，并出版了相关著作。此外，他还乘坐深海潜水装置于1934年下潜至半英里深的百慕大海底，探索深海世界。

自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WCS在肯尼亚、坦噶尼喀（今坦桑尼亚）、乌干达、埃塞俄比亚、苏丹、缅甸、马来半岛等地开展了一系列野生动物调查研究项目。1959年，WCS资助乔治·夏勒博士对刚果的山地大猩猩进行先锋性研究，此后，乔治·夏勒博士先后在非洲、亚洲、南美洲开展先锋性的野生动物研究，并成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野生生物研究学家。1962年，William Conway担任布朗克斯动物园园长，并于1992年开始担任WCS主席。在他的带领下，WCS在全球的保护事业进一步扩大。WCS在全球64个国家开展保护工作。

乔治·夏勒

1933年生于德国柏林，野外保护生物学家、作家，是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首席科学家，曾担任WCS科学与探险部副主席。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乔治·夏勒博士致力于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野外生物学家，对于许多大型濒危物种，如大猩猩、非洲狮进行先锋性研究。他的足迹遍及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荒野，是诸多长期研究项目的开创者，揭示了许多保护问题，对学术界乃至社会公众影响至深。他将深奥的科学研究同公众交流、政府合作以及对生命的尊重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将许多鲜为人知的动物及其现状告知世人，并协助多个国家的地方政府推动当地的野生动物及景观水平上的生态系统保护事业。

20世纪80年代初，受世界自然基金会和原国家林业部的邀请，乔治·夏勒博士成为了第一位来到中国研究大熊猫的西方人，此后，他更成为第一个被允许进入羌塘的外国专家。他也是第一个将“沙图什”贸易和藏羚羊数量锐减联系在一起的人，从而揭示出藏羚羊被大量猎杀的事实真相。乔治·夏勒博士在中国的足迹遍及四川、内蒙、西藏、甘肃、青海、新疆等地，所研究的野生动物包括大熊猫、藏羚羊、雪豹、马可波罗盘羊、普氏原羚、孟加拉虎等多个物种。

乔治·夏勒博士先后获得世界自然基金会金质勋章、国际宇宙奖、泰勒环境成就奖、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终身成就奖、印第安纳波利斯奖、中华环境奖等多个奖项。他发表了众多的科学论文，出版了15部书籍，其中《塞伦盖提的狮子》获得了197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而《最后的熊猫》一书则为众多中国读者所熟知，成为他们关注、保护野生动物的最初启蒙。

乔治·夏勒博士如今已近80岁，却依然工作在中国荒野的第一线。

在将近半个世纪中，乔治·夏勒博士一直从事野生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1933年他生于德国柏林，从大学开始，每年仍有8个多月都在野外度过。

从非洲的狮子、大猩猩，到亚洲的野羊和藏羚羊，他是许多长期研究项目的开创者和保护问题的揭示者，对学术界乃至社会公众影响至深。 执著和敏锐使他成为当今世界上最著名的野生动物学家之一，并先后获得国际宇宙奖（日本）和泰勒环境成就奖（美国）、2007美国国家地理学会终身成就奖。迄今，他已经发表了众多的科学论文，出版了15本书，其中《塞伦盖提的狮子》获得了1972年美国国家图书奖。

他写的《最后的熊猫》一书曾为众多中国读者所熟知，成为他们心中对野生动物关注和保护意识的最初启蒙。

他是第一个研究大熊猫的外国专家；

他是第一个被允许进入羌塘的外国专家；他是美国新闻周刊评选出的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

他第一个将“沙图什贸易”和藏羚羊的锐减联系在一起，1984年，乔治治夏勒博士开始在羌塘无人区开展研究，他的著作《青藏高原上的生灵》和最新出版的《西藏生灵》（Tibet's Hidden Wilderness－Wildlife and Nomads of Changtang Reserve）将帮助你了解那片土地。

解焱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中国项目主任，国际动物学会秘书长。1989年南京大学生物系学士，1994北京农业大学动物科技学院遗传系硕士，2000年中科院动物所生态学博士毕业。

她从小热爱动物和大自然，从1994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就开始从事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由她负责统筹的“中国物种信息服务”（CSIS）、“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网站”、《世界自然保护信息》刊物和野生生物保护阅览室坚持向全国各地的保护管理人员、保护研究人员、教育人士以及保护爱好者、自然爱好者提供最新、最全面的保护理念和方法。她的一些研究引导了新的保护理念的传播，包括保护地、外来入侵种、天然植被恢复、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制定、中国生物地理区划等。

此外她长期坚持国际合作，与国际保护界保持着密切联络，曾经担任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生态安全课题组和保护地课题组协调员，现任IUCN物种生存委员会执委会成员，曾任IUCN世界保护地委员会东亚地区副主席、全球GAP分析项目技术指导委员会成员、GEF项目专家。

她参与编写的《中国物种红色名录》（4卷）、《中国生物多样性地理图集》、《中国兽类野外手册》、《中国的保护地》、《生物入侵和中国生态安全》、《中国外来入侵种》、《恢复中国的天然植被》、《开发建设中的生物多样性原则》、《大自然的精灵》等书成为保护界人士的参考书和宣传教育的材料。

伊丽莎白·贝内特

Elizabeth Bennett获得剑桥大学马来半岛灵长类生态学博士学位。曾在马来西亚及其所属沙捞越工作达18年。起初，她同时为WCS和WWF马来西亚组织工作，首次开展了长鼻猴的生态与保护需求方面的深入研究。之后又参与了WCS和沙捞越政府组织的多个项目，包括沙捞越全境野生生物调查，捕猎及木材砍伐对野生生物影响的详细研究，最终担任考察队的领队，与WCS和沙捞越政府工作人员一起制定了综合野生生物政策，随后担任政府一个部门的领导，负责监督政策的执行情况。包括为新的野生生物与保护区立法提供技术帮助，通过广泛宣传和巩固项目的方法完成计划，协助沙捞越政府制定保护区体系。政策的核心及实施包含了多种途径，从而可以控制沙捞越不断出现的捕猎与野生生物贸易活动。

