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梓桢（1913年9月—1982年8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山西省灵石县人。1936年3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红军孝（义）灵（石）汾（阳）游击第三大队大队长，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独立二营连指导员，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教育干事、教育科科长兼宣传大队政委、师教导大队代政委、师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部长、师政治部保卫部（锄奸部）部长，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部长，辽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辽宁人民军政学校教育长，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副校长兼副政委，旅大警察学校副校长兼政委，东北军区独立第五师政委，第四野战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政治部副主任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联络部部长兼秘书长，旅大警备区副政委、顾问，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委员等职。

1913年9月，张梓桢出生于山西省灵石县交口镇（今交口县）回龙乡下庄村一个农民家庭，曾用名张松操、张天喜。

1919年，张梓桢6岁的时候，被过继给大伯父。没有亲生子女的大伯父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儿子”张梓桢身上，让他念书。他们还请了先生算卦，先生一句“此子将来有官无印”。虽然没有印，大伯父也很高兴，更加省吃俭用供张梓桢读书。张梓桢曾在村办小学和回龙小学读书。

1931年，张梓桢报考山西省立第一师范。考完后，老师告诉他，初试被录取了，卷号、名次、姓名都没错，可是揭榜时，他的名次上面竟是一个姓高的学生。张梓桢被别人顶替了。这时，他开始嗅到现实社会的一点黑暗。之后，张梓桢又考上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三年后又考入太原师范学院。

1935年，张梓桢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任学校地下共产主义青年团团支部书记，积极从事学生运动。

1936年3月，在学校里就喜欢当“职业革命家”的张梓桢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军东征期间，张梓桢奉上级之命任红军孝（义）灵（石）汾（阳）游击第三大队大队长，活动于中阳、孝义、隰县一带。后来，张梓桢任中国工农红军晋西游击队独立二营连指导员。不久后，张梓桢调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政治部宣传部的干事。同年6月，张梓桢转入中国共产党。

1937年4月，张梓桢调任八路军一一五师政治部干事，参加了平型关战役。张梓桢的工作就是利用日军俘虏，瓦解日军斗志。后来，日军俘虏多了，张梓桢就开始对日本的风俗习惯进行研究，抓住日本士兵的心理要害，启发他们思家厌战情绪。

1939年8月，张梓桢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教育干事、教育科科长。

1940年5月，张梓桢调任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大队政委兼教导大队代政委。

1941年6月，张梓桢调回一一五师政治部宣传部教育科工作。

1942年1月，张梓桢任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军工作部副部长。同年秋，张梓桢升任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至1944年9月）。当年的日本的樱花节，在一一五师驻地的一个地主家大院里的樱花树下，张梓桢为日军俘虏举办了一场樱花晚会，摆下水果、食品，播放日本音乐，当时政治部主任肖华还到会讲了话。日俘们激动得载歌载舞，彻夜不散。张梓桢还向师部申请，给日俘们安排“保健饭”，在日常生活中争取日俘。保健饭是大米、白面和蔬菜，相当于当时八路军团职以上干部的就餐标准。对日军战俘这么好，一些干部战士还很有意见。张梓桢和他们讲了瓦解日军的政策后，大家都没说什么。在政策感召下，日本战俘本乔朝治成为对日军工作的积极分子，担任了“日本反战同盟会”山东支部支部长。但是也有顽固不化的战俘，一个被俘日本军曹想方设法要逃跑，用自己的毛衣和金牙来贿赂看守战士。后来，张梓桢同意他走，但是劝说他回去多做对中日人民有利的事，那个军曹泪流满面，点头称是。

1943年，张梓桢调任山东军区敌工部副部长、部长，参加了挺进山东，创建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和山东军民反“扫荡”的斗争。

1944年9月至1945年7月，张梓桢任一一五师政治部保卫部（锄奸部）部长。

1945年8月至9月，张梓桢再次出任一一五师政治部敌工部部长。10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张梓桢随部赴东北，任辽东军区政治部秘书长。

1946年1月，张梓桢任辽宁人民军政学校教育长。8月，张梓桢调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任副政委，对学校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1947年1月，张梓桢调任旅大警察学校副校长兼政委。8月，张梓桢调任东北军政大学辽东分校副校长兼副政委。

