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俄国作家米哈伊尔·布尔加科夫创作的长篇小说。该作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先驱，书中写了一个身为撒旦化身的沃兰德教授，并述及一个名叫约书亚（实为耶稣）的人的生平、审判和受刑。

《大师和玛格丽特》中两个叙事层面交替展开。一个是现实与幻想交融的层面。小说一开始由魔王沃兰德及其随从来到莫斯科考察人心变化引出情节。由于魔王的到来和活动，小说中频频出现魔幻的场景，如剧院里下起了卢布雨，公寓里开起了撒旦舞会，凡人涂上魔油后变成了会飞的女妖。然而，透过这样的场景，人们看到了真实生活中的种种丑恶现象：品质恶劣的文联主席、贪污受贿的房管主任、贪图钱财的小市民等等。当然，生活中也有美好的人和事。小说中那个无名无姓的大师为人真诚，有才华，孜孜不倦地追求艺术真谛，他因害怕遭迫害而躲进了疯人院。他的女友玛格丽特则要勇敢得多，她不屈不挠地寻觅她的理想，并最终和大师一起获得了他们所期待的和谐的内心、自由的空间和平静的生活，而这也是作者本人所理想的境界。

另一个是历史与传说交融的层面。小说中描写了罗马帝国的犹太总督彼拉多审判并处死约书亚（善的意志的代表）的故事。彼拉多形象具有双重性。作为耶路撒冷的统治者，他残酷暴戾；作为人性未泯的地方官员，他矛盾胆怯。政治上的高压，使他最终还是不很情愿地处死了约书亚。他试图赎罪，试图为自己洗刷罪行，但是他仍未逃脱长达1900年的良心的折磨。小说表明：胆怯是人类最可怕的缺陷。

20世纪20年代，苏联文坛正值“拉普”当道，实行翦除异己的宗派主义极左路线，以致一批作家被打入另册，受到排斥和批判，他们的作品禁刊禁演，甚至连手稿也被当局抄没。写作为生的布尔加科夫一度几至衣食无着，最后被迫投诉斯大林本人，才在某剧院里找到个糊口差事。据他自己统计，他曾受到过近三百篇报刊文章的攻讦和漫骂。他也曾将费时两年写到第十五章的《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手稿付之一炬。这些不幸遭遇在作者笔下得到艺术的再现。作者的自况还可从小说的一些细节得到暗示。玛格丽特为大师缝制的黑色小帽上有黄色丝线所绣字母М，意为“大师”（Мастер）一词的缩略，这也是作者名字米哈伊尔的第一个字母。据称，玛格丽特这个人物就是以作家的妻子为原型的。

《大师和玛格丽特》的写作，从1929年，一直持续到1940年布尔加科夫去世前才告完成。不过，直到1966年，《莫斯科》杂志才开始连载它的删节本。

小说开头，伊凡是位年仅23岁的诗人，颇有才华，年纪轻轻就在莫斯科的主要文学杂志上发表诗歌，并且是“莫文协”的正式成员，但他没读过多少书，对传统文化一无所知，仅靠迎合当时潮流写些应景诗，赢得名气。在他成长的时代，正流行着破坏性的反宗教思潮，他盲目跟从，成了一名无神论者。初遇沃兰德时，他声势夺人，坚决捍卫无神论。沃兰德问道：“‘如果说没有上帝，那么试问，由谁来主宰人生，主宰大地上万物的生存？’‘由人自己来管，’流浪汉忿忿然地连忙回答，实际上他对这个问题也不甚了了。”比起整天关在书房中的大师，伊凡略谙世事；但比较起老谋深算的柏辽兹，他更像个天真的孩子。

