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昀（1724年—1805年），字晓岚，号石云，直隶河间府献县（今河北省献县）人，清代官员、文学家。

清雍正二年（1724年8月3日）六月十五日午时，纪昀出生于河间府献县崔庄对云楼（今河北省沧县崔尔庄镇）。

雍正五年（1727年），四岁的纪昀便开始受书。自就学之始，他便显示出一种特别的天赋，天性奇特聪慧，为文不假思索，过目不忘。

雍正十二年（1734年），父亲纪容舒调任户部，纪昀随父至北京。与纪容舒交好的有李绂、方苞、陈兆岑、孙灏、戴亭等，纪昀跟随他们学习，受益匪浅。

乾隆三年（1738年），因父亲公务繁忙，无暇教纪昀读书，遂让纪昀拜董邦达为师学习。

乾隆四年（1739年），纪昀入读于生云精舍。

在几年学习后，清乾隆五年（1740年），纪昀返回家乡，参加童子试，并以优异的成绩得‘神童’绰号。四年后，又参加了科试，进入河间郡庠就读。但不久后，纪昀在乡试中名落孙山。其后，纪昀闭门不出，潜心苦读，在乾隆十二年（公元1747年）的乡试中写出了词采富丽、才气飞扬的诗作，深得主试者阿克敦和刘统勋赞赏，以乡试第一的身份入京应会试，却未能中进士。

乾隆十九年（公元1754年），纪昀再次应会试，中第二十二名，又在殿试中取二甲第四名，成为庶吉士。之后，纪昀进入翰林院，在几年学习后，应散馆考试，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后又迁任左春坊左庶子，掌管记注、撰文等事。

乾隆帝喜好吟诗作赋，因此身边常有文士跟随唱和。纪昀进入翰林院后，便以出众的才思赢得众人瞩目，并时常跟随在乾隆帝身边，吟诗作对，成为深得乾隆帝宠信的文臣。乾隆二十一年（公元1756年）秋，纪昀奉命纂修《热河志》，并跟随乾隆帝出巡承德（今河北省承德市）。乾隆二十四年（公元1759年），纪昀被委派为山西省乡试的主考官，又先后担任会试同考官、顺天乡试同考官等职。次年，纪昀又被委派为国史馆总纂，之后又升任为侍读、左春坊左庶子等职。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纪昀被授予贵州都匀府知府一职，而乾隆帝认为纪昀学问深厚，额外赐予他四品之衔，仍命他担任左庶子之职，之后，又将他升为翰林院侍读学士。

纪昀的长女嫁给了两淮盐运使卢见曾之孙卢荫文，而卢见曾在任期间有贪污受贿之举，乾隆帝得知后，下令革职查办所有涉嫌贪污的官员，更严令将卢见曾的家财查封充公。纪昀得知此事后，传密信给卢家，卢家立刻将家财转移，上门查抄之人一无所得。之后，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等人经过调查，发现纪昀是传信之人，便将其软禁，并据实上奏，乾隆帝夺去纪昀的官职，将他贬至乌鲁木齐。在乌鲁木齐任职期间，纪昀主要担任戍所印务章京之职，负责整理案牍、撰写文书等。在此期间，纪昀撰写了不少杂诗，编成《乌鲁木齐杂诗》，对乌鲁木齐的人文地貌进行了记述。

在乌鲁木齐工作约两年后，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乾隆帝下旨赦免纪昀，命他回京任职。

乾隆三十六年（公元1771年）六月，纪昀返回京师。此时，乾隆帝正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避暑，纪昀得知后，便在密云（今北京市密云区）迎驾。乾隆帝恰遇土尔扈特部回归，便命纪昀以土尔扈特归顺为题作诗，纪昀所作的诗深得乾隆帝赞赏，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之职。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1773年），在多名学者的提议下，乾隆帝决定编修一部大型丛书，树立自己“文治武功”全盛的形象。因此，他下令在翰林院内成立《四库全书》馆，编修对中国古典文化进行全面总结的《四库全书》。在东阁大学士刘统勋的推荐下，纪昀和郎中陆锡熊担任了《四库全书》的总纂。

纪昀和陆锡熊的工作大体可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根据纂修官提出的应刊刻、应抄录等意见，检阅原书，决定各书是否存录；之后，将去取留舍的意见呈交乾隆帝，皇帝审阅后对收录书籍的名单做出决定；最后，总纂官对入选的书籍提要进行修订，并将书籍按照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把各篇提要排纂为《四库全书总目》。乾隆四十六年（公元1781年）十二月，第一份《四库全书》终于完成，纪昀撰写了《钦定<四库全书>告成恭进表》，乾隆帝看后大为赞赏，将此文收入《四库全书》卷首。

在编修《四库全书》期间，乾隆帝将纪昀提拔为侍读学士，后又将其调任侍讲学士。乾隆四十四年（公元1779年），纪昀被提拔为詹事府詹事，又迅速被提拔为内阁学士，兼任礼部侍郎，可谓荣宠备至。

在晚年仕宦生涯中，纪昀竭尽心力于人才的培养与选拔，曾多次担任会试副考官、殿试读卷官等，还曾上奏请求在乡试中以《左氏春秋传》为主，参考《公羊春秋传》和《谷梁春秋传》，而废弃胡安国春秋传。

