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仙洲（1894年6月17日—1988年10月22日），原名李守瀛，字仙洲，后以字行。山东省长清县大马头村（所在村今属德州市齐河县赵官镇）人。中国国民党高级将领。

清光绪二十年（1894年）6月17日，李仙洲出生山东省长清县大马头村（所在村现归德州市齐河县赵官镇）的一个中农家庭，是大马头村村长李恒钦最小的儿子。据说，李仙洲出生时，村里一位小有名气的算命先生就对李恒钦说，这个孩子将来一定会出将入相，光宗耀祖。

李仙洲9岁，李恒钦为之延请塾师，习读“四书”“五经”。19岁时，他考入县立单级教授养成所，三个月修业期满，由县劝学所（相当于现代的县教育局）分配教了两年多小学，而后考入济南镇守使马良办的武术传习所学习了三年的武术。据李仙洲之子李德强回忆：“父亲那时候很刻苦，每晚都要挑灯夜读，回回考试他都要争取考第一。”毕业后，李仙洲起初在家赋闲，后来又教了一段小学。到民国十三年（1924年）春，李仙洲的密友孟民言（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委员）突然找上门来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兴办黄埔军官学校，如果你愿意投考，我可以代为介绍。”李仙洲久慕孙中山之名，同时也认为入军界总比教书好，于是满口答应报考。

当时山东还在北洋军阀的统治下，已经30岁的李仙洲为免给家庭招来麻烦，就不告而别，通过济南齐鲁中社的王乐平（省党部主任委员）介绍，赴上海环龙路44号参加考试，结果同李玉堂、李延年、刁步云、王叔铭等人一起被录取。随后，他们乘船到广州，由王柏龄主持又进行了一次极为严格的考试，依然顺利通过。民国十三年（1924年）6月入学后，李仙洲被编在第三队第一区队。因为他在军校学生中年龄最大，且已做了父亲，再加上身材高大，所以同学们都称之为 “老大哥”。

李仇洲在黄埔军校除了学习制式教练、战术、地形学等专业课程外，还学习三民主义、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帝国主义侵华史、各国革命史、社会主义原理、政治经济学等政治理论课程。开学前后，孙中山多次到校讲话或讲授建国大纲、建国方略，宣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些都给李仙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校期间，李仙洲受蒋介石的影响很大，深得其信赖。此外，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通俗易懂、寓意深邃的教诲也留在李仙洲的记忆中。

（图册来源）

黄埔军校第一期学员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12月结业。随后以这批学生为基础组建了两个教导团，李仙洲被编在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第一团二营七连（连长郭俊），任二排排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2月，教导团奉命东征陈炯明，李仙洲率部随大军参加了攻克淡水、五华、兴宁、梅县之役。6月，他参加了平定杨希闵、刘震寰叛军的战斗。7月，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所辖部队于8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李仙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七连连长，进驻佛山。10月，他率七连参加第二次东征。12月底，东征胜利结束，李仙洲部进占潮州。这时临近春节，李仙洲离家已近二年，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以给儿子李德甲完婚为由，向第一纵队司令何应钦请假探家。于腊八日登程，辗转回到故乡。由于军阀张宗昌在山东为祸，使战火四起，土匪肆虐，灾害频繁，家乡更加萎顿破败，李家家境日趋衰落。因此未住满一个月假期，李仙洲便匆匆归队了。

民国十五年（1926年）2月，李仙洲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刘峙）四团一营少校营长。7月，国民革命政府出师北伐。李仙洲率第一营随中路北伐军进攻江西，于9月参加了由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南昌战役。第二师在南昌附近遭遇孙传芳部精锐谢鸿勋师顽强抵抗，损失惨重。10月，北伐军增调援军，重整态势，消灭了谢鸿勋等部。11月初，在南浔铁路追击作战中，李仙洲营奉命在樵舍断敌交通。

民国十六年（1927年）初，李仙洲部编入以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副总指挥的东路军，从赣东北东进浙江，于3月19日进占杭州，继经衢州、嘉兴，开赴上海。同月下旬，李仙洲营进驻上海北站，不久后参与了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政变”，而后被调往常熟，担负长江南岸约近四十华里的防务。

民国十七年（1928年）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继续北上攻打奉军。这时，李仙洲升任第一集团军第一教导团团长。30日，北伐军向盘据济南的张宗昌部发起总攻。午夜以后，张宗昌部向黄河以北溃逃，北伐军进入济南。李仙洲团第一营是军总部的警卫部队，其第二、三营则奉命警卫临时设在列车上的蒋介石的总司令部。

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北伐军，挽救它所扶植的张宗昌等军阀的灭亡，以护侨为名，于同年4月第二次出兵山东，侵占了济南老城西面的商埠区。5月3日上午8时，李仙洲去按察司街南口看望老上司马良，同其商议如何收编未随张宗昌撤退的部队，忽然接到电话报告：“商埠日军向中国军队开火了。”他立即赶回团部部署部队，接着去驻在原山东督办公署的第一军团总部，向总指挥刘峙报告情况。刘峙命李仙洲“加派部队，维持秩序”。李仙洲部官兵从逃出来的大批难民中了解到日军奸淫掳掠、滥杀无辜的罪行，无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与侵略者决一死战。但蒋介石却命令北伐军“避免与日军冲突”。这更助长了日军的凶焰，仅这一天就惨杀中国军民一千多人。4日夜，刘峙向李仙洲等军官出示了蒋介石的手令，大意是命刘峙转饬所部全体官兵，以十二万分的忍耐， 暂时退出济南，万勿中敌阻扰北伐、破坏统一全国的奸计，北伐军可绕道北伐。军官们对此愤懑不已，李仙洲向刘峙说：“我们身为军人，当为国而死。亲眼看着大好河山被日军侵占，老百姓被任意侮辱和杀戮。我们问心有愧阿！我请求让我到白马山车站去见总司令汇报我全体官兵与敌人血战到底的决心！”刘峙说：“倘若留下来抵抗，引起国际争端，贻误战机，影响北伐，你能担当起这个责任吗？”他只得作罢，于5日奉命撤离。全团官兵听说后，均失声痛哭。李仙洲经泰安撤到徐州。同年冬，在军队缩编后，李仙洲升任刘峙部第一师第一旅副旅长。

民国十八年（1929年）春天的一个周末，蒋介石发现驻苏州的第三师营以上主官全部去上海玩乐，盛怒之下，将该师调往徐州，并撤换了全部师、旅、团长，李仙洲在这时被蒋介石调任该师第九旅第十三团团长。蒋介石了解李仙洲不染嫖赌，特命他去“整顿这个腐败的队伍”。

民国十九年（1930年）夏，李仙洲所在师编入第二集团军第一军，参加中原大战。5月中旬，李仙洲部在陇海铁路马牧集至柳河一线先后与西北军万选才部、晋军杨效欧部作战。下旬至6月参加对豫东段陇海铁路沿线的阎锡山、冯玉祥军作战。对方凭坚固守，使李仙洲部及其所在师“伤亡颇巨”， “疲劳殊甚”。8月，李仙洲在河南归德、太康一带参加对孙连仲、宋哲元等部作战。9月下旬，他率部转入平汉铁路线，进攻张维玺等部。战后，李仙洲部先后调驻郑州、华阴、洛阳等地。

