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吏，清廉守正的官吏。我国历史上有很多著名的廉吏。“一钱太守，二不尚书”等都是古时的著名廉吏。

清廉守正的官吏。

《史记·滑稽列传》：“念为廉吏，奉法守职，竟死不敢为非。”

《东观汉记·周泽传》：“ 北地 太守 廖信 贪污下狱。诏以 信 田宅、奴婢、钱财，赐廉吏太常 周泽 。”

唐 严维《送崔峒使往睦州兼寄薛司户》：木奴花映桐庐县，青雀舟随白露涛。使者应须访廉吏，府中惟有范功曹。

明·周楫《西湖二集·祖统制显灵救驾》：“你在衙门中一清如水，朝廷知你是个个廉吏，异日定来聘你为官。”

清 陈康祺 《郎潜纪闻》卷三：“幸际圣明，直道之获伸如此，廉吏之可为如此！”

我国历史上，涌现出了一大批敢于为民请命，刚正不阿，不惜丢官罢职的直臣廉吏，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被百姓誉之为“关节不到，有阎罗包老”的包拯和敢于责备皇帝的海瑞，以及抗旨斩弄臣的袁可立，受重用关键时刻挽救国家危亡，死时没有多余的钱财的于谦。这些出于公心不惜触怒当朝天子和权贵为民办事的行为，是有丢官杀头危险的，远比一些表面上吃糠咽菜和穿破旧官服的“豆腐汤”、“南瓜胡”和“玉米耿”等作秀模式换来的清官更为珍贵，此类清官历来少之又少，其意义往往能推进一个时代的改革，能保护和拯救一批人。

1、西门豹

春秋战国时期魏国人。当时邺地是魏都的重要门户，且是战略要地，但天灾人祸不断，民不聊生。魏王特派西门豹担任邺县令，治理邺地。西门豹到邺地后，微服私访，询查百姓疾苦，利用“河伯娶媳妇”事件，智惩三老、廷椽和巫婆，用事实教育百姓，破除迷信。同时，修建漳河十二渠，治理漳河水患，发展农业生产，使邺地百姓逐步富庶起来。西门豹为官一生，清正廉明，造福百姓，死后，邺地百姓专门为他在漳水边建造了祠堂，四季供奉。?

2、赵广汉

字子都，西汉时期涿郡蠡吾县人。曾任守京兆尹、颍川郡太守、京兆尹。在颍川郡任太守期间，是赵广汉前期治理的最佳阶段，他不畏强权，精明强干，刚到任的几个月时间，就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击豪门大族的势力，缓和社会矛盾；二是加强地方管理，转变当地的不良风气。其威名由此流传，《汉书》本传中就把擅长 处理政务说成是他的天性。赵广汉在担任京兆尹时，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处理各项公务，往往通宵达旦。并且善于思考，讲究办事效率。在其治理期间，京兆地区政治清明，官属和百姓无不交口称赞。但京兆尹的职责在于管理京城，因在天子脚下，日常处理政务容易得罪皇亲国戚和当朝显贵，所以，虽然赵广汉算得上是一位京城行政官中的佼佼者，也仍然落得被腰斩的下场。赵广汉任京兆尹期间，为官廉洁清明，威制豪强，深得百姓赞颂。?

3、黄霸

（？ - 公元前 51 ），字次公，西汉时期淮阳阳夏（今河南太康）人。史学家班固评论说：“自从汉朝建立以来，要讲治理百姓的官吏还是数黄霸第一。”黄霸还在年少时，就立下了做一名好官吏的志向。由于汉时并无科举制度，汉武帝为缓解财政困难，发布诏令，凡是向国家贡献财产的给官做。黄霸便用粮食换了一个卒史。 从政后，奉公守法，以廉为本；体察民情，以劝课农桑为重。特别是黄霸断案，崇尚仁政，反对酷刑；对疑案坚持从轻处理；主张对犯罪实行外宽内明，教化为先，把重点放在防患于未然上，所以，黄霸为官，百姓拥护，朝廷满意，属下悦服。黄霸也因此从一年俸二百石的小史，一直升到了朝廷的丞相。其中，以在当时的大郡 -- 颍川郡任太守的政绩最为突出。此前，颍川郡是一个豪强地主称霸一方，百姓流离失所的地方，他到任后，大刀阔斧，布施恩德，安置流民，重视农桑，施行教化，经过几年的精心治理，颍川出现了太平安定，吏治清明，生产发展，“田者让畔、道不拾遗”的太平景象，皇帝因此下诏称颂黄霸是良吏中的最优秀者。?

