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平大小金川之战是乾隆朝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叛乱，维护西南边疆稳定的两次大规模战役。同时也位列乾隆帝的“十全武功”之二。

明清更迭之际，金川部落首领乘机脱离明朝的统治，形成割据势力。顺治十五年（1658年），瓦寺土司十五曲诩伸在清兵占领成都之战中率部归附。其后，杂谷、金川、木坪、明正、革布什咱、巴底等各土司先后附清，并接受清廷的封授及印信、号纸。康熙五年（1666年），俊拉首领嘉勒巴归附，清承明制，颁给康字四十七号金川寺演化禅师印信一枚。康熙六十年（1721年），嘉勒巴之庶孙莎罗奔遣头目赴四川省城向清朝投诚，后又拨土兵500名，随清兵出征羊炯（今四川阿坝州九寨沟县一带）后因作战有功，四川巡抚色尔图、提督岳钟琪委莎罗奔以副长官司职衔，令其管理大金川驻牧事务。雍正元年〔1723年），清朝为了削弱俊拉势力，川陕总督年羹尧奏请朝廷授予莎罗奔大金川安抚司职衔，并颁给印信。习惯上称俊拉为小金川。于是，有了大、小金川之别。从此，大、小金川成为两个互不统属的、独立的土司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在雍正元年（1723年），清廷正式授给莎罗奔安抚司职衔以前，大、小金川之名就已经存在。明朝初年，明王朝将董卜韩胡宣慰司所属的一部分改为金川寺，封横拉部首领哈依拉木为金川寺演化禅师。至明末，又将两金川河流域地区分设土司衙门，始有“大金”、“小金”之名称。雍正元年（1723年）二月二十七日，川陕总督年羹尧在条陈里就川陕事宜一折中说：“川省土司多有人众地广之处，理宜分立支派，互相钤束，如大金川土司之土舍色勒奔者，曾因出兵羊炯，著有勤劳，应请给以安抚司职衔，以分小金川土司之势，小金川实为强横故也”。同年三月初五日，经兵部复议，从其所请，奉旨允准，其印信字样作“大金川安抚司印”。就是说，大金川土司之称谓早在雍正元年（1723年）就出现了，只是在是年颁授印信以后，才得到了清朝的正式承认。乾隆以后，清代文书中所称金川，皆指大金川，而将明朝以前相沿己久的金川土司称为小金川土司。清廷此举的目的是承认大金川土司的地位，以削弱小金川土司的势力，使之借朝廷的封号与小金川抗衡，互相牵制，这是清初“以番治番”民族政策的产物。

恶劣的自然环境，贫瘠的土地资源，闭塞的交通条件，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在嘉绒地区的藏族人民中，形成了以抢劫为荣，以怯懦为耻的社会风尚，他们崇尚武力、桀骜不驯、好勇善斗，这也是嘉绒地区各土司互相掠夺、兼并，争斗不己、战乱不息的原因之一。

大、小金川西连甘孜藏族自治州，与康藏通，东连成都平原进入川西高原的咽喉——汶川县，是嘉绒藏区通往汉族地区的要道之一。南接雅安地区，直通内地，北接川西高原，与青海、甘肃相通，为内地通往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的咽喉与桥梁地带，它可以远扼西藏、青海、甘肃等藏族地区，近控川边，因而，其地理位置和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在川西北各土司中，“瓦寺、沃日、三杂谷稍逸而北，木坪、明正、革布什咱稍逸而南，惟小金川横亘其中，金川又在小金川之西，即如维关南抵打箭炉（今甘孜州康定县），其径道计程不过数百里，因有小金川地方为之阻隔，必由成都绕道而行，几至二千数百里，一切难于呼应”。大金川“僻在四川省城西南隅，西北通甘肃回部，西南控三藏，与十八家土司部落毗连。

