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一解》是梅贻琦在主持西南联大常务工作期间，熬了一夜写出要点、由清华教务长潘光旦先生代拟的文稿，于1941年4月发表于《清华学报》第十三卷第一期。这篇文章最能集中体现清华教育理念之一——通才教育思想。

今天中国的大学教育，追溯它的源流，其实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不过大学教育的制度是一回事，大学教育的精神又是另一回事。就制度言，中国教育史中固然看不到有类似的组织，但是就大学教育的精神而言，则文明人类的经验大致相同，彼此相通。文明人类的生活无非两大方面，一个是“己”，一个是“群”，也就是个人与社会。而教育的最大目的，无非是使社会中的“己”与其他个人所构成的“群”各得其所、和谐发展，进一步就是相互扶持，相亲相爱；所以不分中外古今，教育的精神总是相通的。

西方的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历史，其目的虽然很少有挑明的，但我们一探究，就可以知道它的本源其实就是希腊的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的精髓，无非就是“认识你自己” （Know thyself）或说得古奥些，“一己之修明”而已。这和我国儒家思想“以修身为本”又何尝有什么不同？孔子在《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而不满于“今之学者为人”，舍弃自己而听用于别人。子路问什么是君子，孔子的回答是“修己以敬”，进一步又说“修己以安人”，再进一步说“修己以安百姓”；所谓“君子”无非是学问成熟的人士，培养出这样的人，就是教育的最大收获了。而所谓“安人”“安百姓”，则又表明必须从修己起步，修己本身并不是目的，修身的最终归宿、其最大的效用是为众人与社会谋福利，这种见解比希腊的人生哲学似乎又更进了一步，不满足于仅仅为个人理智方面的融会贯通而已。

后来孔子的弟子曾子及曾子的门生编了一篇《大学》，学问的最后目的，最大精神，就说得更清楚了。《大学》一书开章明义几句话就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如果从接下去所分的八个条目来说，则“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这五条属于“明明德”；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三条属于“新民”。《学记》上说：“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知类通达，强立不反”这两句，可以作为“明明德”的注脚；“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远者怀之”这三句，可以作为“新民”的注脚。孟子在《尽心章》里也说到“修其身而天下平”。荀子论述“自知者明，自胜者强”也没有超出“明明德”的范围，他还一般地谈到群居生活的重要性，谈到群居生活不能没有规矩，也无非是阐发“新民”二字的真谛而已。总之，儒家思想包罗虽广，但对于人生哲学与教育理想的重视“明明德”与“新民”两大步骤，则是始终如一的。

乍一看来，今天的大学教育，似乎与“明明德”、“新民”的意思不大有关系，但如果仔细考察，就可以知道今天大学教育的种种措施，始终未能超越这两条原则的范围，问题在于“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认识还不足，做得还不够——罢了。大学课程的设置，也就是属于教务范围的那些方面，下自基本学术的传授，上至专门科目的研究，原本就是“格物”、“致知”的功夫，正是“明明德”的一部分。课程以外的学校生活，也就是属于训导范围的那些方面，以及师长持身、治学、接物、待人的一切言行举措，如果对于青年还有几分益处的话，这种益处也一定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心理生活中反映出来。至于像各种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学程的设置，学生课外的团体活动，以及师长以公民的资格对一般社会所有的努力，这些方面或者是一种知识准备，或者是一种实地工作的预习，或者一种风气的树立，青年一旦学成离校，对社会有所贡献，基本上也不能不靠以上那些方面的贡献。这又是大学教育对“新民”所起的作用了。