1948年2月，驻扎营口的国民党暂编第五十八师师长王家善宣布起义，改编为东北军区独立第五师，后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七师”番号。5月，张梓桢调任独立第五师政委。10月，张梓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六七师政委，负责改造这支旧军队。张梓桢到任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让起义过来的参谋长给自己分派警卫员和门卫。事情虽小，但是影响很大，部队上下都议论：“张政委对我们起义部队很信任。”张梓桢做改造工作非常注意方式方法，他说一切工作都应该围绕“光荣起义”，激发战士培养光荣，热爱光荣，向光荣的人民军队看齐。他一直回避在起义部队面前讲“国民党反动派”等词句，因为这常引起起义官兵误会，认为是“指桑骂槐”。张梓桢做工作灵活，不拘小节，又不失原则。一位师里的高级起义军官通过手下一位财务科长贪污了一笔钱，后来怕被查出，就指使这位科长流落沈阳，不准归队。一次张梓桢和这位军官一起到沈阳公干，见到了这位科长，对他说：“你赶快回师吧，长期在外，不是长久之计。”科长说：“政委，我也很想回去。”张梓桢说：“咱俩一块回去。”这时随行的那位军官哑口无言。回到驻地后，心虚的他找到张梓桢，说明了事情，说：“对不起共产党。”张梓桢说：“革命干部有困难应该报告组织解决，贪污是错误的，但承认了检讨了，就欢迎。”当即动员他在司令部干部会上承认错误。这件事让起义部队干部心服口服，他们说：“共产党才有光明，共产党宽大为怀。”

1949年3月，经过改造的一六七师归属1948年长春起义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番号一五〇师，在抗美援朝作战中，这支国民党起义部队打得相当英勇，受到彭德怀的表彰。9月，张梓桢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政治部副主任，参加了鄂西战役、成都战役。年底，范绍增的袍哥武装“挺进军”和陈克非的第20兵团在四川起义后，交由长春起义部队成建制改编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负责对其实施改造，张梓桢负责主持改造工作。接到任务后，张梓桢从五十军内部选了三四百名基层军官（这些军官90%以上为经过改造的海城起义和长春起义官兵，由起义官兵去改造起义官兵），带着他们进入起义部队，圆满完成了改造这支部队的任务，把这支部队变成了英勇善战的人民子弟兵。

1950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政治部副主任张梓桢随五十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兼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秘书长。他参加了第一至四次战役以及攻岛作战、飞机场修建、朝鲜西海岸反登陆防御等斗争。在第一、二次战役中，五十军主要任务是保证主力部队的侧后安全及追歼南逃敌人。第三次战役中，五十军打得十分英勇，取得胜利。战役结束后，张梓桢组织军政治部有关人员，收集材料，整理英模事迹上报。在第四次战役前夕，张梓桢以五十军与在二次战役中立了大功的三十八军并肩作战为契机，抓住机会进行宣传，以激发全军指战员的荣誉感，加强全军指战员的责任心。他及时组织政治部工作人员深入了解战况，宣扬先进典型，介绍防守方面的成功经验。在有关场合，他启发各级干部，要大讲第四次战役的重大意义，且要讲明我方的困难，同时要求指战员熟悉地形，抓紧构筑工事，科学地布置兵力，以保证在汉江南岸牵制敌人主要进攻集团，阻止敌人前进，掩护主力集结的任务完成。此役中坚守白云山的四四七团与敌激战11昼夜，毙伤敌1400余人，被总部授予“白云山团”光荣称号；坚守帽落山的四四三团激战八昼夜，歼敌1500余人；坚守修理山的四四四团奋战10昼夜，毙伤敌1100余人。