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7月，李仙洲奉命参加对鄂豫皖苏区的第四次“围剿”。这时他已升任第一军第三师第九旅旅长。10日，李仙洲旅随陈继承第二纵队由罗山地区向南推进。8月上旬，进攻靠近鄂豫皖边界的七里坪，遭到红四方面军主力的顽强阻击。15日，陈继承纵队为夺取大小雾咀山，猛攻柳林河东的红军阵地。李仙洲部担任左翼，自香炉山攻击雾咀山北侧，以配合第二师第五旅的正面进攻。红四方面军集中红十、十一、十二、七十三等师的主力猛烈反击，第五旅大部被歼，第二师师长黄杰慌忙调兵增援，李仙洲旅奉命向五旅阵地延伸，企图稳住柳林河以西阵地，阻止红军反击。但其前沿阵地终被红军突破，两军展开白刃战，战况之激烈在鄂豫皖苏区是空前的。红军为避免陷入陈继承、卫立煌两纵队夹击之危险，于17日向檩树岗转移。李仙洲旅乃随陈继承纵队配合张钫第一纵队会攻鄂豫皖苏区政治经济中心新集（在七里坪东北）。由于一些原因，鄂豫皖红军主力及苏区党政机关于9月9日被迫撤离新集，向皖西转移。李仙洲部奉命追击红军。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征，李仙洲留在鄂豫边区，继续“清剿”留下坚持斗争的红军。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夏，李仙洲调往江西，参与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旋升第二十一师副师长，先后在赵观涛和卫立煌指挥下，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进攻。该师起初担任上饶、铅山、弋阳、贵溪等县的“驻剿”，与方志敏等领导的红十军、黄立贵领导的闽北独立师等作战大小百余次，其中较大者有库桥、虾蟆卡、杨梅山等十余次。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3月，李仙洲奉令变“驻剿”为“进剿”。15日，全师集结于河口附近，而后兵分两路：第六十三旅（欠第一二五团）沿河（口）横（峰）路向北推进；师直属部队、第六十一旅及第一二五团，由上饶、罗桥、枫岭头一带，沿上（饶）横（峰）路向西推进。按照蒋介石的“堡垒主义”战略，他一边建碉堡、修公路，一边向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域弋阳、横峰进犯，沿途遭到红十军和赤卫队的英勇抗击，双方在仙姑山、藤家坊等地展开激战。4月29日，李仙洲亲率其炮兵营和第一二五团第三营向上横路黄峰顶发起猛攻。李仙洲部于5月23日占领横峰，打通了河横路。7月16日、8月2日，又先后打通了上横路和弋（阳）横（峰）路。11月28日，他率部侵占了中共闽浙赣省委、苏维埃政府、军区机关及各种工厂、学校所在地葛源。

李仙洲初调江西时，得知蒋介石已到抚州，便于当天晚上晋见。蒋介石问李仙洲：“你到二十一师当副师长好吗？”李仙洲一时摸不着头脑，心想与其到一个人地两生的杂牌部队当副师长，还不如在嫡系部队当旅长，于是回答：“我愿当旅长在前方打仗，不愿当副师长蹲在后方。”蒋介石又说：“二十一师的官兵都是你们北方人，兵员充实，人强马壮，这支部队很不错，你去吧？”见李仙洲默不作声，蒋介石补充道：“我不勉强你，你回去再考虑考虑好了。”李仙洲起初不解其意，回到旅部后，反复揣摸，终于恍然。

第二十一师原是胶东军阀刘珍年的家底。刘珍年先后为军阀李景林、张宗昌的部将，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十七军，后缩编为第二十一师。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春，蒋介石在杭州将刘珍年逮捕软禁。第二十一师兵额充足，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刘珍年虽已就擒，但在其部队中还有一定影响，所以蒋介石还不敢马上将该师直接吃掉。于是一面拉拢该师军官（如任命该师原第二旅旅长梁立柱为代理师长，并送其一万元“旅费”），一面派自己的嫡系将领去作副师长，待时机成熟，再彻底吞并。

第二天，蒋介石急不可耐地召见李仙洲，询问他的打算。李仙洲答道：“校长一定要我去，我服从命令。”临 行前，蒋介石特批每月三百元现洋的“特别费”给李仙洲，不做报销，专用于拉拢该师官兵。他刚去时，代师长梁立柱高度戒备，派警卫连长暗中监视，防止他单独接近官兵。但李仙洲利用老乡关系及该师内部矛盾，充分发挥“特别费”的作用，想方设法深入部队。经过一段时间，官兵主动向李仙洲靠拢。加之梁立柱平日专横粗鲁，经常使酒骂座，官兵本就离心离德，又有这位有来头的副师长撑腰，于是旅、团长们更加积极地反梁。蒋介石将刘珍年羁押到是年5月，在南昌组织了以顾祝同为审判长的军法公审。其时李仙洲正在南昌。在一次宴会后，顾祝同问李仙洲：“刘珍年在二十一师官兵中还有信仰吗？”李仙洲答：“没有了。”于是第二天就处决了刘珍年。

梁立柱为谋求实任师长，不惜花费二十万元巨款，运动处死刘珍年。但刘珍年死后，并无发表梁立柱做实任师长的消息，因而他特赴四川向蒋介石要官。李仙洲及旅、团长们便乘其离军之机，由李仙洲领衔，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撤掉梁立柱的代理师长。蒋介石接到电报，立即密电李仙洲，骂道：“糊涂！你怎么在这个电报上列名？”虽然李仙洲表现得太过明显，但蒋介石还是利用电报事件，一面调梁立柱去“庐山训练班”受训，一面发电给李仙洲的直接上司卫立煌，试探是否可任李仙洲为师长。但卫立煌的参谋长郭寄峤也想担任该职。于是卫立煌电复蒋介石：“副师长领衔反对师长，而径以副师长接任师长，此风不可长，此例不能开。似以郭寄峤充任师长为宜。”蒋介石以退为进，命卫立煌暂兼第二十一师师长，随后将其调往合肥，二十一师调往芜湖，使他难以再兼师长。之后，蒋介石宣布任李仙洲为该师师长。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李仙洲部先后调往芜湖、新乡、晋城，不久后又前往汾阳，防堵陕北红军渡黄河北上抗日。同年冬，李仙洲调黄河西岸绥德、吴堡一带进逼红军。到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春，李仙洲师的一部进攻红军，却被打败。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共同抗日，事后由周恩来派中央安定县委统战部长马千里带领骡子队，将缴获该部的几十支枪如数送还。