那么，所谓“体认未尽，实践不力”又表现在哪些地方呢？“明明德”或“修己”工夫中的所谓“明德”，所谓“己”，所指的是一个人整个的人格，而不是人格的片段。所谓“整个的人格”，即使按照比较旧派的心理学者的见解，至少也应该有“知”、“情”、“志”三方面，而这三方面都有发扬光大的必要。现在却不是这样，大学教育所能计划实行而稍有成就的，不过只有“知”这一方面而已，“知”、“情”、“志”三方面只举其一而遗漏其二，能收到的修明之效本来已经极有限了。而就“知”这一点来说，目前教学方法的效率也需要大大提高才行。理智生活的基础是好奇心与求益心，所以重要的是相当的主动精神，有主动精神才能起自新的作用。这就是所谓“举一反三”；“举一”虽然是教师的事，而“反三”总在学生方面吧。而像今天的教学，恐怕70-80%靠的是灌输，而来自启发的不过20-30%。所谓“明明德”，用今天的话来解释，就是认识自我，认识自我的智能，这一点就算是智力不很平庸的学生也不容易到，所以必须有教师来启发和指引，而教师能做到的也不过这一些了，接下去就要靠学生自己探索，不是教师能代劳的了。因此古代的好教师，在《论语》里称为“善诱”，《学记》里称为“善喻”。孟子说过：“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源，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这就是“善诱”或“善喻”的成效了。当今大学中的教学方法，即使只就知识教育来说，距离还远。以上所说是“体认不足、实践不力”的第一点。

下面再说意志与情绪两方面。既然这两方面平常教学方法照顾不到，那么只能依靠下面两点：一靠教师树立楷模，二靠为学生自己设法修养。意志要靠锻炼，情绪要调节控制，如果教师真能在这两方面都有相当的修养工夫，能自然流露于日常生活中，那么跟他学习的学生无形中能模仿借鉴；古人所谓“身教”，所谓“以善先人之教”，所指的大概就是这两方面的品格教育，而与知识的传授无关。治学精神与思想方法，虽然像是完全属于理智方面的心理生活，实则与意志的坚强及情绪的稳当有极密切的关系；治学贵谨严，思想忌偏蔽，这两点若不是意志坚定而用情有度的人是根本做不到的。孟子说过：“仁义礼智根于心，则其生色也，晬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所谓“根于心”，是指以修养为基础，所谓“生于色”，是指修养的效果而自然流露；如果带领学生的都是这类教师，时间长了，通过耳濡目染，观摩所得，的确会有不言而喻的功用。《学记》所说的“善喻”，也不外乎“教师树立楷模、学生自谋修养”这两条。试问今天的大学教育真的已经具备这两个条件了吗？显然不具备。这可以从三方面看出来。上文我已经说过，今天的大学教育所能计划实行只是人格的三方面之一，做教师的真能于自己所专长的具体学科知识，有充分的准备，作明晰的讲授，作尽心与负责的考核，就已算得上好教师了，而他对于学生的意志与情绪生活与日常表现，恐怕只能像“秦人之视越人之肥瘠”，丝毫不放在心上；时间长了，大家相习成风气，就算是有识之士，也见怪不怪，不想改变了，逐渐把这种责任完全推到别人身上，说什么“这是训育部门的事情，与教学根本无关”。这是条件不具备的一方面。当教师的，自身也未尝不是这种学风的产物，他们每天孜孜以求的，都在于如何累积专科知识，如何进行新学说与新实验的教学，从来不讲求怎样持志养气，怎样待人接物；试问教师自己所没能讲求或无暇讲求的东西，又怎么能拿来要求别人呢？这是第二方面。今天的学校内部，教师与学生大都有自己的圈子，各有各的生活习惯与时尚，除了教室中讲课听课时间外，平时几乎连面都不见，抗战以来，这种风气更厉害了；就算有少数教师，他们的持养操守足以为学生表率而无愧的，也好像是藏在盒中的玉，覆在斗底的灯，其光辉照不到外面，学生即使有心向他们学习，也找不到门径。这是第三方面。在古代，学生从师受业，称为“从游”，孟子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我曾想过，“游”字大有学问。学校就像是水，师生就像是鱼，他们的行动就像是游泳，大鱼前导，小鱼尾随，就是“从游”，从游时间长了，日日观摩，即使不刻意追求，自然而然就会收到耳濡目染之效。反过来看今天的师生关系，简直就是台上演员与台下看客的关系，与“从游”的意义相去何止千里！以上所说，就是对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的第二点。

