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华（1914年12月22日—1972年2月21日），曾用名张福桂、李亚霖，江西省永新县怀忠镇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开国中将。

张国华，原名张福桂，1914年12月22日出生在江西井冈山北麓的永新县北乡当边村一户农民家庭，父亲张青云，母亲汤富娥，家境因时局动荡而渐贫。张国华很小就在田间劳作，读了几年私塾和小学就辍学谋生，童年的苦难经历锻造了他坚强的意志和体魄。张国华幼年正值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全国人民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斗争。当时，湖南、江西一带革命运动风起云涌，共产党创办了很多农民夜校，宣传党的主张。张国华在永新县禾水河畔的农民夜校接受教育，为日后坚定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9年3月，张国华怀着对国家未来的期许，把名字“福桂”改为“国华”，未满十五岁的他奔赴井冈山参加了王佐、袁文才的部队，后该队伍成为毛泽东、朱德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一部。张国华在红军部队先后当过战士、司号员、基层连队指挥员，他作战英勇，在战斗中三次负伤，每次都不等伤愈就提前归队，投入新的战斗；1930年3月，他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12月，张国华参加瑞金“红军大学”首期培训，学习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等讲授的政治、军事课程，提高了革命军人的素养。1934年，张国华任福建汀州教导团政治委员，在江西矮子岭战斗中表现出色，荣获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由于“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指挥，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央红军被迫撤离根据地，时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六团总支部书记的张国华，踏上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之路。1935年6月，在翻越险峻的夹金山时，为鼓舞红军战士们的士气，张国华口占一首“天空飞鸟绝，群山兽迹灭，红色英雄汉，飞步碎冰雪。”诗句，表现出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其后，红军进入沼泽密布的茫茫草地，张国华所在的部队经历了饥寒交迫、艰难困苦、时常要投入作战的行军历程。张国华在长征中先后参加了包座战役、突破腊子口等多次战斗。经过长征洗礼，青年张国华成长为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1936年10月，各路红军会师陕北后，东渡黄河上前线，张国华任红军河东抗日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在战火硝烟中奋战不息，特别是在孤悬敌后的武装斗争中，历经磨难，坚韧不拔，忠于革命忠于党，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贵品格。

1937年3月到8月，张国华入陕北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学习，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讲授的《战略学》、《矛盾论》、《实践论》等理论课。抗大的学习生活，成为张国华人生的重大转折点，他在此汲取了宝贵的经验、提高了理论素养。1937年8月，张国华抗大毕业后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战士剧社社长。他率领宣传队活跃在山西前线的广大城镇乡村，宣传群众、发动群众，激励民心，鼓舞士气，显示出较强的工作魄力和领导才能，很快就调任一一五师直属政治处主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全国军民奋起抗战。1938年，八路军挺进敌后抗日战场，张国华随一一五师率部纵横于晋冀鲁豫广大地区，面对日伪顽的疯狂进攻，勇猛奋击，屡建战功。张国华在建立豫西抗日根据地、鄄北抗日根据地和领导鲁西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和工作中迅速成长，成为独挡一面的军政干部，先后担任了八路军一一五师黄河支队政治委员、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政治委员、中共冀鲁豫区第九（直南豫北）地委书记和第九（直南豫北）军分区政治委员等军政职务，为抗日战争胜利做出了比较重要的贡献。

1946年12月12日，以冀鲁豫军区水东军分区等为基础组建豫皖苏军区，张国华任司令员，吴芝圃任政治委员，张国华作为该根据地主要负责人，率领全区军民在两年又三个月的战斗历程中，开辟了沙南、泛西、淮上等地区，将三个分区发展到八个分区，建立和巩固了三省之交的解放区，全区武装由最初的1.4万人发展到7.7万人，配合刘邓大军和陈粟大军经略中原作战，同时，提供了大量兵源、军需和支前民工，为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会师中原，胜利进行淮海战役做出了特殊贡献，在解放战争的史册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在这一时期的斗争中，张国华团结带领豫皖苏党政军民建立人民政权，实行土地改革，组织财经活动，开展统战工作，整固各级武装，连续粉碎敌人优势兵力的“拉网清剿”，巩固发展了豫皖苏解放区，不断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在戎马倥偬之中，张国华还动员吸收大批知识分子参军，后解放军接管南京等大城市时，豫皖苏部队输送的文化干部就有几千人，刘伯承闻之，把张国华叫做“地主”，以夸其部队人才众多。

