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州六器”，指的是宋代人发现的西周早期青铜器。

“安州六器” 以其出土年代早、铭文内容重要而著名。安州六器” 实出于孝感，记述此器较早且较详的,是赵明诚《金石录》卷十三《安州所献六器铭》跋， 云： “ 右六器铭，重和戊戌岁安州孝感县民耕地得之,，自言于州,，州以献诸朝。凡方鼎三、圆鼎二、抓一。皆形制精妙， 款识奇古。

历来为人们所传颂的，’安州六器”说的是北宋末年在安州地方发现的六件贵重的出土文物。这六件文物的出土，轰动了当时的朝野，连史书上都突出地记载了这一件事，可见其影响之大。据《宋史·徽宗纪四》“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三月庚戌，蔡京进安州所得商六鼎。”这就是说在宋徽宗(赵估)宣和元年三月的时候安州地方出土了六件商代青铜鼎，这在当时确是一件大事，人们以为这是天降祥瑞，当这些宝物由安州送到京城后，奸相蔡京便将这六件青铜器献给了皇帝。从此这“安州六器”就成了中国古代文物考古、金石学方面的一件重要事件了。千百年来经常为人们所引用。但从来没有人怀疑其出土地点。人们只知道文物是在安州出土的，并不知道具体出上点在哪里。一般以为宋代的安州就是安陆县，顾名思义“安州六器”也就顺理成章的认为是安陆所出土了。实际上所谓“安州六器”并非安陆所出，而是出自今之孝感市。

据《孝感县志》记载，在明万历二年(1574年)甲戌九月，孝感县城拓展城墙，民工挖得一匣，匣中出古鼎一件。形状为“蟠腹爹口、三足两耳，周园端严，体被五色，上有识皆古领捕文，大小凡六十字。”当时人乐道为祥瑞，遂筑鼎于其地，名为“神鼎阁”。请著名文学家王世贞为记。王在文中考订此鼎为周初南宫仲父方鼎，并说稽正宋人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款识》文字皆合，又据《汉阳府志》引明《一统志》说:“宋徽宗时，孝感县东湖村(约今孝感市北门大街附近，神鼎阁毁于兵火)夜有光烛夭，农人闻于官，掘地得周九鼎贡于朝。”清雍正《湖广通志》卷七七古迹志里也有类似记载。在其孝感条下有:“东湖村在县东，宋徽宗时村民视夜有光烛天，闻之于官，掘地得周九鼎贡于朝……”。怎么“安州六器”忽地变成了九器呢?《孝感县志》引述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谓“安州六器”皆得于安陆之孝感县耕地得之，计方鼎三、园鼎二、甄瓦一、其铭文著在法帖之九卷、十卷、十六卷”。并说“此六器”靖康之难，俱为金人掳去不知下落。”《县志》接着说在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法帖》中又记载“方宝甄一、曾侯钟二，同得之于安陆孝感。”还说“此三器藏之于方城范氏”。这样一来,宋代在安州所出实为九器.经查阅明朱谋至刻本宋人薛尚功所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与《孝感县志》所说基本相符，只是小有差误。前面所说九件器物，分别是在该书卷六。即曾侯钟二、卷九、国宝鼎二.卷十、南宫中鼎三，卷十六为方宝献、父乙颇。在其“父乙瓶”铭文后注说“右铭重和戊戌岁出于安陆之孝感县，耕地得之，自言于州，州以献诸朝，凡方鼎三、园鼎二、瓦南一共六器,皆南宫中所作也，形制精妙，款识奇古，日父乙者盖商末周初之器耳。”在其卷九园宝鼎二铭文后面也说:“右二器~同得于安陆之孝感……。”另在卷十六的方宝献铭文后又说:“此器与前二园鼎同出于安陆之孝感……。”只是在卷六的曾侯钟之铭文后面说“右二钟前一器藏方城范氏,皆得之安陆……”。此处没有提到孝感，这里就闹出了一个矛盾，上面所述器物共为九件，如两件曾侯钟为安陆所出，那孝感所出则实为七件了。说六器显然是不对的，考之薛书，笔者认为这九件器物都应为孝感所出，把两件曾侯钟说为安陆。可能是笔误，或是在安陆后面少写孝感二字，这批器物可能是两次出土。至于《孝感县志》说两件曾侯钟与方宝献均藏方城范氏则是错误的。在薛书里明确记载只有一件曾侯钟藏方城范氏。薛尚功为北宋末至南宋初人，是当时著名金石学家，《历代钟鼎彝器软识法枯》编著于南宋绍兴年间一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当是可信的。

《宋史·徽宗纪》将“安州六器”记为“商之六鼎”显著是错误的。在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中记载“安州六器”和另三器均为周代器物，每件器物皆有铭文。

据薛氏考证：三件南宫中鼎，皆南宫中所作。南宫其氏也，中其名也。周代有南宫氏，前一鼎文中有“锡于瑛玉”，据《集韵》云“玉璐小杯也。”又言作乃采者，盖采事也。命以立事，故因为此鼎而刻之铭也。而谓之’’豁父乙尊”者，大鼎也。曰“父乙”者，周初接商之器也。薛氏考“父乙献”“园宝鼎二”皆为周初器物。关于“曾侯钟”，薛氏考订铭文云，“惟王五十六祀，楚王韵章，按惠王在位五十七年，其名为章，然则此钟为惠王作无疑也，唯对“方宝献”没有指出时代。