4、徐有功

（？ -702 ），本名徐弘敏，唐朝长安人，是唐代最著名的专司审案的官吏。在古代，大多数官职都是行政司法混一的，只有在朝廷才有专门的审案官，但在官僚体系中地位极低，也难有作为。徐有功虽长期担任专职审案官，却因敢于严格守法，犯颜直谏，执正、平反成百上千冤案，救活人命多达万人以上而名留青史。徐有 功先后任过蒲州司法参军、司刑寺（即大理寺）司刑丞、秋官（即刑部）员外郎、郎中侍御史司刑少卿等职。徐有功为官之时，正值武周时期，上有武后作乱，下有酷吏网罗，执法守正彼为不易。由于徐有功前后执正大案六七百件，救活人命数以万计，因而难免得罪酷吏、奸臣，频遭弹劾、推审，但最终皆因找不出他贪赃或徇私枉法的证据，使他三次被控死罪，三次被赦，两次被罢官又两次复出，尽管如此，他仍持志不渝，不阿谀奉承，一心执法守正。也正因如此，使徐有功

5、狄仁杰

（公元 630-700 ），字怀英，唐朝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市西南）人，应试明经科（唐代科举制度中科目之一），从而步入仕途。从政后，经历了唐高宗与武则天大唐狄仁杰断案传奇》。

6、包拯

包拯（公元 999-1062 ），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人，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清官。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开始立志要为国家出力，“竭忠死义”。包拯仕途的起点是知县，后历任知府、转运使等地方行 政长官；担任过监察御史等监察大臣、户部副史等掌理国家财政的高级官员、都部署等军事要职；当过外交使节出使辽邦；最有名的是做过天章阁待制、龙图阁直学士，所以后人称他为包待制、包龙图、包学士。他在开封任知府虽仅一年多的时间，但死后，开封百姓却在开封府署旁边建了一座包公祠，以纪念和供奉他。包拯一生清廉简朴，从不讲究排场，即使做了大官，穿着仍与布衣时一样；对贪污深恶痛绝，在给仁宗的奏疏《乞不用赃吏》中说“廉者，民之表也；贪者，民之贼也。” 他一生严于律己，身体力行，他在端州任知州，整顿吏治，打击贪污，深受百姓欢迎，离任时当地精制一好砚相送，他都婉言谢绝，“不持一砚归”；他一生铁面无私，不避权贵，执法如山。对皇亲国戚、宦官权贵的不法行为，一律极力主张绳之以法。大力平反冤狱，是包拯生前与死后深为百姓所赞扬和称颂的主要内容。包拯在当时和后世都享有盛名，特别在死后，作为清官的典型形象，被不同体裁的文艺作品大肆渲染，使之带有神奇色彩。随着国际上文化交流的进展，包拯这个历史人物和艺术形象还赢得了世界的声誉。虽然史料中的包拯与艺术作品中的形象相差悬殊，但包拯的一生，既能得到封建最高统治者的赏识，也受到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下层人民的拥护和爱戴，作为清官确实是非常典型的。《二刻拍案惊奇》讲过一个故事。朱熹在福建崇安县当知县时，有一天接到一件案子，一个小民状告大姓侵占自己的祖坟。古人重风水，朱熹就是风水高手，当时豪门富户占夺小民好坟地的案子很多，朱熹决定亲自去查验。到坟头一看，果然是块风水宝地。大姓申辩说：“这本来就是我家新修的坟头，大人您看，泥土还没干呢，怎么成了他家的祖坟？”小民申辩道：“坟头虽然是新的，那是新盖的，底下还有老土，却是我家的。”朱熹令人拿铁锹挖，果然挖出了一块墓碑，上面赫然列着小民祖先的名字。朱熹一看大怒，墓碑为凭，铁证如山，必然是大姓贪图小民祖坟风水好，恶意侵占。于是判了大姓一个强占田土之罪，将坟地判给了小民。 朱熹断了此案，好不得意，觉得“此等锄强扶弱的好事，不是我，谁人肯做？”却不料真相是另一回事：原来小民知道朱熹一向专门打击富豪大户，憎恶他们欺侮百姓，所以把青石刻成字，偷埋在大姓家墓地，然后来告状，朱熹果然中计。包拯也是宋朝有名的清官，《梦溪笔谈》记载过他的一件糗事。包拯坐镇开封府时，有人犯法，按律应处脊杖。这人贿赂了一个小吏，想让其帮忙免去这顿皮肉之苦。小吏拿了钱，与他约定：开堂时只管大声喊冤，其他的事交给我。开堂问罪，那人果真呼号喊冤，分辨不已。小吏故作不耐烦，恶声呵斥：“不就是脊杖吗，受就受了，啰嗦什么？”包拯见小吏如此越权跋扈，大怒，将其杖责，却把犯法的从轻发落了。小吏虽挨了打，却得了钱，犯法者出了钱，免了一顿打，大家双赢，输的是包拯。