清朝统治者认为，“治藏必先治川，使四川各上司相安无事，则川藏大道才能畅通无阻”。这充分说明了嘉绒藏区在整个藏区中的重要地位。乾隆帝对此地区也一直比较重视，并且他的恩威并用的统治思想在这里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土司制度是元、明、清时期统治者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一种特殊的统治方式，即由中央政府任命少数民族贵族为世袭地方官，并通过这些官吏实现对各族人民的管理，达到加强对边疆地区统治的目的。到乾隆初年，各土司已形成各自的势力范围，控制了整个川西北的嘉绒地区。土司制度下，土司是一个地区的统治者和土地所有者。百姓耕其地，必须向土司纳粮当差。土司掌握着当地的政治、军事、经济大权。土司为世袭职，土司死，其子继承，无子者，兄弟、女儿承继。无兄弟而子尚幼者，可由土妇（土司之妻）摄政，待子成人后继承土司位。

土司制度到明末清初已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当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过渡时，世袭土司仍强迫人民无偿服役。土司中又一再发生侵吞其他地区土地，甚至公开武装叛乱的事件。清廷采纳云贵总督鄂尔泰建议，在西南掀起大规模“改土归流”高潮。改土官为流官，革除土司制，建立州县制。“改土归流”的政策，在云南和贵州取得很大成效，但在四川当时却只实行于与云、贵接壤的少数民族地区。在川西藏区，则发生了大小金川事件。

清朝统治者早己形成的“边疆一日不靖，内地一日不安”思想模式。清朝本身是由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满族贵族建立起来的封建王朝。他们曾亲身经受过明王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明朝覆灭的历程。因而清醒地认识到，要统治好全国众多的少数民族，必须制定相应的政策，分别对待，才能使其地位巩固，国家安宁。因此，清朝统治者除了制定统治汉族的政策外，还制定出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他们的边疆政策中，比较明确而且几乎贯彻清朝始终的，就是“恩威并施”、“因俗而治”等政策。因俗而治的传统思想便成为清朝统治者始终奉行不移的方针。清朝前期的统治者们都主张在不改变边疆民族地区原有的行政制度、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社会组织形式等情况下，因地制宜地采取统治措施，建立行政机构，以加强统治。在这一点上，清朝统治者获得了成功。

乾隆初期，对待嘉绒藏族仍然是恩威并施，偏重于以恩、以德服人的方针。这显然是较为明智和符合时宜的，他的这一思想也彰响了地方官员对这一地区的管理。然而，随着嘉绒藏区各土司实力和这个地区局势的变化，乾隆帝的治理方针也发生了改变。从以前的侧重于恩的政策转变为侧重于威。这在乾隆帝对待大、小金川土司的政策变化上面得到了体现。

主词条：瞻对之役

瞻对虽降服于清朝，但这里部族林立，民俗尚武，以土司为首，经常相互仇杀，争夺地盘，以致严重影响地方社会秩序的安宁。早在雍正七年（1729年）至雍正九年（1731年）时，清政府首次用兵瞻对，调集汉藏官兵万余名，攻入其境，擒获部分首领，“番众率先输诚”，剿抚兼施，暂时安定了局面。但是，“番性反复”，清军撤回不久，就恢复了原来的情况，且比之前更为严重，终至乾隆帝再次派兵对其征剿。

清军接连制胜，下瞻对首领班滚考虑到毕竟瞻对势小清军势大，便与早已投诚的俄木丁商定应敌之策。乾隆十一年（1746年）四月二十三日，清军围攻尼日寨，班滚率众转移并火烧尼日寨，造成其与部众皆被烧死的假象。庆复为了其前途早日班师回朝，便在未得到班滚等人被烧死的确凿证据下上奏称“贼番尽行烧毙，鸡犬无存。班滚及伊家口并恶木劳丁、姜错太等一齐烧毙命”。虽然乾隆皇帝对庆复所奏存在疑问，但是由于乾隆帝没有实据，瞻对平定的假象便成了庆复请旨乾隆帝休兵的台阶。如此，瞻对之役便在乾隆帝论功行赏中草草收场。