上面所引薛尚功对铭文的考证，基本上是正确的，但他把父乙献说成商末周初之物则是值得研究的。

至于宋史上说“安州六器”得于宣和乙亥，而薛尚功则说是重和戊戌。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宋徽宗喜欢改换年号，他在位做了廿四年皇帝就改过六次年号，有时一年有两个年号。这个宣和元年就是这样，查《宋史·徽宗纪》。进“安州六器刀为宣和元年三月，而改元之前的二月即为重和。因而“六器”实际是在重和年号出士的。从文物的出士到献于州，最后贡于朝是应当有一个时间过程的。

写到这里，问题算是已经明确了，但还要再说几句，宋史上所提“安州六器”未说出土具体地点，笔者以为这是就大地名而言的，宋代的安州管辖范围比较大，包含现今之孝感地区安陆、云梦、孝感、应山、应城五县地域。孝感当时是安州的属县，孝感建县于南朝宋武帝孝建元年(公元454年)，在此之前一直为安陆县境之一部分，建县后长期属安州管辖，只是到了清朝初年(雍正七年)才划属汉阳府，所以说。在宋代，孝感县出土文物由县送到州，州献朝庭，是顺理成章的事，说成安州所出，也是可以的。只是不应该把安州误为安陆、这样一来，就把真正的文物出土地点忘却了。

周昭王十九年，昭王派祭公、辛伯攻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周军渡汉水时，阴风骤起，气候恶劣，将士惊恐，军队损失严重。昭王伐楚与早期楚史和楚文化研究有极重要的关系，但这样一件西周史和楚史上的重大事件，却因为周人的隐讳而蒙上了重重迷雾，甚至连周昭王征伐的对象到底是谁都存在争议。根据现代学者的考证，周昭王所伐之“楚”并非“楚国”，而是西周时期和楚国并立于楚地的楚蛮。

“楚”有二义，一是指芈姓楚国，二是指南方楚蛮。周成王十九年，楚国先祖熊绎被封为楚子，封地在楚蛮之地，因此楚国与楚蛮有交集，到东周时，楚国崛起吞并了楚蛮，两者才混为一体。在周昭王时期，楚国爵位不过是楚子，封地仅五十里，荒僻贫弱[8]。在这种情况下，周昭王不可能尽起六师，倾力南下攻打小小的楚子，更不会收获颇丰，大小贵族均兴高采烈地作器铭功。而且如果周昭王果真的因为南征楚国而丧命，则周、楚必为不可解的死敌，周昭王之子周穆王不可能不报此仇，楚国更不可能在周穆王十四年还作为周朝的封国参与伐徐之役。

而楚蛮在周昭王时期占据地域广大，大约在今汉水中上游的丹江地区和下游的汉东地区，且占据铜矿主产地铜绿山。在先秦时期，铜是极其重要的战略资源，政治、经济、战争等方方面面都广泛需求。楚蛮虽然人数众多，分布广泛，但始终没有如从前的三苗和后来的楚国一样形成一个强大统一的政治体，只是一些分散的部族，这种情形下的楚蛮正适合作为周昭王南下征伐的对象。

昭王南征之“楚”为楚国的说法最早出现于东汉，王逸注《楚辞·天问》。后世学者多信此说，口口相传代代为继，使得昭王南征楚国几成定论。

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除了印证文献史籍的记述之外，有时还能提供或补充人们所不知的历史情节。应当感谢考古学家的辛勤劳动，由于他们的发现，我们幸运地获得了对“昭王南征”这段史迹更全面的认识。

70年代在周原出土了一批微氏家族的青铜器，其中对西周史事记述的最重要铭文是穆王时代的《史墙盘》，作器人墙世代为周王室的史官（乍册）。史墙对昭王南征作了完全肯定的评价。铭文说：“弘鲁昭王，广批荆楚，唯狩南行”，说昭王大规模地挞伐荆楚，因为巡狩而到了南方，从而赞扬昭王事业的宏伟（弘鲁），铭文中全无“南征不返”之类的遮掩之词。

收藏在北宋《博古图录》和薛尚功《钟鼎彝器款识》等书中的著名的安州六器是北宋重和元年（1118年）在安陆（今湖北孝感）出土的一组有铭文的西周中期的青铜器，包括两件中方鼎、中觯等器，作器人是曾跟随昭王伐楚的贵族“中”。考古学家综合研究了这六篇铭文，发现了以往少为人知的昭王南征的纪事。例如中方鼎记述了昭王十六年伐楚，曾命贵族“中”先去南国准备行宫。中方甗则记录了“中”所走路线经过的地方，其中有方邓、鄂师、汉中洲等。在另一件中方鼎的铭文中说到昭王十六年伐楚获胜凯旋归来，赏给贵族“中”采地（邑）。从各铜器的铭文分析，昭王伐楚是动员了大量的人力，规模也大，有许多贵族都跟随昭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