伊凡思想转变的动因来自魔王的诱惑、大师的教诲和对彼拉多故事的沉思默想。他在经历了一系列现实层面和精神层面的冒险之后，在小说的结尾他变成了历史和哲学研究员、教授。作者要着力突出的是伊凡离开了由柏辽兹、“莫文协”为代表整齐划一的思想统辖，抛弃了以往自以为无所不知的盲目自信，开始明白自己所知甚少，需要学习历史，学习前人，还学会了尊重别人的观点、信念和灵魂；他还开始独立思考，靠自己的力量去探索真理。这些正是集权统治时代人们丧失了的宝贵能力。

总之，伊凡的认知过程虽然较为隐蔽，但是被布尔加科夫刻画得极为周全的一条故事线，展示了一个普通人灵魂觉醒的全过程，他思想的转变也正是人类精神自觉过程的浓缩。

大师是一位心灵高洁、不随世俗的好人，只是他的理想与时代不和，才造成了他与世隔绝的怪异性格。这位主角一直到小说的第十三章才正式登场。一天深夜，他神秘地现身伊凡疗养的精神病房，他身穿一身病员服，光脚踏着拖鞋，像是一个幽灵飘然而至。他没有姓名，自称“大师”，随身藏着一顶黑色小帽，小帽正面用黄色丝线绣了一个字母“М”，以证明自己的确是大师（Мастер）。他的生平很不寻常，是历史学家，也是翻译家，精通五国语言，他孤苦伶仃，却突然中了大奖，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入。之后，他辞去公职，躲起来写作，一心要写就一部惊天动地的大作，可正是这部作品为他惹下杀身之祸。他只好躲进精神病院避难。

大师在书中是个始终不知其姓名的人。他有才华，他本想以他创作的那部以耶稣故事为题材的小说对人世有所贡献，但是在恐怖面前他表现了人类最大的缺陷——怯懦。他抛弃一切逃进疯人院。而且居然认为这里“并不那么糟”，因为“一切听安排，无须自己思考”。他当然不可能赢得光明，只配在沃兰德那里得到永久的安宁。

与“大师”成对比的是约书亚，一个具有无限的善和爱的人物。彼拉多弃恶从善的选择最终证明了约书亚关于人的命题是一个真理，它的前提是“通过恶达到善”。布尔加科夫关于基督本质的看法，与巴赫金相同，继承的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将真理化为基督其人”的思想。在《大师和玛格利特》中，耶稣形象所占篇幅不多，却是全书的核心人物。他高高至上，执掌的正是一个道德和真理的世界，是“善“和“真理”的化身。

玛格丽特身上凝集着俄罗斯女性的优秀品质，她那善良的心、炽烈的爱、对美好事物的执着追求和勇敢的献身精神都具有强烈的感染力。她得到了她应得的东西。她的最后结局可说是作者为永恒的爱情谱写的一首颂歌。

在小说中柏辽兹这个人物刚一出场，作者便详细的介绍了他的外貌以及姓名全称。“这头一位不是别人，正是柏辽兹·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并在注释中写到“这个姓氏不同于一般俄罗斯人姓氏，与法国音乐家柏辽兹姓氏的俄文写法相同”。而两者之间的联系并非只有姓氏相同那样简单。

小说中的柏辽兹是一种庸俗的唯物论的代表，在他看来，人不需要什么信仰，社会也不需要任何道德原则，悲观且被动，而艾克托尔·路易·柏辽兹是法国作曲家，法国浪漫乐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布尔加科夫之所以会让小说人物与音乐家同一姓氏，有以下两点原因，第一，布尔加科夫对莫文联主席这一形象的塑造借鉴了作曲家音乐作品中的一些情节，如意外断头的死亡手法借鉴了作曲家的代表作《幻想交响曲》，而葬礼过程的描写来自于作曲家的另一代表作《葬礼与凯旋交响曲》。第二，布尔加科夫痴迷于《浮士德》，而在作曲家的作品《浮士德的沉沦》里，浮士德最终下了地狱，与原著截然相反。在作曲家柏辽兹的世界观中，悲观主义始终占据着统治地位。在他的作品中，主人公们的生活通常苦闷压抑，他们背负着沉重负荷，但又不甘心命运的摆布，奋起斗争反抗，但都以失败而告终。基于此，布尔加科夫把小说人物命名为“柏辽兹”，其意图不言而喻，“柏辽兹式的悲观”使“柏辽兹”这个人物站在了小说中的对立面。

