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寄刘孝叔》是北宋文学家苏轼创作的一首七言古诗。此诗前十四句为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主张对外用兵，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但因急于求成，用人不当，结果事与愿违，乱政扰民。作者对新法的攻击显然带着政治偏见，但他的基本态度是同情人民的苦难，也概括了吕惠卿执政时期的社会弊端。“平生”十二句是自嘲，嘲笑自己在密州处境艰难。“故人”以下各句是答刘孝叔，表示自己暂时还不能归隐。全篇二十二韵、三百零八字，一韵到底。感情激切，语言精炼，为诗篇添加了雄浑沉郁的色调。

寄刘孝叔1

君王有意诛骄虏2，椎破铜山铸铜虎3。

联翩三十七将军4，走马西来各开府5。

南山伐木作车轴，东海取鼍漫战鼓6。

汗流奔走谁敢后，恐乏军兴污质斧7。

保甲连村团未遍8，方田讼牒纷如雨9。

尔来手实降新书10，抉剔根株穷脉缕11。

诏书恻怛信深厚12，吏能浅薄空劳苦。

平生学问止流俗13，众里笙竽谁比数14。

忽令独奏凤将雏15，仓卒欲吹那得谱。

况复连年苦饥馑，剥啮草木啖泥土16。

今年雨雪颇应时，又报蝗虫生翅股。

忧来洗盏欲强醉，寂寞虚斋卧空甒17。

公厨十日不生烟， 更望红裙踏筵舞18。

故人屡寄山中信，只有当归无别语19。

方将雀鼠偷太仓20，未肯衣冠挂神武21。

吴兴丈人真得道22，平日立朝非小补。

自从四方冠盖闹，归作二浙湖山主23。

高踪已自杂渔钓，大隐何曾弃簪组24。

去年相从殊未足25，问道已许谈其粗26。

逝将弃官往卒业27，俗缘未尽那得睹。

公家只在霅溪上28，上有白云如白羽。

应怜进退苦皇皇，更把安心教初祖29。

君王要讨伐骄横的夷虏，要它们臣服，椎破铜山，开发铜矿，铸制铜虎符。接接连连派遣了三十七位将军，不断走马西来各自开设军府。南山砍伐木材作战车的轴，东海取出鼍的血涂抹战鼓。佚役汗流奔走哪一个敢放慢步子，恐怕影响军需供应而死于刀斧。保甲虽村相连然乡民未普遍团聚，方田法诉状如雨乡民纷诉苦。近来新降公文要实行手实法，挖掘剔括到口粮和种粮谁种粮谁敢说不。还要沿着各条生计脉络，仔细搜求以至一丝一缕。皇上诏书怜惜老百姓痛苦的情意实在是深厚，官吏办事的材能浅薄，辜负朝廷希望，白费许多劳苦。平生的学问平平常常只属于流俗，混在吹笙吹竽的队伍中哪得和别人比教，忽然命令我单独演奏《凤将雏》，仓促之间想吹好哪里能得到曲谱。朝廷派我独当一面来密州做知州，我实在没有现成的好办法为老百姓服务。况且密州这些年连年苦于饥荒，老百姓剥树皮啮草根甚至吃泥土。今年雨雪颇能应时令，偏又报蝗虫长起了翅膀，长壮了腿股。发起愁来，洗洗酒盏，想勉强喝几杯，寂寞空荡的书斋里，只躺卧着空酒壶。公家厨房已经整整十天没肴炊烟，岂敢望红裙舞女踏着筵席起舞。老朋友多次从山中寄信来，信上只有“当归”两个字，没有别的言语。正准备和雀鼠一样偷太仓的粮维持自己混下去，还不想辞职不干，不愿挂冠神武。吴兴丈人您世事看得透辟，淡薄名利，平日立朝办了许多好事非问小补。自从朝廷派遣使者到各地，各地闹得不安宁，您回到了二浙家乡，做起了湖山主。那些置身于渔钓者之间的隐士，行踪是高尚的。身居朝市过着隐居生活的大隐士，何曾放弃过簪组。您现在身为宫观，就享受着这种闲悠。想起去年相从的岁月，还感到很大的不满足，我向您求教问道，您允许我做一些粗略的陈述，但陈述得很不够。我准备弃官不做，跟随您完成学业，无奈俗缘未尽，那得拜见您，只得罢休。您的家就在霅溪上，我知道那个地方，上面有白云如白羽毛一般，环境很清幽。您应当怜惜我进退不得到处奔波的苦衷，象达摩大师那样教会我安下心来，安心密州。

