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滇黔战争是指1917年以四川省会成都为战场的军阀混战。四川是滇系军阀唐继尧及其追随者黔系军阀刘显世对外扩张的主要争夺对象。1916年11月蔡锷病逝后，滇系唐继尧的对外扩张遇到了刘存厚为首的川系军阀的反抗。原来在护国军旗帜下的滇、川、黔三省军队互相残杀，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

护国战争结束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国务总理段祺瑞为了“强干弱枝”，削弱异己力量，下令“收束军队”，责成各省军事当局将以前出省作战的军队撤回原防，并着手编遣各地民军以及自护国战事发生以来新扩充的军队。段祺瑞拟就一套裁兵计划，全国陆军规定为四十师，每师一万人，另编二十个独立旅，每旅五千人，合共五十万人。此外，各省可保留一些非正规性质的警备队，但全国警备队不得超过二百营，每营五百人，合共十万人。北京政府的裁兵计划，实际上只是要裁减南方军队。南方军队当然听命于北京政府。这个裁兵计划却直接导致了川滇军阀之间发生的1917年“刘罗”之战。

蔡锷离川后，滇军将领罗佩金、黔军将领戴戡分别担任了四川督军和省长。1916年8月13日，北京政府发表罗佩金暂署四川督军，戴戡暂署四川省长兼军务会办。戴戡在重庆就省长职，而在成都就督军职的罗佩金不愿手握兵权的省长和他同理军务，便与川军将领刘存厚相勾结，反对戴戡。戴戡派人到成都疏通有关方面后，才于1917年1月14日率领黔军熊其勋一混成旅到达成都。

那时，川军已编为五个正规师。罗佩金所率进入川省的滇军编为两个师，戴戡所率进入川省的黔军编为一个混成旅。护国战争后，在川的滇、黔军不仅无意撤出四川，而且还继续增兵。滇军在川已编为顾品珍、赵又新两师，还以贾紫绶为四川督署卫队 团长，增设兵工厂卫厂营、造币厂卫厂队等，又在滇招募徒手士兵七千人来川。这样使入川的滇军总数达三万人左右。此外，护国军银行迁往成都，以云南大资本家李临阳为总经理，大量发出富滇银行钞票，吸收市场的银元、黄金；又握川南盐税，先后提取数百万元。大批滇人出任各级地方官吏。例如，罗佩金对军署、省署的人事作了引人注目的更动：委韩凤楼为四川讲武学堂校长，以修承浩代尹昌龄为民政厅长，以杨宝民代邹宪章为财政厅长，以雷飙代嵇祖祐为全省警务处长，委赵又新兼永宁道尹。川军刘存厚部曾参加护国战争，起了一定的作用，可是护国战争后，川省大权落入滇、黔外籍人士手中，因而刘存厚极为不满，埋下了川军与滇、黔军矛盾的伏线。

北京政府要各省“收束军队”，甚至有“将蜀军队遣七留三”的安排。而川省财力有限，仅1916年四川各项军费开支达一千三百万元，比“核定预算，已超越一倍有余”。川省财力很难继续供养这么多的驻川部队。于是罗佩金决定裁军，然而他的裁军计划是要把段祺瑞的“强干弱枝”改为“强滇弱川”。这是适应唐继尧向四川扩张的需要而拟订的。1917年1月，罗佩金与由北京派来四川的检查使王芝祥会商决定，留在四川的滇、黔军一律改编为中央军，归中央陆军部直接统辖，军费由中央负担。随后，北京政府核准在川的滇军改编为一师一旅，在川的黔军改编为一混成旅一独立团。这样，不仅滇、黔军队编为中央军，取得了驻川的合法地位，而且饷银亦优于川军，滇军每师饷银为一百二十万元，川军每师才八十万元。

