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之獬（1591—1647），字龙拂，山东省淄川县（今淄博市博山区白塔镇大庄村）人。天启二年（1622年）举进士，为庶吉士，继为翰林院检讨。天启七年（1627年）充顺天乡试正考宫。崇祯初年，廷臣请毁《三朝要典》，独哭争，遂被列入阉党逆案，革职为民。

孙之獬是明朝天启年间进士，授检讨，迁侍读。孙之獬做官时正是魏忠贤当权时期，阉党吃香，他便成为阉党成员，着实过了一段好日子。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倒台后，明崇祯帝下令毁掉由阉党编写的以排斥、诛杀异己为目的的《三朝要典》，孙之獬曾抱着《三朝要典》到太庙痛哭，为士林所不齿。这年八月，朝廷“削孙之獬籍”，让他回乡居住。

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这是清朝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孙之獬为得满清欢心，有心“标异而示亲”。一日上朝时他变得“焕然一新”，不但剃了发，留了辫，还改穿了满族官吏的服装。当时，朝臣分满汉两班，上朝的时候，满班大臣说他是汉人，不许他入班；汉班大臣说他是满人打扮，也不要他。徘徊于两班之间的孙之獬进退不得，狼狈万状。

于是孙之獬一怒之下便上疏提议让朝廷之前颁布的剃发令加快执行。疏言：“陛下平定中国，万事鼎新，而衣冠束发之制，独存汉旧，此乃陛下从中国，非中国从陛下也。”，多尔衮采纳了这一提议，于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六月间，下令再次颁发“剃发令”，规定：“全国官民，京城内外限十日，直隶及各省地方以布文到日亦限十日，全部剃发。”

剃发，本是流行于满族的习俗，而几千年来汉人因“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的观念，成年后是不剃发的，“衣冠束发”成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剃发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感情，使他们失去了作为汉人的外在标志和不做奴隶的最后一道心理防线。人们纷起抗争，悲壮激烈的反剃发斗争风起云涌。

当时反剃发有多么惨烈、流过多少血泪，是难以想象的。

顺治三年秋，山东爆发了谢迁领导的农民起义，这时孙之獬正巧衣锦还乡。农民军攻入淄川，将其活捉，五花大绑示众街市，人们在他身上遍刺针孔，插上毛发，以惩罚其献媚清廷，创下剃发残害同胞的罪行。众人将其斩首市曹，暴尸通衢。消息传出，人们无不拍手称快，皆云罪有应得。

历来做官者多有为了利禄而卖身投敌的，但他们一般都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例如“被逼无奈”、“同存共荣”等等，以掩饰自己的贰臣身份。明末有一大批明朝官员降清，他们对外说是因为清军帮他们打李自成，为明朝报了仇，所以他们投降了清廷。但类似“羞向两天传姓字”的高调他们平日也唱过，因而在做了贰臣后心里还是有些愧疚的，哪怕在“以暴易暴”之后，也尽量少去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即使是以卖主求荣而闻名于史的吴三桂，也曾当面劝阻过多尔衮剃发令的实施。

孙之獬死后，时任山东巡抚张儒秀上奏：土贼丁可泽勾引叛贼谢迁等陷淄川县，原任招抚江西兵部尚书孙之獬被贼肢解死。

顾炎武闻此消息，奋笔写《淄川行》以贺：

张伯松，巧为奏，大纛高牙拥前后。罢将印，归里中，东国有兵鼓逢逢。

鼓逢逢，旗猎猎，淄川城下围三匝。围三匝，开城门，取汝一头谢元元。

孙之獬的死讯传到京城，顺治帝给吏部下旨，讨论抚恤之事。侍郎陈名夏、金之俊建议，恢复孙之獬的原有官职，并给予抚恤；马光辉及启心郎宁古里建议，孙之獬已被削去官籍，不应当给予抚恤。“两议上，命用光辉议。”即两个议案一同上报朝廷，顺治帝最后采用了马光辉的建议，没有给予孙之獬任何旌表和抚恤。

蒲松龄作《聊斋志异》，内有《骂鸭》一篇，讲一个人偷吃了别人的一只鸭子，身上因而长满鸭毛，且痛痒难当，最后还亏鸭的主人出面骂了一通，那小偷才褪去了鸭毛。这故事也许与孙之獬有关，但只怕不管人们怎么骂，也难使孙之獬褪掉那一身鸭毛的。

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对这一段历史有很清楚的记载：中原之民，无不人人思挺螳臂，拒蛙斗，处处蜂起，江南百万生灵，尽膏草野，皆之獬一言激之也。原其心，止起于贪慕富贵，一念无耻，遂酿荼毒无穷之祸……”

淄博博山新区大庄村，有座孙氏墓园，最近里面的古墓被人盗了。

据山东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早安山东》报道，民警赶到案发现场后发现，墓穴边上有一个直径六十公分、深约3米的洞穴，周围散落着一些作案工具，和一些矿泉水瓶、烟头。据史料记载，孙氏墓园建于明朝，距今已有400年的历史，2015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其中最为著名的人物，当属明末清初的兵部尚书孙之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