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庵文集》的作者是清代的龚自珍。他在22岁时就自编了一部文集，题名《伫泣亭文集》，后又编成《定庵古文》两卷，均是稿本。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庵文录》13卷，并为之序，但未刊刻。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于1868年刊刻《定庵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庵文集补编》4卷。

龚自珍（1792-1841年）原名巩祚，字璱人，号定庵，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他自幼学习汉学，曾跟从外祖父、著名汉学家段玉裁学习文字学，后转而研究经世学问和今文经学，擅长诗词文章。

1829年中进士，历官内阁中书、礼部主事、宗人府主事等。1839年辞官南下。

1841年暴病逝于丹阳云阳书院。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

他曾在一首小诗中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

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盦文集》、《续编》和《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响。

1828年编刻《定庵文集》，世称自刻本。1839年编刻《己亥杂诗》，世称羽琌别墅本。以上各本，今或已不存，或不易觅得。

龚自珍死后，魏源根据其子龚橙的存稿，选编《定盦文集》13卷，并为之序，但未刊刻。

龚自珍的另一好友曹籀也获得龚氏遗文抄本，请吴煦出资，于1868年刊刻《定盦文集》上中下3卷和《续集》4卷。

1886年汤伯述从龚橙处得到一批残稿，编成《定盦文集补编》4卷，请朱之榛出资刊刻。

吴煦和朱之榛的两种刻本收录了龚自珍大部分学术着作、政论、散文、诗、词，流传广远。此后各种刊本，如“时中版”、“世界版”、“扶轮社本”等，都是以这两种刻本为根据增补而成。

1959年中华书局出版《龚自珍全集》上下卷，是根据以往各种刻本、稿本、抄本、各书引载和公私诸家旧藏佚文等整理编辑而成，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本子。

嘉庆、道光年间，清朝统治急速衰败，社会问题丛生，士林风气转变，开始挣脱繁琐考据的汉学和空谈性理的宋学，转向经世致用。

龚自珍是经世派的代表人物，他发表了大量的联系现实的政论文字，开一代政论之风。

他以形象、生动、尖锐的文字描画和揭露了嘉道时一派衰世景象和腐败风气，严厉抨击封建专制制度。他曾这样形容衰世景象：“日之将夕，悲风骤至，人思灯烛，惨惨目光，吸饮暮气，与梦为邻。”（《尊隐》）他这样来描述腐败的社会风气：自乾隆末年以来，官吏士民，狼艰狈蹶，十人中有五、六个人不读书、不务农、不做工、不经商，他们或者吸食鸦片，加入“邪教”，自取杀戮，或者冻馁而死，却始终不肯“治一寸之丝、一粒之饭”以有益于世人。

结果从京师到各地，富户变贫户，贫户变饿者，作为四民之首的读书人也奔走下贱，弄得各省大局岌岌可危（《西域置行省议》）。

他尤其痛恨吏治的腐败，他指斥三公六卿以及士大夫都是一些醉心利禄之徒，他们毫无责任感，官当得越长久，就越苟且，名望越崇高，就越谄谀，离皇帝越近，就越善于阿媚（《明良论二》）。

他对于社会上弥漫的庸俗气氛感到痛心疾首，指出：朝廷中没有富于才干的将相，书院中没有富于才气的读书人，农、工、商，甚至小偷、强盗也都是庸庸碌碌之辈；而一旦出现有才能的人，就要想方设法地束缚他，扼杀他（《乙丙之际着议第九》）。

他并且分析了造成社会衰败和腐败的经济原因和政治原因。他认为经济上的贫富不均是世道衰败的根本原因，他写道：贫者越来越穷困，富者越来越富有，结果就导致兵乱、疫疠，致使“生民噍类，靡有孑遗，人畜悲痛，鬼神思变置”（《平均篇》）。

他认为皇权专制主义是造成平庸、腐败风气的根本原因，他指出：历代的圣主仁宗“未尝不仇天下之士；去人之廉，以快号令；去人之耻，以嵩高立身；一人为刚，万夫为柔，以大便其有力强武”（《古史沉论》二）。

在这样的高压政策之下，社会风气不能不趋于平庸、腐败。面对这样衰败、腐朽、沉闷、窒息的社会，龚自珍大声疾呼进行社会改革。他写道：“一祖之法无不敝，千夫之议无不靡，与其赠来者以劲改革，孰若自改革？”（《乙丙之际着议第七》）警告清统治当局，如果不主动进行改革，将来就会有人起来“劲改革”即推翻其统治。

龚自珍借以发表议论的重要理论基础是今文经学的社会历史观——《公羊》“三统”说、“三世”说等。他是一位今文经学家，认为《左氏春秋》经刘歆窜饰（《左氏决疣》），认为《周官》晚出，至刘歆始立（《六经正名》）。这些观点直接影响了后来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家康有为（见康有为：《新学伪经考·重刻伪经考后序》）。

龚自珍的散文、随笔、诗、词也都很有成就，尤以诗歌突出。他的诗多为七言绝句，另有古诗、律诗、乐府歌行体。

诗的内容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深刻反映社会危机、愤怒鞭挞统治阶层的作品，如《咏史》、《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行路易》、《歌哭》等；另一类是一些蕴含丰富、内容复杂的抒情诗，如《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又忏心一首》、《漫感》、《夜坐》、《耿心》、《西郊落花歌》等。他最有名的诗作是长篇组诗《己亥杂诗》，共315首。他的诗风格多样，以浪漫主义为主调，想象丰富奇特，形象生动有力，文辞瑰丽多姿。