段祺瑞表面上支持罗佩金的裁军计划，实际上却采取了挑拨离间的手法。罗佩金以为有了北京政府的支持，乃于1917年4月召开在川各军将领的成都会议，中心议题是缩编川军。罗佩金在会上宣布，北京同意将滇军编为一师一旅，黔军编为一旅一团，番号是国家军队，饷械由中央负担，享有国家军队的同等待遇。川军则编为地方军，三个师一个旅，番号是四川陆军暂编第某师或某旅，没有与国家军队的同等待遇。川军现有五师，先自缩编，做裁并的准备，去特科，只留步兵。

罗佩金早已担心刘存厚会反对这个裁军办法，因此在会前他就密电请段祺瑞政府将刘存厚调往北京，另行安排职务，而保荐滇军梯团长（旅长）刘云峰继刘存厚任川军第二师师长的职务。段祺瑞回电予以核准，但调职的命令却迟迟不发，段还以参陆办事处的名义把罗佩金的秘密计划密告刘存厚，煽动刘进行反抗。密电甚至还说，罗佩金要求换的川军将领不止刘一人，企图借此进一步煽动全体川军将领进行反抗。

罗佩金为了杀鸡吓猴，先从实力较弱的川军第四师开刀。该师师长陈泽霈原属滇军系统，但自调任川军师长以来，就渐渐靠拢了川军将领，与罗的关系日益疏远。罗乃下令将该师缩编为一个混成旅。陈泽霈要求缩编为一个混成旅及一个团，并要求发清欠饷，这实际上是拒绝执行缩编命令。罗佩金乃于1917年4月初第二次下达命令：“照得川省军队过多，亟应收束，前经本督统筹规划，分别办理，并于二月二十七日命令第四师师长陈泽霈将所部一师裁为步兵一旅，并按照改订四川陆军暂行编制，将所有兵额分别裁汰，统限于三月十号以前一律办竣，所有退伍给奖证书、奖章、奖状以及该师恩正各饷，均经先后核发承领在案。乃逾限日久，该师裁编事宜仍未办理完竣，实属延玩已极。裁兵关系要政，万难任令迁延，应将该师长立予撤任。该师所辖部队及一切经手事件，即日交由第七旅旅长卢师谛接管。此令。”

罗佩金下令以卢师谛接管第四师的同时，于4月15日将该师在省城部队集合在成都市区皇城内，全部缴械，并扣押了师长陈泽霈、师参谋长周绍芝等人。该师在省城外的部队，亦被包围缴械，勒令解散。罗的做法引起了川军的不满，川军一、二、三、四、五师师长联名，以刘存厚领衔发出通电，指责罗佩金“强滇弱川，编遣不公”。双方如箭在弦，一触即发。

4月18日，滇军一部由德阳押送川军第四师所缴步枪一千余支、子弹十余万发来省，至成都北门外，刘存厚下令开枪射击，将人械一并扣留。当场滇军死十余人，余均被禁闭。滇军另一部从灌县返回成都，经过成都通惠门，刘存厚又下令开枪射击。这样就引起了在成都的川、滇军开炮互击，而双方都指责对方首起衅端。罗佩金指责刘存厚“派兵围攻军署，弹如雨下，全城震惊”；继又通电说，刘存厚部进攻军署，“纵火烧及商民数百家，全境蹂躏，川局糜烂”。刘存厚则反唇相讥，指责罗佩金迫使川军第四师缴械，“更生擒千数百人，杀于新东门等处以示威，累累陈尸，万目共睹。穷凶极恶，万古无传。川军闻之，发指皆裂。而罗氏犹以为未足，更欲斩草除根，于本月十八夜，分兵三路，一路由武备街袭击本军司令部，一向羊市街，一绕通惠门，夹击二师炮团。又有先期藏匿少城滇籍军官家内之便衣士兵，同时突起，八面围攻”。这天，成都巷战发生，炮声隆隆，杀声四起。“刘罗”成都巷战正式爆发。这是护国战争之后西南军阀之间的第一次混战。