此外，晚年的纪昀也多次跟随乾隆帝出巡，如乾隆四十五年（公元1780年），乾隆第五次南巡，纪昀伴驾；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乾隆八十大寿，前往热河避暑，纪昀伴驾。为了表示恩宠，乾隆帝将纪昀升为兵部侍郎，又在几年后将其改任为礼部尚书之职，并有太子太保、国子监监事、协办大学士等衔，享有紫禁城骑马这一待遇。

清嘉庆十年（公元1805年）二月，纪昀因病逝世，享年八十二岁，嘉庆帝赐谥号为“文达”。

上奏赈灾济民

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直隶多次发生严重干旱，颗粒无收。饥饿使百姓苦不堪言。纪昀多次向皇上上疏陈情，剖析利害，奏请豁免百姓钱粮，并截取南漕官粮数万石加以赈济，乾隆皆依奏而行。

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直隶水灾。仅这一年纪昀就连上《恭谢恩恤直隶八十三州县贫民分别赈借口粮》等七个折子。

保护图书

纪昀入主“四库馆”期间，以他的一己之力，多次上书，保护了一大批被确定为“抽毁”和“全毁”的图书，使之免遭“秦火”之厄。这在当时是要冒身家性命的危险的。

小说

纪昀创作的笔记体小说《阅微草堂笔记》，共24卷1196则，约40万字。该书写于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至嘉庆三年（1798年）。每一则书前均有作者写的小序，说明各书的写作宗旨、过程和成书时间。在撰写期间，每成一卷便风行于世，对当时及其后的小说创作影响很大，在中国文言小说的发展史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地位。

由于纪昀当时特殊的身份，加之为人正直而通达，学识渊博且诙谐，另外他在叙述故事时采用了“追录见闻，忆及即书，都无体例”的写实手法，所以，小说对清代中期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都有较为深刻的反映。其故事，既有上层社会的故老遗闻、官场百态、人情翻覆、典章考证，也有下层百姓的闾巷琐谈、奇事异闻、医卜星相、神鬼狐魅。这些或雅或俗、亦正亦奇的故事，纵横上下各个角度，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社会的种种矛盾，也揭示出不同阶层人物的众生相。在文字狱泛滥的清代中期，文人稍有疏忽，动辄得咎。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一书，用直接或间接的办法，暴露社会的阴暗面，指斥道学家的虚伪害人，揭发官场黑暗，抨击不合理现象。这种勇气和胆量，在当时社会形态下实属不易。

纪昀对笔记体小说有独特的理解，他继承了晋宋志怪小说的写作理念，重在“表彰风教”，有益于世道人心；同时要求笔记体小说只应记录那些奇异非常之事，不能“诬谩失真”，不能以个人的主观好恶或恩怨私情去颠倒事实，否则就是“为例不纯”。在纪昀看来，笔记体小说同样离不开真情实感的表现，他非常强调情感表现在志怪小说人物事件中的重要性。《阅微草堂笔记》这种只是搜奇志异、以记狐鬼神怪故事为主的特点，真正体现了纪昀对笔记体小说的一种文学解读。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所以自问世以来，一大批文人墨客争相仿效，如许仲元的《三异笔谈》、俞鸿渐的《印雪轩随笔》、俞樾的《右台仙馆笔记》等，大有淹没《聊斋志异》之势。

《阅微草堂笔记》也一定程度地反映和体现了纪昀的文学思想主张。在《如是我闻》《槐西杂志》《姑妄听之》以及《溁阳续录》等自序中，纪昀也反复谈到自己“准时拈纸墨，追录旧闻”，“或时有异闻，偶题片纸；或忽忆旧事，拟补前编”，等等。这些谈话也都反映了纪昀对于小说内容之广博与庞杂的孜孜以求。纪昀门人盛时彦对纪昀追求“博”“杂”也是看得很清楚的，所以他在《阅微草堂笔记·序》中称其“俶诡奇谲，无所不载；洸洋恣肆，无所不言”。这就不只是对《阅微》特色的一个思想总结，也明确地道出了纪昀在小说内容上是力求其博采旁搜、摭拾繁复的。但也并不是说，纪昀所致力以求的“博”与“杂”就是漫无边际、无所约束的。在纪昀看来，笔记小说所记，除了必须赋予一定社会功能之外，同时又是应该受到一定“例”外限制的。这个“例”，其实就是指笔记体小说所应有的特性。而纪昀小说思想的出发点正是针对笔记体小说，即志怪小说，而不包含志人小说，更不包括其他类型的小说。其实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正是这一文学思想观念的具体实践。

墓碑文

纪昀为人撰写的墓碑文的数量相当不少，据其孙纪树馨所辑《纪文达公遗集》收录统计，所收墓表文28篇，其中墓志铭25篇，墓表3篇。友人李忠智、周林华、孙建等访求又得四篇，均为墓志铭。纪昀的墓表文创作展示出自身的特点。

1.形态各异、性格鲜明的人物长廊

墓碑文要求在不长的篇幅内历叙传主家世、胪列墓主生平事迹，因而对其人事迹材料的选择组织须有史家的才能，使之不仅具备人物传记的性质。同时尚须具备史传价值，所以写来就要求有风韵、不呆板，以典型的事件塑造出典型的人物。纪昀的32篇墓碑文字，除少数几篇应酬的文字外，基本上能以巨笔精心刻画，构成了一条生动的人物画廊。

这里有政绩卓异、地位显赫的名公巨宦。对这些人物的描述，纪昀往往能抛开历数其重大事迹的陈套，而从中发现那些异乎寻常的独特之处。如《内务府郎中黄钟姚公墓表》叙写姚吉保的一生，并没有重点写他倍极恩荣的宦海生涯，而是重点写恬退。

