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延年（1904年3月11日—1974年11月17日），又名益寿，字吉甫，山东省乐安县大王桥镇大王桥村（今属广饶县大王镇王西村）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

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日（1904年3月11日），李延年出生在山东省广饶县二区大王桥镇一个富裕的耕读世家中。他的父亲李之权是个熟读孔孟经书的乡绅。李延年是家中次子。

李延年幼丧母，却聪悟过人，受其父疼爱，但管教颇严。10岁时，李延年就读本村初等小学，毕业后以优等成绩升入邻村刘集振华高等小学堂就读。在该校就读两年半后（振华高等小学堂每期是三年毕业），他于民国九年（1920年）9月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济南山东公立商业专门学校的附设甲种商业讲习科读书。在校期间，李延年常到国民党人王乐平创办的“齐鲁书社”借一些进步书籍阅读。

民国十二年（1923年），李延年经王乐平、延国符（后为北京特别市出席国民党一大代表）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

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王乐平赴广州出席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回济南为黄埔军校秘密招生而作宣传工作。当时，李延年十分向往孙中山提倡的革命运动，于是决定弃学前往上海环龙路44号参加考试，结果同李仙洲、李玉堂、刁步云、王叔铭等人一起被录取。随后，他们乘船到广州，由王柏龄主持又进行了一次极为严格的考试，依然顺利通过。6月入学后，李延年进入第二队学习。在黄埔一期生中，他与同乡李玉堂、李仙洲有“山东三李”之称。

同年10月中旬。李延年与黄埔军校的全体师生参加了平定广州商团叛乱的战斗。11月底，经过各种考试，李延年毕业，并被分发到军校教导团任见习官。不久，升为排长。

（图册来源）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中旬，李延年参加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因战功晋升为教导团第八连连长。同年夏，他参加了在广州平定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叛乱的战斗。10月，他又参加第二次东征。在攻克惠州城的战斗中，李延年冲锋在前，再立战功，于不久后升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第四团第三营营长。

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李延年营所在的第一军第二师编为北伐军总预备队。8月上旬，第二师随唐生智的第八军从长沙循粤汉线北攻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队。李延年先后参加了攻占汀泗桥、咸宁及进攻武昌城的战斗。9月上旬，北伐军分三路攻入江西，与孙传芳部作战，李延年营编入东路军左翼军行列。北伐军先后克复赣州、萍乡、宜春、万载、修水、高安等地，直逼南昌。在克复南昌城的战斗中，他又立下战功，升任第二师第四团中校团附。尔后，李延年跟随第一军军长兼东路总指挥何应钦开辟福建战场，为最后占领福建全省作出不小的贡献。

民国十六年（1927年）1月，李延年部随东路军第三纵队由赣东及闽北进入浙江，于2月18日攻占杭州，李延年升为第五团团长。3月23日，东路军进抵上海附近，李延年团驻守丹阳。“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随何应钦继续北伐，于6月参加攻占徐州的战斗。不久，何应钦的第一路军奉蒋介石之命，撤回江南。8月13日，蒋介石宣布下野。孙传芳趁机占领龙潭，直逼南京。这时，第一路军担负乌龙山以东长江下游一带之防务。在激战中，李延年面对强敌，指挥若定，打退了北洋军数次强攻。在全团官兵伤亡过半的危急情况下，他仍坚持战斗数日，因而受到李宗仁、何应钦赞扬。10月，何应钦部继续北上，追击孙传芳残部，在徐州、蚌埠及运河南岸发动攻势。李延年团与直鲁联军鏖战于临淮关，他不畏三面受强敌包围的危险，沉着应战，死守三天三夜，打退了联军多次进攻。在战斗中，哪里最危险，他就冲到那里指挥。全团官兵在李延年的带动下，奋力拼杀，终于守住了阵地。战后，李延年晋升为少将团长。