由于瞻对事件的草草收局，使清朝政府的威信在嘉绒藏族中大大降低，地方官的能力受到质疑，清朝官兵的实力也被轻视。因此，各土司之间为了争夺土地、人口的兼并斗争日益频繁，而且更加激烈。地方官员将这些纷争归因于土司雇用的汉族幕僚从中挑拨离间。大金川土司把开拓疆土、扩充人口作为自己的目标。金川土司更加藐视朝廷。金川土司的肆无忌惮和嚣张，导致了第一次金川之战的爆发。

乾隆七年（1742年），大金川土司色勒奔病故。次年十一月，清朝任命其弟莎罗奔（色勒奔细）承袭土司职。莎罗奔上任不久，为了控制小金川，即把侄女阿扣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泽旺性情懦弱，受制于妻。阿扣则私通泽旺之弟土舍良尔吉。乾隆十年（1745年），莎罗奔勾结良尔吉，袭取小金川，生擒泽旺，夺取小金川印信，小金川地区由良尔吉管理。后来，莎罗奔又公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巴旺土司，以期控制巴旺。这时，清政府对瞻对的用兵刚刚结束，因此，对于大、小金川的矛盾与斗争，川陕总督庆复和四川巡抚纪山都无意派兵介入，仅仅以檄谕相告，以求息事宁人。

然而大金川的扩张野心不死。乾隆十二年（1747年）二、三月间，莎罗奔发兵攻打革布什咱土司所辖的正地寨，又发兵攻占了明正土司所辖的鲁密、章谷等地，距离打箭炉仅四日路程，迫近进入内地的南大门，坐汛把总李进廷不能抵御，退保吕里。四川巡抚纪山以大金川“小丑跳梁”相责，一面奏闻请旨，一面派兵弹压，却遭到大金川土司的伏击而宣告失败。川陕总督庆复奏请用“以番治番”之法，暗令小金川、革布什咱、巴旺等与大金川相邻的土司发兵协助，对大金川进行围攻，但屡试无效。乾隆帝令庆复前往四川省，驻扎要地，令纪山亲赴番地总统，相机而动；后又连降两道谕旨，召庆复回京办理阁务，调云贵总督张广泗补授川陕总督。乾隆帝期望通过大兵压境，迫使金川地区的事态得以平息，希望通过张广泗用治理苗疆的方法和经验来解决嘉绒藏区的问题。

然而，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继续勾结党羽，攻围霍尔章谷，千总向朝选阵亡，并侵压毛牛，枪伤游击罗于朝。乾隆帝终于被震怒了。他命令督抚等迅速派选官兵、将弁，统率前往，相机进剿。同时，催促张广泗迅速赴四川省指挥作战，第一次金川之役就这样开始了。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月，张广泗衔命入川，希图再建奇功。张广泗到金川前线后，认为在大、小金川地区的现有汉、土官兵两万余人各怀二心，不是在观望形势，就是逃匿潜藏，这些军士是不能够有大用的。而内地来的官兵又单弱，将来深入金川巢穴，进行攻剿碉寨、沿途防守等任务，也是很难的。乾隆帝遂于贵州各营兵中再调兵两千遣往金川前线供张广泗调用。张广泗在进剿之初确实有所进展，先后收复了大金川所占的毛牛、马桑等地；小金川土司泽旺也闻风投诚，并出兵协同清朝攻剿大金川。

大金川的主要据点一个在勒乌围，由莎罗奔亲自把守。另一个在刮耳崖，处于大金川要路。为了攻打这两个据点，张广泗分兵两路，从西、南两个方向进攻。西路又分四路：一路由松潘镇总兵宋宗璋统兵四千五百名，由丹坝进取勒乌围官寨；一路由参将郎建业等带兵三千五百名，自曾头沟、卡里进攻勒乌围；一路由威茂协副将马良柱率领汉、土官兵三千五百名，由僧格宗进攻刮耳崖；一路由参将买国良、游击高得禄率兵三千名，由丹坝进攻刮耳崖。南路军由建昌镇总兵许应虎统领，又分三路：参将蔡允甫率兵由革布什咱攻取正地、古交，然后与西路宋宗璋、郎建业会合，夹攻勒乌围；泰宁协副将张兴、游击陈礼带兵由巴底前进，与西路军马良柱、买国良会合攻打刮耳崖；游击罗于朝带兵会同土司汪结由绰斯甲布进发，攻取河西各寨。西、南两路七军共计汉土官兵三万余名，定期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二十八日各路同时并进。乾隆帝同时传谕张广泗，对金川“不若尽兴剿灭”，“不必专以召徕抚恤为剪金酋之胜算也”。说明乾隆帝对剿灭大金川信心十足。

