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普里安（Cyprien），公元3世纪的主教，罗马天主教教会、东正教教会架构的缔造者。尤其对于后者具有完全的影响。

一言以蔽之，西普里安把大公教会的主教职权标准化，使它成为大公正统教会的教会学（教会的教义与生态）的核心。在许多方面，西普里安的生平与思想是对“基督教为什么会变成天主教？”这个常见问题的答复。也就是说，西普里安的主教职权观念，对于东方与西方基督教变成高度结构化的属灵阶层组织，具有大力促成的作用。

当然，正如我们已知的，西普里安并没有发明所谓的“基督教教会学”（最好根据“主教”的希腊字epislopos，称之为“主教制”，episcopal）。这个教义早在西普里安之前，就已经发展酝酿了。事实上，西普里安常常被称为“东方的伊格纳修”，因为他强调主教，以及基督徒对于主教的顺服。西普里安注入的新观念是，他真的把教会等同于主教团。他认为，在经过使徒统绪合法按立的主教许可之外，任何人想要以基督徒的身份去生活、敬拜或教导，就是在制造分裂，撇弃耶稣基督的教会。因此，对西普里安以及赞同他的人来说，这是无比严重的事件，他三番五次地说：“人若没有以教会为母，就不可能以神为父。”“在教会之外没有拯救。”

西普里安在基督教神学史上的重要性在于：

在公元200年左右，西普里安出生于迦太基的一个富有家庭，名叫塔修斯·西普里安（Thascius Cyprien），受过最良好的教育，在北非的罗马社会中展露头角。他信主之前的确实职业不详，但大部分的时间可能是管理其家传的巨大产业，过着上流社会的安逸生活。在一位基督教长老（神甫）的影响下，西普里安从他家族的异教传统信仰和家庭习俗，转而归信基督教。他在二十六岁时悔改，立刻把原名塔修斯改为凯基利乌斯（Caecilius）。然而，在教会历史的记载上，他总是以姓氏西普里安闻名于世。

西普里安在悔改信主后，立刻开始把他的财富分给穷人，因此深受迦太基及其四周遭受迫害之基督徒大众的欢迎。根据本丢（Pontius the Deacon，他在西普里安死后不久，就写了一本西普里安传记，名为The Life and Passion of Cyprien）的记载，西普里安悔改后：

【他的家门向所有人敞开，来者不拒。没有寡妇从他那里空手回家，没有盲人未曾得到他亲自护送引导，没有跌倒者得不到他的扶持，受到权势欺压、走投无路的人无不以他为保护者。他常说，这些事情都是想要取悦神的人所该做的事。因此，所有好人都异口同声地称赞他，他总是模仿那些出类拔萃的人，使他变成值得别人模仿的对象。】

而且，也就在西普里安悔改后不久，迦太基附近的基督徒呼吁教会把西普里安按立为神甫阶级，然后又把他提升到地区教会的主教位置。西普里安从公元248年开始作迦太基的主教，直到公元258年，罗马政府把他公开处决为止。

在整个罗马帝国的教会史上，这是横逆交加的十年，然而没有任何地方比北非更严重，其中又以迦太基受到的迫害为最。这些迫害常常以基督教领袖为目标，因此为了避免大功未成身先死，又可以在远处继续领导，西普里安有一度曾经逃到北非的沙漠地带。尽管有些基督徒批评这一点，其他人则为他辩护说，西普里安的行动完全是为了“隐藏”一段时间，使基督徒在逼迫解除后，不至于完全没有领袖。西普里安在逃亡期间，透过一群川流不息的信差，在迦太基来往偷渡信件，与他的会众及神甫保持不间断的联络。并且，西普里安也在这段逃亡期间，写信给罗马帝国四处的主教，不厌其烦地要使教会合一起来，并鼓励大家在大逼迫时要忠心和忍耐。

