巫蛊（wū gǔ）是古代信仰民俗。即用以加害仇敌的巫术。起源于远古，包括诅咒、射偶人（偶人厌胜）和毒蛊等。诅咒在原始社会已很盛行，古人认为以言语诅咒能使仇敌个人或敌国受到祸害。

巫蛊之术从秦汉时期就有了，而且汉代的法律和唐代的法律都明令禁止过巫蛊之术。比如汉代的法律规定如果某个人家里饲养的蛊虫已经成形并且致人死亡那这个人要处以极刑，家人流放三千里。唐代也做过类似的规定，饲养蛊未成形者流放，成形者杀头。

通俗的讲蛊其实就是一种毒虫，所说的巫蛊之术就是用这些毒虫的毒素去害人，因为古时候缺乏医学知识，所以人们才将这一现象和巫术联系到一起。

列举一个制作巫蛊方法：将蜘蛛、蝎子、蟾蜍、毒蛇、蜈蚣等毒虫放在一个容器中，密封十天，开封后存活下来的那只就是最毒的，它也就是蛊的首选，然后经过饲养（略去方法）最终就是蛊，把它的粪便放在别人家的水井或粮食里吃了的人肚子里就会长虫，慢慢身体虚弱而死。

蛊，音同古，相传是一种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传说放蛊是我国古代遗传下来的神秘巫术；过去，在中国的南方乡村中，曾经闹得非常厉害，谈蛊色变。文人学士交相传述，笔之翰籍，也俨然以为有其事；一部分的医药家，也以其为真，记下一些治蛊之法。

制蛊法：多于端午日制之，乘其阳气极盛时以制药，是以致人于病、死。又多用蛇、蛊、蜈蚣之属来制，一触便可杀生。

蛊之种类有十一种：蛇蛊、金蚕蛊、篾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神、疳蛊、肿蛊、癫蛊、阴蛇蛊、生蛇蛊。

其余有些特殊的，分说如下：

癫蛊：传说多是壮族所为，把蛇埋土中，取菌以害人。

疳蛊：又谓之“放疳”、“放蜂”。据说，两粤的人，多善为此。方法是：端午日，取蜈蚣和小蛇，蚂蚁、蝉、蚯蚓、蚰蛊、头发等研末为粉，置于房内或箱内所刻的五瘟神像前，供奉久之，便成为毒药了。

泥鳅蛊：用竹叶和蛊药放水中浸之，即变有毒的泥鳅。

石头蛊：用随便的石头，施以蛊药而成的。

篾片蛊：将竹片施以蛊药后便成。

金蚕蛊：据说这种蛊不畏火枪，最难除灭；而且金蚕蛊还能以金银等物嫁之别人。《岭南卫生方》云：制蛊之法，是将百虫置器密封之，使它们自相残食，经年后，视其独存的，便可为蛊害人。

《左传·.隐公十一年》记载，郑伯伐许，颍考叔被本国大夫公孙阏（子都）用暗箭射死。战争结束后，郑伯为惩治射颍考叔的凶手，命军队出貑（公猪）及犬、鸡，诅而射之。传世之《祖楚文》，据考为秦惠王诅咒楚怀王的告神之辞。汉代，诅咒术十分盛行，故法律规定对诅咒者处以死刑。射偶人是用木、土或纸做成仇家偶像，暗藏于某处，每日诅咒之，或用箭射之，用针刺之，认为如此可使仇人得病身亡。

《汉书·王莽传》：“宗姊妨为卫交军王兴夫人，祝诅姑，杀婢以绝口。事发觉，莽使中常侍责问妨，并以责兴，皆自杀。”

《续资治通鉴·宋太祖乾德二年》：“徙永州诸县民之畜蛊者三百二十六家，于县之僻处，不得复齿于乡。”

《驱蛊录》：“隋书志江南数郡往往畜蛊，而宜春偏甚。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种虫，大者至蛇、小者至虱，合置器中，令自相啖余一种存者留之，蛇则曰蛇蛊，虱则曰虱蛊，行以杀人。因入人腹内，食其五脏，死则其产移入蛊主之家，三年不杀他人，则畜者自钟其弊，累世相传不绝。”

清刘昆《南中杂说》：“世传南人能造蛊......沅江土司世传此法，其药最毒而最奇。凡郡守新任，必设宴迎风，药已入腹矣。在任理事，药不即发也，但两目瞳子变黑而为蓝，面色淡黄，状类浮肿，至离任一月刊，则阁门并命矣。”

——参阅张紫晨《中国巫术》。

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丞相公孙贺之子公孙敬声被人告发为巫蛊咒武帝，与阳石公主奸，贺父子下狱死，诸邑公主与阳石公主、卫青之子长平侯卫伉皆坐诛。武帝命宠臣江充为使者治巫蛊，江充与太子刘据有隙，遂陷害太子，并与案道侯韩说、宦官苏文等四人诬陷太子，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相继自杀。久之，巫蛊事多不信。田千秋等上书讼太子冤，武帝乃夷江充三族，烧死苏文。又修建“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发生在武帝晚年的巫蛊案，是西汉时期非常重大的历史事件。此案引起了汉武帝晚期政治的重大转变。但是，为什么会发生此案，则一直扑朔迷离，异说纷纭，成为武帝一生历史中的一个巨谜。宋洪迈《容斋续笔》即云：“汉世巫蛊之祸，虽起于江充，然事会之来，盖有不可晓者。”

什么是巫蛊？“巫蛊”二字历来不见达诂。说者或牵扯《易》之蛊卦，（易卦之蛊，乃故老之故的借文，与巫蛊并不相干。）皆妄不足论。蛊，即蛊惑。蛊之古音通鬼，（《说文》：“臬桀死之鬼亦为蛊。”）又通诅，是一种诅咒之术。所谓“巫蛊”，即巫鬼之术或巫诅（咒）之术也。

巫蛊之术的具体方法，就是以桐木制作小偶人，上面写上被诅咒者的名字，生辰八字等，然后施以魔法和诅咒，将其埋放到被诅咒者的住处或近旁。行此术者相信，经过这样的魔法，被诅咒者的灵魂就可以被控制或摄取。

战国晚期及汉代，巫术之风盛行，逐步由下层流行至上层。战国后期著名的邹衍就是一位大巫。武帝时的大儒董仲舒著《春秋繁露》，书中也有五行及祈雨巫术。可见其时巫风浸润之广。武帝元光年间，皇后陈阿娇失宠，曾使用巫蛊之术诅咒其情敌卫子夫。武帝觉知后将她废黜，女巫楚服及宫人牵连被诛者三百余人。（ 《史记·外戚世家》记载，“（陈皇后）闻卫子夫大幸，恚，几死者数矣。上愈怒。陈皇后挟妇人媚道，其事颇觉，于是废陈皇后，而立卫子夫为皇后。”所谓“挟妇人媚道”，司马贞《索隐》：“《汉书》云：‘女子楚服等坐为皇后咒诅，大逆无道，相连诛者三百人。’”）但其案影响尚较小。

而起于征和元年十一月的巫蛊之祸，则延绵数年，牵连诛死者有皇太子、卫皇后，公孙贺及刘屈氂二丞相，诸邑、阳石二公主及三皇孙，还牵涉到许多公卿大臣和重要人物，如江充、韩说、章赣、苏文、石德、赵破奴、任安、暴胜之、田仁、朱安世、商丘成、张富昌、李寿、马通、马何罗、景建等，都城长安在这次政治动乱中致死者数以万计。其结果，导致了汉帝国统治上层一次严重的政治危机，酿成武帝后期政局空前之巨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