刘孝叔刘述，熙宁（1068—1077）初期任侍御史，弹劾王安石“轻易宪度”，出知江州，不久提举崇禧观。苏轼所谓“白简（弹劾官员的奏章）威犹凛，青山兴已多”（《刘孝叔会虎丘》）即指此事。熙宁七年（1074），苏轼赴密州任途中与刘孝叔等六人会于吴兴，著名词人张先作“六客词”，成为文坛佳话。熙宁八年（1075）四月十一日苏轼作此诗，对王安石变法作了相当尖锐的讥刺，并抒发了自己在仕途上进退维谷之情。

这首诗可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自首句到“吏能”句，是讥时，讥刺宋神宗，王安石对外开边，对内变法，本想富国强兵，结果事与愿违。神宗即位不久，鉴于宋王朝同辽国和西夏的屈辱和约，有增强兵备，“鞭笞四夷”之意，先后对西夏和南方少数民族用兵，故此诗前八句首先讥刺开边。为了铸造铜制虎符，调发军队。已“椎破（以椎击破）铜山”，大量采铜，可见征调军队之多，这是夸张的写法；但熙宁七年（1074）九月置三十七将，皆给虎符，则史有明文记载；这一年八月遣内侍征调民车以备边，十一月又令军器监制造战车，“伐木作车轴”也是事实；取鼍皮以张战鼓，虽史无明文，但征集牛皮以供军用却与此相似。而这一切征调，谁也不敢怠慢，否则就有资斧（利斧）之诛。苏轼并不反对抵抗辽国和西夏，他青年时代就表示要“与虏试周旋”（《和子由苦寒见寄》），就在写这首诗前不久还表示“圣朝若用西凉簿，白羽就能效一挥”（《祭常山回小猎》）；但是，他反对“首开边隙”，反对为此而开矿、置将、伐木、取鼍，加重百姓负担，闹得鸡犬不宁。

“保甲”四句是讥刺新法的。“团未遍”，写保甲法因遭到一些老百姓的抵制（有人为了不作保丁而截指断腕），还未完全组织起来。“方田”写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均定献税，引起民间诉讼纷纭。“手实”写令民自报土地财产，作为征税根据，“尺椽寸土，检括无余”（《宋史·吕惠卿传》），这就是“抉剔根株穷脉缕”的具体内容。“诏书”二句是对第一部分的小结。这些诏书表现了宋神宗对民间疾苦有深厚的哀怜同情之心，但这些新法一个接一个地颁布，事目繁多，吏能浅薄，并未取得实效。纪昀称这两句是“诗人之笔”，意思是说它怨而不怒，哀而不伤，没有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但却深刻地揭示了宋神宗、王安石的主观愿望同客观效果的矛盾。

第二部分自“平生”句至“更望”句，是自嘲。熙宁二年（1069），苏辙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而罢制置三司条例司检详文字，神宗问王安石：“苏轼如何，可使代辙否？”王安石不赞成，认为他们兄弟“学本流俗”。“众里笙竽”，即《韩非子·内储说》所载滥竽充数一典的活用。第二部分的前四句是说：他早被王安石判为“学本流俗”，像滥竽充数一样，平庸得无可比拟；现在突然要他担任密州知州，作地方长官，独奏一曲，这就像要南郭先生单独吹竽一样，怎么吹得好呢？这是从主观上说的，接着又以“况”字领起，进一步讲客观上的困难：密州仍然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饿得以草木泥土充饥，作为知州的诗人自己也“斋厨索然，不堪其优，日与通守刘君廷式，循古城废圃，求杞菊食之”，过着“揽草木以诳口”的生活（《后杞菊斌》），更谈不上置酒宴、赏舞听歌了。“红裙踏筵舞”，是从韩愈《感春》“艳姬踏筵舞，清眸刺剑戟”句化出。