纪昀的墓碑文还塑造了一些安贫乐道、穷达顺其自然的中层官员形象。还为一些有所作为的中下层地方官员立传，热情地歌颂了他们的政治才能。此外，他还为许多平凡人立传，描写了各种各样的下层人物（无官阶的平民）如南皮张振斯事亲唯孝、周恤亲朋、与乡党为善的忠厚之风，不特意以节高行异而炫耀耳目，能推其所爱，有古君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风范等。

纪昀所撰墓碑文中塑造的人物群像，丰富了中国文学的人物画廊，同时也为清代史的研究、清代思想的研究、中国墓志文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2.写作方法丰富多彩

纪昀自谓古人创作体式已经大备，后之作者难以跳出古人的藩篱。但仔细品读他的碑志创作，却能从中发现许多值得后人学习与借鉴的地方。

（1）抒情、议论与叙事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墓碑文总体上讲应属于史传类文体中的人物传记，作为传记，则其手法当以叙事为主。而纪昀的碑志创作并不单单运用了叙事的语言，并非只单纯依靠叙事叙述墓主的生平事迹，而是将叙事、议论和抒情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成为一篇篇较生动的人物评传。

（2）多样的衬托。一个人物的优劣，须有可参照的对象，两相比照，便是对比。在对比中，高下相形，优劣自现；而突出一个主要人物，常常用另外一个言行与之相关或相似的人物铺垫底色，以之印证主要的特点，便是衬托。纪昀所作的32篇墓碑文中，就有不少篇什采用了这种手法。它们或以夫衬妇，或以友衬友，或以僚衬主，或以子衬父，样式繁伙而灵活。

（3）言行见性。纪昀所传墓碑文，基本上属于人物评传，而这种文体要求人物具有丰满的血肉，要使他们活起来。所以，要通过人物自身言行的刻画使之生动而形象。如写刘湄阻止挑直直隶山东河道时，慷慨自任其责曰：“脱以误运罹谴，吾独当其咎，不以累君。”激昂慷慨，如出肺肝，忠心可鉴。

（4）铭与志的结合。志以散体的性质详叙履历生平，铭以简短的韵语形式对人物作概括的评价。从写作学的意义上讲，铭类似于史传的传赞、骈文的赞语，均有卒章显志的作用，都有以结尾总结全篇的用途。而铭文的简短，又决定了它必须使用极具概括力的文字，根据传主一生中最具魅力的特点，提出自己的看法（评价）。纪昀的墓志铭继承了前辈作家为人物立传的优秀传统，而在铭与志的结合上又超出了前人。如铭刘亨地曰：“外朴内真，中粹而温。其存也，不疏不亲；其没也，乃慨想其人。已矣乎，吾谁与论？”与记述刘亨地不妄交友、恬淡自持而内存锦绣的性格、经历相符，表现了作者的悼惜之情。

（5）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统一。墓碑文作为一种较特殊的文体，既有历史的性质，又有文学的性质。作为历史，要求记述符合历史事实；作为文学，要求记述符合人物的特性。纪昀的墓碑文创作，较为严格、自觉地遵循着这一创作规律。

诗歌批评

纪昀与其说是一位诗论家，还不如说是诗歌批评家更合适。其诗歌批评的基本理念，集中体现在《瀛奎律髓刊误》中。

纪昀的批评理念首先是坚持艺术标准第一。针对方回评朱子《登定王台》诗，许其可人老杜、后山集中，纪昀先断言：“以大儒故有意推尊，论诗不当如此。诗法、道统，截然二事，不必援引，借以为重。”然后具体指出“中四句有古迹山川处便可用，最为滥套”。卷五评韩琦三首，也认为：“三诗皆平钝，虚谷特以昼锦佳事、魏公名人存之耳。然选诗只合论诗：诗不可废，虽宋之问之邪佞，不能删而不存；诗苟不佳，虽名臣大儒，不宜迁就标榜，使后学循名而误效也。”凡此都可见纪昀论诗，毫不含糊地以艺术水平为唯一标准，既继承了“不以人废言”的传统，又修正了“有德者必有言”的观念。出于同样的认识，纪昀论诗也不迁就题材和风格。像《早朝大明宫》之类，在他这样的庙堂文人乃是最重要的题材，可他偏说“此种题目无性情风旨之可言”。在纪昀心目中，诗以意味为本，题材和风格都是末，没有什么题材或风格天生就重要。因此，“凡诗只论意味如何，浓淡平奇，皆其外貌。若偏主平淡，则外强内干，亦成伪体，与西昆弊等”。同理，偏主豪壮亦然。崔颢《题潼关楼》纪昀评：“气体自壮，然壮而无味，近乎空腔。”这种认识保证了他在任何情况下都能保持清醒的判断力。

纪昀论诗不仅对原理问题有清晰的意识，同时对历代诗学源流也有高屋建瓴的洞见，因此从不一般化、教条化地谈论诗法，而总能紧扣作品的具体语境来把握作者的意图，从范式的高度来判断作品写作的得失。他在《田侯松岩诗序》开篇即指出，每个时代的艺术都有自己的范式，历史上的流派也各有自己独特的追求，在唐代以前流派意识尚不清楚，从晚唐开始流派意识和不同的美学追求成为诗坛明显的事实。然则讨论唐代前后的诗歌，就必须出以不同的眼光。既不能以后人的趣味来衡量前人，也不能因末流的泛滥而抹杀创始者的价值。基于这种认识，他通过对一些作品写作意图和写作特点的独到揭示，提出三个有理论指导意义的批评原则。