7、况钟

（公元 1383-1442 ），字伯律，号如愚，明朝江西靖安县龙冈州人。况钟一生出色政绩在苏州知府任上，他直接减轻官粮，实行折征的办法减轻百姓负担，稳定和发展经济。同时，整肃吏治、端正风气，注意清理冤狱，为民伸冤。他排了一个日程表，每天勘问一个县的案，周而复始，从不间断。在刚到任的八个月中，就清理了1500 多件案子。经他审理过的案子，无论大小，都能基本做到百姓不叫冤枉，土豪不敢再为非作歹。只要一提起况钟，人们立即就会想到《十五贯》故事里那位甘冒风险、敢于伸张正义、为民伸冤的清官。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兴修水利、举办学校、推荐贤才等造福一方的好事。况钟任职十三年间，三次离任三次留任，替苏州百姓办了不少实事，最后积劳成疾，病逝于苏州任上。当地百姓为纪念况钟，在他死后，苏州和七个县都建立了祠堂。

8、海瑞

海瑞 （公元 1514-1587 ），字汝贤，海南琼山县人。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王朝由盛及衰的转折时期。表面一片升平，其时危机四伏。海瑞年青时，便对社会问题表现了极大的关注。在户部供职时，出于对国家财力的忧虑，为进谏迷信道教、一心求仙而纵容各地大兴土木修建庙坛道观的嘉靖帝，以六品小官身份抱着必死决心毅然上疏。这次他呈上的奏疏便是有名的“直言天下第一事疏”，后人称为《治安疏》。奏疏递上后，海瑞即被入狱，好在不久嘉靖病逝、新帝在丞相徐阶的劝说之下，才得以获赦，官复原职，并逐步升至应天十府巡抚等职。之后，他为匡正时弊，严肃法纪，主持制定了贪污满“八十贯绞”等严刑。他铁面无私，对一直有恩于他的老丞相徐阶也毫不留情，将徐家仗势多占的 40 万亩良田退还原主，将欺压良民的徐阶的两个儿子及 20 多个家人依律问罪。纵观海瑞为官，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多次冒死进谏，虽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利益，但他严于执法，除暴安良，生活清廉，同情百姓，招抚流亡，注意发展生产，兴修水利，限制大地主无止境的盘剥，改革落后的风俗习惯，等，得到了百姓的广泛拥护，其行为具有不可否认的历史进步作用。明朝大清官海瑞曾经研发过一套断案标准：“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世事繁杂，海大人不是福尔摩斯，遇到断不了的案子，干脆一律倾向弱者，自以为心安理得。海瑞绝不是这套原则的唯一奉行者，在他前后，有很多官员都曾这么干过，他们有一个统一的称号——“清官”。

9、袁可立

袁可立（1562—1633），字礼卿，号节寰，河南睢州（睢县）人，明万历十七年进士，官至兵部尚书太子少保，累赠光禄大夫太子太保。敢于为民请命，廉直公方，不阿权贵，是明代后期著名的清官廉吏。

