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克非(1903年—1966年) ，别号钟灵，又名文彦、毓彦，浙江天台人。黄埔军校第五期政治科毕业，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五期、将官训练班第二期毕业。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九师排长、连长、营附，第九师第五十一团副团长、团长。

1926年夏，陈克非考入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时军校已改名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进校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入伍训练，考试合格，并于是年11月编入学生队。当时正忙于北伐战争，军校的学生亦过着紧张的军旅生活，学习秩序很不正常。

1927 年，“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国民政府，同时在军校内开展“清党”，搞得人心惶惶。7月，第五期的部分学生迁往南京，并于当月20日举行了毕业典礼。直到此时陈克非才领到了军校颁发的毕业证书。后来他被分配到蒋介石的嫡系部队第一军第九师任少尉排长(该师原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1928年北伐到济南后，经调整部队建制，才改称为第九师)。该师师长是蒋鼎文。

1929年，蒋鼎文奉命率师西征讨伐桂系，陈克非随军沿江西进武汉，桂军不战而败。未几，蒋介石又以第九师为基础建立第二军，辖三个师，即蒋鼎文的第九师、陈诚的第十一师、夏斗寅部的第十三师。蒋鼎文任军长兼第九师师长，陈诚为副军长，陈克非则在九师任连长。

1930年5月，蒋、冯、阎爆发中原大战，蒋鼎文率第二军三师一旅之兵力，进击冯、阎。陈克非随师转战中原，并升任为营长。冯、阎败北，蒋鼎文率部进驻洛阳。九师营地扎在张钫的家乡。张钫曾赠给第九师燃料和灰面，这给陈克非留下了难忘的印象。次年，该师在蒋鼎文的指挥下，参加了蒋介石对江西中央苏区发动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1月，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十九路军奋起抗战，蒋鼎文奉命率部赴上海参战，时第九师驻嘉善一带，师长李延年(蒋鼎文已不兼师长)。是年年底，第九师又奉命参加了对江西苏区的第五次“围剿”。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李延年接任第二军军长。陈克非任该军第九师第五十一团副团长，第二年升任为该师第四十九团团长。当时，王凌云所部的第七十六师和杨宝毂部的新三十三师也先后编入第二军建制。他们在鄂北、鄂西等地，与日军展开了多次激战。1942年，由王凌云接任军长，陈克非于1944年晋升为第二军第九师师长。

根据陈克非将军回忆：

第九师不同于其他部队，是由蒋介石亲自掌握的。1925年，蒋介石将黄埔军校的两个教导团扩编为两个师，后又收许崇智部改编为一个师，合并成为国民革命军的第一军，军长由蒋介石兼任。第九师就是原来第一军的第一师，于1928年到达济南后，经调整部队建制改称的，师长为蒋鼎文(1928年—1931年)。

1930年，蒋介石又以第九师为基础建立第二军，辖三个师，即：蒋鼎文部的第九师，陈诚部的第十一师，夏斗寅部的第十三师。军长为蒋鼎文，副军长为陈诚。尔后第十一师扩编为第十八军，夏斗寅师也调编出去了。1937年，抗日战争发生后，李延年接任军长，其后王凌云部的第七十六师和杨宝毂部的新三十三师也先后编入第二军建制。1942年，王凌云接任军长。抗日战争结束后，军改为师，原第二军改称整编第九师，原第九师改为整编第九旅。1948年，又恢复建制为军。由陈克非接任军长。到1949年，以第二军为基础又扩编为第二十兵团，最后在四川彭县起义。

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一面与共产党搞和平谈判，一面加紧准备发动打“内战”，并对军队建制方面进行了调整。这时原第二军改称为整编第九师，原第九师则改为整编第九旅。陈克非于1946年任整编第九师第九旅旅长。1948年，又恢复建制为军，陈克非任整编第十五师师长，不久升任为第二军军长，所部驻在南阳、鄂西一带。这时全国性的“内战”正在激烈进行。

1948年11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战役胜利之后，随即发起了淮海战役。蒋介石见势不妙，电调陈克非率第二军南下，保卫南京。陈克非随即奉命率部往南推进。但当他的先头部队到达沙市后，才发现缺乏转运船只，为解决运输问题，陈克非亲自到汉口向华中“剿共”总司令白崇禧交涉。而白崇禧却对他说：近几天以来，情况很紧张，三两天内恐怕黄伯韬、杜聿明、邱清泉等兵团都要被共军包围和歼灭。重装部队转移困难空运补给不易，你去了也无济于事。陈克非听罢感到很惊奇。未过多长时间，顾祝同总长从南京给他打来电话，说：淮海方面的战事已到了关键时刻。黄伯韬已牺牲了。现在共军把兵力集中到杜聿明兵团这方面.....目前，空军运粮弹颇感困难。白总司令想留你们第二军在华中，但南京方面现无作战的有力部队，经总统考虑决定，你们第二军可留一个师在华中，主力由你自己率领来南京。但到第2天清早，白崇禧又对他说：顾总长要我告诉你，杜、邱等兵团已无法挽救了，你们第二军全部不去南京，留在华中，在沙市集中休整，归第十四兵团司令宋希濂指挥(当时宋在汉口)。事后，陈克非便返回到沙市。