西普里安的生活、工作于写作舞台，正处于基督教生命期的转折点上。他的贡献并不在于崭新的创见，或哲学与神圣启示的综合，而在于他的领袖观念以及世纪带领教会读过大逼迫、争论、分裂与内部异端的艰苦时期的亲身经历。正当基督教领袖销声匿迹为了免受到逼迫，正当异端与分裂者把教会弄得四分五裂之际，西普里安挺身而出。他所教导并活出来的领袖风范，在他之后被正统大公教会奉为标准达一千年之久。虽然大多数新教教会都拒之于千里之外，但是这种领袖观念在罗马天主教里面，至今仍是教会组织与领袖的基本方针。

当皇帝德西乌斯最严酷的迫害似乎解除之时，西普里安回到迦太基，并且重新扮演他的公众角色，作为这个重要城市及其周围地区的基督教领袖。他招聚各地的主教来参加迦太基会议，以解决告解者所引发的争议与基督位格的教义问题：告解者宣告，他们可以赦免人的罪。西普里安开始为这个目的以及其他争议，热烈地与人通信，慢慢博得了整个罗马帝国基督教的主要教师角色。因为西普里安备受爱戴与敬重，以致罗马的主教们受到威胁，有时候会批评他，甚至跟他割袍断义。

西普里安与罗马主教司提反（天主教称其为司提反一世Pope Stephen I，于254到257年担任教宗）之间爆发过公开的口角，许多历史学家认为，司提反是第一位真正的教宗。这个争论的导火线在于，是否有一位主教可以脱颖而出，拥有至高无上的权柄，凌驾在其他主教之上。早期的罗马主教曾经暗示过，他们的辖区具有这种至高无上的权柄，但是司提反的主张更激烈，威胁着要与不同意他的主教反目为仇。当另一个大逼迫使这个争议戛然停止时，司提反与西普里安几乎面临正式决裂的地步。最后，司提反与西普里安双双去世，因此这个问题只得等待另一个爆破的时机。

除了许多信件，西普里安有两本巨著显得特别重要：《论背教者》与《论教会的合一》。前者涉及有些基督徒于逼迫期间，在某些方面否认基督，以及能否准许他们回到教会团契的问题。此外，如果他们可以回到教会的团契，应该怎样做。这是非常容易引发情绪和复杂的问题，因此西普里安在七嘴八舌的争论中，采取中庸之道。《论教会的合一》表达了西普里安最爱的信念：基督徒之间，特别是主教之间的可见合一，与真理和救恩完全不可分割。正当耶稣基督的教会在逼迫、不和与纷争下，面临存亡绝续或者完全解体之际，西普里安大力的主张，若没有可见的合一，教会就不存在，因此人类也就不可能得到救恩。尽管对于现代的个人主义思想，西普里安的主张似乎很霸道与怪异，但是他的主张对于他的当代人却有很大的意义，并且可以帮助会众建立“救恩”与“教会合一”紧紧地交织在一起，而“教会合一”又与“主教团”密不可分的共识。

根据西普里安传记的作者记载，西普里安被罗马政府逮捕之前，曾经看到他自己死亡的异象。他的忠心跟随者，想要密谋帮助他逃亡，但是如同古代雅典的苏格拉底以及前往罗马福寺的伊格纳修，西普里安主教拒绝跟他们合作。所有记载都说，在异教徒与基督徒的众目睽睽之下，他尊贵地死于刽子手的手中。之后，立刻被整个北非基督教奉为殉道士，最后又被整个罗马帝国的所有教会，一同尊为“伟大的圣徒”。

当然，西普里安在世以及死后都受过批评。罗马主教司提反与西普里安结怨，因为西普里安拒绝承认他的最高权柄。许多告解者非常不喜欢西普里安，因为西普里安批评他们宣告赦免的行为，以及不经过主教甚至教会神甫的谘商，就重新接纳背道者加入教会的所有交通团契。在与背道者有关的争议上，有些人认为西普里安太温和，有些人则认为他的补赎要求太严格。然而，整体来说，西普里安的权威与影响力，在3世纪的基督教中是无与伦比的。

