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国同构，指家庭、家族和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具有共同性，均以血亲一宗法关系来统领，存在着严格的父权家长制，体现了血缘关系与政治关系的融合。

家族是家庭的扩大，国家则是家族的扩大和延伸。在家国同构的格局下，家是小国，国是大家。在家庭、家族内，父家长地位至尊，权力至大；在国内，君王地位至尊，权力至大。父家长因其血统上的宗主地位，理所当然地统率其族众家人，而且这一宗主地位并不因其生命的中止而停辍，而是通过血脉遗传，代代相继。同样，君王自命“天子”，龙种高贵，君王驾崩，君统不辍，由其嫡长子自然承袭，如是者不绝。家长在家庭内是一把手，君王是国家的一把手，是全国子民的严父。不仅国君如父，而且各级地方政权的首脑亦被视为百姓的“父母官”。

简言之，父为“家君”，君为“国父”，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制度因而渗透于社会整体，甚至掩盖了阶级和等级关系。

由于古代中国经济基础一直是小农经济占主导地位，所以与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家族制度深深根植于数千年中国社会结构之中，家族结构扩大至国家结构。家与国的系统组织与权力配置都是严格的家长制。

家庭观念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重要的地位。“家庭－家族－国家”，这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模式是儒家文化赖以存在的社会渊源，古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个人理想，反映了“家”与“国”之间这种同质联系。

在农业社会衍生出的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管理文化，现当代这种文化传统仍然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和积极的现实意义。

“家国同构”的社会格局“家国同构”是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家国同构”即家庭、家族与 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在农业社会衍生出的这种“家国同构”的政治文化，管理文化，在当代仍然“余音不绝”，我们不难从现实中感受这种文化传统根深蒂固的存在。下面从几个方面简单说一下作品中的家国同构现象。

汉代忠孝观的整合是中国古代忠孝观念演变的一个重要阶段，为了强调和倡导忠君，汉代经学提出了“家国同构”理论，也就是把君臣关系等同于父子关系。这种忠孝观念的整合实际是一种由孝劝忠的方法，即把孝亲作为忠君的手段，而把忠君作为孝亲的目的，所谓“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

孝的内涵最初是指“敬老”、“尊亲”和奉养父母等，主要用于规范亲属关系，特别是父母关系。

《说文解字·老部》云：“孝，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忠有忠君、忠于国家、忠于朋友等等内涵，到春秋战国时期，忠孝观念已经基本形成了“孝亲”、“忠君”的共识，并成为两个最重要的政治伦理观念。如成书于战国时期的《孝经》便征引孔子说：“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孝经·开宗明义章》）再如《荀子·礼论》：“先王之道，忠臣孝子之极。”又《韩非子·忠孝》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但是总的来看，这时的忠、孝观念仍然存在着明显的分离，而且孝亲也明显要重于忠君。

在提倡忠道的同时，汉王朝也把这时已经被视为“美德”的孝道运用于统治之中。史载高祖六年，为表示孝道，高祖尊太公为太上皇，便公开下诏说：“人之至亲，莫亲于父子，故父有天下传归于子，子有天下尊归于父，此人道之极也。……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汉书·高帝纪下》）从惠帝开始，汉王朝还在选举制度上设置了“孝弟力田”科。《汉书·惠帝纪》载，四年“春正月，举民孝弟力田者复其身”。《汉书·高后纪》载，元年春正月，“初置孝弟力田二千石者一人”。在高祖之后，汉家皇帝（光武帝除外）的谥号也都被冠以“孝”字。《汉书·惠帝纪》注云：“孝子善述父之志，故汉家之谥，自惠帝已下皆称孝也。”

从有关记载看，汉代经学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主要是采用由孝劝忠的方法。具体地说，就是在理论上强调“家国同构”，在实际生活中则把孝作为忠的手段，而把忠作为孝的目的。

家国结构的情节方式在中国戏曲中很普遍，这根植于传统的宗法政治及文化体系，表现为大国政治命运与小家悲欢离合间须臾不可分离的紧密关系。伴随戏曲的发展，这种家国同构的情结也被流传下来，却正中统治阶级“弱民”政策的下怀。

中国社会长期处于典型的宗法制度社会，其文化也被深深地打上了宗法文化的烙印，根植于这样文化土壤中的中国戏曲，其“家国同构”的文本情结，伴随着改朝换代、时世变迁，萦绕中华大地千年之久。

“大国”与“小家”在戏曲中往往被置于这样的情节结构中。小家里的悲欢离合、男女情长在国家兴亡、政治动乱的大背景中被展开，剧作家用两条看似平行的线来结构全剧，但两条线实际上并非没有交点，而且是能够彼此影响的，其相互关系呈现多种类型：有的冲突很明显，是家与国利益的直接对抗，如《四郎探母》中孝生母、爱后妻、忠前国、报后主间的艰难抉择；有的则比较隐晦含蓄，如孔尚任借《桃花扇》里白云庵张瑶星道士“当此地覆天翻，还恋情根欲种，岂不可笑！”指出了侯、李爱情悲剧的悲欢和南明历史兴亡之互为表里；有时候来自国一级的统治者的态度会促成矛盾的和解，如《牡丹亭》中皇帝降旨赐婚，“小家”中因为封建家长的顽固而无法解决的冲突，在更大的一个“家”的结构中，由更高一级的“封建家长”作了主，但是这其中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变化，二者分别从下而上对应于封建宗法结构体系的低级执行者与高级捍卫者，他们行动方式的不同参照于他们同处的政治体系和伦理做法，俨然构成一个悖论；但是小家也不是被动地受制于大国，在《长生殿》中李、杨因为“钗盒情缘”而“占了情场，驰了朝纲”，大唐的社稷盛衰与帝妃情爱两条情节线索贯穿始终，既相互独立，又互为因果，交替发展，前后衬托；还有一种被不自觉泛化了的家国关系，南戏《宦门子弟错立身》中的完颜寿马历尽千辛万苦，一路学艺，终于找到了王金榜，期盼与王成婚，其婚事在经过了“考艺”、“完颜父同意”、“皇上恩准金汉通婚”三关后，终于得以成就，这三关的考察，一方面来说，分别来自戏子、官宦、皇权三个阶层，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是汉人、统治汉人的异族这两个阶层对通婚的先后核准，完颜寿马，作为一个能指，在三关中前后表征着“女婿”、“官宦”、“金人”三个所指，相对于汉人戏班的地位先低后高，作品因此在情节的线索中反映出处于高位之等级相对于处于低位之等级的价值权威。

《红楼梦》文本中，宁国府弥漫着浓烈的道教气氛，是道教在现世中的象征；荣国府充满着强烈的儒教氛围，是儒教在人间的折射。儒教、道教文化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占主体地位的文化，儒道并举，儒教为主，道教为辅，统一于中国“家天下”的封建文化体系，共同塑造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民族性格和文化心态。贾府家族文化是中国封建文化的凝缩；贾府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缩影。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由家文化到国文化，由贾府到中国封建社会，家国一体，这就是《红楼梦》的家国同构思想。

家与国的同构状态是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特征，它是中国古代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反过来 ,由此产生的“家国同构”观念不仅未能促进家与国的良性互动，反而使两者拉开了距离和走向对立。同时，它还将出于自然之情的孝与忠互相结合，要求臣民对君主不仅要作理性上的绝对服从，而且还要作感性上的认同，使其政权的“合法性”变得更加牢靠。最后，它对中国传统政治的发展也产生了一系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