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子忠（约1594年-1644年），明画家，初名丹，字开予，后更名子忠，字道母，号北海，又号青蚓，晚明人。

擅画人物、仕女，兼工肖像，多取材于佛画及传说故事。画法高古，得自唐宋，是一位相对独立的画家，而没有具体的师承。笔墨、设色颇具古意，构图、造型追求奇趣，超凡绝俗，风格独具，与同时代的晚明变形主义大师陈洪绶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

画史上都说崔子忠“善画人物，规模顾、陆、阎、吴名迹，唐以下不复措手。白描设色能自出新意，与陈洪绶齐名，号南陈北崔”。这种评论是近乎实际的，他绘的《桐荫论道说法图》（亦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一看题记，有可能误认为是陈洪绶画的。其好友梁清标在其死后为其辑刻的《息影轩画谱》，其人物造型、表现方法与陈洪绶的《水浒叶子》亦很相近。故有“南陈北崔”之说。他们两人在画风上相似，却不能相互代替，他们都以人物画为主要特长，社会声望也不分轩轾，但却各有特色。陈洪绶的作品才气横溢，寓美于形色，而崔子忠的作品却朴实无华，寓意于内蕴。按梁清标的说法，崔子忠晚年“息影深山，杜门却扫”浏览史籍，每遇有忠考奇节人物，义使巾帼英雄，绘图像，立传赞，虽称自娱，也可以起“顽廉懦立”，立德、立功、立言、立像，合称为四不朽之作。正因其作画极为注重立意，因此为当时的文人和画家们所推崇。崔子忠善于表达历史题材，尤其喜欢画文人们的风流韵事，他的《云中玉女图》、《苏轼留带图》、《桐荫博古图》、《临池图》以及罗汉道释等图，都是人物画，也都具有来历，题材不见得新鲜，但由于他构思画法有新意，或多或少加进自己的东西而成为新作，也是耐看的。

崔子忠，先世山东莱阳人，寄籍顺天府（今北京）。崇祯年间为顺天府学诸生，精通五经，能诗，并以文学知名于世，文翰之暇留心丹青。由于数次科举未中，逐渐疏离政治，甘于作一名画家。他言辞简质，矜持自重，其书画只诒知己，凡以金帛重礼求画者，虽穷饿掉头弗顾。画作从不轻易示人，其作品也流传不多。1644年，李自成攻陷北京，明亡，崔子忠贫愤交集，一说走入土室困饿而死。

崔子忠的作品有《藏云图》《问道图扇页》等。

周亮工记他“年五十病，几废之。后遭寇乱，潜避穷巷，无以给朝夕。有怜之而不以礼者，去而不就，遂夫妇先后死”，当生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前后，根据《书画记》和《神州国光集》等史料著录，崔子忠的绘画作品涉及面很广，在人物、山水、花鸟方面都有涉及，但以人物的特长，与陈洪绶并称为“南陈北崔”。他作画用纸或绢素，没有定数，或为卷轴，为中幅册页，为扇面，似乎很随便。他的同代人孔尚任在《享金簿》中称：“莱阳崔子忠，号青蚓，人物称绝技。人欲得其画者，强之不肯。山斋佛壁则往往有焉。后竟以饿死。予得十八尊者一卷，笔意超迈，神气如生，每一尊者俱有自制小赞，字与画皆儒笔墨。”（见《美术丛书》第一集第七辑）。周亮工《书影择录》称：“画家工佛像者，近当以丁南羽、吴文中为第一，两君像一触目便觉悲悯之意，欲来接人，折算，衣纹、停分、形貌犹其次也。陈章侯、崔青蚓不是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遂，欲远追道子，近逾丁吴，若郑千里辈，一落笔便有匠气，不足重也。”（见《美术丛书》初集第四辑二三七页）崔子忠的书画，孔尚任推为“儒者笔墨”，而亮工以贬低丁南羽、吴文中、郑千里等人物画家，来提高陈、崔两家的绘画地位，虽有可值得商榷之处，但在明清以来以仿古为能画，笔笔讲出处，处处要师承，非某宗某派则为野狐禅，画坛了无生气，特别是山水画。自明董其昌画分南北宗，提倡文人画，至清代的四王、吴恽等，把山水画拔高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相形之下，人物画是不被重视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看重陈老莲、崔子忠，并把他俩并称为“南陈北崔”，是有其特殊意义的。