同年秋，蒋介石飞赴西安，加紧部署对红军的进攻。他电召李仙洲赴太原研究如何“剿共”。这时民族危机日益加深。李仙洲在时代大潮的影响下，也产生了抵抗日本侵略的强烈愿望。他见到蒋介石，请求允许其率部北上抗敌。蒋介石面带愠色地说：“敌人就在你的面前！他们（指红军）只剩下二三万人，没吃没穿，饥寒交加，已经陷入绝境。胡宗南在后面追，你在前面截，不要多久，即可全部消灭。”李仙洲见其态度强硬，不敢抗辩，于是问：“我怎样同胡宗南联络？”蒋介石答： “由我居间给你们转达好了。”12月，“西安事变”发生，李仙洲部从“剿共”前线退驻黄河沿岸。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8月4日，李仙洲率第二十一师向陕北宋家川出发，开赴华北。同月中旬，该部先后到达察哈尔省怀来县康庄及其迤南地区，归第十三军军长汤恩伯指挥，与王万龄第四师、王仲廉第八十九师等部协同在南口一带抗击日军。李仙洲部任务是在长城居庸关至横岭城一线及青龙桥、榆林堡、康庄一带构筑工事固守，并相机出击。当面之敌为日军第十一混成旅团及第五师团的一部。21日晨起，李仙洲师第一二一团第二营在羊台子附近抗击日军，营长阵亡，各连伤亡殆尽，形势十分危急。李仙洲见状，命第一二四团增援，这才将战局挽回，并乘夜袭击日军，经两小时激战，恢复了左翼第八十九师丢失的羊台子以南的阵地。扼守居庸关的第一二三团为解除左侧高地日军的瞰制，于23日凌晨主动出击，在暗夜浓雾中奇袭日军，喊杀声激荡山谷。日军退往南口，又调来铁甲车两辆，集中重炮、山炮三十余门，向居庸关全线轰击，至12时30分，发射炮弹四千余发。下午6时，一千余名日军在飞机、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冲锋，第一二三团第一、三、九连官兵全部阵亡，九连连长杨思忠腿部负伤，拉响手榴弹与围上来的日军同归于尽。24日拂晓，日机十余架、炮三十余门，同时向李仙洲部第一二二团第二、三营大岭阵地猛轰，继以步兵轮番进攻。这两个营损失惨重，仍血战不退。凌晨6时，第一二六团第二营前去增援，因日军炮火异常猛烈，该营营连排长以下伤亡殆尽，西大岭阵地终被日军突破。李仙洲闻讯，亲自率队反击，激战至中午，终于收复阵地。下午4，李仙洲得悉，右翼第四、第七十二师的横岭城阵地被日军突破，二十一师受到重大威胁。25日，李仙洲部遭日军全面猛攻，他控制的预备队已经全部投入战斗，师部所在的榆林堡被日军迂回部队包围，情势十分危急；同时与总指挥部的电讯联系已中断两天，李仙洲陷于请示无从、反攻无力的困境，如果继续固守，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李仙洲不得已，只能与第八十九师师长王仲廉电话商决，转移阵地，率余部逐次西撤。至28日，他才得到汤恩伯电示：涿鹿刘汝明部全部撤至蔚县，“我右翼有被敌包围之不利”，并命李仙洲师开谢家堡集结。

至此，李仙洲率部在居庸关一带与优势装备的日本侵略军鏖战七昼夜，全师伤亡及失踪官兵总计达两千多人。这次战役，中国军队虽未获胜，却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延缓了日军进攻山西的步伐。

李师经蔚县、广灵、崞县，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0月上旬到达山西忻县，归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指挥，参加忻口会战。11日，李仙洲师一部接替第五十四师在界河铺河东岸至三家庄以北高地之线。13日凌晨2时，日军第四十三步兵联队两千余人在炽烈炮火掩护下，向第五十四师所守忻口东北的南怀化阵地发动猛攻。激战九个小时，第五十四师因伤亡过重，阵地被日军突破。李仙洲奉命夺回南怀化阵地，于上午11时率部增援，与日军展开激烈的争夺。他在南怀化村东一带高地指挥，士兵们前赴后继，迭次冲锋，山头阵地失而复得者数次。至14日凌晨3时，战斗更趋激烈，李仙洲亲临第一线指挥，其卫兵一名牺牲、一名负伤，但他“仍奋不顾身，率部先登”，终于击溃日军，夺回了南怀化阵地。但是在凌晨5时30分战斗最激烈时，李仙洲左胸突然中弹，子弹穿背而出。15日拂晓开始，日军第四十三联队以猛烈炮火对李仙洲部第六十三旅在官村以南的阵地及第六十一旅1300高地一带阵地轰击，继而以步兵一千余人分三路进犯，激战至午，阵地岿然未动。至下午2时，日军又集中炮火，全力攻击第六十一旅左翼。阵地被炸毁，守兵一个连全部殉国。当日军步兵靠近时，第六十一旅突然出击，以肉搏战一举打退日军的进攻。日军在一个下午猛扑七次，均被击退。至16日晚，日军第四十三联队大部被歼。

南怀化战斗是忻口会战关键的因而也是最激烈的战斗。李仙洲部以伤亡军官近一百四十名、士兵一千八百多名的代价，取得了重大胜利。不但固守南怀化一线阵地，保证了整个忻口会战的胜利进行，而且击毙日军一千余人。其中有中队长以下军官四十余名，缴获七五步兵曲射炮两门，以及大量枪支弹药、大批防毒面具、日方重要文件等。

10月16日以后，日军不断增加兵力，继续猛攻，战况之惨烈有增无减。李仙洲师各部阵地几全部被日军炮火摧毁，旅、团长多人负伤，第一二四、一二五两团的营、连、排长几乎全部伤亡，每连士兵仅余七八名，多者也不过十余人。到10月底，全师官兵由一万余人锐减至五千余人，步枪由四千六百支减至一千五百支。重火器损失更大，重机枪仅余四分之一。“牺牲之大，为他师所未有”。11月初，忻口会战结束，李仙洲部才奉命转移。

李仙洲在10月14日负伤，第二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即自南京发电慰问。接着蒋介石也专电慰勉，电文大意说：“得知吾弟伤势甚重，殊深系念。希将吾弟伤势随时告知，以免吾挂念。兹发五万元，以作养伤之用。”李仙洲用这笔钱购置药品，用于本师官兵的伤病治疗。此后，他转到汾阳、西安等地养伤，第二十一师则调往河南陕州整补。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蒋介石在洛阳召见李仙洲，命其第二十一师与罗奇第九十五师合编为第九十二军，李仙洲出任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4月上旬，第九十二军调赴鲁南，参加徐州会战。这时台儿庄战役刚刚结束，李仙洲奉命赴临沂增援庞炳勋军团，未及到达，临沂失守，于是归张自忠指挥，在临沂南部地区牵制日军。27日，改归汤恩伯指挥。30日，汤恩伯命李仙洲作为关麟征中央军的右路军司令官，统辖第二十一、二、 二十五师及新五师一部在邳县桃庄、朱古堆、虎皮山、杏村一线固守。自5月1日起，他协同王仲廉的左路军抗击日军第三、九旅团及长野支队等部，经过陈家场、大小袁庄、连防山、半步店子等一些小规模战斗，至9日奉命率本军转移，经宿迁、濉溪、亳州等地节节后退，直到湘北九岭一带担任防务，其军部驻平江县南江桥附近。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秋季的一天，李仙洲接到何应钦的电报：“委座意欲吾弟入鲁，如何？盼电复。”他认为这是蒋介石对自己的信任，同时也是独挡一面的良机，便复电表示“遵谕行动”。9月，李仙洲奉召到重庆见蒋介石。蒋介石首先向他分析了形势，大意是：“抗战以来，八路军在敌后发展很快，已成心腹之患，苏北韩德勤失利，鲁南于学忠削弱，为挽回局面，需向山东增派生力军。然后指示与共党斗争，必须党政军一元化，入鲁后由他统一指挥当地党政机构和游击部队，同时亦可运用伪军逐步打击和消灭八路军，建立、扩展敌后政权。”最后，蒋介石特意叮嘱说：“鲁苏战区的许多团、营部队，常遭共军袭击、围歼，你们无论行军、宿营，都要特别注意警戒，严加防范。如有情况，来电报告，我会给你命令。”李仙洲在重庆又拜会了何应钦、陈诚等军政要人，通过他们解决了调整军队编制、增拨军费、补充人马械弹等问题。此外，他还决定成立第九十二军政治部，从康泽的“星子特别训练班”和“战干团”毕业生中调派了大批政工人员，由山东老牌党棍刘子班任政治部少将主任。李仙洲在渝期间，还取得了身居要津的山东同乡丁惟汾、范予遂等人的大力支持。