1949年4月，白崇禧命令陈克非率部赴长沙，陈的主力刚刚到达常德，因情况变化，又奉令返抵枝江仍归宋希濂指挥。当时，宋的司令部设在宜昌，陈克非用电话向宋的司令部报到，从中得知宋去湖南未回。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开始横渡长江，陈部在观音寺以南与解放军打了一仗，接着急速向宜昌转移。宋希濂在炮火连天的情况下，由湖南回到宜昌。在解放军的强大攻势下，他们只好放弃宜昌，转移到巴东、建始间，凭险抗拒。这时陈克非已被提升为第二十兵团司令官。

是年11月，陈克非为解决部队过冬棉衣问题，由恩施乘飞机前往重庆，找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及军需署长陈良，要求他们帮忙解决。事情办妥后，陈即飞回恩施。这时，人民解放军的先头部队已到达秀山，陈克非率部转向川东，于当月中旬到达彭水南北一线。当晚他与宋希濂起到江口见蒋经国。在谈话间，蒋经国取出他父亲写的两封信分别交给宋希濂、陈克非。陈一看很激动，特别是见信开头蒋介石亲笔称他“克非吾弟”、末叙“饬长子经国持书前来代表余意”，信尾署名为“中正手启”，陈觉得很光荣，他向蒋经国表示恪尽职责，抱定“做个不成功便成仁的军人”，蒋经国听罢很高兴，称许陈克非为“标准将领”。

陈克非回到驻地后，与参谋长徐建德研究了一下有关兵力部署等问题，他很想在川东阻击战中建立功勋，以回报蒋家父子之恩。但好梦不长，在人民解放军的猛烈打击下，他的主力被截断，失去掌握。他只好率领兵团的几个直属部队，突破川东，奔向川南，经綦江到达璧山集中。这时，他听说原在重庆的国民党军政要员都逃往成都了，随即亦率本部向成都方面转进，并于12月初到达该地。

这时蒋介石正住在成都军校，当得知陈克非已来到成都时，随即便在军校召见了陈克非。见面后，蒋介石勉励陈克非要发扬“黄埔精神”，并把败逃到成都附近的宋希濂的部队（时宋下落不明）也统归陈克非指挥。原先，陈克非以为这次晋见，准会受到蒋介石的处分或挨骂，结果非但未受任何责怪，反而更被信任，因此他对蒋仍充满幻想。未几，从川东转移出来的国民党的零碎队伍，陆续到了成都。陈克非据各部的实力调查报告和自己眼前所见到的情形，觉得好像乱麻一团。

是月12日，陈克非又往成都军校，想再向蒋介石面陈底细，但到时一见，竟人去楼空。经打听他才知道，蒋介石已在两天前乘飞机逃到台湾了。此时此刻，他对蒋才大失所望。而今后自己该怎么办，他一时心中茫然，不知所措。

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等已于蒋老头子走后的第二天联名通电起义。我的儿子张光居当团长，就是在邓锡侯那里起义的。”讲到这里，张钫停了一下，然后以严肃而慎重的态度接着说，“克非兄啊，我们的蒋先生这一辈子算完了，没办法了。国民党连续打败仗，南京、上海相继解放，席卷两湖、两广，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国民政府在大陆已无立足之地。依我看来，是完了，没办法了。这不是我为共产党当宣传员，因为段国杰过去和我是同事，现在他是你的部下，直接间接都是一家人，为我们自己本身利害的关系，不妨说说知心....”听罢，陈克非越觉不安宁。因为这时他的部队已归胡宗南

形势在急剧地变化，中国人民解放军攻占重庆后，迅速攻向成都。这时陈克非已把胡宗南交给他解决邓部的任务抛到了脑后，在张钫的帮助下，立即派副军长段成涛到彭县和刘文辉、邓锡侯联系。不久，段成涛回来向他报告说：不但刘文辉、邓锡侯愿意相助，而且在他们那里的共产党地下工作组的代表朱德钦、陈离等人，亦表示欢迎，说“向人民起义是光荣的，党的起义政策是不变的”，并限三天之内作出答复。陈克非听罢，思想上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想来想去，还是下不了决心。到22日，当他向胡宗南总部打电话联系时，才发现电话线已经撤了，胡宗南本人已于早晨7时从广汉机场上飞机逃跑了。直到这时他才拿定了主意，次日便找罗广文商量起义事宜，并向张钫请教如何拟定有关起义的通电。起义电稿拟好后，又通知各军军长开会，签名表明态度。然后将电稿连同签名原件送往彭县，当晚由刘文辉的电台发往北京。起义终于实现了。

陈克非说：“我认为选择这条起义之路，是生路、是光明之路。”从此他走向了新的人生。当时他被任命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高参兼第五十军副军长，后又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参事室参事、武汉市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副主任、湖北省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等职。

陈克非将军一生光明磊落，一心救国爱民。影片《大进军——席卷大西南》有陈克非将军的情节。1950年1月1日，贺龙特地安排接见陈克非将军。文化大革命爆发后，陈克非因“历史问题”受到迫害，于1966年含冤去世。

1979年4月，中央统战部在武汉召开陈克非将军追悼大会，并予以平反昭雪。陈克非将军的忠骨，埋在家乡螺溪村外的老磨山。2004年，陈克非将军入选当代百位杰出天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