这次战争的双方都为了争权夺利，不惜使人民群众遭到巨大的灾难。4月19日，滇军顾品珍师王秉钧旅派兵焚烧皇城周围民房（贡院街、三街北街、皮房街、东西皇城边街、东西御河沿街、永靖街等处）声言“亮城”，防止川军利用民房伏击。皇城上滇军还发射烧夷弹，机枪步枪交织扫射，禁阻警察前往救火。一时黑烟蔽天，红焰照地，人民奔窜，哭声载道，数百家房屋顿成灰烬。刘存厚部为诿罪滇军，亦派士兵数百人伪装滇军，戴上红边军帽，伙同流氓地痞分头放火，抢劫财物。火势一直延烧到4月22日。滇军赵又新师第二十七团团长金汉鼎后来回忆说：“王秉钧在督署被围时，不预先通知人民迁移，就放火焚烧皇城边的民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的损害。其营长李正芳任意捕人，将善良男女老少也带上城墙，用武力戮死，推倒城下，真是民怨沸腾，哭声震天。”有人还称这“可谓三百年来未有之惨剧也”。滇军两旅分路猛扑刘存厚军的防线，企图占领北较场刘的军部。川军拼命阻击，白刃肉搏，双方都有严重伤亡。滇军未能按预订计划占领北较场，只得退回原地。

其时，川、滇两省议会亦互相指责。川省议会通电说，此次战役，“经红会调查，人民惨被焚杀、击毙、受伤者，约千余人。飞灾奇祸，实数百年来所罕见。窃此次肇衅之由，原因复杂。推原祸始，罗督实为厉阶。川军固当裁汰，但能开诚布公，宁有阻力？”滇省议会则通电声明，刘存厚叛攻川督，“称兵犯上，侮蔑中央，弁髦法令，恣意捣乱，妨害国家，罪恶贯盈，令人发指”。入川的黔军则保持“中立”。

战争爆发后的第三天，即4月20日，经省议会、商会、英、法、日三国领事分途调停，双方停战一日。黔军开驻川、滇军防区之间，以阻止双方开炮互击。当日，北京政府电令免去罗佩金四川督军职，免去刘存厚川军第二师师长职；改任罗佩金为超威将军，刘存厚为崇威将军，饬令停止战斗，来京供职；令戴戡暂代四川督军，刘云峰为川军第二师师长。

4月21日，罗佩金将督军印信送交戴戡，表示愿意交卸。22日，在成都绅商和外国领事的调停下，双方签订了停战协定。但是当晚双方又发生了战斗，互相指责对方违背条约。23日，北京政府派王人文、张习来川查办，严令川滇两军停战。24日，大总统黎元洪接到戴戡的密电，报告罗佩金愿意遵令卸职，但川军仍攻督署。黎元洪乃下令罢免刘存厚的崇威将军，听候查办。命令说：“兹据戴兼督电称，刘存厚于中央停止争斗之令，置若罔闻，仍攻督署等语。崇威将军刘存厚着即免职，听候查办。所有在省川、滇各军，责成该兼督严饬各该管官长即日开拔出城，分别驻扎，懔遵前令，不得再滋事端。”

其时，滇军赵又新部金汉鼎团在简阳、资阳间被川军所阻，无法西进支援罗佩金。罗佩金乃于4月24日率领滇军由东门退出，次日刘存厚率川军由西门退出。其后川、滇军继续互相指责，但两军在成都已脱离接触；在省城外两军虽有接触，但规模不大。总的说来，“刘罗”之战已停顿下来。罗佩金率领滇军一直退到自流井、富顺一带。

这次“刘罗”之战，百姓伤亡在三千人以上，财产损失达四十七万余元，房屋烧毁七百八十户，被抢劫的达一千一百九十四户。北京政府财政部曾拨款十万元、总统捐款二万元，以为救灾之用。有的记载说，这次战争，“计焚烧民舍三千余家，民死者六千余人，,财产损失达亿万以外”。

