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名（1902—1958），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早年就读于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觉悟社成员，原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1902年生于河北清苑，早年参加“五四运动”后出国留学，1930年与杨堃结婚；归国后先后执教北平中法大学和云南大学，“反右运动”中，她横遭无端批判，投水自尽，在周恩来、邓颖超同志的亲自过问下，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并于1980年为其彻底平反；张若名是毕业于法国的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若名，女，字砚庄，1902年生于河北清苑县，张若名在1916年考入直隶女师。五四运动时期，张若名积极投身学生运动，参与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被推为评议部长。作为天津的正式代表，她两次去北京参加反“巴黎和会”签字请愿活动，加入觉悟社时她的代号为36，在《觉悟》创刊号上，张若名以代号“衫六”署名发表了《“急先锋”的女子》一文。文章高呼：“女子解放从女子解放做起，不要等着旁人解放。”这就是说女子解放要靠女子自身主动去努力、去争取，而不能在那里坐等着别人来为自己解放。她提出的破除迷信形式的道德观念，铲除男女心理、生理的不同，打破男女职业不平等的女权主张，代表了中国知识女性的共同声音，也反映了广大知识女性追求自身解放的“觉悟”，引导了中国女权运动发展的方向。她最后提出“要具革命的精神，去实行解放，少数人预备造就多数人的解放生活。”

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轮船离沪赴法。1922年，郭隆真、张若名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由于张若名法语口语流畅，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她在少共组织内担负与法共保持秘密联系的任务。作家韩素音在其小说《周恩来与他的世纪》中称张若名当时与周恩来相恋，但未提出任何物证支持此说法。

1923年，张若名离开了巴黎前往里昂。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但少共主要负责人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发言，结果张若名险些被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跟踪盯梢。加之因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这两件事使她感到委屈和不满，张若名决定退出少共，留在法国专心读书，不再介入政治事务。

1927年，张若名考取里昂大学，并准备在这里攻读博士学位。1930年5月31日，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婚。1931年元旦刚过，张若名、杨堃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

1948年春，张、杨夫妇接受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的邀请，举家南迁，张若名任云南大学中文系教授，为中文系讲授文艺理论与世界文学史，并在外文系讲授法语。

1955年4月，时任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出国访问途径昆明，看望了张若名夫妇。

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因早年“退党”问题而遭受迫害，1958年6月18日，中文系召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羞辱，她最后含着泪水与洗不清的“诸多罪名”投河自尽——这位传奇的女性以极端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传奇人生。 后在周恩来、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中共云南大学党委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1980年，在邓颖超的亲自关怀下，云南大学党委为张若名作出政治结论：“张若名同志一生为革命，为人民作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为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国民主同盟亦随之又恢复了她的盟籍。

张若名被历史尘封了近4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

张若名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那个时代中国少有的女博士，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1902年，出生于河北清苑县。1916年，考入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

1919年，“五四”运动中，张若名与郭隆真、邓颖超等发起组织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9月她与周恩来、郭隆真、刘清扬等人创建革命团体——觉悟社。

1920年初，抵制日货活动中，周恩来做总指挥，和郭隆真、张若名、于方舟带领数千名民众到直隶省公署请愿。4人当场被捕，入狱半年。

1920年11月，张若名与周恩来、郭隆真等一起登上轮船离沪赴法。

1922年，郭隆真、张若名在法国参加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由于张若名法语口语流畅，又是女子，便于隐蔽身份，她在少共组织内担负与法共保持秘密联系的任务。

1923年，张若名离开巴黎前往里昂。

1924年1月21日，列宁逝世，法国共产党里昂支部决定举行追悼大会，法国政府不允许外国共产党员参加。但少共主要负责人冒险行事，坚持派张若名参加大会并发言，结果张若名险些被法国当局驱逐出境并一直被警方跟踪盯梢，加之因出身问题在党内受到审查，她提出退党申请，下半年获准。这是发生在她22岁时的人生转折。

1924年10月，张若名在法国参议员于格儒遗孀碧细女士的资助下，进入里昂大学学习。

1928年2月，获得文科硕士学位，接着，继续在该校攻读法国文学博士学位，在法国著名心理学者塞贡教授指导下，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法国文学史和文艺理论。