其一，对前人有意识的风格戏仿，应该在理解作者意图的前提下给予评价。

其二，对诗歌写作有历史的认知，不以后起的艺术观念来衡量和评价前代作品的表现手法。

其三，对艺术技巧和表现手法的评价须放在历史语境中看，不能以后代模拟泛滥的结果来抹杀创始者的价值。

纪昀提出的这些原则，都与文学批评的客观标准相关，涉及艺术评价的历史性、评价的准则，以及如何看待作品的独创性、在历史上给它定位等问题，纪昀在这些问题上显示出清楚的理论意识。

纪昀论诗非常重视类型和体制的把握，评点中对作品分类这样的细节也不放过。评柳中庸《愁怨》：“此闺情诗，非边塞诗也。缘误看五六句，故收于此耳。”评李商隐《隋宫守岁》：“此是咏古，不宜人怀古类。”这都是从体制来辨析类型。宋庠《闰十二月望日立春禁中作》，方回断为昆体，纪昀谓“此非昆体，乃初唐应制体耳”。这是从风格来辨析体制。王安石《次韵仲卿除日立春》，冯班许其“毕竟大样”，纪昀则指出颔联“物以终为始，人从故得新”两句“乃试帖刻画小样，入诗碍格”。这是由笔调来辨析类型。严格对待具体作品的归类，是重视作品类型、体制意识清晰的表现。始终从体制入手把握作品，使纪昀对诗歌作品的理解明显比前人通达，对批评尺度的掌握也更有分寸。总而言之，纪昀的诗歌批评不仅具有清晰的理论意识，同时也表现出不同寻常的穿透力和出色的判断力。

纪昀一生致力于《四库全书总目》（又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编撰，他在四库全书馆内时间最久，提要的整理加工，也以他出力最多。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计著录收入《四库全书》的图书三千四百六十一种，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以及未收入《四库全书》的存目六千七百九十三种，九万三千五百五十卷。清乾隆以前的中国古籍，几乎都被囊括进去了。纪昀在领撰《四库全书总目》的过程中，不仅要综揽全局。斟酌体例，综合平衡，润色文字，笔削从核，亲手删定，还要编注提纲，校录子部，给经部诗类写小序。《四库全书总目》在目录学上的成就是空前的。历史上不管是官修目录，史志目录，还是私家目录，都无资格与之相匹敌。就编制体例而言，四部前冠有总序，大小类前冠有小序，每书附有提要。《四库全书总目》不仅对十八世纪以前的中国学术进行了一次大总结，而且，在编制体例上，在图书内容的揭示上及图书的编排上，可以说是集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之大成。同时，其篇帙之巨大，体例之完备，内容之丰富，以及学术价值之重要，也是前所未有的。这一目录学名著，是清代目录事业的重大成就。在中国目录学发展史上，享有很高声誉。

第一，阐明学术流变

纪昀继承中国古代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优良传统，于经史子集“四部之首各冠以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并于其下所分44类之首“亦各冠以小序，详述其分并改隶，以析条目。如其义有未尽，例有未该，则或于子目之末，或于本条之下，附注案语，以明通变之由”。通过这些系统的部类小序乃至案语，以纪昀为代表的清代学者。对中国传统学术进行了全面的总结和评判，同时也对图书类目的分合变化作了历史的考辨和说明。

第二，四部分类法完善

《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深入细致地研究了历代各种目录的分类体系，根据学术发展和图书出版情况，从中吸取精华，为其增设类目和变更类目服务。并在此基础上，指定出一系列目录分类的立类原则：以义立类，以体立类，以时代和地域立类，或根据图书的多少立类以人类书，总之，是随现实需要而立类。在这些原则指导下，一级类目分经、史、子、集四部 ；二级类目分：经部十类，史部十五类，子部十四类，集部五类，合计四十四类；流别繁杂者，为使条分缕析，又设有子目。计有六十七个。从而，形成了相当完整的分类体系，使中国古典目录分类，达到了高峰。

第三，目录学方法集成

撰写总序和大小序。为中国古典目录学方法的优良传统，《四库全书总目》对此予以发扬光大。在卷首置凡例二十则。说明著作内容和编纂体例；在各部前冠有总序，撮述其源流正变，以挈纲领。“经序叙述经学流变，史序叙述作史方法，子序叙述部次理由，集序叙述文集原始；各类撰有小序，祥述其分改隶，以析条目。大序统撮全书，小序单言一篇。大小类序真正起到辩章学术，考镜源流，提纲挈领，指导治学的作用。”

第四，内容提要言简意赅

《四库全书总目》把刘歆创制的叙录体，王俭创制的传录体，马端临创制的辑录体熔于一炉，为每书编有简明的提要。提要的内容，包括作者籍贯、官职，以论世知人，考本书得失，权众说异同。以及文字增芟，篇帙分合等，都详为考辩，巨细不遗。使古代的提要，这一目录学撰著形式达到新的高度。对于以后窥视清代学术源流、政治思想为查阅古籍提供了线索。