同年冬，李仙洲所部第二十一 、一四二两师陆续开抵鄂北襄阳、樊城、随县、老河口一带。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他参加了枣宜会战的部分战斗。同年底，李仙洲部经河南确山、新蔡等地到达皖北，归鲁苏豫皖边区总司令兼第三十一集团军司令汤恩伯指挥。原拟继续北上进入山东，但因不久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其所部就被留在阜阳、太和、肖县、宿县、怀远、凤台一带，一面对付新四军、八路军，一面继续准备入鲁。同时监视陇海路东段、津浦路南段日军的动向。这个时期，除第九十二军的两个师以外，暂编第十四、暂编第二十六师、骑八师、游击第十四纵队等部也归李仙洲指挥。

民国三十年（1941年）1月下旬，日军为配合其豫南战役，集中第二十一师团及骑兵各一部共五千多人，在伪军张岚峰部七个团配合下，“扫荡”皖北，接连攻陷涡阳、蒙城、太和、龙亢、河溜等地，李仙洲部向淮河一线节节败退。新四军第四纵队彭雪枫部根据毛泽东关于“我军当前行动方针是敌至何处，我新四军即应至何处”。目前你们“不是去打顽军，而是去抗敌”的指示，向涡阳、蒙城、太和地区挺进，牵制日军对李仙洲部的“扫荡”。2月7日，克复太和城，同时击溃窜入界首的日军，取得重大战果；接着又攻克涡阳城，迫使敌伪残部向亳州逃窜，并在蒙城、宿县、怀远、凤台等收复地区先后建立了抗日民主政府。新四军向敌伪的主动进击，大大减轻了李仙洲军第二十一师、第一四二师等部的压力，有力地配合了李仙洲部的反“扫荡”。但李仙洲反将新四军从敌伪手中收复的国土说成是侵犯他的防区。日军对皖北“扫荡”刚刚结束，李仙洲就根据蒋介石的指示，指挥部队向新四军进攻，于2月中旬占领了江口、阚瞳、涡阳、蒙城、龙亢等地。3月底，他又北渡涡河，分三路继续进攻新四军，使彭雪枫部遭受重大损失。这时，蒋介石电令李仙洲“暂不入鲁……仍应续行原任务”，即“肃清苏鲁豫皖边区恶势力（指共产党、新四军、八路军），巩固党政基础”。

同年夏，根据蒋介石指示，李仙洲第九十二军与东北军何柱国骑二军合编为第十五集团军，何柱国为总司令，李仙洲为副总司令。该集团军任务是担任皖北“剿匪”“重建党政”。李仙洲部在民国三十年（1941年）上半年已将皖北新四军主力迫退津浦路以东。此后，他一面“肃清”留皖北坚持斗争的新四军游击队及地下工作人员， 一面对日军警戒。10月，为策应湘北及郑州作战，李仙洲命所部攻占了涡北一部分敌伪据点，收复了涡河南岸的怀远，并袭击淮河上敌船，使其淮河交通 一度中断。

李仙洲在民国三十年至民国三十一年（1941年—1942年）间，除了进攻新四军、应付敌伪“扫荡”以外，还拿出很大精力，从各方面加强进入山东的准备：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秋，汤恩伯、何柱国检阅第九十二军时，对李仙洲抓近战、夜战训练极为欣赏。

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初，蒋介石鉴于山东八路军发展迅速，而鲁苏战区总司令于学忠部在鲁南遭日军“扫荡”，损失极大，接连发电告急，故督催李仙洲入鲁。于是李仙洲先派第二十一师副师长路可贞率第六十二团于1月中旬进抵鲁西南的单县。同月19日，鲁中的吴化文率部投敌，蒋介石又“严令李仙洲军速行计划入鲁勿得延误”，并于2月17日加委其为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兼鲁苏豫皖边挺进军第一路总指挥。李仙洲即派第一四二师师长刘春岭率该师第四二五、四二六两团，于2、3月间越微山湖进入鲁南。李仙洲本人于4月率第二十一师及暂五十六师主力到达单县。

中共中央山东分局在李仙洲部入鲁之初，曾指示该部所过各区主动与之联络，进行欢迎慰问，向李仙洲部通报山东敌我情况，希望团结抗战，并在可能范围内予以给养之接济及一切可能的协助，在李部“与敌战斗时，则应设法以小部队协同作战”。冀鲁豫边区八路军不但多次接济李仙洲部给养，而且在日伪进攻其先头部队时，曾主动派兵救援，并救治其负伤官兵，用担架送回原部队。然而李仙洲及其部属却骂共产党是“口蜜腹剑，不怀好心”，提出“先奸匪，后敌伪”，以集团战术进攻八路军，以分散战术周旋日军。进到鲁南的第一四二师在惯匪刘桂堂、土顽申从周等部配合下，多次进攻天宝山区的八路军，继而侵占了滕峄边抗日民主根据地，捕杀抗日军政人员，摧毁抗日民主政权。6月14日，李仙洲亲率第二十一师主力并鲁西地方顽军近两万人，乘日伪“扫荡”巨野南部八路军之机，向单县、成武、巨野之间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进攻。冀鲁豫军区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组织反击。21日，王秉璋、唐亮指挥第六、二、五军分区三个团开始第一阶段作战。7月1日，李仙洲部第六十二团两个连及一个重机枪排被歼于成武县赵小楼前张庄。2日，李仙洲命第二十一师师长聂松溪率第六十一团增援，又在单县城西北之禄刘庄一带被歼三百余人，其间还在丰县北部王堂被歼四百余人。同月下旬，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政治部主任崔田民亲自指挥五个步兵团、一个骑兵团及地方武装，展开反击李仙洲战役的第二阶段作战。29日，李仙洲军总部及第二十一师、暂编第三十师（由鲁西三个保安团编成）等部被包围于成（武）、单、曹边的陈楼、陈庄一带，第二十一师突围，遭八路军伏击，被歼近一千人。李仙洲急命第九十二军军长侯镜如率军部及暂编第五十六师、第一四二师各一部驰援，虽得以解围，但侯镜如部也遭到严重打击。接着，李仙洲所倚重的国民党鲁西南专员曹班亭部大部被歼。李仙洲在鲁西处境岌岌可危，津浦路东的第一四二师更加不妙。鲁南抗日根据地军民面对该部咄咄攻势，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7月中旬，该师进犯鲁南根据地至费县郑城、松林一带，被鲁南军区八路军伏击，师长刘春岭被击伤。下旬，该部继续北犯费南，在四开山地区被鲁南八路军集中十个连兵力一举打垮，残部八百余人逃回皖北。