1930年，完成博士论文《纪德的态度》（纪德，法国著名文学家，194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获得奖金并顺利取得博士学位。这篇论文在欧、亚、美洲都产生过广泛的影响。许多专家学者予以高度评价，从未谋面的的纪德在致张若名的信中说：“通过您的大作，我似乎获得了新生。多亏了您，我又重新意识到自己的存在……我确信自己从来没有被别人这样透彻地理解过。”张若名的法语启蒙老师盛成教授在《纪德的态度》中文版序言中称张若名是纪德的伯乐。

1930年春，周恩来去莫斯科开会，取道法国里昂与张若名会面，二人交谈别后经历，周恩来嘱咐她虽然退党但仍应做到“用生命保守党的秘密”，张若名则保证“严守革命机密终生”。

1930年5月31日，张若名与在里昂大学读博士的杨堃结婚。

1931年元旦刚过，张若名、杨堃回到北平。张若名被聘为北平中法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法文”、“法国文学”等课程，并著文《关于安德烈·纪德》（载《法国水星》杂志），杨堃回到原保送他留学的河北农业大学任教。

1937年至1945年，日军占领华北，中法大学停办，她不愿为日寇做事，在家赋闲一段时间后参加《法文研究》月刊的编辑工作。

1945年，日本投降后，中法大学复校，张若名回校讲授“法国文学史”、“法国戏剧”等课程，并继续研究文学创作的理论问题，发表了《纪德的介绍》（载《新思潮》，1946年）、《小说家的创作心理》（载《新思潮》，1946年）、《漫谈小说创作》（《文艺先锋》，1948年），还把鲁迅和郁达夫的作品译成法语介绍给法国读者。

1948年4月，张若名与杨堃接受熊庆来校长之邀，到云南大学执教，张任中文系教授，主讲“世界文学史”和“文艺理论”，同时在外语系讲授法语课程。云南解放后，她建立了文艺理论教研室，担任室主任。她在云大执教10年，严谨治学，诲人不倦，对青年教师和学生，总是给予真诚而谦和的教诲。

1950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争取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5年4月，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外长前往印度尼西亚参加亚非万隆会议，途经昆明作短暂逗留时，看望了张若名、杨堃夫妇，周总理代邓颖超向张若名问好，周恩来总理与杨堃，陈毅副外长与张若名进行了亲切交谈，整场会晤约五个小时，使她受到极大鼓舞。

张若名决心在文艺理论和苏联文学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相继撰写并发表了《欧洲旧现实主义的成就和缺点》（《云南大学学报》 1956年）、《试论文学中型典性的创作过程》（云南大学《人文科学》，1957）两篇学术论文。

1957年，“反右”运动中，她因早年退党“问题”而遭受迫害。

1958年，在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知识分子就思想改造问题向党“交心”的运动中，她被列为中文系重点帮助对象，数月的围攻、批判使她的精神承受了沉重的负荷。

1958年6月18日，张若名含着泪水与洗不清的“诸多罪名”投河自尽，当时系里开反右批判会，要她承认诸多罪名，张若名倍感羞辱，她选择了投水自尽。1963年周恩来得知张若名自杀的消息，非常愤怒，在他与邓颖超的过问下，中共云大党委才对张若名的错误批判进行了甄别，向家属赔礼道歉。

1980年，在邓颖超的影响下，云南大学党委才为张若名彻底平反。

张若名被历史尘封了近40年，国内外许多学者开始发掘、研究和介绍这位曾经有过光辉经历的人物，已有众多的文章用中文、英文、法文在亚洲、欧洲、美洲一些重要报刊上发表。香港学者黄嫣梨博士，先后撰写了多篇文章，1997年又在香港出版了《张若名研究及资料辑集》一书。张若名不仅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她一生的中法文著作近百万字，在法语教学领域培养大量人才，为中法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恩来在南开中学读书时，张若名正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与邓文淑（即邓颖超）同为该校第十级学员。“五四” 反帝反封建的号角吹响之后，张若名与周恩来等共同发起组织了天津进步青年革命团体――觉悟社。

