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季鸾（1888年3月20日—1941年9月6日），名炽章。中国新闻家，政论家。陕西榆林人，1888年3月20日生于山东邹平。

1908年回国，一度在于右任主办的上海《民立报》任记者。辛亥革命后，担任孙中山先生的秘书，负责起草《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等重要文件，并且发出了中国近代报业史上第一份新闻专电。因反袁世凯被捕。出狱后，在上海先后任《大共和日报》编译和《民信日报》总编辑。1916年任上海《新闻报》驻北京记者。1916～1924年任北京、上海两地的《中华新报》总编辑。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成立新记公司，接办天津《大公报》，任总编辑兼副总经理，主要负责评论工作。1941年9月6日病逝于重庆。身后有文集《季鸾文存》传世。张季鸾先生文笔犀利酣畅，在标题制作和版面安排上有独到之处。他和国民党元老，大书法家于右任，水利科学家李仪祉并称为“陕西三杰”。 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唁电中这样说：“季鸾先生，文坛巨擘，报界宗师。谋国之忠，立言之达，尤为士林所矜式。”

张季鸾幼年时有点口吃，还体弱多病，但文章却写得又快又好。光绪三十一年（1905），张季鸾到日本去留过学，学政治经济学。1926年9月1日，他与吴鼎昌、胡政之合作，组建了“新记公司大公报”，同时《大公报》复刊，进入新记时期。他做起了《大公报》的总编辑（时称“主笔”）。在具体的办报活动中，张季鸾始终坚持对时局进行尽可能公正、客观的报道和评论。有几个事例可以说明这一点。1930年早春，蒋介石连续3次围剿红军，《大公报》在追踪报道中，不乏肯定红军的文章，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要求各个报刊一律称共产党为“共匪”，只有《大公报》从未服从这个命令。1935年，在国民党一片“剿匪”声中，《大公报》就发表了范长江采访延安的稿子，报道了陕北的真相。不仅如此，《大公报》还派曹谷冰踏上去苏联采访的远途，曹谷冰也就成了中苏恢复外交前后第一位连续报道苏联建设成就的中国记者。

起草《临时大总统宣言书》。后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

张季鸾在主持《大公报》笔政后，先声夺人，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

他说“不党云者，特声明本社对于中国各党阀派系，一切无联带关系已耳。惟不党非中立之意，亦非敌视党系之谓，今者土崩瓦解，国且不国，吾人安有立袖手之余地?而各党系皆中国之人，吾人既不党，故原则上等视各党，纯以公民之地位发表意见，此外无成见，无背景。凡其行为利于国者，吾人拥护之；其害国者，纠弹之。勉附清议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区区之愿，在于是矣”。

他说“欲言论独立，贵经济自存，故吾人声明不以言论作交易。换言之，不受一切带有政治性质之金钱补助，且不接受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资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论，或不免囿于知识及感情，而断不为金钱所左右”。

他说“本社同人，除愿忠于报纸所固有之职务外，井无私图。易言之，对于报纸并无私用，愿向全国开放，使为公众喉舌”。

他说“不盲者，非自诩其明，乃自勉之词。夹随声附和是谓盲从；一知半解，是谓盲信；感情冲动，不事详求，是谓盲动；评诋激烈，昧于事实，是谓盲争。吾人诚不明，而不愿自陷于盲”。

“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寥寥八字，掷地有声。“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

这八个字，并非心血来潮，并非灵感骤涌，而是渊源有自，思有所本的。

张季鸾为文坦承：“我们这班人，本来自由主义色彩很浓厚的。人不隶党，报不求人，独立经营，久成习性。所以在天津、在上海之时，往往与检查机关小有纠纷。”“中国报人本来以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为理想，是自由职业者的一门。其信***仰是言论自由，而职业独立。对政治，贵敢言；对新闻，贵争快。从消极的说，是反统制，反干涉。”（1939年5月5日《大公报》香港版社评[抗战与报人]）

事实上，张季鸾的确也与中国自由主义的象征性人物胡适相交相契。一九三三年春，张季鸾、王芸生、胡适之在北平一同吃小馆子。季鸾先生品评适之先生说：“适之先生好比龙井茶，总是那么清新。”王芸生则品评季鸾先生，认为他好比新泡的龙井茶，清新之外还有热。以胡适之为人为文的平实理性、宽容厚道和冷静渊博，以张季鸾为人为文的理路清晰、见解独到和热情洋溢来看，上述品评，绝非文人之间的互相吹捧，而是知人论世，一语中的。诚如吴鼎昌赠给张季鸾的诗所说的：“深交孰能忘其厚，久交孰能忘其旧；我何与君两忘之？日见百面如新觏！”