在此期间，于学忠由于吴化文投敌后勾结日军进攻，而不断向李仙洲告急。李仙洲与投敌的国民党军队继续保持着联系，于是电告吴化文：“于公为中央大员，似应投鼠忌器，留作他日转圜之机。”这显然是暗示吴化文要为自己留条后路，同时也就默认其投敌行径。无奈“鞭长不及马腹”，于学忠困境并未缓解。蒋介石不得不同意于学忠部于7月撤离鲁南，同时命李仙洲迅速东进，继续经营山东反共基地。但李仙洲到鲁西不足半年，就损失入鲁总人数的三分之一、战斗兵的半数以上，弹药消耗殆尽，有的部队甚至轻重机枪每挺只剩几十发子弹，迫击炮每门只剩几发炮弹，已经不堪再战。所部高级军官，包括曾经力主继续东进鲁南者都信心动摇，主张早日南撤。李仙洲虽不情愿，但也感到无力回天，遂向蒋介石发电请示，大意是：华北大势已去，非九十二军区区兵力所能挽回。部队弹尽援绝，耽搁日久，有被全歼之虞。为长远计，请准撤回皖北整补，以图后举。不久后，蒋介石复电严责李仙洲道：“非革命军人！限即东进，不得延误！”李仙洲阅电震惊。正在他进退失据、无所措置的时候，又接蒋介石亲译电，命其撤回阜阳。李仙洲这才松了一口气，于8月下旬率残部南撤，于中秋节前后到达阜阳。

李仙洲第二十八集团军于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11月奉命由皖北移防豫中，担任淮汜间河防。

民国三十三年（1944年）4月，日军发动了以打通中国大陆交通线为目的的豫湘桂战役。17日，战役的第一阶段——豫中会战开始，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茨大将指挥第十二军三个师团、 一个战车师团、四个独立旅团、一个骑兵旅团，约近十五万人，企图先打通黄河、信阳间的平汉铁路。李仙洲集团军首当其冲。17日午夜，担任中牟一带河防的李仙洲部暂编第二十七师突然遭到日军第三十七师团猛攻。该师组建不久，以劣势装备抗击八个小时，阵地终被日军突破。李仙洲令第十五军直属部队及新编第二十九师一部，乘日军刚渡黄河、立足未稳之机展开反攻，但因寡不敌众，未能奏效。15日，李仙洲部第八十五军预十一师防守的山头阵地亦被飞机、重炮、毒气配合下的数千日军突破。20日，守卫郑州的第八十五军未经坚决抵抗即弃城西逃，接着新郑、荥阳等地相继失陷。22日，根据汤恩伯指示调整部署，由李仙洲任南兵团指挥官，统辖第十二、第二十九军等部，与王仲廉的北兵团（辖第十三、第八十五军等），在许昌、襄城、禹县、密县间围歼由中牟和邙山头进犯的日军，但未能成功。守卫许昌的新编第二十九师以劣势兵力及装备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工事尽毁于炮火，官兵与日军展开白刃战，师长吕公良殉国，团长以下军官伤亡三分之二以上，许昌最终在5月1日失守。李仙洲根据蒋介石、汤恩伯指示，指挥所属两个军急速北上襄城、禹县方面侧击南下日军，结果也败下阵来。随后，他又按照蒋介石在禹县附近决战的指示，以其第十二军集结于禹县西南的郏县、宝丰地区，第七十八军推进襄县，第八十九军置于漯河、郾城一带，王仲廉的北兵团各军则分别集结于白沙、登封、禹县等地。随后，因日军主力自许昌向右迂回，同时以两个师团南下郾城，致使禹县决战失去意义。此后，中国军队再未能组织有力抗击，使日军得以沿平汉线长驱直下。5月初，李仙洲部集结于洛阳南部山地，策应洛阳守城，旋即又调往鲁山作战。

豫中会战后，第二十八集团军在豫西南、陕南一带活动。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李仙洲率集团军总部进驻老河口，所辖第八十九军、第十军分别驻商南和城固一带，收编鄂豫陕边的伪军。同年10月，他遵照蒋介石的指示，将所部两个军、五个师缩编为一个军三个乙种师。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李仙洲转任徐州绥靖公署济南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成了资历较线的王耀武的副手，第二十八集团军番号也随之撤销。

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蒋介石发动了鲁南会战，集中三十余万兵力，分南、北两路进攻在鲁南地区的华东解放军。李仙洲指挥北路的霍守义第十二军（到16日换成王耀武的精锐部队，韩浚的第七十三军）、韩练成整编第四十六师，自明水、淄川、博山南下策应，企图南北对进，夹击鲁中、鲁南解放区，迫使解放军在临沂地区决战。华东解放军不计一城一地得失，放弃山东解放区首府临沂，隐秘北上，寻求歼灭李仙洲集团。1月底，李仙洲率其前方指挥所人员，自济南到达博山督师南进，于2月9日进驻莱芜东南的颜庄，将第七十三军、 整四十六师分别部署于颜庄、新泰一带。16日，王耀武发觉华东解放军自临沂北移，且在莱芜附近发现番号不明的解放军部队，即电令李仙洲收缩部队，以免被各个击破。陈诚由空军侦察发现解放军在运河架桥，且有部队自费县向西北方向运动，因而断定解放军主力要渡黄河北上，与晋冀鲁豫野战军汇合，于是严令王耀武转饬李仙洲集团南伸。李仙洲不得不遵命，令已缩回颜庄的整四十六师再南进新泰。到19日，在通过种种迹象已基本判明了华东解放军聚歼李仙洲集团的意图后，李仙洲又按王耀武指示，将第七十三军撤到莱芜城，整四十六师撤到颜庄，并命各部队在指定地区构筑工事加强防守。留在博山的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奉命赶赴莱芜归还建制。20日，该师行抵和庄，被华东野战军第八、九两纵队包围，李仙洲的援兵尚未及派出，该师已遭全歼，师长田君健被击毙。同日晚，莱芜城外围据点被华野部队攻占，李仙洲部粮弹屯积地吐丝口镇亦被攻占三分之二。21日，李仙洲令整四十六师撤驻莱芜附近，接替第七十三军城南、城东的守备，并加强了莱芜城特别是西门的防守，同时要求王耀武接济粮弹。他准备坚守莱芜，等待南路军到达，对华东解放军实行内外夹击。但王耀武决心收缩，令李仙洲北撤明水一带。李仙洲认为在解放军重兵重围之下，突围不利，因而不同意撤退。李仙洲部两个军长及身边幕僚则主张遵命后撤，他们认为如不撤退，败难辞咎，胜亦无功，况且城内粮食仅能维持三天，若不撤，从外面接济粮弹殊非易事。李仙洲便说：“既然诸位主张遵令撤退，我无异议。但是既要撤退，宜早不宜迟，应立即开始行动。”韩浚主张于22日晨开始，韩练成则说该部驻城外，收拢部队需要时间，力主推迟一天，最后决定在23日撤离莱芜。