第五，发抒论学见解

如“乐类”谓“大抵乐之纲目具于《礼》，其歌词具于《诗》，其铿锵鼓舞，则传在伶官，汉初制氏所记，盖其遗谱，非别有一经，为圣人所定也。”“楚辞类”说 ：“考史迁称屈原放逐，乃著《离骚》，盖举其最著一篇，《九歌》以下，均袭骚名，则非事实矣。”认定《三百篇》与《楚辞》实质上应是总集。

清代学者对于古籍的校勘整理，涉及经史子集各个方面，但经、史始终是重点，纪昀自撰的《玉台新咏校正》却是对总集的整理，堪称集部校勘的一部典范著作。纪昀以明代赵均覆宋本《玉台新咏》为底本，参校明冯舒《冯氏校定玉台新咏》和清吴兆宜《玉台新咏笺注》，并广泛搜集类书、总集、 别集、旧注、诗话中的异文，完成了这部书。

第一，“有所改，有所不改”

在清代，以顾广沂为代表的对校派，注重版本依据，强调保持书之原貌，虽有错字，必存原本，并提出了“不校校之”的原则。纪昀虽然没有明确提出这样的总结，但“有所改，有所不改”的实践实际上是贯穿《玉台新咏校正》始终的。如遵宋本，卷六：吴均《和萧洗马子显古意六首》“春草可揽结”一首，《艺文类聚》作“闺怨”；“贱妾思不堪”一首，《艺文类聚》作“采桑”。案 ：六朝遗集率鲜完书，其存于今者，大抵抄撮于诸书之中，辗转相承，文多讹异，无由定其孰是，今仍从宋刻书之。纠宋本，纪昀遵重宋本，而不迷信宋本。这表现在他有时“勇于改字”，即在有其他版本依据的前提下，并有旁证材料证明底本为非时，纪昀就大胆改正底本。卷三：陆机《乐府三首·艳歌行》“清川含藻景”。景，宋刻作“影”。案：二字古本无别，自葛洪加“乡”之后，词人所用亦略区分，形影字可以作“景”，风景字则不可作“影”，今从《文选》。从文字角度改正宋刻。而对于那些意可两存，或无由定其是非的，则附录诸本异同，而不轻改底本。

第二，校勘材料拓展

纪昀进行他校时，广泛搜取类书、总集、旧注等作为校勘材料，并始终坚持几种校勘方法的综合运用，从而避免了由于偏信某一种书而导致的失误。通过纪昀对类书异文的取舍之例，可以看出他科学的校勘观念和方法同。①遵类书。类书是分类编排的书籍，它大量节录各书原文，有时甚至将整部书收入，较古的类书所收材料大体是直接从古抄本转录，所以古类书在校勘时有很大价值。纪昀充分利用类书作为他校的材料，纠正了不少底本的错误。如卷一：繁钦《定情诗》“金薄画幧头”，幧，宋刻作“搔”。案：《西京杂记》“搔头”乃玉替之名，不得云金薄、云画，且《太平御览》收此句于“幧头部”，知非误字，今从之。可以看出，纪氏以类书改古书，是特别慎重的，基本上都有旁证，类书在纪昀这里只是一个重要的版本依据而已，其对类书的使用是相当科学的。②不尽据类书。纪昀则认为，“类书节本不足为据”、“类书所引多节文”、“类书以意标目，非其本题，亦非其本旨”等等，对类书采取了谨慎选择的态度。如卷一：《古诗八首·客从远方来》“文采双鸳鸯”。文采，《太平御览》“绮部”引之作“文作”，然“鸳鸯部”引之又作“文彩”。盖《御览》刊本多讹，不尽可据。

第三，考证内容拓展

校勘是考据的基础，将考证的方法运用于校勘，无疑可以使校勘成果更加丰富、准确。纪昀在校勘《玉台新咏》的同时，对这本书的许多问题也都进行了考证，内容涉及《玉台新咏》的方方面面。如具体诗歌的作者、诗题，全书的编者、成书时间、体例、行款，乃至字词、诗歌分章等问题。这些考证性工作，解决了《玉台新咏》中许多长期悬而未决的重要问题，即使对现代的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如考诗之作者，《玉台新咏校正》或根据其他文献的记载，或通过分析《玉台新咏》自身的编排体例，对书中十六首诗的作者进行考证。尽管一些问题由于时代绵远，资料缺乏而不能邃下定论，但其考证结果足资参考。

第四，“因材施校”

陈垣在《校勘学释例·校法四则》归纳前人的校勘方法为对校、他校、本校和理校四种，乾嘉学者或用其中一种，或几种方法交互运用。纪昀除了已经熟练地使用了后来被称为对校、他校、本校和理校四种方法，更有一个新的创获，即“因材施校”，紧紧抓住《玉台新咏》诗歌总集的性质，在有版本依据的前提下，体会文情，揣摩诗意。从文学的视角出发，灵活进行校勘。如炼字。卷二 ：石崇《王明君辞一首》“乃造匈奴城”乃，《文选》作“遂”。案：“乃”字有远而难至之意，故从宋刻。

在《玉台新咏校正》中，纪昀针对校勘对象的文学性特征，从诗歌的炼字、用词，诗歌的对偶、押韵等角度辅助校勘，取得了不小的收获。总之，纪昀《玉台新咏校正》在校勘学史上同样具有典范意义，堪称集部校勘的集大成之作。