1941年5月，日军进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发动了中条山战役。日军在军事进攻的同时，还到处散布谣言，以混淆视听。国民党为转移国人的视线，也利用自己手中的新闻媒介，传播什么“八路军不愿和国民党中央军配合作战，乘机扩大地盘”等谣言。蒋介石还指派陈布雷请《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在渝分馆总编辑王芸生出来说说话。

在张季鸾的安排下，王芸生撰写了那一篇题为《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的社评。社评在引述日军的谣言后说：“这些说法，固然大部出自敌人的捏造，惟既播之中外，其事实真相，自为中外人士，尤其我们忠良各界亟愿闻知。因此，我们热诚希望第十八集团军能给这些说法以有力的反证。”正在重庆的周恩来，看到这篇社论后，当夜疾书一封长信给《大公报》的张季鸾、王芸生，说明晋南战事真相。周恩来的信写得非常委婉，首先说：“季鸾、芸生两先生：读贵报今日社评《为晋南战事作一种呼吁》，爱国之情，溢于言表，矧在当事，能不感奋？”接下来，信中一方面驳斥敌寇的谣言，另一方面历陈八路军的抗战业绩和共产党团结抗战的诚意。接到周恩来的信，张季鸾、王芸生也很重视，他们不顾重庆一边倒的舆论氛围，毅然接受了周恩来提出的“将此信公诸读者”的建议，在《大公报》重庆版上全文刊登了周恩来的来信，并配发社评《读周恩来先生的信》，再次呼吁国共合作，团结抗战。而这篇《读周恩来先生的信》的社评，就是张季鸾先生在病床上写就的。

正因为张季鸾在办报实践中始终坚持“不偏不倚”、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国共双方的领导都很重视《大公报》，也很看重张季鸾。

《大公报》的世界性荣誉

1941年5月15日，《大公报》获得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这一世界性荣誉。张季鸾先生在《本社同人的声明》中说：“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假若本报尚有渺小的价值，就在于虽按着商业经营，而仍能保持文人论政的本来面目。”

应当注意他所指的《大公报》“文人论政”的特点。即，《大公报》虽然具有国际媒体通行的商业经营的性质，但同时，它还拥有中国文人论政的深厚传统。所谓“文人论政”，就是“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就是蕴含深重的伦理担当，即“对于国家社会负有积极的扶助匡导之责任”。这是从中国士大夫“先天下之忧而忧”的习性中传承下来的道统，这就使《大公报》获得了一种在中国征服人心的力量，从而在形形色色的商业报刊中脱颖而出，臻于化境，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最优秀的报纸之一。

就张季鸾自己的为文风格而言，他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以钝拙之笔，写尖锐之文”，这既是张季鸾对自己社评技巧的概括，也是其为文的基本宗旨。

有鉴于此，他的政论，不偏激褊狭，不任性使气，其论事析理，稳健明达，不温不火，如沐清风，如饮浓茶，娓娓道来，入木三分。他不靠笔走偏锋、哗众取宠来夺人耳目。而是以分析的透辟，说理的犀利名世。他有一副永远清新的头脑，活泼绵密而又提纲挈领的思路，更有高人一筹的见解；而一流的学识经验与文字技巧，使他不但面对国际国内纷至遝来的新闻事件，能够迅即作出反应，帮助公众了解事件背景，作出平实可靠的分析评论，甚至能在纷纭繁复的难局中，预测事件进展，指明一线出路。有时，他也不惜违逆众意，壁立万仞，只争一线，给出化解难局的应对之方。当时有人评论说，张季鸾为文如昌黎（韩愈），如新会（梁启超），无僻典，无奥义，以理胜，以诚胜，故感人深而影响远。这种风格，播洒于万千社评之内，如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有助于造就社会上健全的判断力，有益于公众非情绪化的理性思维能力，有助于迈向一个健康的公民社会。