袁可立正直敢言，为民请命。万历十九年，除苏州府推官。时“胥吏抱牍如山，公片言立决，如风扫箨。”（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墓志铭》）。太守石昆玉以廉直著称，按治豪横而忤应天巡抚李涞，巡抚反诬石太守有罪。时巡抚与苏州申时行、王锡爵二相故交，百官惮其威不敢言，袁可立不惜丢官罢职，力雪其冤。“对中丞诵之，其声琅琅。中丞愧甚，举屏自障。公读法声益厉，中丞遂自劾去。”（黄道周《节寰袁公传》）以治行第一擢袁可立山西道监察御史，吴民箪酒相留，哭送百里不绝。

以御史巡视西城，时有皇帝弄臣杀人，有司不敢问，袁可立重捶抵罪。即有人持重金至袁可立门上，袁可立勃然大怒道：“杀人者死，朝廷法也，即弄臣顾可脱乎？吾知有三尺，不知弄臣”。“会有一珰杀人，公廉其状，捕而绳之，法不少借”（《墓志铭》）。遂将弄臣正法于市，万民呼“袁青天”。

因直谏触帝怒，削职为民二十六年，史称“震门之冤”。万历时皇帝宠信后宫，朝纲废弛。二十三年九月，雷震景德门，袁可立直言问责皇帝：“若郊视不亲，朝讲久废，章奏之批答不时，宫府之赏罚互异，叙迁有转石之艰，征敛有竭泽之怨。是非倒置，贤奸混淆。使忠者含冤 ，直者抱愤，岂应天之实乎？ ”（《节寰袁公行状》）。疏上，削职为民，朝中大臣为袁可立鸣冤者十数年不绝，帝皆不听。

泰昌立，起袁可立自民间，官拜兵部左侍郎加兵部尚书，赞理辽战军务，数百年间传记资料为满清所忌。天启年间，魏忠贤专权乱政，朝中党派纷争。袁可立深为国事所忧，本意取中立，但思想倾向东林，魏忠贤由是恨他。他的同年东林党领袖高攀龙致书袁可立：“弟腐儒一，无以报国，近风波生於讲会，邹冯二老行，弟亦从此去矣（高攀龙《答袁节寰中丞》）”。从此袁可立与阉党的关系势成水火，每议事“数有所抵牾，欲自请外”（《节寰袁公传》）。魏忠贤欲构陷可立，派出大批爪牙对袁可立“卒日环伺公门，思坐以不法”，但终因袁可立公正廉洁“而无可乘借。”（《墓志铭》）

天启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九卿公推袁可立为南京户部尚书，再改兵部尚书参赞机务。急于夺权的魏忠贤从中作梗，以心腹刘廷元代袁可立掌南兵部。时北则崔呈秀为本兵，自袁可立去职，天下兵马大权魏阉一手握定，忠贤推戴之势成矣。袁可立“归而魏焰益肆”。黄道周说：“当魏崔时，盖无复然明义、真者，有之，则必自大司马节寰袁公也。”（《节寰袁公传》）

10、于成龙

（1617-1684） 字北溟，号于山，清山西永宁（今吕梁离石）人。谥“清端”、赠太子太保。于成龙明崇祯十二年（1639年）举副员，清顺治十八年（1661年）出仕，历任知县、知州、知府、道员、按察使、布政使、巡抚和总督、加兵部尚书、大学士等职。在20余年的宦海生涯中，三次被举“卓异”，以卓著的政绩和廉洁刻苦的一生，深得百姓爱戴和康熙帝赞誉，以“天下廉吏第一”而蜚声朝野。

康熙二十年春，康熙帝当面褒赞他为“今时清官第一”。于成龙始终把整顿吏治放在工作的首位。针对各属贿赂公行，请客送礼之风，他从利用中秋节向他行贿的官员开刀，惩一儆百。他赴任江南，入境即“微行”访于民间，面对“州县各官病民积弊皆然而江南尤甚”的状况，很快颁布了《兴利除弊约》，他举优劾贪，宽严并济，时人说凡他所到之处，“官吏望风改操”。