随着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根据毛泽东主席“解放全中国”的号令，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统一整编，张国华任第二野战军十八军军长，率部参加渡江战役、衡宝战役、贵阳和成都战役等，从中原腹地一直打到大西南。1949年7月底，张国华率十八军向江西开进，解放永新。当地群众奔走相告，解放军部队的军长就是当年上井冈山当了红军的张国华。在江西期间，张国华为部队筹集给养时巧遇多年未见的父母，在当地传为佳话。解放战争时期，张国华率领的部队作战勇猛、攻防兼备、讲政治、顾大局，多次受到各路大军领导的赞扬。新中国成立后，张国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49年11月23日，开国大典不久，成都战役还在进行，毛泽东就十分关注那片积雪的高原，他致电彭德怀：“解决西藏问题不出兵是不可能的，出兵不只西北一路，还要有西南一路。故西南局到川康平定之后，即应着手经营西藏。”1950年1月2日，正在苏联访问的毛泽东又从莫斯科致电中央、彭德怀并转告邓小平、刘伯承、贺龙：“西藏人口虽然不多，但国际地位极其重要”，“由青海及新疆向西藏进军，现有很大困难，则向西藏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应确定由西南局担负。”这封信是附有四个“A”的紧急电报形式传到北京的。

根据毛泽东指示，当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迅速致电西南局，“以西南局和第二野战军为主，在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配合下，于4月向西藏进军”，并指出，西南局应立即抓紧布置，派出部队迅速占领康定，以康定为基地，筹划入藏事宜。进藏兵力需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1个充足军或4个师左右。

邓小平、刘伯承接到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电报后，于1950年1月6日在驻地重庆曾家岩召集各兵团领导人会议，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关于进军西藏的重要指示，商讨选将问题。刘邓反复思量，不约而同想起了第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张国华自井冈山投身革命后，参加过中央苏区的历次反“围剿”作战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中，历任一一五师独立旅第二团政委、一一五师第三四三旅黄河支队政委、一一五师教导第四旅政委兼鲁西军区湖西军分区政委、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勇）第四军分区政委兼地委书记。日本投降后，调任晋鲁豫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委邓小平）第一纵队副政委、第七纵队副政委、豫皖苏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第五兵团第十八军军长。从林聂身边到刘邓手下，张国华始终能征善战，是军政兼优的干才，有“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本领。

名单报上去后，远在莫斯科的毛泽东一看，便大笔一挥：同意。

1950年1月7日，张国华前往川南担任主任的途中，突然接到刘伯承、邓小平、贺龙（西南军区司令员）联名签署的命令，要他迅速赶赴重庆，接受新的任务。

军令如山，张国华只得半路返回，与政委谭冠三赶至重庆。在西南局会议室里，刘伯承向张国华、谭冠三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关于进军西藏的战略决策后，邓小平语重心长地对张国华、谭冠三指出：“坚决执行党的民族政策、宗教政策，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对于我们进军西藏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到西藏去，就是靠政策走路，靠政策吃饭。政策就是生命。必须紧密联系群众，依靠群众。要用正确的政策去扫除中外反动派的妖言迷雾，去消除历史上造成的民族隔阂和成见，把康藏广大僧俗人民和爱国人士团结到反帝爱国的大旗下来。”

张国华、谭冠三随即马不停蹄地赶回乐山，当即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主席和邓小平、刘伯承的指示。张国华语气铿锵地说：“进军西藏，解放水深火热中的西藏农奴，完成祖国大陆的统一，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历史使命，全军上下，必须从政治动员、物资准备等各个方面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必须迅速动员起来，开展‘生活高原化、康藏化’的大练兵运动，以实际行动坚决完成中共中央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这一光荣使命。”

就在张国华准备召开会议的当天早晨，突然接到秘书打来的电话：“难难病了，高烧不退，您是否回去看一看？”难难是张国华夫妇的第一个孩子。一听孩子病了，他不觉怔了一下：“什么病？”秘书报告：“可能是肺炎，又咳又喘。”张国华说：“今天我要开会，就请你去医院帮我照看一下。”会议进行当中，张国华的警卫员又慌慌张张跑了进来，对张国华说：“难难病情十分严重，夫人、医生请您马上去医院。”张国华火了：“3万多人马上要进藏，百事都得有个轻重，今天这个会，我当军长的能离开吗？”晚上，张国华才抽空驱车赶往医院，他想告诉难难，爸爸要带他去西藏看火焰山，找孙悟空。可当他走到病床前时惊呆了，难难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1950年1月24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了中共西藏工委领导名单：十八军军长张国华任书记，政委谭冠三任副书记，副政委王其梅、副军长昌炳柱、参谋长李觉、政治部主任天宝为委员。至此，进藏的人事工作就绪。为了策应十八军进藏，刘伯承和邓小平命令第十四军抽一个精干团，从滇西北经德钦、科麦溯雅鲁藏布江西进，作为十八军解决西藏问题的后备力量。