Elizabeth还积极参与了许多培训工作，从研究生管理到培训沙捞越、沙巴、缅甸、中国台湾和大陆从事野生生物研究人员。她已出版了85个科学与普及出版物，包括合作编写的一本关于热带雨林狩猎综合议题的著作，以及合著的涉及同类问题的世界银行政策论文。1994年，荷兰Berhard Prince授予她“金文学”奖，2003年她又获得沙捞越政府颁发的“Pegawai Bintang Sarawak”奖，2005年获得英国女王陛下伊丽莎白二世为她颁发的“英国最杰出人物勋章”，这些都对她在野生生物保护方面所做的工作给予了肯定。

点击阅读Elizabeth1发表于2006年12月《中国国家地理》的文章《沉寂的荒野——记录全球野生动物消费》

乌拉斯·卡伦斯

作为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WCS）印度项目主任，Ullas Karanth博士不仅是一名资深科学家，还是一名世界一流的老虎书籍作者。在早年，他曾试图成为一名工程师，甚至从事农业，不过最终他选择了野生动物这一工作领域。他的主要研究内容是食肉动物与被捕食者间的数量关系，其主要工作区域在印度的Karnataka地区，尤其是Nagarahole，当然，他在印度各地都进行过老虎研究。除去大量的科研论文，Karanth还著有《狩猎台上的风景》（已经WCS中国项目翻译、发行中译本）以及《老虎之道》（中译本即将发行），它们都得到了广泛的称赞。作为2007年ABN AMRO保护区终身成就奖（Sanctuary-ABN AMRO Lifetime Service Award）获得者，他与Bittu Sahgal一同针对老虎、科学以及保护问题进行了一次访谈。

有人认为你的生活中充满着冒险，你一定有很多难以忘怀的野生动物经历与大家分享吧？

说道冒险，我得提起在近距离用麻醉枪射击老虎，那个距离在老虎的一次跳跃范围之内。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我17年前的工作日志中记录的一个时刻：“然后，我的短暂一瞥发现了一只带有黑色斑纹的金黄色老虎。阳光透过凌乱的山黄皮树叶照在它的身上。这头老虎安静地躺在小路上，不时摆动着它硕大的头颅，优雅又充满着力量……我缓缓的移动麻醉枪，希望不要被它敏锐的眼睛发现……当它侧过身去时，我的准星瞄向了它的右腿, 然后是轻轻的一枪……”

在工作中你有生命威胁吗?

没什么。当我在进行样带调查时可能会遇到大象的威胁，在射击老虎时也可能会遇到危险。可我得说，在班加罗尔大街上开车会更危险。

你的父亲Shivrama Karanth博士非常著名，他对你的影响有多大？他的哪些观点比较贴近你？

他对我带来过很多早期影响，他指引我走向大自然。他非常热爱野生动物，广泛阅读动物类书籍。事实上，我家是一个动物的天堂，我是看自然读物以及Jim Corbett的食人猛兽故事长大的。

我想你的家庭对你还有更多的影响吧？

在50年代，我的姨母Vasantha Satyashankar送给了我第一本Salim Ali的书，并鼓励我进行观鸟；我的表哥Shyam Sundar是一位很有经验的护林人，在60年代时他带我去过热带丛林；还有森林管理员K. M. Chinnappa，我在60年代晚期结识的挚友，他在Nagarahole教会了我工作技巧。当然，在学术方面给过我很大影响的大是乔治·夏勒，1965年我在《生命》杂志上第一次读到了他关于老虎的研究文章。

你是在哪里成长，又是在哪里读书，并完成后来的硕士、博士研究的呢？

我在Western Ghats地区的一个叫Puttur的农村小镇长大，它距离Karnataka地区的芝格洛尔有50公里。我曾在Kannada中学学习，之后学习工程学并工作了一段时间。我在佛罗里达攻读野生动物硕士学位，并在芝格洛尔完成了博士学位。

你每天具体要做哪些工作？

有段时间，我每天都要早起进行老虎的无线电跟踪，而现在我把这项工作交给了我年轻的同事和学生去做，并对他们进行指导。我尽可能多的到森林里去，检查红外线照相机，它们可以用于给老虎拍照，以此进行老虎鉴别并确定种群数量……

你认为当前野生动物工作急需要严格的学术研究吗？

当然！如果我们单凭信心和热情进行保护工作，而缺乏理性与科学的指引，那么这种保护可能不会见效。就像科学在科技、医学以及农业中的应用一样，它可以帮助我们分析结果，并使我们能及时了解研究方向是否正确。

是什么因素促使你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到Wildlife First这一保护组织的呢？

我只是Wildlife First的顾问而不进行工作。1992年，一群自私的居民闯入了Nagarahole，阻碍我们的研究，并打伤了在保护区从事了20年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K. M. Chinnappa。我意识到对于这些阻碍势力我们需要强有力的支持。

同时我发现，在印度，野生动物保护的意识只局限于大城市居民中间，而我们有必要招募一些中等社会阶层的农村年轻人，以打破因阶层和语言所造成的障碍，这种障碍使那些保护工作者很孤立。其实还是有很多热情的拥护者的，妇女、农场主或是一些毛主义者的部队，甚至是在印度中部活动的极右组织RSS。目前Wildlife First已得到了很大发展，拥有其他几个组织的支持：Bhadra野生动物信托基金、Kudremukh野生动物基金、Chikmagalur野生猫科动物协会以及一些新的组织。Wildlife First奉行的另外一个主要准则是：不仅行动，而且是要在科学的指导下的行动。