22日入夜，李仙洲部受到解放军猛烈攻击。他亲自登上南城墙指挥，命令城南守军撤至莱芜城外的汶河北岸及城东高地，引诱解放军追击；当解放军渡河追击时，又命令城上城下部队合力反击。天亮前，解放军暂时退回河南山地。在此期间，李仙洲得到报告：“城外西北角最高山头已被共军攻占。”这个制高点的丢失不但使城内顿感威胁，而且将严重影响第二天的全军撤退。李仙洲命令不惜任何代价，务必要夺回该山头，经过反复猛烈的争夺，拂晓前始将这个制高点重新占领。

23日晨6时，韩练成突然失踪（韩练成在中共联络人员帮助下，脱离该师，隐身于莱芜城内）。李仙洲感到事情有些蹊跷，即赶到部队集合场地，问该师军官：“你们师长哪里去了？”众人也不知。他于是立即派人到处去找，踪影全无。至8时许，韩浚前来问李仙洲为什么还不出发。这时已经延误了两个小时，几万人马不能再等，李仙洲这才满腹狐疑地下令各部开始行动。李仙洲部分两路向北齐头并进。10时许，先头部队在城北十余华里的芹村、高家洼一带，遇到解放军华东野战军的进攻。他对韩浚和整四十六师参谋长杨赞谟说：“当面共军约有五六个师，我军尚有六师之众，人数相当，而共军武器装备远逊于我，且我军士气未衰，尚可一战。我应乘北撤之机，将来犯共军全部歼灭，至少也要歼其大半。”二人均表同意。李仙洲的具体计划是，令莱芜城北高地的后卫部队和吐丝口镇的新编第三十六师固守原阵地，东、西两路军增强左、右侧后卫兵力，向前来围攻的华东野战军施行全力反击，冲出重围后，再从东、西两面对华野部队实施反包围，同时令城北高地和吐丝口镇的部队分别从南、北两端出击，形成四面围歼的形势。李仙洲认为，这着“妙棋”如果实现，即使不能全歼解放军，也可“给以沉重打击”。

当李仙洲以第七十三军一个师猛攻华野第一纵队高家阵地时，其密集队形遭解放军炮火轰击，伤亡严重，锐气顿挫。11时半，李仙洲部后尾部队脱离了莱芜城，后卫一个团也自动撤离矿山，该两地立即被华野第四纵队抢占，李仙洲退路被切断。东、西两路军随即遭到华野第一、二、七和第四、八、九纵队的猛烈攻击。解放军将李仙洲部拦头截尾，两翼夹击，穿插分割，猛打猛冲。李仙洲六个师被压缩在东西四公里、南北五公里的狭小区域。各部之间，上下之间，官兵之间各不相顾，一片混乱。空军副总司令王叔铭亲自率领几十架轰炸机、战斗机，飞临战场上空助战。李仙洲眼见战局急转直下，一面组织部队抵抗，一面通过无线电话请求王叔铭“全力向共军轰炸、扫射，务期与地面部队协同作战”。尽管王叔铭下令向解放军倾泻了成百上千吨炸弹，仍然无济于事。

当日下午5时，战斗全部结束。李仙洲以下两名中将、十七名少将级军官在战场上被俘。同日下午，蒋介石乘专机亲临济南，对王耀武大加训斥，指责其选派将领不当，说：“李仙洲的指挥能力差，你不知道吗？撤退时他连后卫也不派，这是什么部署？嗯？你为什么派他去指挥？如果派个能力好的人去指挥，也不致如此。”又说：“李仙洲已被敌人捉去，你们要知道，高级人员被捉去，早晚会被共产党杀掉的。”第二天，蒋介石还喋喋不休地骂：“李仙洲无用，在莱芜葬送了两个军零一个师，损失了这样多的轻重武器，实在太不成话！”陈诚也骂李仙洲“不中用”，说他“带了五六万人，就是让共产党捉鸭子也捉几天嘛”。

李仙洲在莱芜战役中左腿受伤被俘（枪弹从侧后射穿左小肚子，子弹进出口相距约一寸，所幸未伤及肋骨）。当时他想，作为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反共多年，一旦落到共产党人手里，迟早会被杀掉。但是解放军尽力给他治伤，着意照顾他的生活。李仙洲衣着单薄，他的旧部陈锐霆（时任华东野战军炮兵司令）当场脱下自己的毛衣给他穿上。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特别关照炊事员说：“李仙洲是山东人， 爱吃水饺。”同时又交待：“他愿吃什么就做什么。”3月15日，陈毅亲自探视正在养伤的李仙洲，同他进行了亲切交谈。谈话间，陈毅拿了个小板凳，垫在他的伤腿下面，说：“受伤的腿需要垫高一些。”这使李仙洲深受感动。

李仙洲腿伤痊愈之后，即被转移到后方，后来在东北战犯管理所和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一面学习， 一面劳动。1960年11月28日，他与范汉杰、庞镜塘、沈醉、溥杰等五十人成为第二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后，周恩来总理特意召见了李仙洲，对他予以关心。

得到特赦之后，李仙洲回到山东，先在济南市级机关园艺场劳动。1962年夏，被任命为山东省政协秘书处专员。后历任山东省政协委员和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山东省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等职。1978年2月、1983年6月，被特邀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届全国委员会委员。1983年12月，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会顾问，后又被选为民革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和常务委员。1984年6月，黄埔军校同学会成立后，被推选为理事。1988年3月，被继续特邀为政协第七届全国委员会委员。还曾任南京黄埔军校同学会名誉会长。他晚年为促进祖国和平统—做了大量工作。

李仙洲嗜好无多，惟喜饮酒。壮岁海量，豪饮惊人。他在长清小学教书时曾与同仁对饮，三人罄尽一篓一瓶（约3.5公斤），李仙洲居其半；酒后登台授课，不失常态。抗战爆发后，发誓不达胜利，决不饮酒。老来不忘刘伶、杜康，喜爱小酌。日常除参加政协、民革和黄埔同学会等活动外，便是含饴弄孙，赏花习字。时常有登门求书之人，李仙洲亦乐于挥洒，书风有朴拙之趣。