张季鸾为文为人是厚道的。但是，他的厚道，并非乡愿，并非无原则捧场。当为了公义，他认为必须批评时，他的笔锋又是很锐利的。如他曾撰写过三篇被人们称之为“三骂”的社评，曾经脍炙人口，风行国中。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 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 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张季鸾一生的文章议论，铸成了他那个时代的活历史。而当年的《大公报》，则构建了中国百年言论史上的重要篇章。

据《大公报》的老报人回忆，张季鸾非常好客，极有人缘。民国初期，他跟林伯渠都任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36年秋，他去西安暂住，与林会晤，二人彻夜长谈。张季鸾酷爱昆曲，跟京剧泰斗梅兰芳、京昆艺术大师俞振飞也是好朋友。

1941年9月6日在重庆病故。

1944年，在张季鸾先生逝世3年多的时候，《大公报》馆出版了张季鸾先生第一部也是唯一的一部著作————《季鸾文存》（上下册，胡政之编，大公报馆1944年12月出版）。

于右任为这部著作题写了书名，《大公报》总经理胡政之为张季鸾的遗著作序。

“季鸾是一位新闻记者，中国的新闻事业尚在文人论政阶段，季鸾就是一个文人论政的典型。他始终是一个热情横溢的新闻记者，他一生的文章议论，就是这一时代的活历史。读者今日重读其文，将处处接触到他的人格与热情，也必将时时体认到这一段历史。季鸾已逝，其文尚存；国族永生，亟待进步。我编《季鸾文存》既竟，既伤老友之逝，尤感国事之待我侪努力者尚多，国人读季鸾之文，倘能识念其一贯的忧时谋国之深情，进而体会其爱人济世的用心，则其文不传而传，季鸾虽死不死！”

即便是今天看来，胡政之对张季鸾的评价是基本恰当的。作为一位成功的报人，张季鸾有许多地方值得今人怀念与学习。

张季鸾先生去世时创下了两项“记录”。一为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对他同样都做出极高的评价；二为在中华民国史上为一报人举行“创记录”的隆重追悼活动。

张有三任太太，分别是：高芸轩(1908年) 陈孝侠(1934年) 陈氏夫人(1936年)

儿子：张士基(陈氏夫人所生)