民国十七年（1928年）1月，蒋介石复职总司令，将何应钦的第一路军改编为第一集团军，并亲自兼任司令长官。5月初，蒋介石率第一集团军达到济南，准备北上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5月3日，日本侵略军以武力阻挡第一集团军北上，并开枪向中国军民扫射，制造了“济南惨案”。这时，蒋介石下令撤出济南，并于5月6日令李延年团和邓殷藩团“留守”济南，掩护大部队撤出，绕道北上。自8日起，李延年团扼守济南旧城，同日军福田彦助第六师团数度鏖战，坚守城池三天三夜。在伤亡了三分之二士兵的情况下，他始终没有让日军进占济南旧城一步，一直坚守到11日才奉令突围撤出。掩护后撤的一个排全部殉难。李延年此举备受蒋介石赏识，使其得以在战后升任第二师副师长。

二次北伐胜利后，蒋介石主持了国民革命军的“整编”工作，李延年改任为蒋鼎文第九师第二十六旅旅长，移驻江苏新安镇。民国十八年（1929年），李延年率部随蒋鼎文开赴武汉，参与蒋桂战争；后参加讨伐石友三的战争。民国十九年（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李延年部随第九师隶属于平汉线何成浚第三军团，在其指挥下进抵杞县，攻取兰封。民国二十年（1931年），李延年调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攻城旅旅长。6月，又调为新成立的警卫军第二师的副师长。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警卫军第二师改编为第八十八师，李延年任副师长，驻防沪杭线上。“一·二八”淞沪抗战（参见词条一·二八事变）爆发后，李延年列名于八十八师师长俞济时领衔发表的“团结御侮，请命杀敌”通电，赴沪参战，并于2月18日接替江湾、庙行一带的十九路军防务。20日拂晓，李延年部与来犯日军激战达两昼夜，大挫敌锋。22日，李延年部在友军支援下再次包围、击退来犯的日军，被认为是此次沪战中的最佳战绩。5月5日《淞沪停战协定》签字后，李延年由蒋鼎文保荐，接任第九师师长，驻浙江嘉善。7月上旬，又兼任徐州警备司令。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2月，李延年率第九师开赴江西，参加第四次“围剿”，所部被编为陈诚的中路军总预备队。2月下旬，中路军自抚州、宜黄、乐安分三路纵队进犯广昌，第一纵队两个师被红军歼灭后，陈诚将李延年部编入第一纵队，与其嫡系部队第十一师交相掩护，继续南进。3月下旬，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在草台岗地区一举围歼了第十一师（参见词条草台岗战斗）。李延年企图增援，遭到红十二军阻击，被歼一个团，他率残部北逃。同年秋，李延年参加第五次“围剿”，曾奉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陈诚的命令，在大雄关地区与红一军团、红五军团数度激战，于11月20日进占党口。

就在此时，第十九路军于福建打出了抗日反蒋的旗帜，成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参见词条福建事变）。蒋介石急调嫡系部队十个师入闽“讨伐”。其中，李延年率第九师奉命由赣东开进闽北建阳、建瓯集结，受“讨逆军”第三路军总指挥蒋鼎文指挥。他会同第三师李玉堂部沿闽江北岸东进。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1月，在探知水口守军内部空虚的消息后，李延年以一个团的兵力一举攻占水口。2月初，李延年率第九师和第三师占领福州。