乾隆十二年（1747年）七月末，清军西路军打到距刮耳崖官寨仅二十里地；南路军攻得大金川碉卡数处，使金川番兵退守独松碉寨。但是，到了八月，在大金川的战碉面前，清军束手无策了。张广泗此时才意识到攻打碉卡之艰难。清兵用掘地道、挖墙孔、断水路、炮轰击等种种办法均不能奏效。乾隆帝有些动摇了，只得传谕张广泗暂且移师向阳平旷之地，稍为休息，待第二年开春之时再战。

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初二日，大金川兵攻占江岸的噶固碉卡，守碉的八十余名土兵开碉门随大金川兵渡河而去。十日，再攻取郎建业所立的卡伦七处，并杀游击孟臣。二十日，在大金川兵的追击下，郎建业率部退至巴底，总兵马良柱所部也撤退到了孙克宗碉寨，致使军装、炮位多有遗失。张广泗损兵折将，进攻大金川的计划完全破产。

张广泗进剿失败后，乾隆帝计划派遣岳钟琪入前线，但因为张广泗与岳钟琪有隙，乾隆帝降旨岳钟琪以提督衔赴军前效力。同时，命班第留驻军中佐助张广泗。班第自知自己难以影响张广泗，遂又建议乾隆帝遣一员“能谙练机宜，识见在张广泗之上”的重臣，前往军前料理。乾隆帝决定派大学士、军机大臣讷亲为经略，赴金川前线指挥战事。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初三日，讷亲驰抵张广泗驻扎的小金川美诺军营。次日，张广泗却离开美诺前往卡撒军营。可见，讷亲、张广泗二人并未仔细商讨破敌之策。

乾隆十三年（1748年）六月六日，讷亲也赶赴卡撒，会同张广泗察看昔岭等处地形后，决定集中优势兵力从昔岭的色尔力山梁突破，直捣大金川老巢刮耳崖。六月十四日，署总兵任举、副将唐开中、参将买国良分兵三路进攻昔岭。结果，买国良、任举先后阵亡，唐开中身负重伤。经此次惨败，讷亲的骄气被打掉了。讷亲对大金川束手无策，不敢再言进攻，且事事听张广泗调度，不再主持军事，临战则避于帐房之中，遥为指示，自然受人耻笑，军威日损。

乾隆十三年（1748年）闰七月，乾隆帝接到讷亲、张广泗二人意见向左的奏疏。讷亲前后所奏不一，已是胸无谋略，方寸大乱，而且把劳师糜饷的责任全部推到张广泗的身上，作为经略，却似毫无责任可担，其原因则是“与督臣势难共事”。八月初八日，乾隆帝接到岳钟琪两份告发张广泗的奏折。乾隆帝对讷亲、张广泗彻底失望了。九月初十日，乾隆帝传谕召讷亲、张广泗驰骤来京，面议机宜，川陕总督印务命傅尔丹暂行护理，所有进讨事宜会同岳钟琪相机调度。十三日，又命尚书班第即赴军营，与傅、岳同办军务。