于成龙的官阶虽越升越高，但生活却更加艰苦了。为扼止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他带头实践“为民上者，务须躬先俭仆”。去直隶，他“屑糠杂米为粥，与同仆共吃”，在江南是“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江南民因而亲切地称他作“于青菜”。总督衙门的官吏在严格的约束下，“无从得蔬茗，则日采衙后槐叶啖之，树为之秃。”他天南地北，宦海20余年，只身天涯，不带家眷，只一个结发妻阔别20年后才得一见。他的清操苦节享誉当时。据载，当他出任两江总督的消息传出后，南京布价骤然上涨，“金陵阖城尽换布衣。即婚嫁无敢用音乐，士大夫减驱从，毁丹亚，至有惊恐喘卧不能出户者，……奸人猾胥各拿妻鸟兽窜”。卒后居室中只看到“冷落菜羹……故衣破靴，外无长物”。

11.第五伦

他祖先是战国时齐国的田氏。田氏在西汉初迁徙至皇帝陵园的很多，所以以迁徙的次序作为姓氏。第五伦少年时耿介而好义气。王莽末年，盗贼四起，宗族乡亲争着依付第五伦。第五伦于是在险要之处修筑堡垒，贼人来后，他便率众引弓持矛坚守自卫。先后有铜马、赤眉的军兵数十部围攻他们，都无法攻克。

其后来任乡里啬夫，均平徭役，调解怨忿，很得乡里人欢心。他自认为长久任官不能升迁，于是带着家人迁居河东郡，改名变姓，自称王伯齐。载盐来往于太原、上党之间，所过之处，都把粪便打扫干净才离去，路人都称他为有道之士。亲友和过去的熟人却不知他在哪里。多年以后，鲜于褒把他推荐给京兆尹阎兴，阎兴当即征召他为主簿。当时长安铸钱的官吏多耍奸弄巧，阎兴任命第五伦为督铸钱掾，管理长安的市场。第五伦统一衡器，纠正斗斛，市场上再没有弄虚作假，欺骗买主之事，百姓欢悦叹服。

建武二十七年，被举为孝廉，补任淮阳国的医工长，随同淮阳王到他的封国。光武帝召见他，深感他与众不同。建武二十九年，随从淮阳王至京城，与其他官属一同被接见，光武帝向他询问政事，第五伦趁机对奏为政之道，光武帝非常高兴。第二天，又特地召见他入宫，和他一直谈到天黑。第五伦出京，有诏令任命他为扶夷县长，还没有到任，又追任为会稽太守。他虽然身为二千石一级的官员，仍然亲自锄草喂马，妻子下炊作饭。所得到的俸禄，也只留一个月的口粮，其余都低价卖给贫苦百姓。会稽地区风俗，多滥设祀庙，喜欢占卜。民众常常杀牛祭神，百姓的财产因此困乏，那些自己食用牛肉而祭祀的人，发病将死时，先作出牛鸣。先后几任郡长官都不敢禁止杀牛祭祀的作法。第五伦到任以后，给各属县发布文书，晓谕百姓，凡是巫祝有依托鬼神以诈术恐吓愚昧百姓者，都要捉拿问罪。胡乱杀牛的人，官吏都必须给予处罚。从而百姓得以安定。永平五年，第五伦因触犯法令被征召，郡中的老少百姓攀住他的车子，拉着马，啼哭着跟随，每天只能走几里路，无法赶路。第五伦于是假装住在亭舍里，却暗中乘船离去了。众人知道后，又前来追赶。及至被送到延尉，官民到京城上书为他求情的有千余人。

数年之后，他又被任为宕渠县令，举荐乡中佐吏玄贺为官。玄贺后来先后任九江、沛郡两郡的郡守，以清正廉洁著称，所到之处，教化得以推行，官至大司农。第五伦任职四年，迁升为蜀郡太守。蜀郡田地肥沃，官民富裕，掾史家中的资财多至千万，都乘坐漂亮的车子，以高头大马驾车，很多人因为有财产得以担任官职。第五伦把家境丰足的官吏全部精简掉遣送回家，改选孤弱贫寒有节操的人担任属吏。从此争相贿赂之风便被禁绝了，官员的职守得到整饬。他所举荐的人多官至九卿或二千石级的官，当时人们都认为他”善于识别人才。任蜀郡太守的第七年，汉章帝继位，把第五伦从边远郡调入朝廷，代替牟融任司空。