1942年，这位《大公报》前主编的遗体，被从重庆迎返陕西故土，在一场规模盛大的公祭典礼之后，下葬在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一座占地40亩的陵园中。如今，这个曾经远近闻名的陵园几乎已经彻底被毁，在仅剩的一片一亩见方的土坡上，张季鸾后人补立的墓碑，孤零零地立在丛生的杂草间。　在公祭的前一年，当时任《大公报》主笔的张季鸾在重庆病逝时，国共两党最高层都在第一时间发来唁电，蒋介石、周恩来更是亲自前往丧礼，吊唁这位报人。当时的公祭，城里来的戏社搭台唱了好几天大戏，周围几个村的厨子都被请来村里，以便接待前来吊唁张季鸾的宾客。公祭开始前，五六十个穿着军装的人组成的军乐队进行演奏，天空中的飞机低低地盘旋在陵园的上空。发来吊唁的书信成堆成堆地摞着，陵墓周边人山人海，前来看热闹的人把周围几百亩麦地都踏光了。　张季鸾祖籍在陕西榆林，当时之所以选择将他葬在西安，是因为墓地所在的樊川，是专门为了迎接他所挑选的“风水宝地”。当地人们传说，这里背靠高山，两侧两条水渠流淌，号称“双龙戏珠”。而在文献记载中，这里被誉为“天留佳壤，以待大贤”。在这场公祭之后，一座“又大又有气势”的陵墓，就在村子东头的塬上盖了起来。有高高的围墙，门口的几个石墩子“两三个人都抱不住”。走进大门，砖铺的一条大路，连接着一道长长的台阶。陵园院墙外本来种着一排茂盛的洋槐树，通往墓碑的那条砖铺小路，两侧也有两道繁茂的花墙。陵园的里面，有两片桃园，而在台阶的尽头，墓碑周围，则是一大片的松树，那是专门从周围的山里移来的“秦岭松”。陵园建成之初，曾经有一个连的队伍驻扎在这里，专门为张季鸾守墓。没过几年，这些国民党的军队随着战事吃紧，不知所踪。这个庞大的陵园从此没了人看守。　解放后，特别是接踵而至的“大跃进”，为配合大炼钢铁，周围几个人民公社争先恐后地派人赶来这里。很快，陵园院墙内外的洋槐、白杨，还有坟前的秦岭松，都被干劲高昂的人们争抢着砍倒，送入土法炼钢的炉子里。《大公报》各大版面纷纷改组，新闻界与它的过去进行了决裂。在几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张家的后人此时已无暇顾及这些了。直至“文革”开始后，这些用江南运来的石材刻成的石碑，连同墓基上砌的石条、青砖，都被彻底砸碎，成为村民们用来盖房子的边角碎料。最后，在“破四旧”的运动中，一辆属于生产队的拖拉机从坟顶推过，将半个土包夷为平地。整个陵园瞬间变成了庄稼地，并且按照地界，被分成两半，划拨给了两个不同的村子。在一片混乱中，村民们突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张季鸾的墓地已经被人挖开了。打开的墓地好像一套“院子房”，里头有一间厅堂、两间小室，里面的陈设只余下一张石几，一把茶壶、一副麻将、一只烟斗，散落在上面。这便是这个庞大的陵墓保存下来的全部葬品。之后的几十年里，张季鸾的墓带着赤裸裸的裂痕，躺在这片凌乱的庄稼地里。即使是“文革”结束后，也没有人想要重新修整一下这个这只剩下半个土包的陵墓。　1994年，一名当地的记者寻访到这里，面对墓地惨状大为震惊。他在随后的报道中写道：“一代报人张季鸾墓，早已沦为荒郊野冢，无任何标识，人迹罕至。一抔残土，面对着暮春寂寞的阳光，不堪凭吊。”1999年的一天，张季鸾旅居香港的孙女突然打来电话，告诉张季鸾的外甥女李赋英，一个曾经在《大公报》工作的老人，辗转找到陵园，却发现建筑已经荡然无存，墓园又荒又乱，土包也只剩下了半个。“墓一定要重修，这是我的责任。”这个女孩在电话中说，“我只能拿出一万元港币，你能不能帮我做一下？”李赋英立刻答应了下来，为了批下一块地，她坐着公交车，从西安市市中心到长安县县城，来来回回不知道跑了多少趟。一开始，当地政府以为是港商回乡投资，热情很高，但结果发现只有一万港币，立刻“失望得不得了”。几番协商后，李赋英最终拿到了一亩地。这正是当年陵园尽头墓碑所在的地方。虽然与陵园最初40亩的规模仍相差甚远，但她已经觉得 “很满意”了。　李赋英按照子孙给长辈树碑的口吻，拟了“先父张季鸾先生之墓”几个字。至于石碑的背面，最后选择了两条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唁电，放了上去。最后的碑文，是李赋英请自己在水电工程局的一个同事写的。至于搭建这个墓碑的工匠，李赋英在村子里打听了很久，最终找到做了几十年石匠的邢炳年。没过几个月，这个经验丰富的石匠不仅盖好了墓碑，还从生产队的饲养室，把陵园里原来摆放的供桌又搬回了墓地。那是他在“文革”期间运回村里的。当时，因为供桌太大，又想不出能做什么，他就把这张石台丢在了饲养室里。如今，这张和生产队饲养的牛、马、驴子共处了几十年的供桌，终于又回到了墓碑的正前方。因为小时候常去张季鸾陵园玩耍，邢炳年对于这次重修墓碑的活计分外用心。等到墓碑搭建了一大半的时候，他自作主张，在斜对门的工匠那里，花了35元，刻下了一方写有“报界宗师”的小石碑，又把它加在了墓碑的顶端。这几个字，是他从李赋英送他的《张季鸾文集》中看到的。“这是周总理唁电里的话，”李赋英还听从了邢炳年的另一个建议，按照她原先的图纸设计，墓地的土包应该浇上水泥砂浆，把它整个覆盖起来，但邢炳年说，被水泥砂浆包裹的墓地，长不出草来，“人丁不旺”。回想起张季鸾年届五十才得独子，李赋英心中一动，立刻爽快地答应邢炳年，让墓地的逆土裸露着，多长些草。1999年秋天，新的墓碑终于立了起来。

2004年，与竹林村相邻的玉村率先将自己所拥有的陵墓周边土地租给了一所砖窑。随后，竹林村的生产队也将属于自己村的土地出租，建起了一家种猪场。当种猪场开始动工的时候，墓前的一条土路被截断了。在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看来，这所新建的种猪场，是显而易见能带动经济发展的“惠农项目”。如今，这个“陕西省万头瘦肉型良种猪繁育基地”已经拥有超过5000头种猪。在场院围墙外，两条用来排出猪粪的沟渠肮脏不堪，散发出浓重的臭气。至于张季鸾，“项目审批的时候，大家对他并不了解”。没有人知道这座在猪圈和砖厂夹缝中的墓地属于谁，没人知道墓室的主人曾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许多辉煌的记忆。