蒋介石镇压福建事变后，又命所部转入苏区，继续“围剿”。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李延年升任为东路军第二路军第四纵队指挥官，辖第三、九、八十三、三十六师，从漳州、龙岩向上杭、新泉推进。他在半年的时间内修筑了大量的碉堡、公路，准备进攻闽西苏区。9月1日，李延年令第三师第八旅自朋口进犯白衣洋岭山麓温坊地区，却遭到红军重重包围，全旅覆没。3日，他率第九师再举进犯，又被歼灭一个团，因而受到蒋介石申斥。27日，李延年指挥三十六师攻占白衣洋岭主阵地，并于10月上旬进占长汀。此时，红军主力已撤离中央苏区北上，开始长征。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春，“剿匪”东路军总司令部更名驻闽绥靖主任公署，李延年任驻闽绥靖第三区司令官兼第九师师长，驻泉州。他大量收编泉、漳两属闽军地方武装，推行“清乡”政策，并镇压闽南游击队。不久后，李延年兼任驻闽绥靖第四区司令官，移驻福州。同年4月9日，李延年被授予陆军中将军衔。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李延年率第九师开赴上海，参与淞沪会战。他率部加入左翼军，在刘行、罗店镇一线对日作战，隶属第十九集团军序列。11月上旬，李延年晋升为第二军军长兼第九师师长。不久后，左翼军退守吴（县）福（山）防线。李延年也率部撤往芜湖，旋即开往汉口整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5月，李延年率第二军在台儿庄以东地区，任务是截击日军由海州、鲁南调来参战的两支援军。当月中旬，他奉命率部突围，经亳州撤往漯河整训。6月初，李延年部担负郾城至漯河一带守备，于开封失守后转赴湖北花园、孝感集结。8月，他升任为第十一军团长兼第二军长。9月，率甘丽初军及第九、五十七、六十一各师在田家镇要塞与日军激战（参见词条田家镇保卫战）。11月，李延年率第二军调衡阳。年底，开赴四川秀山整训，并绥靖地方。在此期间，他一面整补部队，一面剿灭地方张少卿、陈国良等小股土匪。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1月，日军为切断越桂间国际交通线，自广西钦州、龙门港登陆，占领南宁后以三万重兵守卫南宁以北的昆仑关要隘。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遂组织二十七个师的兵力，发动昆仑关战役。李延年部奉调广西南宁，与第五军合编为三十四集团军，徐庭瑶任总司令，李延年任副总司令兼第二军军长。他率第二军奉命抵达迁江，在宾阳以东布防。12月18日，杜聿明率第五军发起总攻，经多日激战，所部郑洞国荣誉师伤亡殆尽。到次年（1940年）1月，李延年率第九师接替荣誉师投入第一线战斗，并指挥第二军猛攻侧翼九塘，击毙日旅团长中村正雄，在苏联空军十八架轰炸机的配合下，一举攻占昆仑关。同月下旬，日军大举增援，昆仑关得而复失。2月2日，宾阳失守，李延年率第二军移驻湖北宜昌。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5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成立第六战区，辖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李延年任江防副总司令兼第二军长，指挥所属第二、九十四、十八各军攻占宜昌。