西普里安最有趣与最有影响力的神学，是救恩的教义。西普里安不像奥利金那样是个辩证思想家。他的著作中很少论及三位一体以及这三个位格的关系或合一。他注重的焦点是基督教神学的实践，因此孜孜不倦地研究如何把救恩与教会，也就是救恩论与教会学连结起来。他认为，救恩是一个过程，开始于教会，悔改受洗，并且继续留在教会里面，直到老死。

西普里安是最早明确主张“洗礼重生”（baptismal regeneration）教义的教父之一。洗礼重生的教义认为，救恩发生于经过合法按立的主教或其授权的神甫所施行的洗礼，并且借着水的洗礼施行出来。西普里安自己的得救见证表示得一清二楚，他认为，洗礼是脱去老我生命，并得到基督新生命之仪式。尽管他把所有的拯救大能都归于神的恩典，认为“拯救的洗礼用水”是神使他“重生”的工具，让他得到新生命，脱去以前的所是。圣灵透过这“新生的水”，赋予他新的生命。

在一封关于婴儿洗礼的信中，西普里安强烈的主张，所有婴儿生来就有亚当的原罪，并且这原罪唯有借着洗礼的水才能洗净。他驳斥当代仍然否认婴儿洗礼的人。他斩钉截铁地说，婴儿“一出生就感染到古代的死亡传染病”，并且洗礼“不是赦免婴儿自己的罪，而是别人（亚当）的罪行。”

在一封讨论异端与分裂者施行洗礼的信件中，西普里安表示，施行水礼的神甫通常都给受洗者“罪的赦免”，并把圣灵分赐给他们，但是如果施洗的神甫是异端，这个洗礼就没有灵性的效果：“那么，一位在他们（异端）当中受洗的人，怎能借着他的信心，得到罪的赦免与神圣怜悯的恩典呢？因他没有信仰的真理。”同一封信也把西普里安对于洗礼重生观念的理论基础，以摘要的方式提出来。

【但是，罪在哪里以及可以借着谁可以得到赦免，是显而易见的；也就是，罪得赦免是洗礼所赋予的。首先，主把这能力传给彼得，神在彼得之上建立教会。因此他从那里命定而且表明了合一的源头，这也就是他若在地上失去，在天堂也会失去的权能。并且，主在复活之后，也对使徒说：“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我们因此认为，唯有在教会里，根据福音原则设立，主所命定的人才能施洗并赦免人的罪；但是若没有这些条件的人，就不能捆绑或释放任何东西，因为既然没有这些条件，谁能捆绑或释放任何东西呢？】

西普里安对于救恩的进一步想法表达得很清楚。他认为，就恩是从洗礼才开始的终生过程。借着洗礼，罪得以赦免并得着所赐的圣灵。从此开始，重生的信徒应该终生坚定不移地效忠唯一真正的教会与教会的教义，并借着施舍给穷人和禁食等苦修生活，表现悔改的生命。西普里安的救恩见解，是绝对顺服基督的命令。救恩的最高目标，永生，要视道德上的严格自制与自我牺牲而定：“我们怎能用有永生，除非遵守主的命令，因此克服与除掉死亡，因为他自己警告过我们说：‘你若要进入永生，就当遵守诫命。’”

西普里安特别制定，一位触犯大罪的信徒，在恢复与教会的全面交通并参加圣礼之前，要实行严厉的苦修。西普里安反对温和派，提倡这种人要有禁食与祷告的时期，并把所有财产分给穷人，以求教会的赦免与复合。他也反对太严厉的人，提倡最终的怜悯与交通的更新，但是唯有这个罪人显出忧伤悔改，以及心灵与生活上的改变，才能得到。我们从西普里安的救恩神学，可以看到一个羽翼丰满的“悔罪系统”之雏形。在几个世纪后，整套的悔罪手册，详述具体罪行的特别补赎行动，变成西方教会（罗马天主教）的标准。