2008年4月，这里举行了纪念张季鸾诞辰120周年的祭拜活动。陕西省新闻工作者协会、陕西日报社、西安日报社、香港《大公报》陕西办事处、新民晚报社、榆林日报社的代表以及西北大学、西安外事学院新闻专业的学生，一行百余人专程赶到长安区杜曲镇，祭拜这位德高望重的新闻界前辈，张季鸾先生的孙子张哲明也专程从上海赶来纪念祖父。上午9时，众人在长安区杜曲镇镇政府设置的祭奠现场内，向张季鸾先生的遗像三鞠躬，表达悼念和崇敬之情。在听过张季鸾先生生平事迹之后，人们对其敬重之情又增添了几分。张季鸾先生的亲属和来自各地新闻界的代表宣读了纪念文字，简朴的祭奠仪式结束后，一行人捧着鲜花，前往6公里外的张季鸾先生墓地进行祭扫。

在祭拜仪式上，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感慨到：张季鸾先生从事新闻工作的时代，正是中华民族面临生死抉择的危难时刻，他从民族大义出发，刊发了一系列揭露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文章，呼吁国共合作，共同抗战。他崇尚“文人论政”，以广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字功底，写出了一批分析透彻、文风犀利的好评论、好文章。“今天，可以告慰季鸾先生的是我们的国家已经以一个独立、民主、富强、文明的大国形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新闻事业也在改革发展中开创了一个崭新的局面。” 西安日报社社长郝小奇表示：张先生早年走言论救国之路，以锋利之笔，写忠厚之文，成为享誉中外的新闻工作者和时政评论家。张先生祖籍陕西榆林，他对中国现代新闻事业贡献卓著，是我们陕西人的骄傲；先生病逝后安葬于长安杜曲竹园村，他的精神永存。他说：“我们怀念先生的目的是秉承先贤的意志和事业，我们将努力办好《西安日报》和《西安晚报》，更进一步彰显主流媒体的社会责任感和公信力。”新民晚报新闻总监蔡伟表示：张先生一生以言报国，为民谏言，其所办《大公报》享誉海内外。他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或檄文激辩，或慷慨议政，冲锋在新闻第一线，表现了一个爱国知识分子的伟大胸怀。

从2004年以后，“猪场逼侵报界宗师墓园”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直到现在，站在张季鸾的墓前，噪音与臭气依旧扑面而来。“我们也没办法”，长安区杜曲街道的曹国斌主任说，“搬迁需要的几百万元经费，我们也出不起，而且要找到一片工业用地，也是很困难的。”在2010年5月底长安区的一次会议中，当地政府再次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几种方案。除了耗费巨资将猪场搬走，另一个选择，则是将张季鸾墓搬迁到同在西安市长安区的“历史名人区”。

事实上，在种猪场和砖厂尚未建起来时，社会各界已开始呼吁保护张季鸾墓。2000年2月，西安市人大代表白瑞就提出“张季鸾先生墓应予保护并逐步恢复陵园原貌”的建议。对此，当时的长安县政府答复，已免费“提供了坟头所在的耕地一亩”，欢迎张季鸾亲友“投资修建张先生墓园”。

2002年1月27日，西安政协委员、陕西省记协主席尹维祖提出对张季鸾墓保护维修的建议，当时西安市政府复函称，长安区政府“已组织文管办、土地局、杜曲镇政府对墓园进行了修建，并在坟地周围栽植了花木”。然而，即使在这样的“保护”状态下，种猪场和砖厂还是顺利地建起来了。张季鸾的孙子张哲明曾在1990年去过墓地一趟，当时面对残景，有些伤心，2008年在张季鸾诞辰120周年时再去墓地，就感到极为愤怒，“路被占了，养猪场、砖厂包围了整个墓地……”