现在印度通过了“森林权力条例”（Forest Rights Act），而老虎的未来又会是怎样的呢？

在印度，大部分老虎被限制在一些保护地及一些重要的栖息地中，而这些地区的面积不及老虎自然生存区域的10%。我们必须要善待自然。如果在森林权力条例中的规则能够保证在一些关键区域中，公平的政策以及居民异地安置、补偿制度能够改变过去的不公正，老虎仍然可以存活下去。至少那些在心里呼吁人类与老虎和谐共存的人们必须关注这种双赢的方式，而不是梦想着人类与老虎能够共存，却坐视森林开采的增加。尤其是那些的重要的老虎栖息地。保护者必须记住，不论有没有这些条例，任何一个森林中的居民都可以自由的迁往另一个更适于生存的地方生活——没有人能阻挡的。

Joel Berger

保护事业从大角羊开始

1978年，Joel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生物学专业后，就投身于保护事业。他关注的第一种动物是加拿大、美国和墨西哥的大角羊。大角羊喜欢生活在自然形成的多岩干燥的山区。它是对付硬东西的专家，那又长又宽的臼齿是在长期磨碎食物的过程中进化出来的。之前几乎绝迹的大角羊，现如今数量得到了很大恢复，最近还允许了猎杀。管理当局通过颁发严格控制的狩猎许可证进行管理，人们可以凭证猎杀老羊，并用获取的收益来改善大角羊和其他野生动物的生存环境。

紧接着，他画出一幅动物图让记者猜他保护的是什么，在记者表示猜不出来后，他又模仿着那种动物的叫声，原来是非洲的犀牛。

保护非洲犀牛的方法并没成功

在100年前的非洲大地上，生活着3万多头犀牛，不到4000头，盗猎像癌症一样蔓延。角是犀牛的防御武器以及搜寻食物时翻土的工具。东方将犀牛角粉视为珍贵的退烧药。据说，有一半多的犀牛角会经黑市由阿拉伯的货船运到一个叫北叶门的国家，制成男人们腰间佩刀的刀柄。在北叶门，拥有犀牛柄的佩刀被视为无上的荣耀，会得到所有人的羡慕，一把犀牛角的佩刀最高可以卖到1.5万美元以上。

90%的非洲犀牛因此被杀，于是Joel考虑割去犀牛的角来达到保护的目的。五六年后，被割去角的犀牛会重新长出角来。“但这样做带来的一个问题是，失去角的犀牛妈妈不能保护小犀牛被猎狗吃掉，所以这个方法并不很成功。”因为调研和保护的需要，Joel的足迹踏遍了非洲的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

1991年～1994年，Joel将视野投向麝牛和赛加羚羊。麝牛曾经在欧洲和亚洲北部都有分布，而如今它们的身影只能在北美和格陵兰岛的北极圈区域才能看到。19世纪末，人类曾试图在俄罗斯、北欧和阿拉斯加等地重新引入这种古老的动物。

麝牛是更新世留存的古老物种，曾经与猛犸、野马和剑齿虎生活在同一地区。麝牛是羚牛的近亲，尽管像牛，但是许多方面都更像羊，可以说是一种超大型的野羊。Joel研究麝牛是在阿拉斯加接近西伯利亚的地方，当地人在两方面利用麝牛：麝牛的肉可以吃，毛发也非常暖和。他说，研究麝牛能够帮我们更好地理解北极动物如何适应或不能适应气候变化。

驼鹿和狼的故事

1995年～2004年，Joel转而研究美国阿拉斯加、俄罗斯西伯利亚和中国的驼鹿。他作了一个有趣的实验：东边的阿拉斯加没有老虎而有狼，Joel就放老虎的声音；远东地区没有狼而有老虎，Joel就放狼的叫声，结果发现，阿拉斯加的驼鹿已经不认识狼的声音，而远东地区的驼鹿不认识老虎的声音。

继而，Joel又在狼已灭绝的美国黄石公园评估了驼鹿对狼的反应，结果发现驼鹿也不认识狼，遇见重引入的狼不会逃避，从而被狼吃掉。但这批驼鹿的下一代认识到狼是他们的天敌，会想办法逃掉。这两个实验，验证了驼鹿是会后天学习的。

保护叉角羚的迁徙路线

除此以外，Joel还在美国本土研究动物迁徙路线，并进而保护。在黄石公园和一块空地之间，有一条长75公里、宽2公里的叉角羚迁徙通道。叉角羚是北美特有的有蹄类动物，奔跑速度仅次于猎豹。Joel从钱包里拿出它们的照片：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浅黄色的叉角羚们在草原上自由奔跑着。

自1万年前北美猎豹灭绝后，成年叉角羚基本上已经没有什么天敌存在了。羊羔为了躲避其他动物的攻击，依靠身上的保护色静静地趴在地上，以避免被敌害发现。叉角羚完美的自我保护，使它的天敌都不能对它构成真正的威胁，除了人类。

作为美洲大陆上迁徙路径最长的哺乳动物，每年秋季，黄石国家公园中的叉角羚都会沿着固定的路线进行240公里的往返迁徙。这条古老的迁徙路线至少有6000年的历史。如若不能迁徙，叉角羚很可能因为在严酷的冬季环境下不能生存而灭绝。而由于石油开采的加剧和其他人类干扰，这条古老的迁移路线可能消失。之前，叉角羚进出黄石公园的8个迁徙通道，已经有6个不复存在了。自2003年以来，Joel和项目组深入研究了经济发展对叉角羚的迁徙行为造成的影响，对当地居民如何在保护叉角羚的基础上发展经济提出了有效建议，“叉角羚之路”的重要性得到了认可。这限制了当地油井开采和围栏的兴建，同时为其他地区保护叉角羚提供了借鉴。