觉悟社的成立，使天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有了领导核心。张若名、周恩来等经常在一起研究斗争形势，探讨救国良方。当1920年1月，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后，周恩来、张若名等开会紧急动员，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营救被捕代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和于方舟4人被学生们公推为代表，要求面见直隶省长。 游行队伍在周恩来的指挥下，群情激愤，一路高呼爱国口号。可是，当他们来到直隶省署门前时，省署两扇大铁门已紧紧关闭，任凭你口号呼得再响，门内却不见有任何动静。周恩来、张若名等4位代表从门下的缝隙钻进省府，找当局说理，游行队伍继续在外边呼喊口号声援。当周恩来他们一钻进省署大门，埋伏的大批反动军警随即一拥而上，将他们悉数逮捕，随即打开大门，棍棒飞舞，水龙喷射，反动军警们疯狂地殴打、驱赶游行学生。 被捕后的周恩来在狱中领导着难友们的斗争。他们经过狱内外半年多的共同斗争，终于于1920年7月17日重获自由。 出狱后的周恩来、张若名等经过思考，认为通过和平手段救国已经不可能。“思想是颤动于狱中”。他们决定西旅欧洲，寻求救国真理。当年11月，周恩来、张若名和郭隆真等一起从上海乘坐法国波尔多斯号邮轮前往欧洲勤工俭学。在法国，周恩来、赵世炎等在巴黎发起组织了中国少年共产党，张若名则是“少共”的第一批成员。当时他们学习马克思主义是采取互教互学的方法。张若名聪颖好学，进步很快，法文学得也比其他人要好，这样就常常由她主讲。所以，从1919年到1924年，周恩来和张若名等一同为反帝反封建而斗争，一同为探求救国真理而努力，他们是亲密的战友，相互间有着深厚的战友情谊。

据1992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英籍华人女作家韩素音写作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说，“当时他似乎爱上了另外一位姑娘，她的名字一直被小心翼翼地保密”。周恩来爱上的这“另外一位姑娘”指的就是张若名。

周恩来他们1919年在天津投身五四运动时，邓颖超才只有15岁，还没有到谈情说爱的年龄，而且觉悟社组成时是主张独身的。但是张若名已经是19岁的大姑娘了，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嫡长侄女周秉德回忆，“七妈”曾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伯伯接触比较多。当时我曾经以为，如果你伯伯不坚持独身主义的话，和她结合可能是最合适的了。我们周围的人也都这么认为。”后来周恩来与张若名在爱情道路上分手，周恩来转而写信向邓颖超求爱时，邓颖超还十分诧异地写信问他：“若名呢？你最近的信上为什么不提若名姐?”可见，周恩来与张若名当时的恋情已是他们同学和朋友圈子内的公开秘密。 在周秉德《我的伯父周恩来》一书中，她说得更清楚了：那是周秉德第一次接触恋情的时候。周恩来、邓颖超对她没有家长式的管教，也没有放任式的不管，而是和她说起了他们当年的“恋爱史”，对她进行现身说法的教育。邓颖超谆谆告诫秉德说：“年轻人都要经历谈恋爱的过程，选择对象应该首先考虑志同道合，也要考虑家庭可靠。”周恩来接着深情地回忆说：“秉德，你知道吗?我在和你七妈结婚之前，在巴黎曾经有过一个女朋友，长得还算不错。” 当秉德发出怀疑的询问后，邓颖超笑着说：“五四运动那会儿，我才15岁，根本没有考虑过谈恋爱的事。你伯伯比我大6岁，他立志振兴中华，献身救国事业，而且抱定独身主义。后来去法国勤工俭学时，他与觉悟社的郭隆真和张若名同行，那时觉悟社的同志们都说，如果今后周恩来放弃独身主义要结婚的话，他和张若名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周恩来接着对秉德说：“开始我们的确不错，在巴黎，我们先后加入了中国少年共产党。但是，后来，因为出身问题，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政治社会活动，遭到法国警察的几次跟踪和盘问。她自己感到十分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后，她最后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学成后回国效力。然而，我认定的是马克思主义，誓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奋斗终生，要准备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生伴侣，也理所当然是志同道合的，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一点，你七妈是当之无愧的。于是，我主动与张若名说清楚，转向你七妈频繁通信，还求婚。”周恩来这一段发自内心的话把他与张若名分手的原因说得很清楚。因为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当一个人决定投身革命后，无论自己受到多大委屈、多大风险都要坚持斗争下去，直到自己生命的最后一息。 根据一些零星史料，如果从张若名这一方面考虑，也确实难为她了。张若名出生在河北清苑县一个地主兼官僚的家庭。她在天津投身五四运动后，就十分勇敢地冲在了运动的最前沿。她的革命闯劲遭到反动当局的忌恨，还把她抓进监狱，她没有丝毫动摇。在监狱中，她还在思念着外边的同学和战友。但是由于她父母对其投身革命极其反感，曾多次劝说，要她放弃那些“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念书。她非但没有接受，却“闹”得更凶，继续为革命奔走呼号。父亲盛怒之下，登报宣布与她脱离父女关系，不再向她提供生活学习费用。她是在“背叛”封建家庭下去欧洲勤工俭学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她还不断遭到党内关于家庭出身问题的审查，尤其是她和当时旅欧的中共负责人任卓宣意见不合，任卓宣还故意把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在政治上的坚定性。这使她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她经过痛苦的思考，作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事学问，以期学成后报效祖国。但此举又不符合周恩来的择偶标准，最终导致他俩分手。