3月18日，十八军先遣队由副政委王其梅、参谋长李觉率领，如期从乐山出发。出发前，张国华一再提醒王其梅和李觉：“部队进藏一定要坚决执行毛主席‘进军西藏不吃地方’的指示，‘特别要尊重当地人民的宗教信仰、风俗习惯，保护寺庙，不住寺庙，不住藏民家中的经堂，即使风雨交加，冰雹乱舞，也不要进寺庙干扰喇嘛诵经，最多到寺庙的房檐下暂避一下’。”王其梅和李觉严格执行民族政策，受到了当地族人和活佛的拥护。后来邓小平给毛泽东汇报进藏情况时说：“连康区藏族头人夏格刀登都说，下大雨，不让进就不进，不让住就不住，你们的政策太宽了。”毛泽东听完汇报后，久久不语，最后决定批准购买30架高空运输机，支援进藏的十八军。

7月初，张国华率领的十八军部队全部抵达甘孜。部队所到之处，秋毫无犯。这一切，都看在格达活佛的眼里。于是，格达活佛主动接待了张国华。他说：“我认识西藏地方政府和三大寺的人，如果张军长需要，我本人愿意去拉萨劝和。”张国华觉得此事非同小可，立即报告西南局，建议格达活佛以西南军政委员、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的身份，前往拉萨谈判。刘伯承和邓小平接到张国华的电报后，立即请示中央。中央很快复电同意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格达活佛抵达昌都后，在英国特务福特的唆使下，西藏当局软禁了他，并于1950年8月22日将其杀害。消息传来，张国华立誓：“坚决把五星红旗插到喜马拉雅山上，让幸福之花开遍西藏！”为此，张国华向西南局和中央军委建议，进行昌都战役：“只有打开昌都的大门，才有可能和平解放西藏。”

昌都是进军西藏的必经之地。中央军委接到电报后，十分重视。毛泽东认为，“解放昌都有助于和平解放西藏问题”。9月初，张国华正式接到中央军委有关昌都战役的作战命令。

接令后，张国华立即进行了“对昌都南北两线钳形作战”部署：南线由十八军五十三师一五七团担任，北线由五十二师担任。整个作战重点放在北线，主力部队分为左、中、右三路：中路部队正面进攻，左路部队迂回昌都以南，配合中路作战，右路由一五四团和师骑兵侦察连、炮兵连等组成，由师副政委阴法唐指挥，直插昌都西面20公里的恩达，对昌都实施千里大包抄，断藏军退路。

昌都战役在张国华的指挥下，于1950年10月7日发起。10月18日，右路部队如期抵达并抢占了恩达，封死了昌都的藏军退路，正面部队快速进攻昌都，于10月24日拿下昌都，歼灭了藏军6个代本（相当于团）全部、3个代本各一部，计5738人，其中毙伤180人，俘虏898人，争取一个代本投诚起义4317人，活捉了英国特务福特。

进军西藏的大门被打开，和平解放西藏的曙光突现。刘少奇称赞说：“昌都战役是解放西藏的淮海战役。”西藏地方政府终于接受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建议，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和谈代表团到北京谈判。

1951年5月15日，张国华奉命回京参加谈判。5月23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十八军军长张国华和西南军政委员会秘书长孙志远三人，以中央人民政府全权代表的身份，参与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的签字仪式。西藏地方政府参与签字的代表是：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安旺堆、拉乌达热·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1951年5月25日，毛泽东以中央军委主席的名义下达了《关于进军西藏的训令》，要求西南军区和西北军区进藏部队分路进驻西藏。

西藏和平解放协议签订后，扫清了进军西藏的障碍。同年10月，进军西藏的部队在张国华和谭冠三的率领下全部部署到位。红旗顺利地插到了世界屋脊上。

1952年2月，以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为基础，成立了西藏军区，同时撤销十八军番号。西藏军区为军级级别的军区，归西南军区管辖。司令员由张国华担任，政委由谭冠三担任。