2008年1月，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美国鱼类和野生动物管理局以及美国森林保护管理局代表公开发表声明，支持WCS的叉角羚迁徙路线保护工作。他们修订了1990年的森林计划，该森林计划对美国森林保护管理局管辖范围内的叉角羚迁徙路线进行保护。根据修订计划，修建围栏等基础设施需要事先进行设计，为叉角羚留出通道。在各种保护力量将近一个世纪的努力下，一度减少至不足3万头的叉角羚，已经恢复到200万～300万头以上（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叉角羚已成为美国西部常见的动物，也是美国狩猎的主要动物之一。

从事保护工作30余年，Joel不是没有遇到过困难，“野外的狮子、大象都是大型动物，需要一定的胆量和勇气。研究犀牛时，只在夜间活跃的犀牛会冲向你，很危险”。“但是，最危险的不是动物，而是人！”Joel说。

喜欢动物、赞美欣赏人生的Joel也热衷于做科普，The better to eat you with: fear in the animal world这本图文并茂的著作，倾注了他半生的心血。

Joel说，从事保护工作的最大动力，就在于自己的研究能使政府改变法律等规定，使之变成切实可行的保护策略。

看得见的成就感，让他永不疲倦地奔波在保护生物的路上。

John Thorbjarnarson博士

WCS的高级保护科学家John Thorbjarnarson博士（也被大家称作Juan Caiman）在WCS有很长的历史。他于1982年获得研究生奖金开始研究美国鳄鱼的现状和生态。作为专职爬行类学家，他专注于鳄鱼研究，于90年代初，在佛罗里达大学完成他的博士学位后，从博士后研究开始，就与WCS的一些同事，及之前纽约动物学会馆长韦恩·肯等一起工作。 1993年，他是成长中的拉美项目的第一个主任助理。随后，他跨拉丁美洲、非洲和亚洲工作。从事斑鳖繁殖保护，调查和重引入扬子鳄的工作，以及保护各种印度鳄、凯门鳄、鳄鱼以及其他濒危爬行动物。他发表了许多文章，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和国际动物园和水族馆协会(AZA)等机构中是一个备受尊敬的学者和保护学家。在中国，John从90年代开始推动中国野生扬子鳄种群数量调查，和扬子鳄保护研讨会，成功推动中国野生扬子鳄的保护以及圈养扬子鳄的重引入工作。特别是促成了2006年从美国出生的12头扬子鳄引回中国，2007年成功释放6头扬子鳄到崇明东滩并繁殖。他推动组织研讨会，设立扬子鳄保护新目标：10年内将扬子鳄从IUCN的极危等级下降到濒危等级。直到去世前仍然在为扬子鳄的保护工作操心。2006年以来也同时推动了金头闭壳龟和斑鳖的保护工作。

John Thorbjarnarson博士于2010年2月14日上午突然病故，年仅52岁，他的离世对于我们和保护工作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一生从事全球鳄类以及其他濒危爬行动物的研究和保护工作，对中国扬子鳄的保护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我们对他的英年早逝表示沉痛的哀悼！

Dale Miquelle博士

Dale Miquelle在美国马塞诸塞州波士顿附近出生长大，获得耶鲁大学理科学士学位，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理科硕士学位，并在爱达荷大学获得博士学位。

Miquelle博士在尼泊尔的奇旺国家公园进行了一年的老虎生态工程的工作，这份工作使得他对国际自然保护和大型食肉动物研究的爱好结合了起来。Miquelle博士加入Hornocker野生动物学会启动了东北虎项目，这是由国际和俄罗斯专家共同进行的一个科研与保护相结合的项目，长期研究基地设在俄罗斯Primorski省的Sikhote-Alin生物圈保护区。他花费了16年时间在俄罗斯西部郊区，研究老虎生态的同时将了解到的知识应用到采取保护措施的行动中去。

如今，作为WCS俄罗斯项目国家协调员的Miquelle不仅在俄罗斯进行老虎研究和保护，还在中国附近的长白山景区进行老虎保恢复和还原的工作。

WCS的使命——保护野生生物及它们的自然栖息地

WCS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

WCS 的策略

WCS的策略是进行长期、深入的野外研究，为保护野生生物种群提供技术支持；培训当地的自然保护专业人员，提高其自身的保护管理水平；同时，WCS通过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活动来提高公众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WCS在中国的策略是通过积极地开展保护和教育活动与政府和野生动物研究人员合作保护中国独特重要的野生动物和野生生态系统。

WCS的使命——保护野生生物及它们的自然栖息地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致力于保护野生生物及其野外自然栖息地。在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带领下，他们抱着严谨的科学态度，开展国际性保护活动和宣传教育，并对世界最大的城市野生生物公园体系进行管理。希望这些行动能改变人们对自然的态度，并让他们对在当地或全球范围内人类与野生生物和谐共处抱有美好憧憬。WCS之所以致力于保护自然是因为他们相信，这对保持地球上的生命完整性是必须的。自1895年以来，WCS就以布朗克斯动物园为总部，在全世界开展野生生物及野外自然栖息地的保护工作。

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在地区、国家和国际上开展了上百万个具有开拓性的环境教育项目，特别是把纽约野生生物公园的资源与在全球的野外项目相结合，以激发人们对自然的爱心，并领导环境教育工作，帮助维持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多样性。