后于6月14日西撤鄂西建始整训。在此期间，李延年所部被扩编为加强军。并配备特务、通讯、搜索、战防炮等兵种，增加了工兵、辎重、山炮、重炮等兵团，还配备了三个步兵师、五个步兵团的兵员。因第二军军力颇强，被称作“抗战三大加强军”之一。9月下旬，为策应长沙会战，李延年率部再攻宜昌。10月8日，当第二军突入宜昌时，遭遇日军投放烈性毒气，被迫退出。12月，李延年部开往四川璧山、永川一带驻扎，翌年（1941年）3月移防泸州，并驱逐了地方武装周成虎部。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李延年调西安第一战区任第三十四集团军副总司令（总司令胡宗南），代理总司令职务，下辖一、十六、九十共三个军九个师。他在大荔设陕东河防指挥部，布防大荔、朝邑、郃阳一带。次年（1943年）秋，正式升任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春，日军发动豫湘桂战役，在相继攻占郑州、洛阳后，于5月下旬继续沿陇海线西犯，直逼潼关。蒋介石抽调三十万兵力，火速开往豫西前线。但在谁任前敌总指挥的人选问题上，经军事委员会和军令部讨论后，提出数人，但都未得到蒋介石的同意。最后，蒋介石决定任命李延年为前敌总指挥。当李延年接到委任后，立即用长途电话向蒋介石请示。蒋介石对李延年说：“此次豫西抗战，直接关系重庆安危，你若失守潼关，我要你的脑袋，你有何意，现尽管提出，我给你解决。”李延年说：“胡宗南装备虽好，但久未参战，作战经验很缺，且有骄兵悍将，可能会不服从我的调遣。请求委员长批准，师长以下的如有不战而退或作战不力者，由我便宜行事，就地处决，军长以上者，呈报委员长决定。”在蒋介石答应之后，李延年才立下了军令状：“如果潼关失守，我自刎人头，送到重庆。”同年5月底，数万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用五十辆轻型坦克开路，由洛阳沿着陇海铁路南侧向函谷关推进。李延年已将调到豫西的各部队分别部署在潼关至卢氏、灵宝至故县、阌乡至杜关三道防御线上。他还召集各军、师长紧急会议，宣布：“向前个个都有赏，退后难免吃一刀！”战斗打响后，在第一道防线的官兵，面对日军强大的攻势，顽强搏斗，但也有个别人临阵脱逃。首先是据守夫妇峪阵地的刘明、贺一迟两个团长放弃阵地。接着，傅维藩师长率全师后退，戴慕真师长率部边打边退。以上两个团长、师长均是刘安祺部的将领。刘安祺知道情况不妙，亲自带一个团的兵力，光着膀子，提着匣子枪，赴前线带头反攻。经过激烈争夺，该团官兵伤亡过半，刘安祺本人险些牺牲，也没有挽回战局。由于刘安祺军在第一道防线的败退，直接影响了左右两翼作战部队，使南北 阵地形成了凹字形。李延年看到形势严重，立即命令左翼马法五军和右翼李家钰总司令督率所部，用钳形战术同时腰击日军西进的突击部队，并命令炮兵集中大炮一百多门连续炮击日军后方；继而命令战斗机、轰炸机三十余架，一面迎击日机，一面扫射、轰炸日军前进部队，还命令战防炮部队对日军坦克猛烈冲击。李延年彻夜不眠亲自督阵，拼命守住第一道防线。经过两昼夜的浴血奋战，日军伤亡甚重，锐气大减，攻势受挫。此时，李延年军伤亡更比日军惨重，李家钰为国捐躯。李延年在悲痛之余，冷静地观察和分析了战局，认为鏖战到底，势必有害无利，不如保存实力，暂时转移到第二道防线，整休短时后再进行反攻。因此，他下令将前线部队完全转移到第二道防线。日军虽然占领了第一道防线，但也需要整休再战，遂主动后撤。于是双方暂时停止了战斗。