至于学生自身的修养又怎样呢？学生自身的修养是中国教育思想中最基本的部分，也是儒家哲学的重心所寄。《大学》八个条目，涉及修养的有五条，《论语》、《中庸》、《孟子》反复强调的，也以修养为最大题目。宋元以后的理学，简单说来，就是一门自身修善的哲学；理学的派别的分化虽然多，又充满门户之争，所争的主要是修养的方法，而对于修养的必要性，则没有任何分歧。我们用今天的眼光来衡量，很不满意理学教育太重视个人修养，而对于社会国家的需要，反而不能多加考虑；这种弊病发展到最后，修身养性几乎不再是入德育才之门，而成为逃避现实之路。但是理学教育过头的地方就是今天学校教育的不足，今天大学生生活中最感缺乏的就是个人修养，关于这一点又可分下列三方面来说：

第一是时间不足。今天大家公认大学里课程太多，上课太忙。学生在不上课的时候，照例又要进行大量的“预习”，而所预习的东西又不出所习课程的范围，对于一般的修养毫不相干。读文史哲学的与修养功夫还有几分关系，至于读理工实业科目的，无论是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就像是木工水手在学一门技术罢了。学习技术愈勤，离开修养愈远。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工夫修养。要“仰观宇宙之大，俯察品物之盛”，扪心自问人生应有的地位，如果没有工夫是不会做的。要纵向探索历史之悠久，文教之累积，横向探索人我关系之复杂，社会问题之繁变，而思考应当怎样继承悠久深厚的文化积淀而有所发明，应当怎样应付排解人际关系和社会问题的复杂繁变，没有工夫也是不会做的；人生都是学问，这些学问要自己进行观察、欣赏、沉思、体会才能得到。而学生从现有课程中能得益的，充其量，不过是这种种自修功夫的一些辅助资料和门径的指点而已，至于像资料的咀嚼融化，门径的实践以致于升堂入室，从繁杂的资料中提炼总结出规律性的东西，没有充分的自修时间决不会成功。就今天的情形而言，咀嚼的时间尚且嫌不够，更不用说要消化了；粗识门径的机会还可能失去，更不用说升堂入室了。

第二是空间不足。人生不能离群，而自修不能没有独处的机会，这又是当前大学教育最忽略的一点。《大学》一书曾经反复谈论“毋自欺，必慎独”之理。不欺人容易，不欺自己难，与人相处时要做到谨慎容易，一人独居要做到谨慎难。近代的教育，一说就是社会化，再说就是集体化，于是学校都成了营房，学养就成了操演，而“慎独”与“不自欺”的教育全没有了。所谓“一个人单独就学没有学友，就会孤陋寡闻”，这只是就知识需要切磋而言的；至于情绪的调节，意志的磨励，本来就是我一身一心之事，别人对我来说，至多也只起到互相督促勉励好坏榜样的作用而已。自从没有了“慎独”教育，学生就不再有“独”的机会，亦不再作“独”的企求；不再知道人我之间精神上与实际上应有的充分的距离，适当的分寸，渐渐就不再知道什么叫做“情绪调节”与“意志磨练”，也就是不再知道什么是《大学》所说的“诚意”，所知道的充其量只是在学问见识上，即使在这一点上也只知道附和他人而不敢自作主张、力排众议。晚近学术界中，每多随波逐流（现在人们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长期以来都是这样了，实在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大学》一书，在一开始阐明大学的目的后，马上说，“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一文解释“止于至善”时引用《诗经》里一句“绵蛮黄鸟，止于丘隅”，孔子说：“连黄鸟都知道停在应当停的地方，难道人可以不如鸟吗？”今天的青年，一则因时间不足，再则因空间缺乏，以至于在大学的几年里，竟不能像绵蛮黄鸟那样得到一个丘隅来休止。你想，连休止的地方都找不到，还说得上什么“定”、“静”、“安”、“虑”、“得”的五步功夫啊？这真是要深深忧虑的、得马上想办法来解决才是。