戴戡控制了四川大权，黔系军阀刘显世十分得意。戴戡所率黔军在川，得到了刘显世的全力支持。还在“刘罗”战争之际，戴戡曾与刘存厚暗中约定，待罗佩金下台后即将军务会办一职让与刘存厚。但罗佩金出走后，戴戡手握督军、省长、军务会办三颗印信，无意让出会办。刘存厚要求戴戡履约，戴却以刘尚在查办期间，俟中央查明以后当再履约为词，故意推卸。刘甚为不满，且知黔军兵力弱于滇军，仅有熊其勋旅九营和省署组织的警卫队二团，不过七千余人，而警卫队又是临时从各县抽调来的川人，不会为戴卖命。于是，刘存厚将自己的司令部迁到成都近郊，对戴戡施加压力，并杀害戴的军需课长。戴不能忍受，决定进行报复。

1917年7月1日张勋扶持溥仪复辟时，曾以伪谕任命刘存厚为“四川巡抚”。刘既未拒绝，亦未接受。戴戡即于7月2日发出声讨张勋的通电，同时准备使用武力对付刘存厚。为此，他急电云南唐继尧、贵州刘显世说：“惟刘存厚得任四川巡抚，态度虽尚未明，然其乱谋久蓄，或思一逞。若果甘心附乱，亦惟有合滇军力，先予痛剿，免碍进行。”7月3日，戴戡在督署召集军事会议，请刘存厚出席，并要他对北京伪谕表明态度。刘派代表吴绍良出席会议，要求先撤去电局的检查员，然后表态。戴即以刘存厚态度暧昧为名，决定对刘用兵。

7月5日晚，“刘戴”战争爆发。当晚，熊其勋旅派团长袁光辉、胡忠相、熊其斌等，率队分路猛扑北较场的刘军军部及西较场文殊院等地。刘存厚早有准备，并于战争爆发前一天，即7月4日，发出讨伐张勋、拥护共和的电报，在舆论上使戴戡的“讨伐叛逆”失去目标。刘存厚还就这一问题致电西南各省军政要人，希望一致行动。电报说：“诸公民国元勋，素所钦佩，艰难共济，谅有同心，况属辅车，岂忘袍泽，尚祈酌示办法，以期一致进行。”实际上，刘已做好了反击的准备。当黔军向刘存厚川军发动进攻时，刘军立即进行了反攻。黔军力弱，被迫后退，并沿锣锅巷、玉带桥、白丝街、线香街、西顺城街一带纵火焚烧民房，直烧至古中市街、大坝巷口，以图阻止川军的追击。“黔军暴行，过于滇军，杀戮焚劫，人民转徙逃避。伤亡损失，比刘罗巷战尤巨”。

“刘戴”之战几乎是“刘罗”之战的翻版，双方互相指责对方应负发动战争的责任。戴戡说刘存厚首先下令炮攻督署，刘存厚则说黔军首先开炮攻击城外川军；戴说刘接受巡抚伪职，刘则宣称绝无其事。双方省议会和两省国会议员，也都以畛域之见，发出内容完全相反的呼吁和控诉。川军周道刚、熊克武等部采取“中立”态度，准备联合川滇将领发起武装调停。退守川南的罗佩金所率滇军，按兵不动，静观势态，举棋不定。贵州督军刘显世拟派三个梯团进入四川，援助戴戡。云南督军唐继尧企图重新恢复滇军对四川的控制，组织“靖国军”，自任总司令，准备“亲督三军，誓除叛逆”，宣称“思惟北征，宜先靖蜀”。为此，云南方面从昭通运往叙州的军火源源不断，其数量超过了讨袁战争时期。尽管如此，退守皇城的黔军，坚持了十余日，却始终没有见到援军，伤亡颇重，粮弹匮乏，无法继续再坚持了。于是在省议会和英、法领事的调停下，戴戡交出督军、省长、会办三颗印信给省议会，表示愿意退出成都。7月13日，川军开放南门让黔军退走，但黔军惧川军有埋伏，在掠夺了南门粮食后，又退回皇城。7月17日，戴戡率黔军由南门突围而出，向华阳、仁寿方向分路退走。7月21日，戴戡所率黔军行至仁寿县秦皇寺遭遇刘军腰击，熊其勋为川军所俘，后被斩首，黔军逃散。戴戡亦同时被川军杀害（一说自杀）。“刘戴”之战以刘存厚胜利而结束。此次川黔成都巷战，仅据红十字医院收容统计，兵士战死者三百六十四人，伤者六百六十一人；市民死者一百一十人，伤者三百一十人。