6月25日，灵宝战役检讨大会于华阴庙召开。李延年在会上发言称：“这次战役，本人督导无力，以致没有达成任务，实觉惭愧，我已请求上级给我严重的处分。”随后，他宣布将不战而退的和抗战不力的傅维藩、刘明、贺一迟就地处决，将戴慕真宣判无期徒刑（还有数名将校军官被严厉处罚）；将英勇杀敌的师长李振清记大功一次，并报呈晋升一级；将为国捐躯的李家钰和其他各级官兵，造册报呈分别升赏抚恤。他还重新制订了奖惩守则及作战计划，决心重返潼关收复失地。李延年的这些举措，不但慑服了那些追随胡宗南的骄兵悍将，也大大振奋了真心实意抗日保国的广大官兵。

反攻开始后，李延年亲临第一线调兵遣将，不失时机的指挥参战部队攻击日军的薄弱环节，并指挥空军进行强有力的配合。他一边督促各军、师长们身先士卒，一边鼓励将士们为国杀敌。经过三天三夜的激烈反击，收复了所有的失地。从此，日军退守洛阳一带，未再西进。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1月，李延年晋升为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山东挺进军总司令。5月，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8月18日，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命李延年为山东地区受降主官，率十二军和九十六军由皖北开赴济南，负责济南、青岛、德州等地的受降、接收和遣俘等事宜。到济南后，又兼任山东省政府委员和军务厅厅长。李延年在接受日本第四十三军司令官细川忠康中将的投降后，命令济南等地日军“守备原防”，一面接收、受降、整编地方游杂部队，一面与日伪合流向解放区进攻。他诬蔑说“鲁南‘奸匪’猖獗”，鼓动所部“早灭匪氛”。10月25日，李延年指令新编第五路军吴化文部“集中兵力与日军协同”，打击解放军。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初，李延年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兼淮海指挥部指挥官。8月，他会同鲁南冯治安部、豫东王敬久部向解放军发动进攻。9月，李延年亲自指挥第七十四师等三个整编师，经宿迁沿运河南向两淮解放区进攻。解放军在全歼其五个团之后主动撤退。同月19日，李延年进占淮阴。他吹嘘说：“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统一全中国。”12月中旬，李延年率部自两淮进攻涟水 。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3月，国民党军因全面进攻遭到挫败，转入重点进攻陕北和山东解放区。蒋介石调汤恩伯等三个兵团开进山东。李延年出任汤恩伯第一兵团的副司令官，驻临沂指挥七个整编师与王敬久、欧震等兵团进犯沂蒙山区，又遭痛击。5月11日，国民党军分三路北犯鲁中。李延年力主慎重，建议不要让精锐主力先头深入沂蒙山区，汤恩伯未纳此议，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又骄傲自负，率部冒进，深入蒙阴以东孟良崮地区，结果于16日被全部歼灭（参见词条孟良崮战役）。同年秋，李延年升任第二兵团司令官兼陆军总部徐州司令部副司令。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春，国民党军被迫转入重点防御，李延年率部守备海州、连云港地区。6月，任徐州“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九绥靖区司令官。11月中旬，解放军在徐州以东全歼黄百韬兵团之后，又围困了徐州以南的宿县的国民党军，使得津浦铁路的徐蚌间交通断绝。蒋介石令李延年以徐州“剿匪”总部副总司令身份，由徐州飞抵蚌埠设立指挥所，负责指挥第三十九、五十二 、九十六、九十九军，由南向北对驻守宿县的解放军发起攻击，以打通徐蚌之间的陆上交通。同时，黄维的第十二兵团由阜阳经蒙城，由西向东会攻。约在11月21日与22日间，李延年第六兵团已推进离宿县县城以南三十华里的西寺坡车站，第一线部队与第十二兵团的部队在县城郊已取得联络。此时，解放军约两万余人由徐州以东的运河站向南进，防守在津浦铁路的国民党军自动放弃了灵壁阵地，继续南撤。灵壁在津浦铁路以东，与宿县及蚌埠的距离位置，正是以宿、蚌为弦的等腰三角形。当时，李延年的右侧完全暴露，蚌埠的守备兵力薄弱，尤其是蚌埠至南京间的防守空虚。他眼见反攻无望，不得不放弃与黄维兵团会师，以及克复宿县的企图。11月24日，黄维兵团被困在宿县双堆集地区。为了各自逃命，李延年面请蒋介石撤守蚌埠，得到允准。他率兵团第一天退到任桥，第二天退到固镇，第三天退到新桥。解放军乘机跟踪追击，在第四天晚上围击了李延年的第三十九军。同年11月底，徐州“剿匪”副总司令杜聿明率领驻守徐州地区的邱清泉、孙元良等兵团数十万大军，向萧、永地区移动，李延年的第六兵团向北移动，企图从南北两面夹击解放军，以解黄维兵团之围。李延年部在北进中， 右翼沿铁路的部队皙时收复了固镇，但左翼的第三十九军却无法突破解放军部队的围击。他只得硬将司令部由曹老集左移怀远附近，并进驻到第三十九军的司令部所在地。在解放军前堵后追下，李延年不得不由原来的三个军向北齐头并进，变成以第三十九军为轴心的一支人马，半个月已过，转来转去，不但毫无进展，还身落重围。李延年请求蒋介石速派驻守湖北宜昌附近的第二军前来增援，但遭到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的反对。后来，蒋介石改派杨干才的第二十军赶往援助。当第二十军到达集结地时，李延年部离黄维兵团还有数十里。12月15日，黄维第十二兵团被解放军全部歼灭（参见词条双堆集战役）。李延年担心被解放军歼灭，率领部队拼命撤退。