1951年1月，50军和39军成为最先打入汉城的两支志愿军部队。1月31日志愿军首长表扬了五十军“打得英勇、顽强，特别是一四八师四四三团、四四四团、一四九师四四七团”。张梓桢等将上级的表扬转发全军，进一步坚定了敢打必胜的信心。2月7日至3月15日，五十军在汉江两岸的机动防御作战中战胜了重重困难，毙伤俘敌11000多名，缴获各种枪支1800多支及许多军用物资，打击和消耗了敌人有生力量，保证了我预备队的开进和集结，为实施下一次战役争取了时间。随后，五十军回国整补。张梓桢与政治部主任领导各级政治机关，宣传由于全军作战、艰苦奋斗而取得的胜利和荣誉，要求指战员们认真总结前四次战役的经验和教训，发扬优点，克服缺点，使新增补的干部、战士（共补19000余人）受到一次生动的入朝作战教育。7月4日，五十军再次入朝。该军大部分奉命承担修建永柔、南阳里、顺安、顺川机场的紧急任务。修建机场虽不在前线，却同样遭到敌机不分昼夜的轰炸。有的人对此认识不足，张梓桢便用战士们的亲身经历，教育大家认识修建机场的重要性。他说祖国的空军就要出动了，要严惩那些杀人放火的美国空中强盗，为中朝人民报仇，为死难烈士雪恨。可是现在前线没有机场，影响我方空军的出动，以致美国空中强盗仍在我们头上作威作福，这是我们坚决不能容忍的。广大指战员听后心情十分振奋，都拼命加班赶修机场，于9月16日提前完成了修建机场的任务。10月，为配合板门店“关于岛屿部队撤退问题”的谈判，解除西部沿海岛屿的敌特武装的威胁，志愿军首长命令五十军渡海作战。在动员工作中，张梓桢再三向各级政工部门和干部提出：要突出渡海作战是我军历史上第一次陆、空协同作战，其意义远远超过了战斗规模，且难度很大，战术技术要求很高。全军经深入动员后提高了认识。由于动员深入，准备扎实，自11月5日起至月底，五十军在空军配合下，连续组织了四次渡海作战，攻占了椴岛、大和岛、小和岛等十多个岛屿，歼灭敌特武装570余人，从而扫除了敌人在朝鲜北部海域中的情报基地。

1952年1月，五十军奉命担任鸭绿江口至清川江口的100公里的朝鲜西海岸的防御任务。张梓桢组织军政治部将上级发下的《积极准备、坚决粉碎敌人冒险登陆的政治动员要点》印发给师团，组织全军普遍进行了政治思想动员和战备教育，纠正了轻敌麻痹思想，提高了筑城的自觉性和备战的积极性。于是，全军上下都开始进行紧张的抗登陆准备。4月底，敌人被迫放弃了登陆进攻的企图。9月，张梓桢调任志愿军政治部敌工部部长，参加了1953年的朝鲜停战协定签字仪式。抗美援朝结束后，张梓桢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

1955年9月，张梓桢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60年1月，张梓桢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部长。

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后，总政派张梓桢率工作组到西藏，指导和帮助俘虏收容所的工作。当时在西藏边境俘虏收容所中有3000多名印军俘虏。他们得到我军多方宽待和妥善照顾，极大地维护了我国的国际形象。但是，看似平静的战俘管理背后竟是惊涛骇浪，一起印俘的骚乱事件却险些酿成大事件。

1963年春天的一天，一名警卫战士和印俘因为生活习惯问题发生冲突，在枪支被印俘抓住时，情急之下开枪，子弹击中印俘肩膀。一些印俘以此为由，聚集在战俘营前广场上，乱摔被服、呼喊叫骂、绝食。其中一些印俘还拿起木棒，叫嚣要夜打营部。危急时刻，时任解放军总政联络部部长的张梓桢一面指挥加强警卫，一面让卫生所给受伤战俘精心治疗，准许印俘中担任过卫生兵的俘虏担任陪护。同时要求各中队备好吃喝，愿吃者欢迎，不吃者不强迫。时间一长，印俘中吃饭的人越来越多了。随着天气变冷，那些扔掉衣服的俘虏开始捡回自己的衣服，有的人后悔下手晚了，衣服让别人抢走了，咒骂带头闹事的没良心。到了半夜，那群手拿棍棒，叫嚷着要血洗营部的人早都没了人影。5月底，三千多印俘被遣返回国。张梓桢在《自我纪事》中说：“数千印俘回国后没有一个人说我们坏话的，我作为中印边界反击战中有功的高级将领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1967年6月，张梓桢改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秘书长。

“文革”中，张梓桢曾一度受到迫害。

1976年8月，张梓桢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副政治委员。

1981年5月，张梓桢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旅大警备区正兵团职顾问、辽宁省第四届政协委员。