因张广泗、讷亲经过一年，徒劳无功。故乾隆十三年（1748年）十月初六日，乾隆帝将傅恒从协办大学士升任大学士。初九日，命为保和殿大学士兼户部尚书。为了配合傅恒出征，乾隆帝决定增兵、添炮、拨饷。降谕从陕甘、云南、湖北、湖南、四川及京师、东北增派满、汉官兵三万五千名，加上原有的汉、土兵丁共计六万人；除了在金川本地铸造铜炮多位外，还命从京师运去很有威力的冲天炮、九节炮、威远炮等；再令广储司备银十万两派员运至金川军营，另命傅恒携带花翎二十、蓝翎五十，以为傅恒抵营奖赏官兵之用，从户部库银和各省拨银四百万两以供军需。

十一月初三日，经略大学士傅恒出师，他一路披星戴月，日行二百里，甚至三百余里。十二月二十一日方到卡撒军营，即将小金川良尔吉、阿扣和汉奸王秋及其妻斩首示众，以良尔吉之弟小郎素统领土兵。并立即向乾隆帝报告舍战碉而捣贼巢的作战方案。十二月十五日，当乾隆帝获悉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郎卡乞降后，立即指示进剿金川机宜：“各路官兵限在明年（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以前到达金川；党坝是取勒乌围的正路，傅恒应直接由党坝一路进兵，卡撒的防御任务交与傅尔丹。希望这些在明年三月内成功，若过三月，应允许金川头目求降，以省帑费，以惜人力。将来若得勒乌围、刮耳崖，倾其巢穴，三两日内，经略大学士即当凯旋，迅速还朝，一切善后事宜交策楞会同岳钟琪办理。”面对乾隆帝对金川战事态度的转变，傅恒似有壮志未酬之憾，仍坚持扫庭犁穴，歼灭金川。

大金川在被清兵围困了近两年的情形下，已是弹尽粮绝，兵疲马困，也无力把战争继续下去了。于是，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屡次在战场上请降，傅恒则坚持要求莎罗奔、郎卡叔侄亲缚赴辕，方饶恕他们不死。大金川土司莎罗奔遣人具察至岳钟琪的党坝军营乞降，岳钟琪允准代奏，随即禀告傅恒。第一次金川战事结束。

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大金川与革布什咱因结亲而构衅。乾隆帝本意，既不愿对金川轻起兵端，以致重蹈覆辙。然而，亦不愿大金川坐大，吞噬邻邦。诸多土司联兵攻打大金川，正是乾隆帝求之不得之事。所以，此时乾隆帝的“以番治番”政策并非仅图安稳局势，或培植某一忠于清廷的强部（如大金川）来震慑众土司，而是希望凭借边臣的干预，“扶弱凌强”，以达到互相钳制的均势。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大金川土司莎罗奔病故，其侄子郎卡为承袭土司职而讨好清朝，郎卡刚承袭土司之职，就立刻出兵攻掠党坝。各土司立即集兵协助抗拒。乾隆帝因势利导，指示开泰听从各土司协力剿除金川。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正当绰斯甲布等九土司合攻大金川之时，开泰却多次接见郎卡所遣之人，常加慰抚。这势必引起九土司的疑虑。乾隆帝因而革去开泰总督之职，以阿尔泰代之，表明清政府支持九土司的立场。

乾隆三十年（1765年）十二月，大金川攻破党坝的额碉，占领巴旺的卡卡角，其他土司闻风丧胆，裹足不前。因为清政府的干涉，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九月，郎卡表示愿意退还所占各土司土地，但以清政府发给土司印信为交换条件，阿尔泰应允。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乾隆帝又得知郎卡将女儿嫁给小金川土司泽旺之子僧格桑，立即意识到“此又一伏衅端”，并谕示阿尔泰“当留心，不可隐讳。”