1949年1月10日，在永城东北陈官庄地区，杜聿明率领的数十万部队全军覆没（参见词条陈官庄战役）。1月16日，李延年撤出蚌埠，向浦口一带南退。当天下午，他令工兵部队将津浦铁路的淮河大铁桥炸毁。

1949年1月18日，蒋介石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在下野前成立了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李延年任副总司令兼第六兵团司令长官，驻防浦镇、浦口。3月，解放军进逼安庆，李延年赶到青阳视察江防，并调派第九十六军增防大渡口。4月，他继续视察上海至南京一线江防，在江阴要塞督令构筑沿江营据点和申港团据点。4月20日，解放军发起渡江战役，在江阴和荻港以东突破长江防线，直捣南京。当时国民党政府及各机关都已匆匆逃离，李延年奉蒋介石之命负责京沪杭警备总司令部的最后撤离工作。23日，南京得到解放。

李延年从南京撤退到杭州后，就任金华指挥所主任，统一指挥侯镜如第十七兵团、张世希第七绥靖区部队、刘汝明第八兵团、张雪中第九编练司令部等。但此时各部只顾仓惶逃命，早已溃不成军，李延年根本无法控制部队。他只好率领残部抢渡丽水城外的瓯江逃出。5月下旬，经过长途跋涉的李延年残部抵达福州。蒋介石又委任他兼福州绥靖公署副主任。李延年在福州面对国民党战败残局，意气消沉，以吸鸦片、打麻将消磨时日。他曾对人说：国民党“战也亡，不战也亡，这是中华民国国运问题”。

同年6月下旬，蒋介石把死守福建的重任交给李延年。21日，蒋介石在福州召开紧急军事会议，令他死守福州并迅速攻占闽北重镇古田，阻挡解放军前进。李延年受命后，于7月下旬率领所部向古田进攻，受到解放军重创，不得不后撤福州。8月中旬，解放军对福州发动攻击，李延年指挥的七万之众全军覆没。他在慌忙之中，只带了兵团司令部的十几个人坐上飞机，逃到平潭岛上。平潭岛位于福清东面的海上，隔海坛海峡与高山半岛距离仅千余公尺，是蒋介石在福建东面最后一个据点，也是蒋介石妄图再打回大陆的一块“跳板”。蒋介石特令东南军政长官陈诚前往平潭岛，把死守这个岛的任务交给了李延年。当时，在平潭岛的李天霞第七十三军人马不足一万。9月15日清晨，解放军对平潭岛发动攻击。当天下午，李天霞将他的军部由平潭县城撤退到李延年司令部的所在地观音澳。到了晚上，李天霞以观音澳地方太小，民房有限，军部人员众多无法容纳为由，请李延年及兵团司令部的所有人员，都移驻到停泊在港内的一艘数百吨重的轮船“骛江号”上去。李延年当时以指挥不便没有允准，而李天霞一再保证，一定坚守待援，绝不撤退。直到午夜后，李延年率领司令部人员跨上小舟划向“骛江号”。 当李延年等还没有到达大船时，岸上就传来机枪声与手榴弹爆炸声，李延年等加紧划向大船，并立即开出港外。待到李延年一离开观音澳时，李天霞马上乘着小舟登上“太平号”轮，直奔台湾。16日上午，解放军已全部占领了平潭岛。李延年的船于16日先到马祖岛，在北竿塘住了一天，然后才开往台湾。

李延年与李天霞到达台湾后，蒋介石当即以“擅自撤退，有亏职守”之罪名将他们扣押起来。而在后来的军法审判中，李天霞一口咬定是奉李延年的命令撤退平潭岛的，兵团司令部参谋长孙鸣玉也说李延年曾以口头命令要求李天霞军撤退的。陈诚力主处李延年以死刑，终因蒋介石念他“反共”前功，只在1950年6月15日判处其十二年徒刑（一说十年）。李延年所有的老部下都为他鸣不平，并对孙鸣玉大加指责。各种报刊有关平潭战役的报道与新闻评论，因不知其中的真实内情，都对李延年有所不谅。只有一位曾在李延年兵团司令部当过参谋的知情者，曾以笔名写了一篇短文给《中国新闻周刊》，才有所辩证。该刊以《平潭岛撤退的秘闻》为题刊出，李延年阅及此文后，曾慨叹的说：“在许多有关的报道评论中，唯有这一篇是与事实相符的。”并深以不知是何人所写为憾。