现存有关崔子忠的资料，成书最早内容最多的是清初顺治年间周亮工的《因树屋书影》。周氏自称材料引自“王敬哉曰”和“钱虞山曰”。按：王崇简（敬哉），宛平（北京）人，和崔子忠同是顺天府学生员。据《书影》所记“王敬哉曰”，崔子忠，“其先山东平度州人”，占籍顺天（北京）。年青时考中秀才，因“为文崛奥”，不合科举八股的要求，参加了几次乡试都未考中,便“弃举子业”。

崔子忠中年时即蜚声画坛，住在北京南郊偏僻处一所简陋的小院里, “荜门土壁，洒扫洁清，冬一褐，夏一葛”，“高冠草履，莳花养鱼，不知贫贱之可戚”。“妻布衣疏裳,黾勉操作”,两个女儿“亦解诵读”。每当兴至，则欣然展纸挥毫，妻女“皆能点染设色”，一家四人“相与摩挲指示，共相娱悦”。有时也把得意之作赠给少数知己好友，但“若庸夫俗子用金帛相购请，虽穷饿，掉头弗顾也”。（“钱虞山曰”也有相同内容）。崔子忠为人孤高,自甘清贫，景慕和效法的是那些超然尘世之外的古代高人雅士。“当时贵人多折官位与之交，崔皆逃避不顾”。

钱谦益文所记崔子忠轶事很生动：崔子忠少年时代的同窗好友宋应亨和宋玫都在崇祯年间考中进士。宋应亨任职吏部文选司时，曾授意一个“应选者”送给崔子忠一千两银子。崔子忠拒绝接受，并对宋应亨说：“你知道我穷，却不拿自己的钱财赠送我，而要我接受‘应选者’的银子。难道你不了解老同学的脾气吗？”宋玫任谏官，屡次向崔子忠求画崔都不给。一天，宋玫把崔子忠请到府中，关上大门，对他说：“今天别怪老同学无理，如果不给我作画，我就不放你回家，不出十天半月，你家里养的鱼、栽的花, 就都渴死和枯死了！”崔子忠无奈，只得画了一幅。“画成,别去，坐邻家，使童往取其画，曰‘有树石略简，须增润数笔’”。宋玫把画交给来人带回，崔子忠当即撕碎，扬长而去。弄得宋玫哭笑不得，却又奈何不了这位孤傲名高的昔日学友。

又，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考》和孙承泽的《畿辅人物志》，都有《崔文学子忠》传，除了略述《书影》文中所记，还都记了“史可法赠马”事。史可法和王崇简、崔子忠都是左光斗任提学御史时拔识的顺天生员。到崇祯后期，史可法已负天下重望。“一日过其舍，见萧然闭户，晨炊不继，乃留所乘马赠之，徒步归”。史可法是非常了解并敬重这位老同学的。崔子忠则把马卖了四十两银子，“呼朋旧痛饮，一日而尽”。说“这酒是史道邻所赠，清清白白，不是来自‘盗泉的’”。其人其事之豪爽狂放，大都类此。

由明入清的高承埏（浙江秀水[今嘉兴]人，崇祯十三年进士，十五年曾任宝坻知县）著《崇祯忠节录》，《顺天府学廪生崔子忠》条，称“先世山东平度州人，其祖来讲师，后人因家焉”。“通五经，督学御史左忠毅公光斗拔食饩。尚气节，有文名，兼能诗，而画奇绝。与诸暨陈洪绶章侯齐名，有‘南陈北崔’之称”。