1955年5月，西藏军区由军级上升为大军区级，直接归中央军委领导，张国华、谭冠三分别升任大军区司令员和政委。同年9月，中央军委授予张国华中将军衔。至此，人们开始称张国华为“佛光将军”。

西藏上层反动分子为阻挠人民解放军执行和维护《十七条协议》，明里暗里施展阴谋，趁解放军刚进入拉萨立足未稳，拼凑起伪“人民会议”，公然冲击中央代表驻地，公开反对《十七条协议》，要求撤走人民解放军。张经武、张国华等西藏工委领导执行中央决策，坚定沉着地与分裂主义分子展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宣布伪“人民会议”非法，予以取缔，并撤销了两司曹职务，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在政治上沉重地打击了西藏上层反动势力，有力地支持了西藏爱国力量，使许多中间人士向爱国力量靠拢，拥护支持解放军。通过与分裂势力斗智斗勇，进藏军政机关争取到了有利的工作条件，形成了数年相对稳定的西藏局势，为贯彻《十七条协议》和开展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的氛围与环境。

和平解放时，西藏没有一条现代意义上的公路，不仅严重迟滞着西藏的发展，也给西藏军民建设新西藏造成巨大困难。1951年9月，毛泽东给入藏部队下达了“生产与筑路并重”的方针。进藏部队组织1800余人，参加康藏、青藏两条公路的修建。张国华率领全军指战员坚决执行毛主席提出的“一面进军，一面修路”和“为了帮助兄弟民族、不怕困难、努力筑路”的指示，在进军西藏的同时承担起修筑公路的重任。经过西南、西北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十余万军民通过两年极其艰苦的奋战，1954年12月25日，康藏、青藏公路通车，创造了世界公路史上的奇迹。张国华、谭冠三、范明、慕生忠等率领西藏军民在筑路中，铸造出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顽强拼搏、甘当路石，军民一家、民族团结的两路精神”。康藏、青藏公路的建成通车，对推动西藏实现社会制度历史性跨越、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巩固西南边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两条公路通车，基本解决了驻藏部队和工作人员粮食物资补给供应短缺和交通运输困难问题，使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彻底在西藏站稳了脚跟，“两路”也成为民族团结之路、西藏文明进步之路、西藏各族同胞共同富裕之路。

张国华始终重视西藏的教育事业。1951年3月，在张国华的支持下，刚刚解放才5个月的昌都设立了小学。同年3月，拉萨小学成立，时任西藏军区司令员的张国华兼任董事长和名誉校长。此后，以拉萨小学为蓝本，在日喀则等地陆续建立了一批新型小学。1956年9月，拉萨中学成立。1958年9月，西藏第一所高等学府——西藏公学（今西藏民族学院前身）成立，张国华亲任校长。

在执行维护《十七条协议》的那段艰难困苦的岁月里，张国华等西藏工委领导带头开展统战和影响群众工作。他和工委其他领导多次登门与西藏上层人士沟通交流，讲解党的方针政策，申明解放军的纪律，共勉执行维护好《十七条协议》；进藏军政人员帮助群众生产劳动、修桥补路、改善贸易、发放农牧生产工具和无息农牧业贷款、免费送医送药、模范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尊重群众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等举动，深深地影响了广大群众，也在多方面教育和影响了西藏上层进步人士。1954年7月17日，江孜遭受特大洪水，170多个村庄被淹，受灾群众3万余人。张国华立即指示驻江孜部队和江孜分工委机关工作人员要全力救灾，号召驻藏部队、军政机关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救济灾民，帮助灾后重建。无数次艰苦细致的工作，争取了人心，扩大了党的影响。在执行维护《十七条协议》的过程中，西藏人民看了八年比了八年，日益认识到共产党、解放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本质，认识到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与三大领主有天壤之别。得民心者得天下，共产党和解放军在西藏广大人民心中深深地扎下了根，群众思想认识上的飞跃，成为后来推动西藏社会变革的巨大动力。在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进藏军地机关先后成立了中国共产党西藏工作委员会、西藏军区，并按照协议组建了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张国华先后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西藏军区（二级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书记、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发挥了主要领导作用。历经千难，辉业初成，共产党、解放军在西藏站稳了脚跟，实现了中央既定的目标任务。