在小说中斯特拉文斯基医生是一位天才的精神病学家，他有一双温和却充满洞察力的眼睛，而且不仅只局限于外部的揣测，有纯理性分析家的高明。当他为伊万诊断时，并不通过伊万失魂落魄的表象下结论，而是耐心地听完伊万的所有陈述，在医生眼里，伊万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精神病患者，而只是一个受了惊吓，精神无法平复的受害者。

沃兰德的随从卡罗维夫的外号叫巴松管。巴松管是一种乐器，其高音区的音色哀伤痛楚，中音区温和甜美，低音区严峻阴沉，断奏时则具有幽默顽皮的效果。高音区富于戏剧特色，有管弦乐队的“小丑”之称，适于表现诙谐情趣和塑造丑角形象。这种乐器的特征正好和卡罗维夫的形象契合，因为他时常用狡猾的花招戏弄和讥讽别人，但又不失幽默与顽皮。伊万目睹了柏辽兹的惨死，他请求卡罗维夫帮助自己抓住魔鬼，卡罗维夫答应他，并指挥伊万同他一起喊人来，但卡罗维夫只做了一个口型，导致伊万一个人奋力喊叫，吓跑了路人。在瓦列特剧院身为魔术表演贵宾的仙普列亚罗夫坚决要求小丑们披露魔术内幕，结果反被巴松管披露了他和情妇约会的丑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卡罗维夫原来是一个义士，“在谈到光明和黑暗时，他编了一句语义双关的俏皮话，话说的不很恰当，所以这位义士后来就不得不更多的充当滑稽角色。”他作为小丑，是生活的假扮者。“布尔加科夫正是通过小丑们的机巧与智能、欺骗与直率、诡诈与公正来讽刺揭露现实的。”卡罗维夫就像巴松管的音色，充满戏谑嘈杂与玩世不恭的色彩，令人啼笑皆非。

魔王沃兰德并不是“恶”的象征或化身。他不同于《浮士德》中的靡非斯特。他既不保护恶，更不诱人作恶。在与马太的对话中他谈到善与恶、光明与黑暗的关系，正是要说明黑暗的存在是必然的、必需的，否则就不合理。他既没有参与耶路撒冷那场旷世悲剧，也没有企图影响莫斯科的现实生活。他仅限于观察和考验，随人们去各行其是。当然，也要求人们各负其责，像《圣经》里所说的那样“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他正是《圣经·约伯记》中所说的撒旦，其职司就是在上帝同意下到人间观察世人，对人们进行种种考验，考验那些只图眼前功利而不承认任何道德准则的、心中没有上帝的人。在作者看来，不相信上帝和撒旦的存在这本身并不重要，最可恶而又可怕的是那些由于不相信有上帝和魔鬼，便认为人可以为所欲为、可以任意作恶的人。

小说的主角大师是一个遭受迫害的作家；他创作的小说不能发表，遭到批评家的恶毒攻击，终因失望痛苦、心力交瘁而崩溃，被送进莫斯科的精神病院。他呕心沥血创作的小说证明他不仅仅是一位作家，而且还是一位大师。但是，“一位作家又如何向无法读他作品的人证明自己是一位大师呢？”“大师”是这位主角唯一的称呼，只有两个人懂得这个称呼，大师的情人玛格丽特，以及“在玛格丽特的反复保证下而自我认可的大师本人”。这是一个带有几分滑稽格调的悲惨故事；两个人的爱情忠贞不渝，凄美感人；故事的讲述则包含着他们绝望的、不加掩饰的、对于命运的忧郁认知。