在媒体和有识之士的不断呼吁下，2011年1月，西安市长安区区长杨建强现场查看后，要求分管副区长牵头，相关部门和街道办负责，由区财政出资，做好墓园修葺、隔离围墙、道路修建、植树绿化，将“猪场逐步转移、砖厂逐步关闭等环境治理工作”。“重建墓地的设计图纸做了三稿，可是搬迁进行不下去，最后就搁到那儿了。”杜曲街道办主任张权日前称，自己调来不久，对于张季鸾墓以前的事并不清楚，但知道张季鸾其人，所以也着意保护，“墓园内，干净整洁，都是工作人员不定期打扫的结果”。张权称，关于新墓地的设计，找的是一家颇有实力的公司，根据设计图，新墓园将在砖厂西面，也就是墓地东侧开一个门，但对此设计家属方面不同意，坚决要求搬迁种猪场和砖厂。可事实是，种猪场和砖厂分属杜曲和王莽两个街道办，要“搬迁并不容易”。杜曲街道办介绍，就搬迁一事曾与猪场多次协商，对方也同意搬迁，但杜曲范围内已没有用地指标。一份资料显示，要搬的种猪场，占地50亩，投资800万元，2007年被省上确定为“省万头瘦肉型生猪繁育基地”；而砖厂属于一家建材公司占地70亩。街道办一名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种猪场猪最多的时候超过了5000头，若要搬迁，需800万元~1000万元左右。至于砖厂，一年产值300多万，“根本负担不起”。

张先生系榆林籍文化名人，报界宗师。家乡人民在得知先生位于西安的陵墓被猪场包围的情况下，经家属申请人，榆林市政府和陕西省政府的努力下，最终将先生陵墓迁回祖籍榆林。为此，榆林市政府在东沙专门修建了季鸾公园，将先生的陵墓迁入公园内的月亮湾，并在院内修建了季鸾纪念馆，供游客瞻仰和参观。

季鸾公园位于榆林城区东郊，占地面积3315亩，东起新210国道过境线，南至钟家沟新农村，西临金沙二路，北靠榆麻路，概算投资7.2亿元，由榆林市住建局负责建设，建成后交由我区管理。目前，公园一期绿化、景观节点、亭阁、雕塑、园内道路等工程已基本结束，二期景观、给排水、电气等工程正在建设，计划2015年底建成投用。

2011年以来，根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批示，经过市、区主要领导及相关部门的多次协调对接，一代宗师、文坛巨擘，榆阳籍著名爱国人士张季鸾先生灵骨，于2014年8月13日从西安市杜曲镇竹林村迁回故里，安葬于此。张季鸾先生是我国近代新闻事业的奠基者，享誉海内外的政论家和爱国人士，与国民党元老于右任、水利专家李仪祉并称“陕西三杰”，他主笔《大公报》15年，使《大公报》成为当时最富盛名、极具影响的报纸之一，1941年荣获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奖章，成为我国报业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张季鸾先生陵墓选址在季鸾公园南头的月亮湾，面临榆阳河，背靠红山，东北西部突起，中间平展，南部拟建54级台阶作为陵园通道，寓意张先生生年54岁。墓冢座基高0.96米，直径9.6米，由清涧青石砌护，选用本地石材，体现地方特色，其中土冢高2米。整个墓园端庄大气，简易朴素，风景优美，幽雅怡静。既可安慰张先生在天之灵，又体现了一切从简的原则。

季鸾公园建设依托张季鸾先生陵墓和东沙森林植被，着力打造体现榆林人文精神和集文化、休闲等功能于一体的生态公园。建成后，对于改善东沙片区居住环境，提升榆林城市品位，加快榆林国家园林城市和生态园林城市创建，将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公园景观结构整体上可概括为“一带”、“三轴”、“四片区”，所谓“一带”指沿金沙二路由城市向公园过度的市民休闲带，“三轴”指沿公园东西方向物质民俗文化轴和南北方向精神生活民俗文化轴、社会民俗文化轴设置的陕北民俗文化景观，“四片区”指公园建设的林荫休闲区、郊野运动区、游乐体验区和绿野游赏区。公园共有4个主出入口，园内建有一级园路5条，二级园路6条，三级园路19条，分别沿三条主轴线布置。此外，还点缀了以境内国家重点保护鸟类命名的8亭1阁，进一步体现了区域丰富的生态资源。

季鸾公园的建设，对于弘扬张季鸾先生精神理想，彰显榆林人文底蕴，教育公众铭记历史，启迪新人奋发成才，全面推进文化建设具有重大意义，将成为一张响亮的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