清初，由于康熙、乾隆等人的倡导，当时大部分书法家都推崇研习赵孟頫、董其昌书法，纪昀也跟随着当时的潮流，并在当时书法占有一席之地。其书法书写流利，有着圆融的特点，有着雍容华贵气质，书法大小相兼，收放结合，疏密得体，苍劲多姿，可以说是实用性和艺术性的结合。

清代经学家阮元《纪文达公遗集》序：我朝贤俊蔚兴，人文郁茂，鸿才硕学肩比踵接，至于贯彻儒籍，旁通百家，修率情性，津逮后学，则河间纪文达公足以当之。……高宗纯皇帝命辑《四库全书》，公总其成，凡六经传注之得失，诸史记载之异同，子集支分派别，罔不抉奥提纲，溯源彻委。所撰定《总目提要》多至万余种，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

清代经学家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公于书无所不通，尤深汉易，力辟“图”“书”之谬。《四库提要》《简明目录》皆出公手，大而经史子集，以及医卜词曲之类，其评论，抉奥阐幽，词明理正，识力在王仲宝、阮孝绪之上，可谓通儒矣。

晚清学者李慈铭《越缦堂日记》：《四库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陆锡熊）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戴震），史部属之邵南江（邵晋涵），子部属之周书昌，皆集其所长，书昌于子部盖极毕生之力，……故子部综录独富，……耳山后入馆而先殁，……目录须行时已不及见，故今之言修四库书者，尽归功文达。然文达虽名为博览，而于经史之学则实疏，集部尤非当家，经史幸得戴、邵之助，故经则力尊汉学，识诣既真，别裁自当，……史则耳山本精于考订，南江为专门，故所失亦鲜。子则文达涉略既遍，……弥为详密。惟集部颇漏略乖错，多滋异议。

清代学者张维屏《听松庐文抄》：或言纪文达公博览淹贯，何以不著书？余曰，“文达一生精力俱见于《四库全书提要》，又何必更著书。今人目中所见书不多，故偶有一知半解，便自矜为创获，不知其说或为古人所已言，或为昔人所已驳，其不为床上之床，屋下之屋者，盖亦鲜矣。文达之不轻著书，正以目逾万卷，胸有千秋故也。”

赵尔巽主编《清史稿》：①昀学问渊通。撰四库全书提要，进退百家，钩深摘隐，各得其要指，始终条理，蔚为巨观。惩明季讲学之习，宋五子书功令所重，不敢显立异同；而於南宋以后诸儒，深文诋諆，不无门户出入之见云。②新、元瑞、昀起侍从，文学负时望。新谨厚承世远之教。昀校定四库书，成一代文治，允哉，称其位矣！

清代官员汪德钺：①吾师居台宪之首，据宗伯、司马之尊，登其堂萧然如寒素，察其舆马、衣服、饮食，备数而已，其俭也若此。②吾师……平生讲学，不空持心性之淡，人以为异于宋儒，不知其牖民于善，坊民于淫，拳拳救世之心，实导源于洙泗即偶为笔记，以为中人以下，不尽可与庄语，于是以卮言之出，代木铎之声。乍视之，若言奇言怪；细核之，无非寓惩劝以发人深省者。

现代文学家鲁迅：①特别攻击道学先生，所以是那时的一种潮流，也就是“圣意”。我们所常见的，是纪昀总纂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和自著的《阅微草堂笔记》里的时时排击。这就是迎合着这种潮流的，倘以为他秉性平易近人，所以憎恨了道学先生的谿刻，那是一种误解。（《买〈小学大全〉记》）②《聊斋志异》出来之后，……所以他所做的《阅微草堂笔记》就完全模仿六朝，尚质黜华，叙述简古，力避唐人的做法。其材料大抵自造，多借狐鬼的话，以攻击社会。据我看来，他自己是不信狐鬼的，不过他以为对于一般愚民，却不得不以神道设教。但他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清小说之四派及其末流》）

在民间传说中，纪昀出生时，多有奇异之象。有传说纪昀出生前夕，纪昀的祖父纪天申梦到一道火光闪入自己的家，之后纪昀便出生，于是人们将纪昀称为灵物托生。还有传说纪昀出生当天，献县的人们正在驱赶火精，火精逃至纪家门前，径直闯入门中，失去踪迹，此时，府内传报纪昀出生，人们便认为纪昀是火精转世。

纪昀在参加童子试时，主考官是一位青年俊才，登科仅有三年。他见到纪昀后，先出上联“八岁儿童，岂有登科大志”，以戏谑纪昀的“神童”之名，纪昀立即对道“三年经历，料无报国雄心”，回敬考官的登科经历；考官看到门上所绘门神，又出一联“门上将军，两脚未曾着地”，纪昀则对出“朝中宰相，一手可以托天”；考官又见考场附近有一塔，便再出一联“宝塔六七层，四面东西南北”，纪昀答道“宪书十二月，一年春夏秋冬”。几番答对后，考官也不得不叹服纪昀的才华，纪昀“神童”之誉更是声名远扬。

纪昀在翰林院时，时常在乾隆帝左右侍奉，与之吟诗答对。有一天，乾隆帝在殿中与群臣闲谈，提及《论语》中的“色难”一词，认为这两字很难答对，纪昀却随声应答“容易”。乾隆帝闻言，便让纪昀试着答对，而纪昀回道自己已经作出了答对。乾隆帝仔细回味，发现“容易”正是“色难”的佳对，对纪昀的才思大为赞赏。