李延年囚押一年多后，经国民党元老蒋鼎文、刘峙及山东老乡刘安祺等作保，以有病为由出狱。

李延年出狱后又遇雪上加霜。抗战时期，他与山东肥城人（一说平阴人）毕爱慈成婚，并将此人带到台湾。等到出狱后，他才得知，毕爱慈早已与别人同居了。原来在李延年身边，有副官处长李荫堂和兵站总监朱功修与他形影不离。二人替李延年掌管部队的经济人事大权，还投其所好，专门为他敛财搞女人。李延年的部下背后都骂他们是“费仲”和“尤浑” 。李延年入狱后，二人裹挟走李延年所有的财务逃离台湾，到国外定居。因此，李延年出狱后身无分文，闲居在台北市郊新店，他一无军职，二无积蓄，生活十分艰难，常靠借债为生。他每日三餐以辣椒盐水蘸馒头充饥，甚至连抽烟的钱也要向昔日的部下去借讨。

李延年患有心脏病。1974年11月16日，他因感冒入院医疗，不料突转肺炎，影响心脏，急救无效，于17日病故，终年70岁（虚岁七十一岁）。他去世后，由跟随他多年的副官徐连三出资买了一口棺材收殓。台湾的大小报纸和新闻媒介对李延年之死，没有作片言只字的报道。

李延年是国民党军中的“山东三李（另二人为李仙洲、李玉堂）”之一，他从军二十五年，历经东征、北伐、抗战，指挥“沉着勇敢、指挥有方”，其军事贡献如下：

蒋介石曾在黄埔军校多期毕业典礼上讲： “李延年是黄埔军校的模范学生，大家要向他学习。”据李仙洲回忆，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对他说过：“李延年指挥得力，不避艰险，能打硬仗。”

陈诚曾多次对部将讲：“李延年武中透文，颇有大将风度。”

在山东籍的国民党军队中，流传着“三李（指李延年、李仙洲、 李玉堂，皆黄埔一期学员）不如一王”的说法。

曾与李延年共事多年的刘殿桂批评李延年“升任第二军军长后，生活日趋腐化堕落，大烟、女色并行”，但也肯定他在潼关抗日时“表现了他沉着勇敢、指挥有方的军事才能”，“李虽是一个长期反共的国民党军将领，但在1944年日本侵略军由洛阳西攻取潼关战役中，却演出了一个出色的抗战镜头”。

沈醉在《沈醉“狱”中趣闻》中说：“在国民党军队中，中年以上的军官，没有不知道军中的‘山东三李’，这就是三个黄埔第一期毕业、都是官拜中将的三个同乡同学同姓的高级指挥官李仙洲、李玉堂、李延年。”

李延年曾获得四等云麾勋章（1940年）、三等宝鼎勋章（1936年）、忠勤勋章、抗战胜利勋章、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及美国自由勋章等荣誉。

李延年自从军至逃台的二十五年间，由一个见习军官，一路晋升为中将兵团司令，可谓飞黄腾达，官运亨通。其最大特点是能容能忍。用他自己的话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要“从一而终”。军旅期间，蒋介石对他任用、撤差又任用，招之即来，挥之即去，他对蒋介石只知感恩报德，很少埋怨。在北伐与“剿共”中，他因对蒋介石执礼甚恭，又肯卖命，得到其特别器重，故在黄埔军校一期学生中升官最快和最受信任。