第三是师友古人之间联系的缺失。关于“师”这一点，上文已经详细说过了，今天的大学青年，在“社会化”与“集体生活化”一类口号的空气中，所接触交往的人，有成群之大众，有合伙的伙伴，就是没有朋友。说是说集体生活，又总是苦于不能有一志同道合的集体，或若干不同而和的集体，于是人我交往之际，就是一言一动之间，也不能不多有讳饰顾忌，慢慢地除了寒暄笑谑与吃吃喝喝以外，根本不相往来。这是目前有志气的大学青年最感苦闷的一点。所谓朋友，就是去除孤陋，增长见闻，辅仁进德的人。个人修养之功，虽然有一半是依靠自己的努力，还有一半要依赖朋友的督促与鼓励；可现在呢，正如上面所说，个人的努力因为时间空间的不足而施展不开，而求友又这么难，也难怪成德达材的人不多见了。再说古人，古人也是朋友，孟子有尚友之论，后人有尚友之录，其对象都是古人。现代人如果在年龄差不多的同学中找不到朋友，有志者还可以到古人中去找。但是苦于求古人为友并不容易。第一个原因是史学的必修课程太少，普通大学生往往只修习通史一两门就不修了。求古人为友不容易的第二个原因是，现在的人对于史学与一般过去的经验往往不重视，走极端的还抱着革故鼎新的精神，也就是完全抹杀以往，而创造未来。至于前人的言行，时过境迁，就毫无参考价值了。不窠易的第三个原因是，即使是专站研究史学的人，他们往往用纯粹物观的态度以事研究，弄到古人的言行举止、古人积累的典章制度，成为一堆毫无生气的古物，与古生物学家所研究的化石骨殖没什么两样，这种研究态度，并不是一无价值，但是如果过于偏注，史学家与人生就不再有什么联系。

有此三不易，于是前哲所再三申说的“以人鉴人”的原则将日趋湮没，而“如对古人”的青年修养的一道也可以说全都荒废了。学子自身不能多所修养，是近代教育对于大学之道体认尚有未尽、实践尚有不力的第三点也。

以上三点，所说的都是“明德”方面的体认未尽与实践不力，那“新民”方面又怎样呢？大学所起的“新民”作用，有两点。一为大学生为新民工作作做的准备；二为大学校对社会秩序与民族文化所能建树的风气。于此二端，今天的大学教育体认亦有未尽，而实践亦有不力也。试分论之。

大学有新民之道，则大学生者负新民工作之实际责任者也。此种实际之责任，因事先必有充分之准备，相当之实验或见习，而大学四年，即所以为此准备与实习而设，亦自无烦赘说。然此种准备与实习果尽合情理乎？则显然又为别一问题。明德功夫即为新民功夫之最根本之准备，而此则已大有不能尽如人意者在，上文已具论之矣。然准备之缺乏犹不止此。今人言教育者，动称通与专之二原则。故一则曰大学生应有通识，又应有专识，再则曰大学卒业之人应为一通才，亦应为一专家，故在大学期间之准备，应为通专并重。此论固甚是，然有不尽妥者，亦有未易行者。此论亦固可以略救近时过于重视专科之弊，然犹未能充量发挥大学应有之功能。窃以为大学期内，通专虽应兼顾，而重心所寄，应在通而不在专，换言之，即须一反目前重视专科之倾向，方足以语于新民之效。夫社会生活大于社会事业，事业不过为人生之一部分，其足以辅翼人生，推进人生，固为事实，然不能谓全部人生寄寓于事业也。通识，一般生活之准备也，专识，特种事业之准备也，通识之用，不止润身而已，亦所以通于人也，信如此论，则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社会所需要者，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以无通才为基础之专家临民，其结果不为新民，而为扰民。此通专并重未为恰当之说也。大学四年而已，以四年之短期间，而既须有通识之准备，又须有专识之准备，而二者之间又不能有所轩轾，即在上智，亦力有未逮，况中资以下乎？并重之说所以不易行者此也。偏重专科之弊，既在所必革，而并重之说又窒碍难行，则通重于专之原则尚矣。