纪昀在得知皇帝将要查抄卢家后，想提前通知卢家，使他们有所准备，但又不敢传话或写信。最后，纪昀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将一点食盐和茶叶装入空白信封，命人送到卢家。卢见曾接到信封后，再三揣测，终于悟出纪昀传达的信息：“盐案亏空查（茶）封”，于是，他急忙将家中资产转移，因此朝廷命官前来查抄时，几乎一无所获。

纪昀在生活习性上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其中最突出的两点：一是他从不好饮酒，不食谷物，吃饭时，桌上只摆猪肉十来盘，茶水一壶，日食肉十斤左右；二是烟瘾特大，他自行设计了一个造型独特的大烟袋，烟管长三尺，烟锅一次能装三四两烟，故人称其“纪大烟袋”。据说“纪大烟袋”这一袋烟，从虎坊桥的家抽到圆明园，几十里路都抽不完。

有一次，纪昀刚点上烟抽得正起劲时，忽然皇上召他前去议事，他急忙将烟袋插入靴筒便进宫见驾。但谈话间，他越来越觉得火烧火燎的难受，原来烟袋里的烟未灭，在里面逐渐燃烧起来。但他又不好发作，只好暗暗叫苦。后来实在忍受不住了，竟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皇上见状，忙问为何突然伤心落泪？他只得如实禀报：靴内失火了。皇上只好恩准，待他到外面脱下靴子时，已是浓烟四起，脚上肌肉被烟烧焦了一大块。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和珅曾在宰相府内修建凉亭一座，需要一幅亭额，便求纪昀题字。结果纪昀爽快答应，题以大字“竹苞”。这二字出自《诗经·小雅·斯干》，人们常以“竹苞松茂”颂扬华屋落成，家族兴旺。和珅得到题字后非常高兴，就高高挂在凉亭上。乾隆偶然临幸和珅宅第，一见纪昀题字，马上就知道了纪昀是在捉弄和珅。他笑着对和珅说：“纪昀是在骂你们一家‘个个草包’呢。”结果和珅对纪昀恨之入骨，几次进谗言，参奏纪昀。

有清以来的文字狱，到乾隆朝，达到了最盛，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把“思想犯罪”引入法律惩治的范围之内，乾隆朝是为发轫。其文字狱的株连，也远远超过了“大清律”的规定。纪昀是在乾隆时期文化专制最残酷的一片风声鹤唳中入主“四库馆”的，《四库》开馆期间，发生了50多起文字狱案，大多是从修书得到眼线。和纪晓岚一起担任总纂、总校的大员，或被吓死，或被罚光了家产，除纪晓岚以外，几乎无一人得到善终。虽然纪晓岚本人曾几次被牵连进文字狱，颇有几番险象丛生。也曾被多次记过，出资赔写讹错书籍，但他总算是挺到了最后。

纪氏原籍上元（今南京市江宁县），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迁江南大姓实畿辅，纪昀的远祖纪椒坡从上元徙献县景城。至纪昀的祖父纪天申时，纪氏家族子孙繁衍，遂有部分成员迁到景城东三里的崔庄（今沧县崔尔庄）。当地人以纪氏之仕宦科第多出崔庄，故有“崔庄纪”之称。而纪氏家族则自称“景城纪”，以示不忘本。

纪昀的主要著述如下：

《纪文达公遗集》是纪昀逝世四年后，由他的孙子纪树馨收编成书。该书是纪昀的一部诗文总集，含诗文各十六卷，分上下两编。上编文十六卷，第一、二卷为赋，第三卷为雅颂，第四、五卷为摺子，第六卷为表、露布、诏、疏，第七卷为论记，第八、九卷为序，第十卷为跋，第十一卷为书后，第十二卷为策问、书，第十三卷为铭。第十四卷为碑记、墓表、行状、逸事，第十五卷为传，第十六卷为墓志铭、祭文，共计文三百多篇。下编诗十六卷，计经进诗八卷，古今体诗六卷，馆课试一卷，我法集一卷，共计诗一千多首。《纪文达公遗集》内容丰富，题材多样，是研究清代著述的重要资料。

小说《阅微草堂笔记》二十四卷，包括《滦阳消夏录》六卷，《如是我闻》四卷，《槐西杂志》四卷，《姑妄听之》四卷，《滦阳续录》六卷。

《镜烟堂十种》二十九卷，包括《沈氏四声考》二卷、《唐人试律说》一卷、《删正二冯评阅才调集》二卷、《删正方虚谷瀛奎律髓》四卷、《李义山诗集》三卷、《后山集钞》三卷、《张为主客图》三卷、《风雅遗音》二卷、《庚辰集》五卷、《馆课存稿》四卷。