1988年10月22日，李仙洲在济南逝世，享年94岁。追悼会由姜春云致悼词，胡耀邦、李先念送了花圈。

东征北伐抗日：李仙洲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先参与了两次东征及平定杨刘叛乱的战斗。民国十五年（1926年）7月，他随部参加北伐战争。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8月4日，李仙洲率第二十一师开赴华北，抗击日军。在居庸关一带，李仙洲部与装备优势的日军鏖战七昼夜，全师伤亡及失踪官兵达两千多人。10月上旬，第二十一师到达山西忻县，在第九军军长郝梦龄指挥下参加忻口会战。在南怀化战斗中，李仙洲亲临第一线指挥，与日军反复争夺，取得了胜利。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初，李仙洲升任九十二军军长，率军参加台儿庄战役，归鲁南兵团前敌总指挥汤恩伯指挥。徐州会战后期国民党军开展大撤退时，他率九十二军担任掩护任务，随即退至湖北通城布防。之后，李仙洲还参与过枣宜会战、豫中会战等大规模会战，战功卓著，有抗日名将之称。

进行反共内战：民国二十一年（1932年）及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李仙洲分别参与了对鄂豫皖苏区和江西中央苏区的“围剿”行动。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冬，他奉蒋介石之命，率部从湖南平江县北上山东，并于“皖南事变”发生后积极配合蒋介石发动的第二次反共高潮，率部向新四军进攻。民国三十二年（1943年）2月，李仙洲奉命即行入鲁，以增强山东的反共力量。6月14日，他亲自指挥第二十一师主力及鲁西地方民团近两万人，乘日伪“扫荡”巨野南面的八路军之机，向抗日民主根据地发动进攻，但遭到八路军有力反击。民国三十六年（1947年）1月，在蒋介石发动的鲁南会战中，李仙洲指挥北路的3个军9个师（旅）自明水、淄川、博山南犯莱芜、新泰，企图夹击鲁中、鲁南解放区，迫使解放军在临沂地区决战。华东解放军放弃临沂，主力部队隐秘北上，求歼李仙洲集团。2月20日，解放军主力向莱芜外围的李仙洲部发起了猛烈的攻击。至23日下午，李仙洲部被解放军歼灭5万余人，李仙洲被俘。

民国三十年（1941年）李仙洲在忻口战役之后，驻在安徽阜阳、临泉、涡阳、蒙城一带进行休整。蒋介石命他入鲁开辟抗日根据地。他的官兵也要求打回山东，收复失地。这就需要大批的党政军干部。此时，各招待所住满了沦陷区来的知识青年。李仙洲认为，把这些学生收容起来，经过培训，将来是收复失地，重建家园的的一份力量，因此，他决定成立成城中学和黄埔驻鲁干训班。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初，九十二军政治干部到沦陷区许多学校活动，动员师生参加抗战学习。不久，来阜阳的师生络绎不绝。同年春，“成城中学”在阜阳成立（1943年改为“国立二十二中”），李仙洲任校长。中学的教师多半是来自沦陷区，且有高等文化水平，如山东大学毕业的张荫轩，齐鲁大学毕业的梁蔚三，北京师大毕业的王乾一、刘叙宾、王子俊、孔继升，北大毕业的王化鹏、郑孟林、吕树霖，清华大学毕业的张殿钦等。师生们自己建造课桌，动手磨面、淘米，文具和生活用品都是学校供应，国民政府给他一个团的军费做活动经费。不足者，由教育部补助一部分和其他地方募捐一部分。每到冬天，李仙洲让后勤部发给棉衣、被褥。

李仙洲在阜阳柴集校本部，对全体师生编班考试时有段讲话，大意是：“同学们，你们经过编班考试，已经正式成为成城中学的学生了，等几天就上课了，希望你们好好念书。我办成城中学就是为抗日救国，为了培养建国人才。抗日、建国必须众志成城。众志成城的意义就是团结起来，目标一致，为国献身，为民尽心尽力。众志成城要靠青年人，靠青年爱国。你们从沦陷区到大后方来，不愿受日本奴化教育，不愿做亡国奴，这就是爱国的表现。我听说，有的同学过敌人封锁线时挨了日本鬼子的皮鞭，钱也被日本人、汉奸抢光了，你们没有后退，仍然要着饭往这边来，这就是爱国呀！所以，尽力培养你们爱国成才，抗战需要你们，反攻需要你们，将来建设国家也需要你们，希望你们努力学文化，努力锻炼身体，不怕吃苦受累，立下远大志向，报效国家。”他还讲了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壮大，形势如何有利，反攻的日子快到了，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等。讲完以后，同学们非常激动，站起来为他鼓掌。

抗战期间，二十二中先后培养了七千名学生。据李仙洲之子李德强说：“那些学生到了20世纪70年代时基本都五六十岁了，他们写信感谢我父亲，说他把他们这些挖野菜的孩子，培养成对国家有用的人才。”据20世纪90年代末的不完全统计，仅在北京、西安、济南几大城市中，二十二中的校友就有教授四十多人，大专院校校长七人，高级工程师二十八人，部长级干部四人，特级和高级教师三十八人，专家、研究员、所长、局级干部五十多人。还有港澳台的东吴大学校长、东亚大学教授、台北金宝珠店经理，以及海外的美国纽约大学教授、加拿大女王大学教授、巴西香水厂总经理等人。正因如此，1974年周恩来在接见李仙洲时，曾称赞说：“李大哥，你给我们国家培养了人才。”

在山东籍的国民党军队中，流传着“三李（指李延年、李仙洲、 李玉堂，皆黄埔一期学员）不如一王”的说法。

沈醉在《沈醉“狱”中趣闻》一书中说：

赵延庆：“他的一生跨越了两个世纪，经历了从清末到当今的各个重要历史时期，他曲折的人生途程可以说是诸多旧军人的一个缩影，他的深刻变化也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迁。”

据沈醉回忆，抗战期间，戴笠（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生）曾在重庆请李仙洲吃饭，并尊称他为“学长”“二哥”（因山东人忌讳别人称呼大哥，即使是老大，也得称为二哥，原因是武松的哥哥武老大，太不够英雄，而他的弟弟老二却是英雄盖世，所以一般人对山东朋友，都是以叫二哥为尊敬）。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时，参与改造的战犯们在背地里称李仙洲为“山东大汉”（这是“同学”们背地里对他的称呼）。

1959年，北京战犯改造所重新编组时，我和李仙洲同编在由胡临聪（原国民党军第四十一军军长）任组长的那个小组。第一天，由沈醉分配菜饭时，李仙洲便提醒沈醉，自己是有名的大肚皮；沈醉也不甘示弱回答他：“我的饭量也不小。”两人相互一笑之后，李仙洲说自己有“三德”。沈醉追问是哪“三德”，李仙洲不答，只把摆在桌上的饭菜一指：“吃完饭再告诉你。”在吃完了三碗米饭配土豆烧牛肉后，李仙洲又等到同组的最后一个人吃完，才笑嘻嘻地说：“我是有‘三得’，而不是三从四德的德。这就是吃得，拉得，睡得。大家在吃饭时，我这拉得就太不卫生了，因此一定要在吃完饭后才说。”接着，他又补充说明：“光是吃得拉不得，那是件苦事。吃得多，拉得痛快，又睡得香甜，才是三全其美。”根据沈醉的描述，李仙洲“一次能吃二两重的馒头六七个、窝窝头五六个，吃面条面片等可以用小脸盆盛上半盆一气吃完。肉包子就更不用说，可以超过我四分之一，一次轻松愉快地吃下十一二个”。