不同意我的观点的人会说，大学而不重专门学科，那事业人才怎么培养得出来？我的回答是，这样说是因为您没有作通盘观察，大学虽然重要，到底不是教育之全部，造就通才虽然是大学应有的任务，而造就专门人才则是其他机构的任务。第一种机构是大学的研究院。学生培养成了通才，如果他对于某一学科有特殊的兴趣，自己又有特别强的推理能力，又希望以研究为长期或终身事业的人，他可以进研究院深造。第二种机构是高等专科学校。艺术天分特别高的，审美兴趣又特别浓的，可以进艺术学校；身强力壮，动作活泼，技术智能强而对理论不大感兴趣的，可以进技术学校。第三种是社会事业本身的训练。事业人才得以造就，来自学识的占一半，来自经验的也占一半，而经验的重要性还在学识之上，特别是社会方面的事业人才（所谓经济长才）更是如此，尤以在今日大学教育下所能产生之此种人才为甚。当前大学里教授的社会科学知识，要末理论过多，不切实际，要末凭空虚构，不近人情，要末西方资料太多，不适合国情民性；学生一旦毕业就业，往往发现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而不得不在所谓“经验的学校”中，想法求得生存，等到他做出一点成绩，能对社会有所贡献了，则一大半是从经验学校得来，而与他所毕业的大学不大相干，以至于很不相干。到这时候他才恍然大悟：普通大学教育给他的，不过是一个大学出身，一个毕业资格而已。

“出身”和“资格”本身没有错。我们从事大学教育的人，如果真能坚持通才的原则，而宣称“你不是通才就不承认你的出身”，社会也真能坚持同一个原则，而宣称“没有通识准备者，不能取得就业资格”，那么所谓出身与资格，也未尝不是有价值的字眼。《大学》的八个条目，“明德”部分到“身修”而止，“新民”部分是从“身修”开始，所谓“出身”，也就是身已修，德已明，可以出而从事于“新民”工作罢了，即使是这样，“出身”二字难道是那么轻飘飘说出口的吗？不问学生修身的程度，不问他有没有受过通识教育，接受了多少，只以一纸文凭为出身的标识，“出身”才一钱不值了。

通识教育的不足，是今天大学教育的一大通病，这一点已渐为有识之士所公认，但不足之处到底在哪里，指出的人还不多。大学第一年不分院系，是根据“通”的原则，到第二年而分院系，所根据的就是“专”的原则了。“通”的原则只贯彻一年，而“专”的原则却贯彻三年，这就是通识教育不足的显而易见的最大原因。今天讲到学问，不能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三大部门；讲到“通识”，也只是指学生对这三大部门，都有相当准备而已，分开来说，就是对每门学科有充分的了解，合起来说，就是在三大部门之间，能认识到它们相通之所在，而恍然于宇宙之大，品类之多，历史之久，文教之繁，要必有其一以贯之之道，要必有其相为因缘与依倚之理，此则所谓通也。今学习仅及期年而分院分系，而许其进入专门之学，于是从事于一者，不知二与三为何物，或仅得二与三之一知半解，与道听途说者初无二致；学者之选习另一部门或院系之学程也，亦先存一“限于规定，聊复选习”之不获已之态度，日久而执教者亦曰，聊复有此规定尔，固不敢从此期学子之必成为通才也。近年以来，西方之从事于大学教育者，亦尝计虑及此，而设为补救之法矣。其大要不出二途。一为展缓分院分系之年限，有自第三学年始分者；二为第一学年中增设“通论”之学程。窃以为此二途者俱有未足，然亦颇有可供攻错之价值；可为前途改革学程支配之张本。大学所以宏造就，其所造就者为粗制滥造之专家乎，抑为比较周见洽闻，本末兼赅，博而能约之通士乎？胥于此种改革卜之矣。大学亦所以新民，吾侪于新民之义诚欲作进一步之体认与实践，欲使大学出身之人，不藉新民之名，而作扰民之实，亦胥以此种改革为入手之方。

但是大学所起的“新民”作用，并非要等到大学生毕业后有了事业才能体现。大学机构本身也有它“新民”的功用。就大学的所在地来说，大学俨然为一方教化之重镇，而就它的影响所及来说，甚至可以成为国家的文化中心，可以为国际思潮交流与朝宗的焦点。就西洋大学发展之初期而论，十四世纪末年与十五世纪初年，欧洲中古文化史有三大运动，而这三大运动都是由大学发起的。第一件是东西两教皇之争，后来能够平息而教权重新统一，要归于法国巴黎大学的领导之功；第二件是魏克立夫（Wyclif）的宗教思想革新运动，孕育并拥护这项运动的是英国牛津大学；第三伯是郝斯（John Hus）的宗教改革运动，郝斯与魏克立夫的运动都成为十六世纪初年马丁·路得宗教改革之先声，而孕育与拥护这项宗教改革运动的，是捷克的布拉格大学。大学机构本身就能起到“新民”的作用，以上几项例证大概最明显了。