大师与玛格丽特的爱情悲剧始终与手稿不能发表的悲剧联系在一起。这是一种单纯的联系，也是一个费解之谜。大师和手稿的毁灭是这部小说的中心事件。魔鬼说：“手稿是不会烧毁的。”也就是说，只有在类似于末日审判的彻底追溯和还原之中，读者才有可能读到手稿，像这部小说以“书中之书”的方式向读者展示的那样，而书中之书不可摧毁的构造本身可以证明，文学具有超越时空和超越压迫的能力。这是布尔加科夫的魔术，也是他不朽的信念，包含在小说对于生死之谜的破解之中。

2000年前的彼拉多扼杀了“善”，2000年后的现代化也抛弃了“善”，但彼拉多有一颗深沉的自我反省之心，布氏通过彼拉多要唤起现代人的良知，要让人们像彼拉多那样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从而达到与耶稣会面的境界。在小说的结尾，布氏描写了那些受魔王捉弄的贪官污吏均改邪归正，表明了他对人类重塑精神支柱的信心。尽管布氏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而寻求一种永恒的极善的道德理想，他对社会的改造方案陷入到历史唯心主义的沼泽中，但他毕竟以自己的思想探索，他洞察到的种种社会问题寻到了解决的途径。

布氏对人类精神支柱的哲理性探求贯穿全书始终，在这一大主题下，作家还探讨了一系列宗教、哲学和爱情命题。布氏祈望通过宗教信仰来纯洁灵魂，借“上帝”的名义复归善道。莫斯科人的精神堕落到令人痛心的地步，正是宗教信仰失落的结果，这在小说第一章别尔奥利兹和“流浪汉”的谈话里已开诚布公地点明了，基于此，布氏对“唯理论”重新审议，提出了“知识必须给信仰让出一个位置，因为要维持道德，就必须承认神的存在和灵魂的不死”这一极具现实意义的命题。此外，小说对耶稣和魔王、光明与黑暗、善与恶等相依相随关系的多重描写，揭示了哲学上的对立统一规律。而针对玛格丽特发出的“谁要是爱，谁就必须为她所爱的人承受一切”等警世的议论，也都极富哲理色彩。

魔幻现实主义色彩

从《大师》表现出来的旨趣、意蕴、主体情感及内在的精神来说，毋庸置疑是一种反映社会客观存在、批判揭露社会现实矛盾的精神走向，布氏也毋庸置疑地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从小说的形式表现，艺术技巧来说，他的创作又是对传统的现实主义作家如司汤达、巴尔扎克和托尔斯泰的一种反动。因为他不仅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原则，像契诃夫所说的那样。“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描写生活”，而且反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歪曲了现实生活的客观存在形式和本来样子，创造出一种虚幻的、根本不可能存在的现实形式，来曲折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后一种方法的运用使《大师》表现出了现代派文学通常的风格特征——怪诞。

在长老湖边，沃兰德预言柏辽兹断头而死，柏辽兹马上被电车轧死，应验了魔王之言；玛格丽特涂抹了回春脂，顷刻间回复青春；刷子变成航天工具，载人参加了鬼魂的盛大晚会……此外还有下卢布雨、西装说话、焚毁的手稿还原，如此描写，只有在神话童话中出现。但布氏却把这种描写融合在对苏联社会生活的现实主义反映之中，创造了具有魔幻色彩的新现实。

结构

小说分成上下两部，含“尾声”在内共33章。超自然和世俗的两个层面的构造，贯穿着四条情节的主线：当代莫斯科，地狱来访者，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故事，还有古代耶路撒冷的事件。后面两条线索的主要联系在于，耶路撒冷的篇章是讲述彼拉多审讯耶稣的故事，而这个故事又是小说中的大师创作的一部历史小说。因此从第二章开始，小说有规律地插入大师创作的这部历史小说，其结构类同于中国魔术的盒子里套盒子的方式。四条主线以不同的方式逐渐联结起来，汇合成层次分明的一个构造体，而其中的每一条主线都有自己的语言风格，自己的吐纳方式，自己的音乐性和节奏。例如，耶路撒冷的故事用坚实细腻的语言风格写成，具有严谨的古典风味，而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故事是用现代的抒情语调写成，带有几分神经质的忧郁，是一曲罗曼蒂克的诗篇。正如研究者所指出的那样，《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有关于小说的小说”；它的四条主线所编织的内部空间，给人以无限和永恒的暗示；它演绎的时间和空间是相对的；在世俗的层面生活的人也可出现在超自然的层面上，获得不同寻常的体验和谛视，一种对于精神本质的鲜活而深邃的启示。