金川地区局势的发展，不出乾隆皇帝所料。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月，小金川僧格桑借口鄂克什（即沃日）土司信用喇嘛，咒诅泽旺、僧格桑父子，以致泽旺病倒，而发兵攻占鄂克什的三个寨子。鄂克什遂向四川总督求援，阿尔泰委派属员调解不成，又与提督董天弼亲往弹压，僧格桑被迫撤兵，但拒不退还所占土地。其时，小金川土司泽旺已年老昏馈，不理政务，退居底木达官寨。小金川事务则由其子土舍僧格桑掌管印信，居住在美诺官寨。小金川此前因娶大金川土司郎卡之女为妻，故小金川与鄂克什发生纠纷时，大金川也从旁声援小金川土司。因乾隆帝出面干涉，僧格桑慑于官府大兵，叩头谢罪，表示愿意退还所占鄂克什的土地及人口。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四月，大金川土司郎卡病故，土司职由其第四子索诺木承袭。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大金川土司索诺木与小金川土司僧格桑（泽旺子）再次发动反清叛乱。

乾隆帝命温福﹑桂林分别自汶川及打箭炉（今四川康定）攻小金川。索诺木派兵助僧格桑抗击清军。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五月，桂林兵败被黜，乾隆帝以阿桂代桂林。十二月，清军攻占小金川美诺官寨，僧格桑奔大金川。

攻破小金川后，乾隆帝谕令温福等兵分三路进攻大金川，并派福康安为领队大臣前往四川军营。温福一路，命副都统舒常为参赞大臣，由功噶尔拉进逼喀尔萨尔，直捣索诺木所居的大金川心腹之地噶拉依；阿桂一路，命都统海兰察为参赞大臣，自僧格宗、纳围、纳扎木至当噶尔拉，攻取噶拉依；丰升额一路，命汉员、西安提督哈国兴为参赞大臣，由章谷、吉地前赴绰斯甲布，会同现在该处的舒常进兵俄坡，攻取喇嘛莎罗奔等所居的勒乌围官寨。另由侍郎刘秉恬驻美诺，督理粮运，处置降番。

但是，三路大军均未能突破金川负险构筑的防线。副将军阿桂一路佯攻当噶尔拉山，虽连得番兵碉卡，但当噶尔拉山为大金川紧要门户之一，设备严密，且此山梁连绵二十余里，兵力不敷分布，也未能连营而下。大金川在绵亘二十余里的山梁上建有战碉十四座，且相互联络、应援，碉外筑有石墙围绕，墙外有木栅，木栅外掘有深壕，壕中松签密布，层层布防，使清军难以推进。

温福一路受阻于功噶尔拉，只得改变进攻路线，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二月十日移师木果木，计从昔岭进逼噶拉依。而木果木东北连小金川，越山直接金川之勒乌沟，路通勒乌围，金川番兵常潜出温福木果木军营后路骚扰，早就引起乾隆帝的忧虑。此前，小金川头人七图甲噶尔思甲布投诚到温福营中，见底木达一带董天弼兵力单薄，可以截断温福后路，遂暗中约定僧格桑，分头带兵抄袭。适逢温福将后路防兵调离，情势对清军十分不利。六月初一日夜，金川兵潜至底木达，在内接应的小金川降番打开营门领兵涌进。董天弼闻讯赶赴底木达官寨，被番兵所击杀。随后，番兵又抢占了大板昭一带的卡座、营盘，攻下清军设在喇嘛寺的粮台，夺取布朗郭宗等处营卡。温福闻讯后，急命官兵前往喇嘛寺、底木达一带保护粮台，肃清后路。阿桂也派兵星赴美诺、明郭宗，相机夹击。然而，为时已晚，温福的后路已被大、小金川番兵切断。九日，大、小金川番兵攻破木果木大营东北木栅。正在运粮等民夫三千人闻讯后，逃奔军营。温福闭门不纳，以致自相践踏，连夜溃出，奔赴刘秉恬所驻登春站所。绿营兵也随之溃散，金川兵抢占了清军炮台。十日，番兵攻占木果木军营后面木栅，温福率军抵抗，左胸中枪身亡。海兰察见大势己去，率部突围，夜半至功噶尔拉军营。十二日，与刘秉恬部相继撤至美诺。