李仙洲被俘后，很少发牢骚，说怪话。他认为自己打败仗当俘虏，是一生中的奇耻大辱，并将最后的惨败完全归于天意。他认为，只要安分守己，便可以避免麻烦，也省掉吃眼前亏。所以在改造过程中，李仙洲表现颇为积极，不论是扫地、打水、挑抬东西，都争着去干。但他从不肯去电台广播，向国民党的军队搞劝降等工作。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12月30日，毛泽东主席写了一篇《将革命进行到底》，作为1949年新年献词，由新华通讯社发交解放区各报刊登在第一版。所有管理国民党战俘的单位，都要求战俘们进行座谈、讨论。当李仙洲等高级将领在座谈时，新华社还特派记者去采访和旁听。当时李仙洲和韩浚等已从佳木斯被送回哈尔滨解放军官第五团学习，许多人都对这一篇“新年献词”大谈自己的感想，他却一言不发。管理人员劝他学原四十九军军长郑庭笈，不但肯去电台广播，而且每次座谈都抢先发言。李仙洲却说：“俺这山东人学不会！”等到管理人员和记者一走，他说：“身为高级指挥官，没能完成党国的重托，打败仗成了俘虏，又有什么脸去劝自己过去的长官、同事和部下投降呢！”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李仙洲的这些观点也有所改变。据沈醉回忆，当时李仙洲和沈醉在同组学习时，也愿意发言，也肯写墙报，但总是很简单扼要，没有什么长篇大论。既不积极，也不消极，按照他自己的说法是：“甘居中游”和“随大流”。

李仙洲进入黄埔军校时，已过而立之年。时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的周恩来对他印象深刻。当1960年第二批特赦国民党战犯时，周恩来看到报告上来的名单上没有李仙洲的名字，亲自批示：“一定要加上李仙洲。”于是李仙洲成为了第二批获得特赦的战犯。之后，周恩来特意接见了李仙洲，让他坐在自己身边，与其亲切交谈。当谈到黄埔军校时，周恩来说： “黄埔一期几百名学生，我就记得你和曾扩情两人，因为你们两位年龄比较大。”李仙洲激动地说：“学生不争气，造了不少罪孽，辜负了老师的教导。”周恩来说：“过去的事就不说了，我们要往前看。”当时正是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全国人民衣食都不宽裕，周恩来关切地问他：“你的衣服够了吧？”他回答：“政府发了新棉袄、新棉裤。”“有衬衣吗？”“有。”“几套？”“一套。”“洗换呢？”“家里还有。”“那不行，再去买一套吧，鞋子也要再买双新的。”后来，工作人员按照周恩来的吩咐办妥。接见后，周恩来设便宴招待李仙洲，并请陈毅副总理以及第一批被特赦的杜聿明、王耀武等人作陪。周恩来特地叮嘱工作人员说：“李大哥是山东人，请他吃水饺。”临别，周恩来又对李仙洲亲切叮咛：“你回去有什么困难，可以找当地政府解决；当地政府解决不了的可以给我写信。”

1975年，周恩来发电让李仙洲赴京，交给他一个秘密任务——“策反”黄维。原来，国家决定最后一批释放所有在押战犯时，黄维的情绪出现了波动。于是，周恩来让李仙洲以黄埔第一期同学的身份看望黄维，并以亲身经验与黄维谈谈心，帮助他解决思想问题。李仙洲欣然接下了这个艰巨的任务。后来，在李仙洲的感化下，黄维的思想问题得到了解决，并于当年成功获特赦。

1984年，李仙洲再次从济南来到北京，参加黄埔军校成立60周年纪念活动。当年风华正茂的黄埔学子，如今个个都已是耄耋老人。李仙洲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说：“真像过节一样啊！90岁的人了，真没想到还有这么一天！”黄维紧紧握住李仙洲的手，开玩笑地说：“谁比得上你老头子这么能活啊！考黄埔的时候你就比人家大了一截，人家都死了，你还活着。”李仙洲笑着说：“活着好啊！”

更让李仙洲欣喜的是，他在刚刚宣告成立的“黄埔军校同学会”上当选为理事。会长是徐向前元帅，顾问是聂荣臻元帅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李仙洲感到莫大荣幸。北京盛会结束后，李仙洲又兴致勃勃地南下广州参加黄埔军校建校60周年纪念大会。来到军校旧址黄埔岛参观时，李仙洲旧地重游，百感交集。当来到孙中山纪念碑前时，由于纪念碑建在一座小山顶上，要走近百级台阶才能到那里。工作人员见李仙洲年纪大，行走不便，赶紧送来一把轮椅，让他坐着上山。李仙洲谢绝了这番好意，他坚持要自己一步一步走上去。他说：“当年我在这里读书时，经常和同学们比赛，看谁先登上这座山，每次我总是获第一。现在我虽然90岁了，我要拿出当年的劲头来，亲自登上山顶向孙先生致敬。”

1985年，军旅导演杨光远正准备拍摄电影《血战台儿庄》，他找到了台儿庄战役期间作为机动部队扫荡枣庄、临沂一线日寇的国民革命军第九十二军军长兼第二十一师师长李仙洲。李仙洲听说要拍台儿庄，说，“共产党拍台儿庄，我还真转不过这个弯来。”杨光远向他保证，要拍就一定把台儿庄拍好。两人谈了三个多小时。离开时，90岁高龄的李仙洲一直把杨光远送到门口，挺直腰板，行了一个标准的军礼。杨光远上了卡车，回头一看，李仙洲还在那儿行着礼，于是下车劝他不要再送了。但李仙洲仍固执地表示，他要行着军礼把杨光远送离视线。

李仙洲撰有《忻口战役中的第二十一师》《我所知道的“五三惨案”》《莱芜战役始末》《刘峙是怎样一个人》《忆黄埔军校同学李延年》《刘珍年的起家与失败》《莱芜，我的再生之地》等文章。

李仙洲的父亲李恒钦曾任山东省长清县大马头村（所在村现归德州市齐河县赵官镇）村长，李仙洲是其最小的儿子。

李仙洲14岁时，在父母的安排下，与长清县崔桥村一位22岁的姑娘崔效淑结婚。

李仙洲有两个儿子，长子李德甲（1911年生，已病故），次子李德强，原名李树国（李仙洲得到特赦后将“树国”改为“德强”），是一家工厂的技术人员。省里为照顾李仙洲晚年生活， 特将其原在工厂工作的儿媳调入省政协，以便于在其身边随时照料。李德强于1992年被选举为济南市民革副主委；2001年当选济南市民革主委；2002年担任济南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2007年当选山东省民革主委；2008年先后当选山东省政协副主席。自1998年起，他连续三届担任全国政协委员（2008年担任全国政协常委）。还曾任山东省黄埔军校同学会亲友联谊会会长。

李仙洲的孙子李其威，济南市政协委员，民革济南市委会委员，重汽支部副主委。

（“李仙洲与家人”图册来源）

1974年电影《南征北战》：邵华饰演李仙洲（剧中称为李军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