我以前曾想到，大学机构之所以能收到“新民”之效，无非通过两条途径。一是作为社会之倡导者与表率，大学在平时，主要是起着表率作用，到了非常时期，则主要起着倡导作用。上文所举的例证，都是就倡导方面说的。第二条途径是，孕育涵养新文化因素并下工夫磨练、悉意探求。而这两条途径又各有其凭借。要收表率之效，靠的是师生的人格与其言行举止。这是最显而易见的了。一个地方有一所大学，就像一所学校有教师一样，学生以教师为表率，地方则以大学为表率，古人说一乡有一善士，则能改变一乡的风俗，何况大学应该是四方善士的一大总汇呢？假使一所学校的师生都是文质彬彬的人，当他们走出校门接触社会时，路人就会指指点点说：“那是某校教师，那是某校学生”，而其所由指认之事物为语默进退之间所自然流露之一种风度，则始而为学校环境以内少数人之所独有者，终将为一地方所共有，而成为一种风气；所谓“教化”，“教”是在学校环境以内，而“化”则达到学校环境以外。这样看来，很清楚，学校所起的“新民”作用，并不需要等到学生毕业才看得出来。。

那么新文化因素的孕育又凭借什么呢？师生的德行才智，图书实验，大学的设施，就不必说了。不可不说的是自由探讨的风气。宋代儒者安定胡先生曾经说过：“艮言思不出其位，正以戒在位者也，若夫学者，则无所不思，无所不言，以其无责，可以行其志也；若云思不出其位，是自弃于浅陋之学也。”这句语说得最恰当。所谓“无所不思，无所不言”，翻译成今天的话，无非就是学术自由（Academic Freedom）。许多现代人都以自由主义为耻辱，是因为不了解自由义主义的真谛。所谓自由主义（Liberalism）与放荡主义(Libertinism)不同，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或乐利的个人主义，也截然不同。以自由之名去过放荡的日子才是耻辱。大学所致力的，是陶冶知、情、志。说到“知”，则有博约之原则在；说到“情”，则有裁节之原则在；说到“志”，则有持养之原则在，用这三条原则而追求胡源所说的“无所不思，无所不言”，哪里会流于放荡之弊呢？这还只是从学者个人内在的约束来说的，如果从“新民”的需要来说，那就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了。既然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那么与这种事业最有关系的大学教育，与从事于这种教育的人，以他们的身份，势不能不超越几分现实，他们要集中注意的东西，势不能为一时一地所限制，他们所期望的成就，势不能做急功近利的要求。正因为这些原因，在“无所不思”之中，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的“思”，在“无所不言”之中，也必有一部分为不合时宜之“言”；也正因为其所思所言，并不都合时宜，甚至不合于将来，才从中生发出新文化的因素，生发出进步的机缘，并奠定“新民”大业的基础。

现在再回到《大学》开章那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什么是“至善”难以说清楚，暂时不论。“明明德”与“新民”两大目的其实并不难了解和实行。但如果的确像上文所说的那样，那么今天的大学教育，在“明明德”方面，还很有了解不透彻，实行不力的，而不尽不力之处，总的有三点，在“新民”方面也是这样，其不尽不力之处总的有两点。了解不透彻的，要了解透彻；实践不力的，要进一步努力，这就是天日大学教育的大目标，《大学一解》就是为此而写的。

梅贻琦，（1889-1962），字月涵，为梅曾臣长子。自1914年由美国吴士脱大学学成归国，即到清华担任教学和教务长等多种职务。1931年，梅贻琦出任清华校长，自此后一直到他在台湾去世，一直服务于清华，因此被誉为清华的“终身校长”。在他的领导下，清华才得以在十年之间从一所颇有名气但无学术地位的学校一跃而跻身于国内名牌大学之列。他的一生仅仅做成了一件事，就是成功的出长清华并奠定了清华的校格。一是师资人才的严格遴选和延聘，二是推行一种集体领导的制度。清华百年的历史上，四大哲人之一。另外三位是叶企孙、潘光旦、陈寅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