木果木之败，清军损失惨重。温福所率二万余名，陷没约四千人。阵亡将领除温福外，还有副都统巴朗等二人，提督董天弼等三人，以及总兵、御前侍卫、副将、参领、知府、知州、知县、主事、同知、典史、都司、守备、参将等文武官员百余人，损失米一万七千余石，银五万六千余两，火药七万余斤，骚马二百零八匹，并军火各项约合银三十余万两。

清军失败后，当时乾隆帝在热河，闻报后，决定以阿桂为定西将军，加派健锐营﹑火器营兵两千﹑黑龙江及吉林兵两千入川增援。十月，复攻占美诺。清军第二次征伐金川以来，受到当地藏族人民的坚决反抗，深陷重围，屡遭失败。乾隆帝恼羞成怒，命令阿桂等人在讨平小金川后，立即以全力征伐大金川。

为抵抗清军，大金川增垒设险，严阵以待，其防守远较小金川为严密，坚持斗争长达两年，终以众寡不敌而失败。乾隆四十年（1775年）七月，索诺木鸩杀僧格桑，献尸请降，不准。

八月，清军攻破大金川勒乌围官寨。次年正月，复攻破索诺木最后据守的堡寨噶尔崖，索诺木出降。清军第二次出兵大、小金川，历时五年，耗费白银七千万两，官兵死伤数以万计。事平后，清朝在大、小金川设立懋功、章谷、抚边、绥靖、崇化等五屯，驻军屯垦，以防再次发生反抗事件。

经过大小金川之役，清朝在这一地区逐渐废除土司制，改置州县。巩固和发展了西南地区自雍正以来“改土归流”的成果，加强了边疆和内地的经济文化交流。

清廷彻底平定大小金川后，采取设立成都将军、安营设汛、去土为屯等善后措施，从军事、政治、经济、宗教等方面对其加强控制，从而在两金川及其周边土司地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清王朝建立之初，就积极经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第一次金川之役爆发不久，清政府就开始筹划金川事件的善后处理问题。清朝以改土归屯为中心的各项善后政策，在许多方面均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其一，在军事上，它结束了近三十年之久的混乱局面，使大小金川以至整个西川地区从此得到了相对的稳定和安宁，也使影响全国不少地区的金川事件得到妥善解决。

其二，在政治上，清廷对金川实行改土归流、改土为屯，采用各种与内地一致的政治划一政策，从此大小金川牢固地归属于中央政府统属之下，使该地区加强了与中央及内地的联系和交往，这有利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有利于金川地区的开发。

其三，经济上，清朝广兴屯田，大办屯务，使金川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改土为屯具有屯田和改土归流相结合、兵番民错处、经营耕种既自主又分散等特点，在中央加强对两金川地区的统治、解放当地生产力、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及藏汉民族融合交流等方面都具有积极意义。

其四，在民族关系的处理上，就乾隆帝处置善后事宜的政策、措施本身而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总的说来也是比较得当的。大小金川虽为民族地区，但就当时清王朝所控制的疆域看，它已为内地，不属边陲。而该地土司头人又长期混战，叛服无常。平定金川战事中清朝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故平定大小金川之后，清朝多数政策措施先严后宽，这种因势利导的作法基本上是适时的、恰当的，比如对降人的大多数，对喇嘛教的处置正是如此。因此，从局部与全局、暂时与久远的角度来看，清平大小金川之战绝非徒劳无功，应该说它的积极后果和影响还是主要的。

清平大小金川战役的结束标志着从明中期开始的“改土归流”政策终于取得了最终的成功，明清两代耗费200年付出惨烈代价推行的“改土归流”政策，使得中原王朝在南方的经营终于取得了成功，基本划定了中国的南方边界。

乾隆年间，清朝通过两次金川战役、杂谷事件，一步步加强了对嘉绒地区的统治。清平大小金川之战后，清朝在两金川地区设镇安屯，专令成都将军管理当地大小事务及文武各员。清廷在小金川设美诺厅，大金川设阿尔古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清朝裁撤阿尔古厅，并入美诺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改为懋功厅。懋功厅管辖有大小金川地区的懋功、抚边、绥靖、崇化、章谷五汉屯及河东、河西、八角碉、汗牛、别斯满和宅垄六番屯。后来，鄂克什、绰斯甲都改归懋功厅管辖。