对应关系

小说的内部存在着一系列的对应关系。例如，“耶稣和彼拉多的故事以片段的方式呈现，有时它成为魔鬼沃兰德的叙述，有时是流浪汉诗人伊凡的梦，有时又是大师创作的部分手稿”。不同层面的故事逐渐在叙述中合为一体，也始终保持着互有区别的联系。符·阿格索诺夫指出，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两地若明若暗的呼应，也是通过一系列的对应关系得到强调：耶稣被捕是在星期三，魔鬼与两位作家相遇也是在星期三；行刑前后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还有主角告别莫斯科，都是在星期六夜里；撒旦聚会的山谷和耶稣行刑的地方，名称是相同的；莫斯科和耶路撒冷两座城市都是烈日炎炎，到了结尾部分则越来越阴暗，暴风雨临近了，等等。甚至还有人认为，耶路撒冷故事中的人物与莫斯科故事中的人物之间有具体的对应关系，而莫斯科故事中的人物又与“撒旦的盛大舞会”上出现的刽子手、告密者、通奸犯、自私自利者等，存在着互相对应的关系，这些对应关系绝非仅代表着一般意义上的巧合，而是暗示着一幅末日审判的图景，在两个千年之间得以进行。

语言

《大师和玛格丽特》线索庞杂，人物繁多，为与这种“多重叙事线条交错、在不同时空穿行的复式叙述结构”相适应，布尔加科夫采用多重语言风格的艺术来处理作品中形形色色人物形象，他让不同类型的人物说着最能代表其身份和性格行为特点的话语，这体现出布尔加科夫善于运用语言准确塑造人物形象的高超技巧。尽管小说的叙事结构纷繁复杂，但经布尔加科夫巧妙地艺术性处理后，通过在小说叙事语言里面运用风格迥异的多重话语层次，因而能更有效地烘衬出小说人物形象刻划的鲜活立体性色彩。

一是交融性浪漫抒情的意境美。“强烈感情的流露，又服从于作家美感的驱使，以美好的意象作为客观对应物来传达内心感受。”作家写景融情，以象寓意，这就是所谓的“意境”。在体现大师和玛格丽特第一次相遇的情景时，布尔加科夫精心设计了这样的场景：在春天的静逸街道上，美丽的玛格丽特身着漂亮的风衣，手中捧着一束赏心悦目的鲜花，眼中充满了期待的幸福光芒。这就是情景交融性的、浪漫抒情的意境美。作品中的大师坦言，玛格丽特的无与伦比的美貌与朋质是吸引他的其中的一个方面，而女主人公稍显忧郁的眼神与孤独寂寞的内心世界更让大师为之动容。

二是戏剧性滑稽搞笑的讽刺美。小说中以沃兰德为主人公的讽刺寓言式系列小故事里，充满着喜剧性的元素、色彩和细节。布尔加科夫堪称是一位善于搞笑艺术的大师，他往往能从现实生活中的滑稽可笑的幽默中迸发出艺术创作灵感，通过艺术构思将其加工和演化为带有戏剧性讽刺色彩的笑料体。“黑猫别格莫特”是布尔加科夫在小说中虚构出的一个带有人性特点的小丑，这只黑猫会说人话，会看人的眼色，宛若一个活生生的人，是公正之神的化身。黑猫最擅长捉弄那些卑鄙无耻的小人，它会把伪君子变成一件空西服“上装”，让这个“上装”一本正经地批阅公文，将伪君子的虚伪、碌碌无为木质揭露无余，戏剧性滑稽搞笑的讽刺美便跃然纸上。