此外，纪昀尚有以下著作：《史通削繁》四卷；《删正帝京景物略》八卷；《纪河间诗话》三卷，纪昀撰，邵承照辑；《河间试律矩》二卷，纪昀编，林昌评注；《纪文达联语》一卷，纪昀撰；《苏文忠公诗集》五十卷，目录二卷，宋苏轼撰，纪昀点评；《苏诗抄》二卷，苏轼撰，纪昀辑评；《山谷内集诗注》二十卷、《外集诗注》十七卷、《别集诗注》二卷、《外集补》四卷、《别集补》一卷，宋黄庭坚撰，宋任渊等注，纪昀等校；《雪山集》十六卷，宋王质撰，纪昀等删校；《文心雕龙》十卷，梁刘勰撰，黄叔琳注，纪昀点评；《湖北先正遗书提要》四卷、《存目》四卷、《札记》一卷，纪昀等撰；《明懿安皇后外传》一卷，纪昀撰，是书据龚鼎孳所撰《懿安皇后事略》稍加修正；《邸抄》不分卷，纪昀辑；《景城纪氏家谱》十八卷，纪昀纂修；《授受礼》卷数不清，纪昀等撰；《乌鲁木齐杂记》一卷，纪昀撰；《台规》不分卷，纪昀等纂；《吕东莱大事记》二十七卷，纪昀等撰；《傅子》无卷数，晋傅玄传，纪昀等辑；《老子道德经校订》二卷，纪昀撰；《启悟集》不分卷，纪昀撰；《万目所视》九卷，纪昀撰；《第八才子书白圭志》四集十六回，清崔象川撰，纪昀评；《宝真斋法书赞》二十卷，宋岳珂撰，纪昀等编；《济众新编》八卷，纪昀编，本朝鲜《东医宝鉴》；《厉志斋丛书》八种三十卷，陆锡熊、纪昀等编；《书原》二十卷，纪昀等编。

纪昀奉敕修的书如下：

《四库全书总目》二百卷，纪昀等奉敕修；《四库简明目录》二十卷，乾隆三十七年，纪昀等奉敕编撰；《四库全书》乾隆三十八年永珞、纪昀等奉敕修，内府写本；《钦定河源纪略》三十六卷，乾隆四十七年，纪昀、陆锡熊等奉敕编撰，故宫博物院影印本；《钦定大清会典》一百卷，纪昀等纂修；《钦定续文献通考》二百五十卷，纪昀等修；《钦定历代职官表》七十二卷，纪昀等奉敕修；《契丹国志》二十七卷，宋叶隆礼撰，纪昀等奉敕修改；《乾隆钦定热河志》一百二十卷，纪昀等奉敕修；《钦定西清砚谱》二十五卷，纪昀等奉敕修；《钦定腾朝殉节诸臣录》十二卷，纪昀等奉敕修。

关于纪昀的成就，一些学者认为名过其实，这主要时针对《四库全书》和《阅微草堂笔记》的局限性而言。

学者张秀枫在《追寻历史的真相》说，当时的文化高压政策和严厉的文字狱，使纪昀的思想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并迫使他接受了精神上的“阉割”，因而不敢写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包括《四库全书》也称不上真正的大书。学者周英杰进一步指出，纪昀通过编纂《四库全书》这项工程，一方面秉承主子的意思，极力对古人的著作进行了全面的“阉割”；另一方面，在“阉割”古人的过程中，自己也被有意无意地集体实施了“精神阉割”手术。所以纪昀和同时代的汉族知识精英面对压制，断然是不会再像不远的前辈黄宗羲、顾炎武等人那样，胸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壮志，进行独立思考的著述事业了。周英杰还在《大历史的小切面》一书中援引鲁迅、唐弢等人的说法，评价《四库全书》为一部阉割中国古文化的集大成之作。至于《阅微草堂笔记》，他认为除了语言精美典雅、行文亦庄亦谐外，也很少有震聋发聩的独到而新颖的观点和见解。

“纪晓岚文化园”于2008年9月在河北省沧县崔尔庄镇落成，占地70余亩。园内建有宦海书丛馆、阅微草堂、滦如槐姑室、九十九砚亭、文漪阁等仿古建筑。该园以实物、绘画等方式，记载了纪昀的生平和著述。依据清代相关记载中的“纪大烟袋”说法，文化园特别用由21吨生铁铸成了长达8.2米的“大烟袋”，该“标志性建筑”由烟嘴、烟杆、烟锅和烟荷包四部分组成，其中最为贵重的是烟嘴内镶嵌的象牙。据纪氏研究会查证，此烟袋之长之大堪称世界之最。另外，藏砚阁、文漪阁内，还珍藏着百方砚台和一部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库全书》，被视为镇园之宝。

岚园位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人民公园鉴湖西南侧。该园始建于1921年，当时主政新疆的杨增新对纪昀十分敬仰，曾寻访纪昀在新疆的遗迹，并在整修鉴湖公园时，在园内修建了一排平房，取名为“阅微草堂”，还请书法家张景州题写门匾，纪念纪昀谪居新疆之事。新疆解放后，鉴湖公园改名为人民公园，2008年公园改建时，在阅微草堂的基础上修建了纪昀新疆纪念园——岚园。岚园由三个小院组成，内有门亭、碑林等，整体风格仿照北京的纪昀故居修建。

纪昀故居位于北京市西城区大栅栏街道珠市口西大街，整体坐北朝南，为二进院落，院内植有相传是纪昀亲手种植的紫藤萝和海棠树等。二进院内正房正中悬挂木匾，上书“阅微草堂”，为近代所书。2003年，纪昀故居被公布为第七批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现由晋阳饭庄管理使用，并建有纪晓岚纪念馆向社会开放。此外，河北省沧县的崔尔庄镇内也有纪昀故居，但毁坏严重，现仅存一眼古井。

纪昀逝世后，被葬于河北省沧县崔尔庄镇北村村南，现墓地存有神道碑和墓碑各一通，其中，神道碑的碑文为嘉庆帝亲笔题写，上书“皇清太子少保协办大学士礼部尚书纪文达公神道碑”。墓葬现已被列为沧州市的市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清史稿·卷三百二十·列传一百七》

《国朝汉学师承记》

《清稗类钞》

《东华续录》

《啸亭杂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