12 于谦

于谦（1398年5月13日－1457年2月16日），字廷益，号节庵，汉族，明朝名臣、著名清官、民族英雄，浙江杭州府钱塘县（今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区）人。宣德元年（1426年），汉王朱高煦在乐安州起兵谋叛，于谦随明宣宗朱瞻基亲征。于谦被任命为御史，待高煦出降，明宣宗让于谦数落他的罪行。于谦正词崭崭，声色震厉，朱高煦在这位御史的凌厉攻势下，被骂得抬不起头，趴在地上不停地发抖（伏地战栗），自称罪该万死。明宣宗大悦，当即下令派于谦巡按江西，平反冤狱数百起。宣德五年（1430），宣宗知道于谦可以承担重任，当时刚要增设各部右侍郎为直接派驻省的巡抚，于是亲手写了于谦的名字交给吏部，越级提升为兵部右侍郎，巡抚河南、山西。于谦到任后，轻装骑马走遍了所管辖的地区，访问父老，考察当时各项应该兴办或者革新的事，并立即上书。一年上书几次，稍有水旱灾害，马上上报。[3] 正统六年（1441年）上书说：“现在河南、山西都积蓄了数百万斤粮食。请在每年三月份时，令府州县报上缺少食物的下等民户，然后按分额支给他们粮食，先给豆类和高粱，其次给小米和麦子，最后给稻谷，等秋收后偿还。因年老有病以及贫困而不能偿还的则给予免除。州县官吏任期已满应当升迁的，如果预备粮不足，不能离任。还要命令风宪官员经常监察。”皇上下令施行。河南黄河沿岸，经常被洪水冲开缺口。于谦令加厚建筑堤坝，每个乡里都要设亭，亭设亭长，责令其督率修缮堤坝。又命令百姓种树挖井，结果当地榆柳夹路，行人也不再受渴了。大同孤立在塞外，按抚山西的官员常走不到，于谦请另设御史来治理。又把镇边将领私人开垦的田地全部收为官家屯田，以资助边防开支。于谦的恩威远为流行，太行山的盗贼为此而不敢露面。正统年初，杨士奇、杨荣、杨溥主持内阁朝政，都很重视于谦。于谦所奏请的事，早上上奏章，晚上便得到批准，都是“三杨”主办的。但于谦每次进京商议国事时，都是空着口袋进去，那些有权势的人不能不感到失望。到了“三杨”已经去世，太监王振开始掌权，作威作福，肆无忌惮地招权纳贿。百官大臣争相献金求媚。每逢朝会期间，进见王振者，必须献纳白银百两；若能献白银千两，始得款待酒食，醉饱而归。而于谦每次进京奏事，从不带任何礼品。有人劝他说：“您不肯送金银财宝，难道不能带点土产去？”于谦潇洒一笑，甩了甩他的两只袖子，说：“只有清风。”山西、河南的官吏和百姓俯伏在宫门前上书，请求于谦留任的人数以千计，周王、晋王等藩王也这样上言，于是再命于谦为巡抚。当时的山东、陕西流民到河南求食的，有二十余万人，于谦请求发放河南、怀庆两府积储的粟米救济。又奏请令布政使年富安抚召集这些人，给他们田、牛和种子，由里老监督管理。正统十四年（1449年）土木堡之变，明英宗被瓦剌俘获，他力排南迁之议，坚请固守，进兵部尚书。代宗立，整饬兵备，部署要害，亲自督战，率师二十二万，列阵北京九门外，破瓦剌之军。加少保，总督军务。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石亨等诬其谋立襄王之子，被杀。被害时“阴霾四合,天下冤之” 到抄家的时候，家里没有多余的钱财，只有正屋关锁得严严实实。打开来看，只有朱祁钰赐给的蟒袍、剑器。《明史》称赞其“忠心义烈，与日月争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