“故人”句至末句为诗的最后一部分，是答“故人”（刘孝叔），戏语连篇，尤为曲折多姿。当时，已经提举崇禧观，过着隐居生活的刘孝叔多次寄书劝苏轼“当归”。苏轼同朋友开玩笑说：他虽“学本流俗”，是“众里笙竽”，但总比那些盗食太仓之粟的雀鼠即贪官污吏好得多。他们都做得官，却要他像南朝陶弘景那样脱朝服挂神武门，辞官不干了。这既回答了故人“当归”之劝，又嘲笑了当时一些无能的官吏。接着他称颂刘孝叔在朝直言敢谏，有补于世，及见朝廷遗使（冠盖）扰民，就立即自请提举宫观，归隐湖山；但“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晋代王康琚《反招隐诗》），要过隐士生活也不一定非弃官不可。这样既赞美了刘孝叔的“高踪”，又为他暂不归隐作了辩护。最后又转圆说，前一年相聚时已闻其道之大略，他定将弃官，到刘孝叔处完成这段学业，只怕俗缘未尽，未必能睹刘孝叔之大道。或进或退，他正惶惶不定，有望故人教以安心之法。据《景德传灯录》载，慧可对达摩说：“我心未宁，乞师与安。”达摩说：“吾与安心竟。”末句即用这一佛典。

这是一首七古。范梈说：“七言古诗······须是波澜开合，如江海之波，一波未平，一波复起。又如兵家之阵，方以为正，又复为奇，方以为奇，忽复为正，奇正出入，变化不可纪极。”（见《仇注杜诗》卷一引）苏轼这篇七古就具有上述特点。第一部分讥刺新法，语言相当尖锐，却以“诏书”二句收住，揭露既深刻，又不失诗人忠厚之旨。然后顺手拈出王安石对他的职责，转入自嘲，转得既陡峭又自然。既是流俗、滥竿，就难于胜任独当一面的知州，何况又是灾伤连年的地方。苏轼的话看似自谦，实际却回驳了“流俗”的指责。时局和他的处境既是这样艰难，原本应接受故人“当归”的劝告，但作者却一波三折地反复申诉“未肯衣冠挂神武”，这就是“变化不可纪极”，这就是“东坡诗推倒扶起，无施不可。”（刘熙载《艺概》卷二）苏轼诗长于比喻，这首也不例外，如以“纷如雨”喻诉讼之多，以“抉剔根株穷脉缕”喻“手实之祸，下及鸡豚”，以白羽喻白云等。特别是“平生所学”四句，纪昀特别称许说：“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气。前人立比体，原为一种难着语处开法门。”这四句本来牢骚甚重，但由作者以“众里笙竽”坐实“流俗”的指责，以“独奏凤将雏”比喻任知州，反而显得风趣、幽默，“不露激讦之气”了。

清·爱新觉罗·弘历《唐宋诗醇》：始陈政令之弊、继悼饥馑之臻，而中以诏书恻怛，吏能浅薄为词，可谓立言有体，后言已不能如孝叔之高蹈，盖其志在救时，有未肯挂冠神武者，特诗中不可以显言，乃以雀鼠太仓故，作惭谢故人之语，温厚和平，与诗人之旨宛合，一切讥诮躁妄之词，其不可同年而语明矣。

清·纪昀《纪评苏诗》：浩气旋转，伸缩自如。讬讽处亦不甚激，妙于用比，便不露激讦之痕。

清·方东树《昭昧詹言》：满纸奇纵之气。

清·赵克宜《角山楼苏诗评注汇钞》：一路实叙实事，笔势浩瀚。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苏洵之子。嘉祐年间（1056—1063）进士。曾上书力言王安石新法之弊，后因作诗讽刺新法而下御史狱，贬黄州。宋哲宗时任翰林学士，曾出知杭州、颖州，官至礼部尚书。后又贬谪惠州、儋州。在各地均有惠政。卒后追谥文忠。学识渊博，喜好奖励后进。与父苏洵、弟苏辙合称“三苏”。其文纵横恣肆，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其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并称“苏辛”。 又工书画。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东坡乐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