每年有超过400万的人参观布朗克斯动物园、纽约水族馆及中央公园、皇后和前景动物园，工作人员鼓励这些游客了解自然世界，并鼓励他们关心自然界的未来。

将动物园和水族馆野生动物展览与环境教育和野生动物保护项目紧密结合的前景一片光明。 --WCS主席和执行总裁 Steven E. Sanderson博士

在中国的西部，仍保存有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荒野。广阔延绵的大地孕育着世界上最宏伟的高原和山脉（青藏高原、帕米尔高原、昆仑山脉、天山山脉和阿尔泰山脉），入眼的是无际的沙漠、草原和荒漠。在这里，生活着众多的特有而濒危的野生动物，它们有藏羚羊、盘羊、野牦牛、藏野驴、藏原羚，还有北山羊、岩羊、白唇鹿、雪豹、藏狐、猞猁等物种。然而，这片土地正面临着发展和转变。公路正在向偏远的山谷延伸，游牧民驱赶着家畜在曾经的无人区定居。经济发展带来了大量人类活动，政府政策也影响和改变着土地的传统利用模式。

在人类活动扩散之前，我们仍有机会对这里多达几十万平方公里的荒野地进行研究、保护和管理。为了这片珍贵而神奇的土地，WCS成立了中国西部保护项目。WCS在这里选择一些珍稀濒危的野生动物作为关键物种，针对其种群和栖息地现状进行研究和评估，分析它们的致危因素以及与当地社区发展之间的冲突，探索消除这些冲突的方式，使当地的野生动物保护和经济发展共同和谐发展。

WCS西部项目面临以下挑战：保护工作要从简单向综合管理转变；需要在当地的居民、家畜、草场和野生动物之间找寻一种需求平衡，并努力使这种平衡成为现实。

羌塘的景观生态系统

羌塘，位于青藏高原西部，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未被破坏的景观之一。该区域总面积可达700,000平方公里（是德国、波兰和立陶宛面积的总和），北部仍属于无人区。羌塘平均海拔在4500米左右，含氧量低，气候寒冷，特色的环境孕育了独特的动植物群落，如藏羚羊、野牦牛、藏野驴、西藏盘羊、西藏棕熊、藏狐和黑颈鹤等，这一地区的生物多样性对中国乃至世界都是至关重要。

1985年，乔治·夏勒博士代表WCS和当地研究机构合作，开始了对羌塘野生动物的探索。随着研究的深入和持续进行，藏羚羊作为关键物种在该生态系统的代表性和重要性也逐步展现出来。1993年，国家建立了羌塘自然保护区，并于2000年将其晋升为国家级保护区。它的面积达300,000平方公里，是世界第二大的陆地自然保护区。在将近20年时间内，当地已经开展了大量的反偷猎和保护宣教工作，效果显著，在局部区域的大型哺乳动物数量开始恢复。

然而，随着该区域人类活动的增加，发展和保护之间的矛盾也逐步显现。目前，对于保护中出现的新的问题，当地缺乏系统的生物多样性监测以及相应的能力建设来支持有效的管理。WCS在前期研究的基础上，于2007年7月获得中国欧盟生物多样性项目资助，与西藏自治区林业局、西藏自治区农牧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和世界自然基金会一同，开始实施“西藏自治区羌塘生物多样性保护和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项目”。

该项目的策略是帮助建立羌塘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设计宏观层面的生物多样性管理计划，同时积极推动多部门和当地社区的能力建设和交流，希望在羌塘地区建立示范性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管理计划和措施，推动草场、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和谐以及可持续性发展。

新疆

帕米尔高原的跨国界保护

在亚洲大陆的中心地带，几条延绵的山脉在这里汇合，形成一个巨大的山结——帕米尔高原。它位于中亚东南部、中国的西端，地跨塔吉克斯坦、中国、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部分区域。帕米尔高原有着地球上极其珍贵的动植物资源，如雪豹、马可波罗盘羊、西伯利亚北山羊。马可波罗盘羊是帕米尔高原上无价的象征，它们有一双美丽的大角，但同时它们也被狩猎者所觊觎。

WCS在帕米尔地区的工作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近二十年来，WCS的科学家们和四国相关部门合作，在该地区开展了一系列的野生动植物调查，其中包括在阿富汗展开了其战后最大型的生物多样性恢复项目。2005年与2006年，乔治·夏勒博士与WCS中国西部项目的康蔼黎博士共同针对帕米尔地区中国部分的马可波罗盘羊开展了调查。

对于马可波罗盘羊这样的野生动物，只有通过帕米尔四国的合作才能有效的保护。2006年9月，中国国家林业局野生动物保护司与WCS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共同主办了“2006帕米尔高原野生动物和栖息地保护国际研讨会”，来自四国相关政府的代表和国际保护机构的专家出席了会议。这一会议开启了四国合作保护帕米尔地区的新纪元，未来帕米尔地区将开展更多的跨国界保护行动。

新疆和田西昆仑巡护项目

昆仑山脉横亘于新疆和西藏之间，这里与西藏的羌塘相连，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在西昆仑的新疆和田，WCS科学家和当地林业部门的联合调查，确定了当地一个藏羚羊迁徙种群的重要繁殖地。2005-2006年，WCS中国项目在当地资助反偷猎巡护，并且为和田地区西昆仑藏羚羊繁殖地保护区的建立提供技术支持。

当地保护人员是保护工作中最重要的力量，他们的能力是保护工作可以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此，WCS从2006年开始，以帕米尔地区为主和当地林业部门合作，每年开

中国物种信息服务（CSIS）

护人员的野外巡护和记录能力。

坚持长期的野生动物研究：

我们将继续发挥WCS科学研究的特长，以旗舰物种为目标，在西部高山高原地区进行长期野外研究，并且将研究内容延伸到野生动物与家畜间的冲突以及生态系统的健康。

景观层面的保护计划：

在物种层面的研究以外，我们将着眼于景观层面的保护工作。通过使用WCS生命景观项目的构架，结合物种需求和人类发展需求制作保护景观的模型，以此确定保护努力和效果监测的方向。