清政府通过乾隆年间对嘉绒的几次战争，改变了金川地区的政治格局。由原来的土司分割统治区变为中央政府流官管辖下的土屯区。这一变化使杂谷、大小金川三个势力强大的土司被废除，代之以十一个番屯和五个汉屯，出现了屯土共存的局面。清政府对嘉绒土司定期到京城朝觐的规定，更强化了各土司与清朝的联系，促使清王朝与嘉绒各土司的君臣关系趋于密切，地方臣属中央的观念在土司头脑中深化了。直到清末，嘉绒各土司对清王朝还朝贡不已。

清朝将这些大大小小部落、村社的头目动员起来，让他们充当大大小小的土司，听从清朝中央的管理，这不能不说是清朝统治对嘉绒藏区基层管理的深入，通过对各土司的管理来实现清政府对嘉绒藏区的统治。同时，将势力强大的土司集团分割，划整为零，以减少地方割据势力的膨胀对中央王朝产生的威胁，以利于边疆的安定和统治。另一方面，对嘉绒藏区的统治，较元明时期更为加强，使这一时期成为嘉绒藏区土司设置的鼎盛时期。

清朝还利用大小金川地区土兵骁勇善战的特点，来维护其辖区的统治秩序。清朝政府规定，凡土司管辖地区的少数民族精壮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他们平时保境安民，保护交通商旅、塘汛驿站，有重大战事时则出征打仗。嘉绒地区的练兵、屯兵、土兵在维护祖国统一、防御外来入侵的斗争中起到了特殊的历史作用。清政府利用各土屯的力量四处征战，使之成为清王朝的一支劲旅，对维护清朝的统治起了巨大的作用。

清廷规定：遇有军事上的需要，诸土屯必须服从清政府的征调，派出屯官、屯兵出征打仗，其办法与土司相近。如瓦寺土司从明英宗正统六年（1441年）到民国十九年（1930年）的几百年间，先后受明清政府和民国政府的征调，出兵四十次，每次从征土兵多则二三千，少者数百人。杂谷五屯除奉调出征四川省的金川、自贡等地外，还远征贵州、湖北、湖南、青海、甘肃、台湾及廓尔喀，使他们成为清政府的一支重要军队。

清平大小金川之战后，有不少藏族兵民或陆续投附清朝官军，或被官军俘获，留在军中效劳，使藏族将士进人清军的人数日益增加。嘉绒各土司的屯练武装也正式归入清朝中央政权的直接调遣之下，他们拉开了藏族将士在清军中活动的序幕。后来，廓尔喀侵扰西藏的聂拉木、济咙、宗喀等地，严重摧残了西藏人民的生产生活，对西藏的安全造成了严重的威胁。在西藏驻军难以抗敌的情况下，清朝即命成都将军率所部满、汉官兵和大小金川屯练，共3000余名，迅速入藏抗击侵略者。经过两个多月的苦战，把廓尔喀侵略军赶出了西藏。可见，大小金川等地的屯练土兵一直被清政府视为保卫西藏地方安定和边疆安全的重要武装力量，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和安全起着积极的作用。

在这些平定叛乱、维护大一统国家的战争中，平定新疆准噶尔和回疆的战争，用兵五年，耗帑三千余万两，辟地一万余公里；平定云、贵、粤的战争，前后用兵十二年，耗帑七千余万两，领土未有增加，但改革了三省政治。而平定大小金川的战争，前后两次，历时七年，耗帑七千余万两，乾隆帝杀张广泗、讷亲、阿尔泰等将领，温福等将领战死，阵亡将士三万余人，杀抗命苗番两万以上，而所平定之地，不过是四川省西北部的深山荒野，纵深仅仅二百余公里。与朝廷大军作战的，亦只是人不满三万、武器装备非常落后的大小金川沿岸的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