明末清初大史学家谈迁的《北游录》，记文坛泰斗吴梅村入清以后得到了一幅崔子忠画的《洗象图》，面对这幅表现宫廷里春日洗浴大象盛况的长卷，吴氏深为所画场面的恢宏和人物的传神而惊叹不已,便在画卷上题了一首长诗。“崔生布衣怀纸笔，仰见天街驯象来”，崔子忠是在冒着充犯“金吾卒”之险，亲自观看了“赤脚乌蛮缚双带，六街仕女车填咽”的实况，“归来沉吟思十日”，苦心揣摩构思之后，才创作出这幅“生平得意《洗象图》”的。当时，“图成悬在长安市，道旁观者呼奇绝”。可惜崔生为人孤洁，吴梅村无限惋惜地说：“嗟嗟崔生饿死长安陌，乱离荒草埋残骨。一生心力付兵火，此卷犹存堪爱惜。”

崔子忠不遗余力地颂扬历史上的隐逸君子，是其人生观的曲折表现，同时亦是明末文人们走投无路，徘徊苦闷的心理状态的真实反映。其本人虽居于京师，身居闹市却过着清苦无为的生活，很有隐者之风，由于他缺乏陶渊明的生活条件，又不肯寄人篱下，侍奉新主，所以只有饿死。不合时宜，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生不逢时，亦死得冤枉。“孤傲绝俗”的评价，确实当之无愧。但以生命的结束为代价，其牺牲不可谓不大矣。历史上有伯夷、叔齐因不食周粟，饿死于首阳山，而崔子忠则因怀才不遇而又孤傲自恃，宁肯饿死，也不愿把画卖给不识货的庸人，宁肯病死在床榻上，也不愿意接受无礼者的援助，最终以自己的生命成就了李唐名作迥然不同的另一幅《采薇图》。

明末文坛领袖书画大师董其昌评崔子忠：“其人、文、画，皆非近世所见”。钱谦益则称他：“形容清古，望之不似今人。”钱评崔子忠的画是：“慕顾、陆、阎、吴遗迹，关、范以下不复措手”。说他所追求和师法的是晋代顾恺之、陆探微、唐代阎立本、吴道子、五代关仝、北宋范宽这些前代的超级大师，而绝不与流俗之辈看齐。周亮工在《书影》另一则文字里称：“崔青蚓不专以佛像名,所作大士像,亦远追(吴)道子，近逾丁、吴。”

此图取材于唐代大诗人李白的故事。相传李白居地肺山时，曾以瓶瓿贮存山中的浓云带回居所，散之卧内，得以“日饮清泉卧白云”。图中李白端坐四轮车上，初入深山，仰望山间蓊蓊郁郁的浓云似行似驻，变幻无端，面带讶异又若有所思。二童子分立左右，一人搭绳牵车，一人荷杖引导。山石树木皆用暗色，藉以反衬画面中部大面积的白云。同时，又巧妙地借用水纹的画法以细线勾出波纹，或疏或密，表现出云雾强烈的流动性，以及“晴则如絮，幻则如人，行出足下，坐生袖中，旅行者不见前后”的种种变化。山石层叠而上，似方似圆，造型怪异；远山屈曲，如笋向天；老树虬劲盘旋，迥异凡尘，给人以静寂神秘之感。人物虽极小，却置于画幅最为显著的视点，并施以纯净鲜明的蓝、白、黑亮色，与背景的浓云暗树对比强烈，醒目而突出，体现出作者的匠心。崔子忠的绘画，热衷神仙、道释题材，此幅描绘被人们称为“诗仙”的李白，且使其置身于云出雾没、超然出尘的神山仙境之中，在尊颂先贤的同时，也寄托了画家自己对现实世界的不满和对隐逸出世的向往和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