西普里安对于救恩的记述写得清清楚楚，一个罪人得到属天的异象与永生，完全是出于神的作为，并且是怜悯与恩典的工作。人类不能强迫神或者他的恩典，在他们的里面工作。尽管后来的新教驳斥从西普里安神学发展出来的补赎系统，但是西普里安本人并没有犯靠行为称义或者自我拯救的罪。他绝对没有说过，一个人可以靠好行为得到救恩；他只是强调，一位蒙受神的恩典拯救、真正悔改的罪人，一定会在外面的行为上，表现真正悔改的样子。人若不肯行出表现悔改的行为，就会背道反教——失去恩典。对于西普里安，人在救恩的过程中，与神的合作关系，完全是避免反律法主义异端的“务实做法”，反律法主义利用恩典的自由为借口，否认所有律法与道德，崇尚为所欲为的生活。

但是另一方面，怀疑西普里安在无意中主张教会内部倾向于道德主义与靠行为称义的趋势，则不无道理。他虽然把所有的救恩功效，都归于神的怜悯与恩典，但他也把终生持守救恩的功效，完全归于人对于完美化过程的忠诚度：“得到任何东西都是小事一桩，持守所得到的就比较难；即使是信心本身与得救重生，重点都不在于得到，而在于保守。使人归于神的因素，也不是在于得到，而是在于完美化。”

这种救恩论是否暗示，恩典并不完全是白白的礼物，或靠行为称义，乃是新教与古代东方和西方教会争辩的问题，因为古代教会或多或少在某种程度上，都遵循西普里安的路线。16世纪及以后的新教，谴责任何救恩的神人合作说（共同努力），并主张，保守神所成为的义，若要依赖在道德方面“持守信仰”，等于是律法主义，并且否认救恩完全是恩典。而西普里安的神学辩护者则主张，任何与西普里安不同的观点，势必都会导致反律法主义与“廉价的恩典”。

正如上述，西普里安最著名的贡献在于，他把救恩与教会合一不可分割的联结在一起。因为他把教会视为“绝对不可少的救恩方舟”和源头，人若离开它，他的灵性就无法存活，他往往认定，合一可见的教会是救恩的根基。任何离开或分裂教会的人都不能得救，因为“离开与分裂基督教会的人，不能拥有基督的义袍”，并且“没有以教会为母的人，就不能再以神为父”。

西普里安认为，教会的合一，救恩的可能性，在于主教的职权。正如彼得从基督得到赦罪的权柄，然后透过使徒统绪的按立手续，传递给继承人，所以彼得从基督得到第一位主教的权柄，并使教会团结和一，没有这种权柄就没有真理或救恩：“因此，透过时代的改变与位分的传承，主教的任命与教会的计划于此展开，并且教会的每个行动都在这些管理者的控制之下。”

西普里安认为，一位真正的主教，是使徒统绪的基督教界中所有或者大多数主教都认可的人，他也要忠心地教导真理。绝对不能有自任主教的事情，异端也不能做主教，任何不与其他主教交通与团契的人，都是假主教。

然而，西普里安同时也不认为，或者不承认，任何一位主教是所有主教的头。他偶尔也会承认（似乎很不情愿），罗马的主教可能是“所有主教中的第一位”，但是对于他，这只是一种尊称而已。当罗马的主教司提反想要撤销西普里安在迦太基召开的主教会议所做的决定时，西普里安完全不理他的宣告。

西普里安的看法，就是冈萨雷斯所谓的“主教联盟制”。也就是，每位主教都与其他所有主教和谐地运作，并没有任何主教高居所有人之上。他们互相依赖，每个决定都应该得到全体一致的同意。当然，尽管在西普里安的生平中，这个制度运作得相当好，但西方罗马天主教的拉丁传统，后来把罗马主教高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最后还宣告罗马主教是无误的。然而，东方的教会则采取主教联盟制。冈萨雷斯把斯普丽按以及东正教的教阶与行政观，简述得很好：