战争虽然是刘存厚取得了胜利，然而北京政府却任命川军第一师师长周道刚暂代四川督军，并派北洋系的长江上游巡阅使吴光新为四川查办使，率领北军入川；同时命令罗佩金、刘存厚两人遵照前令，迅速入京，所部军队交周道刚接收统率。到了此时，人们才看清楚，原来以段祺瑞为首的北京政府是有意利用南方各派军阀之间的争斗，借以把四川纳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

与成都两次巷战差不多同时及其稍后，又发生了川、滇两军在川南地区的两次战斗。这是“刘罗”、“刘戴”战争的继续和发展。这两次战斗，是由于刘存厚企图乘胜直追，把滇、黔军全部赶出川境，以及唐继尧、刘显世不甘失败，要继续控制四川而引起的。他们为了争权夺利，不惜残民以逞。

1917年7月中旬，滇军罗佩金奉唐继尧之命，向刘存厚部反击。罗派韩凤楼、刘云峰、赵钟奇为第一、二、三路军司令，分兵三路，向成都挺进，口称援助戴戡，但故意迟滞行动，实际上是企图恢复失去的“四川督军”的宝座。刘存厚部陈洪范、舒云衢旅与滇军相遇于青神、眉山一带。一时之间，大军云集，川、滇两军，阵地交错，城内城外，炮声震天。刘存厚部倾全力向滇军反扑，激战数日，双方死亡惨重。滇军后因赵钟奇部内部不稳，主动撤出战场，退回资中。进攻眉山的滇军闻讯，军心动摇，加上滇军后路乐山为川军占领，滇军大为震恐，狼狈逃走。刘存厚军跟踪追击，连续占领了青神、仁寿、乐山、犍为、井研、荣县等地。滇军北上成都的计划遂成泡影。罗佩金也因多次战斗失利，乃由宜宾返回云南，此后在川滇军就由顾品珍指挥。这是川滇军在川南的“青眉攻防战”。

到1917年8月底，又发生了“资内争夺战”。其时，唐继尧已派大批滇军入川，邓泰中、李友勋两旅与赵又新部合驻自贡，黄毓成、叶荃两军与赵又新另一部共驻泸州，顾品珍军据守简阳、资中、内江、隆昌一带。刘显世亦派黔军第一师师长王文华率兵屯集川黔边境，伺机出击。川军方面，第一师周道刚部驻重庆，第二师刘存厚部沿岷江上游布防，第三师钟体道部在沱江东岸和涪江下游沿线布防。川军的作战方针是，先打滇军，后打黔军。8月底，川军第二、三师进攻简阳、资阳，与滇军发生激战。顾品珍腹背受敌，先后放弃简阳、资阳、资中、内江、隆昌等地，分队退往富顺、自贡。9月12日，顾品珍命金汉鼎旅三日内收复内江，滇军乃向内江急进，川军阻击，战斗相当激烈，内江的争夺几反几复，死亡枕藉。9月22日，滇军撤出内江，一路经自贡向宜宾撤退，一路经富顺向泸州撤退。资内争夺战以川军获胜而暂告结束。