二是烘染性铺陈造势的悬念美。在彼拉多故事叙事语言的运用上，布尔加科夫突出了烘染性铺陈造势的悬念美。为了表现耶路撒冷正而临危险境地，布尔加科夫通过细致的环境描写来进行烘染性铺陈，“鸟石不时发出闷声闷气的怒吼，迸裂出一条条火舌。”在这里，用鸟石象征彼拉多命运的浓厚悲剧色彩。铺陈造势还体现在人物刻划上，布尔加科夫更注重的是人物的心理描写，他虚构了安排彼拉多派人秘密杀死告密者犹大以赎罪这一个情节，是通过密谋者间的精彩对话展开的，使小说故事情节变得跌宕起伏，悬念重重。

这部小说故事体系庞大、人物众多、线索繁杂，俄罗斯和国外学术研究界解读它三十多年，还未有定论。据统计，1992年前俄罗斯研究这部小说的著作就有40余部，论文400余篇，研究的结论各执一端。苏联解体之后，研究状况也丝毫没有改变。

因《撒旦诗篇》遭到星梅尼死亡通缉令的当代印度作家萨尔曼·拉什迪在一篇文章中坦然承认，《撒旦诗篇》一书的创作是受到《大师和玛格丽特》主体性的影响。

作家余华：“在卡夫卡之后，布尔加科夫成为20世纪又一位现实的敌人，不同的是卡夫卡对现实的仇恨来源于自己的内心，而布尔加科夫则有切肤之痛，并且伤痕累累。因此，当他开始发出一生中最后的声音时，《大师与玛格丽特》就成为道路，把他带到了现实面前，让他的遗嘱得到了发言的机会。”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场超现实主义狂欢，天马行空，肆无忌惮。”

英国剑桥大学斯拉夫语系教授西蒙·富兰克林：“该作才华横溢、幽默有趣，但又深刻严肃、变幻莫测，是一部激情四射的社会与政治讽刺杰作，一个复杂的道德与政治寓言，是精彩的英雄主义艺术表现，想象力的狂欢。”

加利福尼亚大学教授、俄侨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格列伯·斯特鲁威：《《大师和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的回归”，这部早期不为人知的杰作是俄罗斯“地下文学”的范例。

英国学者卡提斯：《大师和玛格丽特》是一部“包罗万象的杰作，在俄罗斯和西欧文学中很难找到一部作品可以与之媲美”。

米·布尔加科夫（1891～1940），俄罗斯作家。出生于乌克兰基辅市一个教授家庭。自幼喜爱文学、音乐、戏剧，深受果戈理、歌德等的影响。1916年基辅大学医疗系毕业后被派往农村医院，后转至县城，在维亚济马市迎接了十月革命。1918年回基辅开业行医，经历了多次政权更迭，后被邓尼金分子裹胁到北高加索。1920年弃医从文，开始写作生涯。1921年辗转来到莫斯科。1920年开始在《汽笛报》工作，发表一系列短篇、特写、小品文，揭露并讽刺不良社会现象，以幽默和辛辣的文风著称。1924～1928年期间发表中篇小说《不祥的蛋》（1925）、《魔障》（1925），剧本《卓伊金的住宅》（1926）、《紫红色的岛屿》（1928）。1925年发表长篇小说《白卫军》，描写1918年基辅的一部分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白卫军军官的思想行动。1926年小说改编为剧本《图尔宾一家的命运》，上演获得成功，但也引起争论。1927年他的作品实际上已被禁止发表。1930年，在斯大林的亲自干预下他被莫斯科艺术剧院录用为助理导演，业余坚持文学创作，并重新开始写他一生最重要的长篇小说《大师和玛加丽塔》（1966）直到逝世。其他著作有剧本《莫里哀》（1936）、传记体小说《莫里哀》（1962）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