随着地位的变化，特别是升任师长后，李延年生活日趋腐化堕落，女色、大烟、麻将并行。对此，蒋介石大都能听之任之，唯对其吸大烟，却曾严加训斥道： “你如果再吸大烟，我要枪毙你！”李延年却不慌不忙地答：“校长枪毙了我，谁替你卖命打仗？”蒋介石听后，马上安慰说： “你是我的得意门生，出类拔萃的将才；我是考虑你这样荒唐下去，有负我的期望，今后务必改过自新，为党国继续多建勋绩才好。”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3月27日，是李延年祖母85岁寿辰。李延年为光耀门第，便衣锦还乡为祖母庆寿。其耗费之多，声势之大，场面之隆重，时人为之浩叹。对此，蒋介石非但不予苛责，反而亲笔书写“延年益寿”匾额，连同银、鼎等物一并相赠。

在淮海决战中，李延年虽预感蒋介石的气数终尽，败局已定，曾背后发牢骚说“将帅无才，累死三军” “举棋不定，亡国之征”，但却陷于反动愚忠的泥淖不能自拔，仍表示对蒋介石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国民党高级将领，大多贪财如命。据说，李延年在接受日军投降时也曾捞过一把，但此外却常给人以清正廉洁的印象。

民国二十年（1931年）李延年驻军徐州时，贪官污吏上下勾结，作恶多端，并派人到李延年的老家行贿说情。当时李延年的胞兄为人情说通，即致书李延年，他则立书十六字回赠：“居家勤俭，闲事少管，私利退后，公益向前。”随后，李延年查清事实，处决了罪魁。一时民心大快。等到李延年离任徐州时，众多市民曾高擎万民衣伞相送。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李延年驻军泉州，获悉土豪蔡培庆勾结日本人，贩卖枪支、烟土，民愤极大，便将其扣押。蔡培庆自知死刑已定，为保全性命，愿发第九师两月军饷作抵押，并托人向李延年的上司蒋鼎文求情。李延年拒受贿赂，不徇私情，随即批令将蔡斩首。此举人人称快，一时市秩井然。

李延年早年熟谙经书，从军后更爱附庸风雅，舞文弄墨，每言出口成章，并写得一手汉隶好字。一次，他同王耀武会餐，王耀武诙谐地说： “你延年未必益寿。”李延年当即答道：“你耀武何以扬威？”他驻军建始时，军部设在一位姓张的花园内。李延年见园内山水亭台，奇花异草，即书“建军之始”四个大字，悬于亭上，两联条幅挂于左右，上联为：“建军建国共扶祖国成雄国”，下联是：“为亭为榭且把张园做故园”。他每天见房东浇水修花，遂挥笔写道：“愧我年年服兵役，羡君日日为花忙”。

李延年身躯修长，时常态度恭谨谦和，说话慢条斯理，常给人以和蔼可亲之感，内在性情却刚硬不屈。对于部属，他宽缓不苛，并注意体贴，常给以小恩小惠。如军内有一马姓排长曾聚众赌博，被参谋长任同堂发现，任同堂即请示李延年处决此人。李延年却在随文中批示：“马某何故？若仅以赌博致命，我军甚于此者何止马某一人，望君详察。”曾有一名马弁班长，娶妻乏资，请求军需呈文求助，李延年批示道：“夫家者枷也。既不能娶如何能养？然所需照发。”表面、平常虽如此，但对于作战，李延年却刚愎自恃，一切由自己作主，并注重赏罚。因而部属多对他怀德而畏威，乐于为之效命。

李延年的祖父李维清，承祖沃地百亩，掌管家业为主，不事田间劳动；祖母杜氏，为人和善，持家较为勤俭。父亲李之权，字谋臣，熟谙“四书”“五经”，在村中任塾师五年，很重家教；母亲李氏，为人贤德，生有三子：长子李寿年，次子李延年，三子李益年。李氏早逝后，李之权曾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续娶益都县李家官庄的寡妇李氏为继室，一年多又病故。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又娶本村的寡妇霍氏为填房，后赴台湾。

李延年在民国七年（1918年）与邻村的于竹卿结婚，生一女名李玉珠，又生二子均早年天折。于竹卿后住四川成都，至1987年仍在世。民国十九年（1930年），李延年纳南京的李云卿为妾。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他在建始又与山东肥城人（一说平阴人）毕爱慈成婚。毕爱慈后离李延年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