能力建设：

在项目涉及的区域，无论是在当地居民还是专门从事保护的工作人员，都是当地保护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为提高当地社区与保护人员的保护理念和能力，WCS将在野外研究的基础上，将国际和国内的先进科学保护经验同实际应用结合，开展基于社区和当地基层保护机构的能力建设工作。

传统文化和自然保护的关系：

在中国西部，壮丽的自然景观孕育了当地少数民族的迷人文化。当地居民与大自然和谐相处千百年，他们的传统理念为野生动物保护所不可或缺。因此，我们应当基于景观保护和环境教育，激发当地居民的民族、文化和信仰的自豪感，制定合理的可持续生态旅游计划，在信仰的观念下促进社区发展，让当地居民参与到每一个保护项目中，试图发现藏传佛教在对野生动物和自然保护中的积极因素，综合考虑自然保护和文化保护的平衡性，还西部地区一个秀美的山川。

中国是虎的发源地，在其长达200万年的生存和进化中，虎的分布逐步从中国扩散到印度、土耳其、俄罗斯的西伯利亚、东南亚以及中亚地区。1996年，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在俄罗斯开展的全面调查显示，野生东北虎的数量约为350头左右。在中国，国际野生生物保护学会组织中、俄、美三方专家于1998～1999年间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展开了野外调查。结果表明，中国境内东北虎仅剩不到15头并无“常住个体”，野生华南虎已消失或濒临灭绝，我们若不下决心，我们就不能保证华南虎的情况不在东北虎上发生。

冬季是最容易发现东北虎活动踪迹的季节，静静的深林里，皑皑的雪面上，东北虎那巨大、美丽的足印既显眼又神秘，即令人紧张，又令人激动。冬季又是野外巡护清山工作任务最重、最容易出成果的季节。目前中国的东北虎由于公路交通和生产活动，单只的老虎被分割在不同区域的山林中，呈片段化、岛屿化的倾向。而只有在发情期雌雄老虎才会相聚繁衍后代，片段化、岛屿化后，老虎相聚很难，这也是中国东北虎繁衍十分缓慢的一个原因。

目前老虎的活动区域都有人类的活动，东北虎的保护就显得困难和复杂。当地偷猎现象严重，一些不法份子用套猎、铗捕、堵洞穴、设陷阱等来进行偷猎活动。对大型兽类来说，最常见也是危害最大的就是铁丝套猎捕。猎具简单，携带方便，隐蔽性强，不易发现，给管理造成困难。另外设置套子数量多，常年放在山上，持续危害。铁丝套大多是用来套猎狍子、野猪等大中型兽类，有时虎在追赶野猪捕食过程中也会偶尔会误入圈套，甚至死亡。例如：1995年动机迎春林业局五泡林场29林班，有一个套野猪的铁丝套子套住了一只东北虎。最后导致这只虎的死亡。在珲春东北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2002年和2005年都发生过非法狩猎者用钢丝套猎杀东北虎和远东豹的违法犯罪案件。

同为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东北虎一直没有得到向大熊猫、藏羚羊、白暨豚等动物一样的重视。学会希望通过清套活动，可以切实保护野生动物资源，有效遏制和震慑乱捕滥猎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行为，杜绝和防止非法猎捕工具对野生动物的危害和伤害，进一步强化全社会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维护生态平衡意识，确保野生动物资源及国土生态安全。同时提高广大人民群众保护野生动物资源的意识，使更多的志愿者参与到东北虎及其野生动物保护事业中，了解并宣传保护事业，促进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良好环境。

(1) 消除套子等非法狩猎工具，最大程度上消除其对东北虎及其狩猎的威胁；

(2) 通过此次活动对当地居民进行教育，遏制和震慑乱捕滥猎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违法犯罪活动；

(3) 使广大人民群众重新正确地认识东北虎以及认识到自己对保护东北虎的责任。

(4) 希望通过一系列的宣传活动，使保护区及其周遍当地能够理解并亲自参与东北虎的保护；并希望能通过宣传加大政府和国际组织对东北虎保护工作的资金和人力投入。

中国的陆地国境线长达21000多公里，其中包含一系列独特的生态系统，是多种珍稀野生动物的家园。但在这些地区，野生动物却面临着非法盗猎与走私犯罪的威胁，而边境地区艰苦的执法环境更使得当地的保护工作及其复杂。2008年，WCS中国项目启动了中国第一个针对边境地区的野生生物执法保护的奖项——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该奖项旨在激励、表彰打击盗猎、控制野生生物跨国界非法贸易，为中国野生生物保护做出重要贡献的集体和个人，促进边境地区相关人员在野生生物保护和执法工作上的交流，提高他们的野生生物保护和执法能力。

2008年12月，首届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最终评选出25名获奖者。获得相关执法设备等物质奖励之外，获奖者还参加了WCS在新疆举办的野生生物保护与执法培训，并赴柬埔寨、泰国、老挝三国进行考察，参观学习当地先进的野生生物保护与执法经验。

2009年10月，WCS启动了第二届中国边境野生生物卫士奖，最终评选出5名卓越卫士奖、5名杰出卫士奖以及15名优秀卫士奖获奖者。2010年1月25日的第二届“卫士奖”颁奖仪式被英国《卫报》誉为“奥所卡式的野生生物保护颁奖典礼”。

2009年10月24日，11月27日，2010年1月25日，WCS联合搜狐网先后三次举办公益访谈，呼吁公众拒绝消费野生生物制品，支持边境地区的野生生物执法保护。著名演员陶虹、知名导演冯小宁与著名节目主持人龚宁作为特邀嘉宾参加了访谈。