【教会的合一在于主教制，所有主教在其中都有一份，犹如共有的财产。合一并不是外加到真理之内的东西，反而是基督教真理不可或缺的部分，所以若是没有合一，也就没有真理；除了合一，就没有救恩；除了合一，也没有洗礼、圣餐或真正的殉道。然而，这个合一并不包括臣服于一位“众主教的主教”，而是在于所有主教之间的共同信心、爱心与交通。】

从务实的观点看，这句话的意义是，在西普里安的模式里，除了一位真主教的权威，没有任何人能够施行有效的救赎行动。“救赎行动”包括洗礼、圣餐（主餐）、饶恕与教会复合，以及其他与个人永远救恩有关的仪式和宣告。若没有得到主教的许可（直接或间接的），任何人想要使别人与教会恢复全面的交通团契，就是触犯主教的行为，因此也就是无效的。这是西普里安死前不久在迦太基所召开的主教会议所做的宣告。告解者在主教之外，不能再采取行动。这对于西普里安与可见教会阶层的合一，是个伟大的胜利，但是对于所有基督徒的祭祀职分都是惨重的挫败。

尽管西普里安的教会学以及这教会学与救恩的联系，在每个基督教派系里都经历过许多改变与更正，有些派系甚至还完全否认，但是这个教会学至今仍然健在。在本章写作时，美国路德宗与圣公会无法达致协同信条，这信条目的在于使他们的牧师，可以服侍另一教派的教区，以及其他许多方面的大合一。这信条功败垂成的主要原因在于，美国圣公会要求，路德宗必须立刻采行使徒统绪按立的主教，以及其他重要的教会功能。大多数路德宗人士投票反对这个协约，认为这个教会学过度倾向天主教。他们认为，这危机“信徒皆祭祀”的新教原则。尽管圣公会也赞同这个原则，但路德宗唯恐他们实际上的教会学会在根本上破坏这个原则。这个教会学的根源可以回溯到西普里安。

西普里安在基督教神学史上的重要性是什么？简而言之，他帮助正统大公主教的教会建立以主教为中心的教会学。东正教及有些新教教会接受这个教会学。在教会遇到大难与分裂的时期，这教会学帮助教会统一。但是同时也损害到一般基督徒与神关系的直接性，以及他们发表异议并对教会阶级制度说预言的能力。在西普里安之后，基督教的主教职权，同时是咒诅与祝福。祝福，是因为它的合一能力；咒诅，是因为它会打击教会里的声音与个别信徒的主动精神。

西普里安的遗产，在基督徒当中仍是毁誉参半。有些现代历史家与神学家主张，他促成与辩护的阶级式教会学是有必要的，若没有这种制度，基督教会有分解为“或多或少有点信仰混杂之小机会”的危险。换句话说，异端、分裂、狂热以及不属于使徒基督教会的信念与实践，在早期基督教中甚嚣尘上，以至于为了避免全盘的混乱脱序，需要把秩序建立起来。有些西普里安的批评者甚至说，我们谴责他的影响力所造成的事实比较容易，但是要解释除此之外还能怎样，这就比较困难。若没有主教高高在上的权威，以及他们召聚的会议（官方会议）来解决争端，基督教的名号可能已经被历史的洪流冲没了。

其他的基督教历史学家与神学家则主张，西普里安使教会合一的答案太极端，因此，结果只能看到一点使徒基督教的皮毛。有一位这种批评者说：“这个官方思想（西普里安神学）的中心，使教会表现为完全神圣的团体，也就是基督教观念与生活方式的社群，为他们的领袖建立‘教会行政’，也就是半政治化的管理模式。”换言之，教会按照罗马帝国的结构，变成非常的制度化。这个过程，尽管看起来不得已，教会却走下坡路。信徒皆祭祀的观念、先知的角色、敬拜的自由与自发性，以及教会的整体生活，一般都失落了。“追随圣灵”的真教会而变成“追随主教”的团体。然而，在这过程中，至少有一种可辨认的教导与实践系统，与基督教变得缠结不可分割；而基督教可与任何事物妥协的危险性，不再蔓延扩大——妥协的结果，将使教会变得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