1982年8月22日，张梓桢因病在大连逝世，享年69岁。

1940年敌人扫荡时，一一五师战士剧社分几个小队活动。驻在山荫寺里的一个队，由于个别管理人员政策水平低，纪律观念差，见寺庙的和尚行为可疑，误认为是汉奸，竟在返回师部时擅自没收了这个和尚的一些豆油等挑回驻地。剧社政委张梓桢当晚即发现了，令管理员将油原封不动地妥为保存，并迅速地反映给罗荣桓政委。罗政委对此事极为重视，他亲自主持召开了师直属队的党、政干部会议。张梓桢承担了领导责任，并作了检讨。罗政委讲了话，强调要严格执行统一战线政策，要团结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他指出领导上的责任，并给了张梓桢同志一个口头警告。会后，张梓桢派人把没收的东西全部退还寺庙，并向和尚承认了错误，挽回了不良的政治影响。

张梓桢曾写过文章总结工作经验，名为《加强敌工工作 争取伪军起义》，将伪军分为中下级和高级军官，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逐个攻破。对于不同军官，采用如下方式：“……召集伪军家属座谈会，号召他（她）们……请他（她）们吃饭，以示关怀。不少伪属愿意为我往据点里送信、联络，纷纷劝说其亲人‘洗手’回家团聚。对有些民族意识的伪军上层军官，向他们宣传要保持民族气节，‘驱逐日帝，还我河山’，以及‘苏武牧羊’‘岳母刺字’等故事，送‘关公像’‘岳飞像’。还通过各种社会关系对伪军中、下层军官进行秘密联络，建立朋友或情报关系。对伪军高级军官中有条件的，则进行公开或半公开的联络活动，设联络员或联络站，定期派人晤谈。‘山东军区办事处’主要是联络和接待那些愿意来抗日根据地了解我方政策、试探我们态度或有某种个人要求的高级军官和家属。敌区社会上层开明人士，也请一些根据地的上层统战人士到敌区、伪军中去结识旧交，进行抗战游说，或通过伪军上层主官同意，派秘密工作干部以‘合法’身份在其内部进行争取工作。这些工作都是和军事斗争有机配合进行的，一打一拉，先打后拉或先拉后打，使伪军从‘保存实力’“出发，权衡利害得失，促成我争取之条件。同时，也对部队、对根据地居民进行政策教育，使广大官兵和人民在艰苦困难条件下从大处着眼，理解我们采取的宽大政策，舍得必要财物换取政治主动的重要意义，发挥他们参加瓦解日、伪军的积极性。”

日本投降后，有不少日军流散的士兵，到处谋求职业。有的同志还保持着以往收容国民党军士兵的老办法，盲目地收容甚至武装这些人。一天张梓桢乘卧车去后勤部加油，一进门遇到荷枪的日本人盘问，大为惊奇。问及后勤某负责人，他说：“这些日本人不错，很负责任。”他们收容武装了10多名，这多危险！张梓桢当即要他们解除武器。还有，一位被派进“满铁医院”的政委，一天夜间来向张梓桢汇报工作。当时张梓桢上厕所一出门，看到走廊上对着他的门口站着一名端枪上刺刀的日本人。张梓桢回来问及该政委，他说：“这个日本人是医院中的积极分子，可靠，是跟来作警卫的。”张梓桢当即批评他决不能这样干。张梓桢说，这期间，东北有的城市发生日特、国特暴动，暗杀也不少。在大好形势下，一些同志进城后，容易和平麻痹，丧失警惕。

张梓桢于1950年春节前赶到陈克非兵团司令部开始工作。他到后第二天早饭后，陈克非提出一个出乎意料的邀请，就是次日上午，兵团为机关12对男女举行集体婚礼，请张梓桢参加典礼和宴会。张梓桢想，这个要求是“先斩后奏”，突然袭击。去吧，就等于组织批准了，却不合解放军的制度；不去吧，就等于给这些男男女女泼冷水，给人们制造不满情绪留下口实。但转念一想，到时候去了，正好借参加仪式的机会宣传革命的夫妇关系，勉励一番；出席宴会，正好借此个个祝酒，愿他（她）们幸福，留得好印象，同时为光荣起义而干杯，勉励大家进步。张梓桢于是欣然答应。事后军官们反映：“主任一来，就祝贺我们办喜事，什么时候也忘不了。”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抗美援朝结束后，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自由独立勋章、二级国旗勋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