第二届“卫士奖”期间，知名导演冯小宁与著名节目主持人龚宁应邀担任WCS野生生物保护形象大使，与WCS一同呼吁更多公众关注我国的野生生物保护。西藏羌塘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项目（2007－2010）　青藏高原西南部的羌塘地区是世界上最独特的景观之一，有着丰富和特有的野生动物资源。但是，该区域内持续增长的人口和家畜的数量，导致原先没有被人类利用的地区也开始被人类所利用。牧民们原来的帐篷换成了房屋，马匹也换成了摩托车。这些变化导致了羌塘地区的人——野生动物冲突的不断升级，包括家畜被捕杀、草场的竞争和野生动物栖息地的错位。家畜和野生动物活动区域的重叠同时也导致了它们之间疾病的传播。而且，新建成的青藏铁路直接连接了拉萨和北京，加速了羌塘地区的发展，该地区脆弱的生态系统所面临的环境压力越来越大。

该项目将通过政府部门间的合作，制定和加强执行相关的计划和政策。特别是本项目将推动制定一个项目区内全面的景观水平上的保护管理计划，并将被整合到关键经济部门的现有政策和发展计划中。这样，该项目将支持对该计划所需信息的收集，帮助建立必需的监测机制来跟踪保护的效果。该项目将和当地牧民合作，提高他们了解更多的保护信息，帮助他们发展可持续生产活动。

目前关于环境方面的政府和牧民的工作生产习惯的改变，将被结合到这个管理计划中，并受到培训项目的支持。培训、教育和宣传－中医药与濒危野生动物保护项目　传统中医药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千百年来它为防病治病、提高人民的健康水平起到了相当重要且不可替代的作用。动物类中药是中医药的重要部分，有着悠久的历史。然而近十几年来，中医药中动物药的需求和濒危动物的保护产生了矛盾。以虎为例，尽管虎制品贸易被明令禁止，仍有不法之徒参与虎制品贸易，同时有不少人仍然相信虎制品的疗效，因此供需关系依然存在。中医药从业人员对于公众消费动物药起了重要的作用，WCS一直注重与中医药界的联系和合作，并把中医药界专家和相关权威人士以及中医药大学生作为宣传教育的主要对象。

WCS在ACCP项目的支持下，自1997年以来共举办了15次“中医药与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研讨会，足迹遍布上海、云南、四川、海南、湖北、广西、江苏等地。研讨会邀请中医药界著名专家、中医药杂志主编、林业局和有关主管部门官员等参加。在这些研讨会上，项目人员对濒危动植物现状做了详细介绍。研讨会为中医药界与保护濒危野生动物学家、政府主要官员等的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希望通过这些系列研讨会的召开与中医药人员达成共识，共同来解决好保护与利用的矛盾。在此期间，WCS先后根据研讨会的发言以及专家的投稿汇编成《中国濒危野生药用动植物资源的保护》和《中药资源和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两本书。

WCS同时积极参加与濒危药用保护动物相关的研讨并积极资助相关研讨会的召开，如资助了1999年9月在第二军医大学召开的第四届动物药学术研讨会，其后的全国第四届生药研讨会，第五届中医药和濒危药用动物保护研讨会等等。通过这一系列的会议，使得野生动物保护成为中医药界的一种共识。所有这些研讨会的目的是一致的：呼吁中医药人士与我们共同努力，为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作出自己的贡献。

为了覆盖更多的中医药人群，WCS也尝试把目光投向普通医师。1999年WCS在《药学实践》杂志上连续刊登了“请不要使用濒危野生动物入药”为主题的公益广告。杂志《未来在你手中》也有6期被发送到中医药医师的手中。同时2003年8月在长春举行的研讨会上，WCS也邀请了部分普通中医药医师积极参与研讨。

中医药大学生在今后会成为正式的中医药从业人员，他们的态度对于消费者将有直接的影响。项目对这些未来的中医药从业人员也开展了相应的教育活动，形式上以学生的自主参与为主。譬如2000年11月WCS在上海组织了以“濒危物种入药利弊孰大”为主题的研讨会，得到了医学院校和非医学院校学生的积极响应。随后，在合肥、长春、桂林等地相关的辩论赛和其它形式的活动也被组织起来，并附有拯救野生动物的签名仪式等。同时，WCS也十分支持学生的实践活动，曾支持了四川和安徽的中医药大学学生进行野生动植物考察和保护宣传活动。通过这些活动学生们普遍对于野生生物保护的重要性都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WCS计划将继续开展这方面的宣传教育活动，正在向CEPF申请经费。

WCS不仅关注野生生物与自然栖息地的保护，同时也注重面向公众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宣传教育，通过书籍、展览、影音作品等形式传递科学的野生生物保护理念。WCS还基于研究成果开发教材，将自然保护融入到教学当中。无论是在纽约市的WCS总部，还是在世界各地的项目区域，WCS都开展保护教育项目，让当地的学生与教育工作者尝试欣赏大自然，了解野生生物保护的相关事宜。

在中国，WCS中国项目撰写、编辑、翻译一系列有关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书籍，涉及科研论著、科普作品、以及实用性极强的物种查询手册等多种形式，出版了《中国物种红色名录》、《中国兽类野外手册》、《中国生物多样性地理图集》、《远东地区野生动物踪迹指南》、《生物入侵和中国生态安全》、《老虎的老师》、《狩猎台上的风景》等书；主编的季刊《世界自然保护信息》创刊11年，免费发放到全国各级保护区、林业局、环保局、科研院校以及关心自然保护的社会各界人士，通过编译国外科研/科普文章，为我国的保护工作带来国际最新的保护经验和信息。此外，公众可以通过WCS中国项目的网站 “保护中国的生物多样性”，了解WCS的工作以及相关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新闻。