他的政论、散文自成一脉，写得鲜活。有情感，有气势，有锋芒，富于形象感，文笔横姿，不拘一格。

当然龚自珍的影响也不都是积极的。他的某些诗文中所流露和表现出的颓唐思想，他语求艰深，以致造成佶聱难读，等等，都产生了消极的影响。

龚自珍一生可分三个阶段：

①20岁以前，在家学习经学、文学。他自幼受母亲教育，好读诗文。从8岁起学习研究经史、小学。12岁从段玉裁学《说文》。他搜辑科名掌故；以经说字、以字说经；考古今官制；为目录学、金石学等。同时，在文学上,也显示了创作的才华。13岁，作《辨知觉》,“是文集之托始”；15岁，诗集编年；19岁，倚声填词；到21岁，编词集《怀人馆词》3卷、《红禅词》2卷。段玉裁作序说他“所业诗文甚夥，间有治经史之作，风发云逝,有不可一世之概。尤喜为长短句”，“造意造言,几如韩李之于文章”，认为“自珍以弱冠能之，则其才之绝异，与其性情之沈逸，居可知矣”(《怀人馆词序》)。这可以说是对龚自珍20岁以前学习的概括总结。

②20岁至28岁，应乡试至入仕时期。嘉庆十五年(1810)，龚自珍19岁,应顺天乡试,由监生中式副榜第28名。二十三年(1818)又应浙江乡试，始中举，主考官为著名汉学家高邮王引之。次年应会试落选，嘉庆二十五年(1820)开始入仕，为内阁中书。这时期他逐渐接触社会政治现实,并从科试失意中体验到政治腐败,产生改革的要求和思想,并从刘逢禄学习《公羊传》。他写出了《明良论》、《乙丙之际箸议》、《尊隐》、《平均篇》等政论文。嘉庆二十二年，他曾以文集《伫泣亭文》及诗集一册请教“吴中尊宿”王芑孙。王认为他“诗中伤时之语、骂坐之言，涉目皆是”(《定盦年谱外纪》)。同年，他开始戒诗。今存这时期诗，有《逆旅题壁，次周伯恬原韵》、《杂诗，己卯自春徂夏在京师作，得十有四首》等。

③29岁至去世。嘉庆二十四年会试落选后，他又参加五次会试。道光九年（1829）,第六次会试,始中进士，时年38岁。在此期间，他仍为内阁中书。道光十五年（1835），迁宗人府主事。改为礼部主事祠祭司行走。两年后，又补主客司主事。这类官职都很卑微，困厄下僚。48岁，辞官南归（道光十九年，1839）。50岁，暴卒于丹阳云阳书院（道光二十一年，1841），时为鸦片战争第二年。这时期,他对政治现实认识日益深刻,提出不少改革建议,写出许多著名评论,如《西域置行省议》、《东南罢番舶议》、《阮尚书年谱第一序》、《送钦差大臣侯官林公序》和历史、哲学论文如《古史钩沉论》等。也有不少文学散文名篇，如《捕蜮》、《书金伶》、《己亥六月重过扬州记》、《病梅馆记》等。他的许多著名诗篇，如《能令公少年行》、《咏史》、《西郊落花歌》和《己亥杂诗》等，也都是这时期作品。

龚自珍生活在清嘉庆、道光年间，他的诗文在当时就很有名气。他曾在一首小诗中颇有几分自诩地写道：“一事平生无齮龁，但开风气不为师。”（《乙亥杂诗》）他的确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创了一代新风。而在他死后刊刻的《定盦文集》、《续编》和《补编》使他的诗文得以广泛流传，对于近代思想、学术、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巨的影响。

龚自珍在今文经学方面的影响主要不在于他的今文经着作和观点，而在于他援引《公羊》义例，议论时政。康有为继承了龚自珍以经言政的传统，更以经言变法，从而掀起波涛汹涌的戊戌变法运动。在清朝覆亡以后，一个当年反对戊戌变法的顽固分子叶德辉在总结清朝覆亡的学术思想原因时，曾说：“曩者光绪中叶，海内风尚《公羊》之学，后生晚进，莫不手先生文一编（按指《定盦文集》）。其始发端于湖、湘，浸淫及于西蜀，东粤，挟其非常可怪之论，推波扬澜，极于新旧党争，而清社遂屋。论者追原祸始，颇咎先生（按指龚自珍）及邵阳魏默深（源）二人。”（叶德辉：《郋园北游文存·龚定庵年谱外纪序》）这也从一个方面说明龚自珍的学术思想对晚清思想发展和政局演变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龚自珍除了发表政论以外，还写过不少着眼解决各项具体社会问题的经世文章，他尤其长于西北舆地，而收录在《定庵文集》中的《西域置行省议》一文最为著名。这篇文章写于道光年间，大约过了半个世纪，清政府于光绪八年（1884年）正式在新疆建立行省，设置州县。对于龚自珍的远见卓识，后人十分钦佩。李鸿章曾写道：“古今雄伟非常之端，往往创于书生忧患之所得。龚自珍议西域行省于道光朝，而卒大设施于今日。”（李鸿章：《黑龙江述略序》，转引自吴昌绶）

龚自珍这些大胆而尖锐的政论文字，震动了“万马齐喑”的思想界，起到了思想解放的作用。梁启超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