自古以来，中印两国人民之间就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随着近代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扩张，中印之间出现了裂痕。1914年3月，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印代表背地里炮制的“麦克马洪线”，将中国藏南地区9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划入英占印度版图，这个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从来没有被历届中央政府承认。1947年印度独立后，继续推行旧英印政府的侵略扩张政策。1950年我国政府决定和平解放西藏时，印度政府就曾竭力阻挠，并谋划向中印传统习惯线中国一侧的蚕食行动。1961年后，印度政府指使印军不断在中印边境挑起军事冲突，制造流血事件。中国政府本着友好协商精神多次提出和平谈判解决边境争端建议，遭到印度政府的拒绝。

1962年，印度政府违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公然推行入侵中国领土的“前进”政策，不断挑起事端。10月上中旬，印军悍然在中印边境全线发动了大规模武装入侵。10月20日，中国军队被迫进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10月中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张国华从北京返回拉萨，立即召开会议安排部署对印作战任务，他以过人的胆略提出和完善作战方案，报中央军委得到批准。

张国华指挥的18军，在国共内战时与国军的五大主力“整11师”和“181师”都展开过血战。181师是西北军的精锐，于1947年被18军的前身部队所歼灭；整11师是18军的死对头，曾捉对厮杀多次，最后整11师在淮海战役中被歼。18军虽没参加抗美援朝，但1951年还跟藏军会战昌都。1959年“平叛”，一直打倒1960年底。可以说它是一支打仗年头最长的部队。但18军也不是没有弱点。初入藏时，毛泽东亲自许诺过驻军“三年一换”，不止一个“三年”过去了，丝毫不见换防的意思。加上内地家乡大饥荒，几乎家家都有人饿死，驻藏官兵军心浮动已非一日。中央军委对此也是知道的。所以，在中央常委会上，贺龙元帅说：“如有临阵脱逃的，要像内战时期那样，抓回来，执行战场纪律！”徐向前元帅说：“要选兵选将，干部不但要军事上行，还要有政治头脑，要勇敢。”刘伯承元帅则说：“要明确，这次不是和他们的边防警察打，是和他们最好的、曾经参加过二次大战的正规军打。要告诫部队，不要骄傲。”

战前，张国华表示有信心打赢。罗瑞卿总长问根据何在？张说：“敌人虽然是印度的王牌军，但比不上蒋介石的主力。他们长期没打过仗，我们却刚刚平叛。他们没来过高山，我们却长年驻守高山……”

在反击作战中，张国华抱病抵近前线指挥，运筹帷幄，决胜疆场；中国边防部队捷报频传，取得压倒性的胜利，打出了国威军威，赢得了中印边境的长期稳定，在新中国对外作战历史上书写了辉煌的一页。张国华指挥此次作战的显赫战功得到了毛主席的肯定，称之为军事政治的胜仗；其在高原实施反击作战的精彩战例，也被国内外众多军事专家首肯，称赞张国华为“喜马拉雅战神”。

1963年2月19日，张国华向中央军委汇报自卫作战情况，将广大指战员在战斗中所展现的坚强革命意志总结为：一不怕苦，从上到下没有叫苦的；二不怕死，前赴后继，倒下一个马上有人顶上去。毛泽东主席当即肯定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后来毛主席又多次强调“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精神，并在中共九届一中全会上向全党全军发出号召：“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从此，这个口号响彻全党全军，并进一步成为激励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建设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祖国而奋斗的精神动力。

1966年5月，全国性的“文革”开始。身为西藏党政军主要负责人的张国华，坚决执行中央一系列稳定边疆的决定和措施，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减轻内乱伤害，努力维护西藏社会局势的稳定。他在自身受到冲击的情况下，仍日夜操劳，调解各派群众组织的矛盾，劝诫内地来藏学生不要干扰部队工作、指示学生不要到农牧区和边境串联，向周恩来总理提出把阿沛·阿旺晋美等上层爱国人士接到北京加以保护，派出部队守护布达拉宫等文物古迹，报请中央将西藏重点古迹列为国务院文物保护单位等，在错综复杂的环境下为西藏稳定尽职尽责；同时继续推动西藏各项工作，致力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经济社会的发展，加强国防和边境地区建设，使西藏工作在曲折中前进。因积劳成疾，张国华进军西藏时患上的心脏病复发，在周恩来总理的敦促下到北京治病。张国华从接受进藏任务到“文革”初期调出西藏，共十七年，是他在一个地区、一个岗位上连续工作时间最长和成就最辉煌的时期。