WCS还与中国国家教育部合作，于1997年在四川、江西、湖北和云南四省的部分中小学中开展教师培训活动，至2002年，共举办了11期教师培训班，培训教师人数达448人；召开教师会议28次，有数千人次参加。

2004年，WCS与国家教育部合作，将野生动物保护知识纳入到中小学的教程，在国内建立了120所以野生动物教育为特色的示范学校。2004年12月，WCS在上海为40名野生动物保护特色学校的教师及科普工作者举行培训《蟒蛇罗罗看动物》，2005年8月，WCS教育部又相继在上海和珲春开展培训班，并引入老虎课程。

总述

WCS的教育部门有对年轻人开展长期教育的责任，这一点在2003年Bronx动物园野生生物科学事业项目获得AZA重大成就奖时再一次得到肯定。这个奖项强调了国家年轻一代保护环境的重要性。通过与国家科学基金的科学、数学、工程和科技领域中的性别平等的项目，他们与大纽约市女童子军委员会合作，激发年轻女性在科学领域中的兴趣和成就。研讨会有2000多名女性参加，其中大部分来自纽约城区，研讨会向与会者提供了便捷的途径，使他们能够接触到在照顾动物和管理、教育、展览设计、野外科学、野生生物健康、野生生物科学公园管理等方面的专业性工作。选择了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年轻女性到WCS生命研究所（WCS Living Institutions）进行了长达200个小时的夏季实习，从而进一步拓展了她们与保护事业相关的视野。他们的工作通常会在十几岁的青少年身上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使这些即将成人的少年对大自然充满敬意是至关重要的。有24位从2002年IMAGINE项目毕业的动物园少年导游，与Bronx动物园野生生物保护项目的工作伙伴一起将保护信息传播给动物园的参观者。该项目提供了保护生物学和科技相关的培训。调查中86%的父母表示，他们的孩子参与这个项目后改善了其在学校的表现，增强了自信心。

国家教师教育项目

1200名来自纽约州、康涅狄格州、南达科他州、堪萨斯州、俄亥俄州、德克萨斯州、宾夕法尼亚州、佛罗里达州、爱荷华州和内布拉斯加州的教师从WCS教师培训项目中受益。另外，加拿大渥太华及波多黎各的教师也收到了培训和课程资料。

国际教育项目

教育部门在WCS野外科学家工作和有野生生物生存的地区开展国际项目，让这些地区的学生、学校和教育者开始欣赏大自然，提高了他们关于生态原则的意识，使他们了解了野生生物保护相关事宜。1993年，我们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也开展正规的环境教育项目，比如拥有世界最大野生生物产品贸易市场的中国；之后不久，在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的巴布亚新几内亚开展了教育项目。这些都是首次在这两个国家开展类似的教育项目。

与赞比亚首都卢萨卡的Munda Wanga动物园合作开展教育项目和教师培训工作也正在进行中。

中国物种信息服务（CSIS）

中国拥有极其丰富的动植物种类以及大量的特有物种，是世界上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国家之一。但与此同时，中国的生物资源也在以惊人的速度遭到毁坏，其中很大程度要归咎于信息匮乏。但没有充分的生物分布及生态系统状况等相关信息做依托，我们也很难针对重点区域制定合

理的决策。

中国物种信息服务（CSIS）数据库始于1996年，是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工作组第二阶段开展的项目之一，其目的是通过物种资料的收集、整理和更新，建立一个全面的物种数据库和检索系统，为决策的制定提供参考依据。多年来，CSIS的物种数据和信息的录入更新工作从未间断，它包括了中国物种1万多个物种（全部陆生脊椎动物）的分类、分布、习性等多方面资料，此外还包括陆生脊椎动物物种鉴定、中国的保护地、保护专家、外来入侵物种等信息检索资料。

自2001年起，CSIS数据库可以在网上进行查询，2005年以后，CSIS由WCS中国项目与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共同合作管理。CSIS面向公众提供了一个平台，无论是否身为专业保护工作者，访客都可以在此搜索并查询相关生物多样性信息及数据，快速便捷地了解中国生物多样性。此外，CSIS也向公众传播生物多样性知识，提供教学帮助。

《中国物种红色名录》

基于CSIS，“中国物种红色名录”项目也得到了开展，自2005年起，WCS开始参与该项目。该项目旨在通过应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的红色名录等级标准，对我国的野生动植物物种约一万种进行评估，提出我国的动植物物种红色目录，供有关部门和决策者，科研和教学单位，保护界人士和社会各方面关心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发

展的人士参考。

在多年资料收集的基础上，《中国物种红色目录》第一、二、三卷自2004年起先后得到出版，它们不仅收录了一万余种所评估动植物名录，还对1500多种受威胁脊椎动物以及1171种受威胁无脊椎动物物种详细信息进行收集与整理，对它们的灭绝危险程度进行评估。这些资料可以在WCS中国项目的网站进行查询。

《中国生物多样性地理图集》

在CSIS和《中国物种红色名录》的基础上，WCS中国项目在大自然保护协会的支持下经过两年的准备于2009年出版了《中国生物多样性地理图集》，该地图集根据物种丰富度制作了一系列彩色地图，它们直观清晰地展示中国生物多样性的组成、分布、濒危情况以及保护现状，为保护决策、环境影响评估、宣传教育等提供基础直观的信息。此外它还对一些受威胁因素进行分析，对中国一些需要优先进行保护的地区进行建议。

此外，基于CSIS的工作，WCS还协助出版了《中国鸟类野外手册》与《中国兽类野外手册》，它们全面描述中国鸟类与哺乳动物各物种的生物学特征与地理分布，并附有分布图与详实的彩色手绘图，是研究工作者与野生动物爱好者理想的参考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