此后，滇军在川南取守势。稍后，顾品珍率滇军李友勋、耿金锡两旅与入川黔军王文华部配合，分路奇袭重庆，局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川军不得不从川南撤退，于是川滇黔战争演变为四川靖国战争。

1917年川、滇、黔两次成都巷战，从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战争所采取的手段及其客观效果等几个方面来看，是一场典型的军阀混战。

首先，关于战争的目的。发动和参与战争的三方，都是在护国战争中膨胀起来的军事头目，他们都是为了争权夺利，扩张地盘而互相混战。以唐继尧为代表的滇军要向四川扩张，以刘存厚为代表的川军则希望独揽川政，再向外发展。正是在这种相互要求扩张以至独霸四川或西南的动机指使下，川、滇、黔三省军队的矛盾集中于四川省会成都，从而爆发了“刘罗”、“刘戴”两次成都巷战。尽管战争的各方都有自己参与或发动战争的“理由”，但是战争对于川、滇、黔三方来说都是非正义的，违背民心的。“刘罗”、“刘戴”间的非正义之战，正是西南军事领袖们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这样就决定了不管是战争本身，还是各派军队，都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例如，护国战争以后，滇军在川就遭到了川省人民的强烈反对。唐继尧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滇军此时在川，“人民仇视，给养困难，土匪骚扰，交通断绝”。四川人民“一致仇视滇军，坚壁清野”，使之“粮秣无从筹备”，连“井水亦无所得食”，造成“军心散漫，毫无斗志”。稍后任唐继尧秘书长的周钟岳也说，“此次战争，（川人）绝我粮秣，断我交通，行军之难，数倍往日。”这些话已把滇军在川的处境刻画了出来。这与不久前的护国战争期间，滇军出师川境，人民箪食壶浆以迎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其次，川、滇、黔三方在战争过程中，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择手段，焚烧抢掠，无所不为，给人民群众带来巨大的灾难，成都巷战过程中，烧杀抢掠，触目惊心。随后川南战役的结果，更造成纵横千里，哀鸿遍野，四境萧条，村市丘墟的景象。据《古宋县志》记载，川、滇、黔军阀的争夺，“焚烧各区房舍三千余家。团民与匪扑斗，战死者数百人，牵去不知踪迹者亦以百计。损失财产达数十万。劫后遗黎，已不聊生。迨大军清乡，又筹军饷、供夫役，宋人益罢敝。清乡后，疫疠大作，传染遍数区，死亡者又三千余人，全家绝灭者二百余户。益以流亡转徙，宋人殆减少大半。由是田园荒芜，荆棘丛生，人行绝迹，蓬蒿掩路。长林丰草间，时睹野兽出没噬人，死于虎豹者，又不知凡几也。遂致四境萧条，凄凉满目。”古宋乃川、滇、黔间一边远小县，非争夺中心，犹且如此，他地情况，可想而知。

从上述我们可以看到以下几点。第一，这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对于战争的三方来说，都不具有正义性。第二，这是西南军阀史上的第一次军阀混战。辛亥革命以后，省与省之间，省与中央政权之间，以至于各省内部，都发生过一些战争，然而不管是辛亥起义，北伐出师，援川援黔援藏，二次革命，以至护国战争等，尽管可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但是战争都具有某种合理性或正义性，至少不是战争双方都是非正义的。只是到了1917年西南各省之间的战乱，才出现了战争的任何一方都是非正义的军阀之间的战争。第三，可以把1917年川、滇、黔成都巷战视为西南各省军事头目堕落为封建军阀的重要标志，也就是西南军阀正式形成的重要标志。李根源在评价1917年川、滇、黔战争时曾说：“川事结果如是，西南局面破矣。”所谓“破”，就是指“团结”的局面遭到破坏，分裂、割据的形成和混战局面的出现，这正是西南军阀形成的基本特征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