1967年后，张国华先后任成都军区第一政委、成都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省革委会主任，全面负责军地工作。在四川派性斗争激烈、生产困难、社会动荡的艰难形势下，张国华力撑危局，以极大的耐心和魄力，在消除派性、平息武斗、恢复生产、缓和局势、支调粮油保障北京、上海的供应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明显成效；同时，张国华继续为中央处理西藏问题献力，表现出大局意识和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在接见中多次亲切称呼张国华为“井冈山”，彰显其革命精神。

“文革”混乱的局面，使得张国华在举步维艰的环境中要处理大量棘手事务，日夜无休，他的高血压、冠心病、支气管炎等病症反复发作，但他仍为党和人民忘我地工作。1972年2月20日，张国华主持会议正在作讲话时，心脏病突发，倒在会场上。周恩来总理得知后立即指示派专家组成医疗组赶赴成都抢救，但终未挽回张国华的生命。2月21日，张国华与世长辞，年仅58岁。张国华逝世后，周恩来总理在重大国事活动中专门抽出时间，亲往北京西郊机场迎接张国华骨灰，含泪叹惜：“中央正要用他的时候，他却过早走了”。毛泽东主席对张国华的逝世深为痛惜，在之后的一次会议安排接见活动时感叹：“再也见不到张国华了！”

张国华奋斗一生，南征北战，一步步成长为军事政治俱全的开国将军，主政一方的党政军领导，为中国革命特别是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建功卓著。张国华等革命先辈的不朽勋业永远镌刻在历史的丰碑上，西藏各族人民永远怀念他！

1929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在红4军32团（团长袁文才、副团长王佐）当过战士、司号员。

1930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曾任红4军第12师36团青年干事。

1931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31年3月，起任红4军12师6团团部支书。

1931年11月，任红4军第11师33团团部政治指导员。

1933年6月，任红1军团第2师5团连政治指导员、连长、总支书记。

1933年10月，入红军大学学习。

1934年1月，任福建军区汀州教导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荣获三等红星奖章。

1934年10月，参加长征。其间任红1军团政治部巡视团主任、第2师6团总支书记。

1935年10月，到达陕北，任红1军团政治教导大队政治委员。

1936年2月，任红军河东抗日游击支队政治部主任。

1937年2月，任陕南游击支队科长。

1937年10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战士剧团主任。

1938年2月，任八路军第115师直属队政治处主任。

1939年3月，起任鲁西军区第7支队政治委员。

1940年1月，任黄河支队政治委员。

1940年11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4旅政治委员。

1941年1月，任八路军第115师教导第4旅政治委员。兼任鲁西军区湖西军分区政治委员、湖西区党委书记。

1944年1月，任中共冀鲁豫区第4（直南豫北）地委书记、冀鲁豫军区第4（直南豫北）军分区政治委员。

1944年6月，任中共冀鲁豫区第9（直南豫北）地委书记、第9（直南豫北）军分区政治委员。参加创建鲁西、巩固发展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斗争和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

1945年9月，任晋冀鲁豫军区第1纵队副政治委员兼纵队政治部主任、第7纵队副政治委员。

1946年12月，任豫皖苏军区司令员（政治委员吴芝圃）。

1948年6月，任豫皖苏军区第一副司令员。

1949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第18军军长。率部参加挺进中原、淮海、渡江和进军西南的多次重大战役战斗。

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第18军军长。

1950年1月，任川南行政公署主任；下旬离职奉命率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8军进军西藏，促成了西藏和平解放；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书记。

同年6月至1953年3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1952年2月至1955年5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西藏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52年3月，任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第一副书记、副书记、第二书记。

1955年5月至1968年1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西藏军区（大军区）司令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56年4月至1965年8月，任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第二副主任委员，1958年1月起兼任西藏公学校长，

1959年6月，任西藏平乱总指挥，指挥西藏平叛。

1960年10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

1962年10月20日，指挥对印自卫反击战取得胜利，共毙、俘印军7000余人，被印军称为“战神”。

1965年9月至1967年2月，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委第一书记。

1965年9月至“文化大革命”初期，任西藏自治区政协主席。

1965年10月起，兼任西藏民族学院院长。

1965年11月至1966年11月，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处书记。

1967年5月至1972年2月，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治委员、军区党委第一书记。

1968年12月至1972年2月，任四川省革命委员会主任。

1969年12月至1971年8月，任四川省革委会党的核心小组组长。

1971年8月至1972年2月，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

1969年4月至1972年2月，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

1972年2月21日因病在成都逝世。

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曾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中共八大代表，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第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任中央军委委员，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