周恩来对于与张若名分手这件事曾对侄女周秉德说：“世界上男人与女人的关系，除了恋人，还有友情，不能当妻子，却能继续成为朋友嘛!就说张若名，我们在天津是一块坐过牢的，我了解她的人品，她自己放弃对革命的追求，但不等于她就一定站在敌人一边，出卖我们，我们还可以是朋友。”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赴莫斯科出席中共六大。国内一片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曾被日本水上警察跟踪盘查。他参加大会后返回国内时，为了安全起见，不得不绕道欧洲。周恩来到法国巴黎后去找了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颖超结婚，他代表邓颖超问若名姐好。她告诉他，自己虽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决不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要时时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新中国成立前夕的1948年，张若名和丈夫杨堃一起离开北平中法大学前往昆明，除了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希望杨堃去该校执教外，也有人说张若名有出于“避嫌”的原因：她的初恋对象，一直和她保持着亲密朋友关系的周恩来率领千军万马就要进城了，以后如何相处呢?还是离得远些好，于是，他们举家南迁昆明。但是，她曾对周恩来盟誓一样地说过，她将永远不背叛共产党，永远保持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为国家工作，而出身官僚地主家庭的这一阴影却始终笼罩着她。她只能时时事事严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远当一个革命的“左派”。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途经昆明。他利用这一机会，到云南大学会见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堃，并一起共进午餐。据当年随同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回忆，总理一见到张若名就非常感慨地说：“多年不见了。”然后又说：“我代表小超问若名姐好。”总理还问她，想不想回北京工作?在较长时间的谈话中，还谈到他们当时一起闹学潮、坐监牢和在欧洲的一些事。当说到张若名1922年入党等事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她说：“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还不是党的组织。”有人据此说，周恩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当时极“左”的政治气氛笼罩着全国，退团比退党的政治分量就轻得多了。 上个世纪50年代末，张若名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把哪怕一闪而过的“私心杂念”也要向党交心，导致她被打成为右派。在不堪忍受批判，不认为自己是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终于顶不住而投水自杀了，那是1958年6月18日上午。 “文革”结束后，在邓颖超的亲自过问下，张若名得到彻底平反，恢复了名誉，而那时她已离世20多年了。

（1）《纪德的态度》（中文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1996年 L'Attitude D'Andre Gide 北平中法大学丛书之一 1931年

（2）《关于安德烈·纪德》（Sur Andre Gide） Le Mercure de France 1935

（3）《佛朗西斯·若姆》（Francis Jammmes） 中法大学月刊第9卷1 期 1936

（4）《法国象征派三大诗人：波德莱尔、魏尔伦和兰波》 中法大学月刊第11卷4、5期合刊 1937

（5）《中国儿童生活——民俗研究》（La Vie De L'Enfant En Chine） 北平法文（L'Ami）月刊第3卷4期 1939年

（6）《法语直陈时态的用法》（L'Emploi Des Temps L'Indicatif En Francais ） 《法文研究》杂志 1939—1940年连载

（7）《纪德的介绍》 北平《新思潮》月刊1卷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