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马公镇东郊，是清代以前澎湖唯一的学府。1766年（清乾隆三十一年）冬，贡生许应元在此提倡儒学，选育人才，并募款兴修学府，取名为“文石书院”。书院里原陈列图书史册极多，堂中祀奉文昌帝像以及朱熹、程颢、程颐、周敦颐、张载等五位宋代理学大师。当时书院担负着兴盛儒学的重任，是澎湖文化的发源地。中法战争时，书院被法军付之一炬。日据日期，这里改祀孔子，成为孔庙。

文石书院，位于台湾澎湖马公镇附近。清乾隆三十一年澎湖通判胡建伟应贡生许应元等之请，捐款创建。有头门3间，中架为楼，上祀魁星；中为讲堂，祀宋代周、二程、朱、张五子；后堂中祀支昌帝君，左右两间为山长住处，两翼有精舍各10间。因澎湖特产文石，故名。胡亲任山长，订学规10条：“重人伦、端志向、辨理欲、励躬行、尊师友、定课程、读经史、正文体、惜光阴、戒好讼”，后金门举人林豪主讲时，又续拟学约8条：“经义、史学、文学、性理、制义、试帖、书法、礼法”。五十五年夏毁于风灾，知府杨廷理谕通判王庆奎修葺。嘉庆四年(1799)通判韩蜚声捐款重修，并改建魁星楼，以后堂作讲堂。二十年通判彭谦就后院再建5间，以祀文昌。道光七年(1827)通判蒋镛与协镇孙得发、游击江鹤等捐俸倡修。九年改建魁星楼于东南方。后多次修葺，光绪元年(1875)董事生员蔡玉成邀请绅士重议修建。翌年后殿添两旁精舍，左边配胡、韩二公，并前通判蒋镛、王廷干禄位。其讲堂中厅祀制字仓圣，外庭建惜字亭。日本占据时期，地方人士为保护民族文化，将其改为孔子庙。年久失修，庙宇已圮。1962年拆除，仅留魁星楼及2碑2匾。

文石书院始建於清乾隆32年（西元1766年），本为澎湖通判胡建伟所创建，系为教人移民子弟，造就地方人才，乃设置官立书院，延聘教席、山长教育儒生。因书院是采用澎湖特产色泽灿烂的文石所砌成，且亦期望所培育的人才如文石般秀美，故命名为文石书院。

文石书院兴建，开启了澎湖文教的先声，书院陈列史书极，文风鼎盛，可惜光绪11年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大肆毁坏了文石书院百馀年来的传承，图书、讲堂俱毁。日据时期，书院经过重修，改祀孔子；1962年再度整修，拆除破损殆尽的六栋雅致古厝，改建大成殿，即今孔庙现貌。

从〞至圣庙〞牌进入孔庙前庭，步道的右侧有一座古老的阁楼，此即登瀛楼。登瀛楼为故文石书院仅存旳遗迹，建筑为前清传统式中国风味的阁楼，上下两层，古朴中透著些许些华丽，门墙、窗棂、檐角都修饰得极其精致。登瀛楼因地势较高，展望极佳，可远眺风柜半岛及澎湖周边的碧海青天。

从步道前行穿过白色圆形拱门，在尽头处即可见掩映於老榕下的大成殿，因建筑时间较晚，大成殿屋已不用飞檐，而是平，整端庄的黄色琉璃瓦，屋脊两端各有一向上突起的修饰物，看来更简单朴实。平时孔庙并不开放，只能在台阶外端祥这座现代孔庙。

胡建伟：文石书院学约清乾隆三十一年（1766）

古者庠序学校之教，皆所以明人伦也。是人伦者，非教者之所最重，而为学者之所必先也哉！试思人生那有一日不与五伦之人相周旋？圣贤那有一言不与五伦之理相发明？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贤，人伦之至也。”又曰：“尧舜之道，孝弟而已矣。”朱子鹿洞条规，首列“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五教之目，以为学者学此而已；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则所以学之也。若夫修身、处世、接物之条，皆在所后焉。盖人伦之至理，命于天则谓性，率于性则谓道。性与天道，乃学问之大原，而其实不过于人伦日用之间，各尽其当然之实，自可以为天下后世法。如《中庸》一书，其大无外，其小无内，放之则弥六合，卷之则退藏于密。言其大无外，其小无内，至于无声无臭至矣，无以复加矣。而其中之得力，则实在三达德（三达德：三种常行的美德。《中庸》：“智、仁、通三者，天下之达德也。”），以行五达道（达道：人所共知之道。《中庸》：“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以驯至乎其极而已，岂有他哉？然人伦固在所重，而孝为百行之原，则又五伦之本也。人能善事父母，必笃于兄弟，和于妻子。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门。至性厚者，朋友亦不薄，以至明察天地，通于神明，光于四海。何一而非孝之所推暨乎？倘身列喜墙，而门内多惭，至性菲薄，以视反哺之鸟、跪乳之羊，物且不如矣，安望其忠君、信友、亲亲、长长也哉！清夜自思，何以为人，何以为子，更何以谓之学者，可不惕然而知所重耶？

志者，心之所至也。凡人心之此之彼，志必先为之向道，而后心乃从之而往也。如行路者，欲往东，志必先向东而志；欲往西，志必先往西而行。是志之有向，正如射者之有鹄也。故学者之志，未有所向不端而可以有为也。《礼》曰“一年离经辨志。”盖言童稚就傅之年，必先使之志向先端，而后可以渐进，以至于智虑通达，而为大成之候也。即如孔子，至圣也，亦必自十五志学，而后能从心所欲不逾矩。朱子曰：“书不记，熟读可记；义不精，细思可精；惟有志之不立，直是无着处。”世人读书，不志道德而志功名，所向已差了。况所称功名，亦只是科第耳，官爵耳，非真欲建功立名以垂不朽也。以富贵为功名，富贵之外，复有何求？趋向不端，宜所学者皆非也。毫厘之差，千里之谬，正在于此。今生童中尽有颖异之资，止是志向不专，为习俗所染，未能捭脱。即勉强从学，或作或辍，口身之功且难，更何有于心性之学？光阴坐废，卒无成就，殊可惜也！试观汉儒董仲舒下帷发愤，潜心大业，三载不一窥家园；宋范文正公断齑划粥，勤学励学，做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此何等志向也，尔诸生可不勉哉？

凡人莫不有性，性即理也。性发而为情，情动而欲生焉。此危微之介，圣狂之分也，而可不辨乎哉？刘子云：“烟生于火而烟□火，冰生于水而冰遏水。故烟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贞则情销，情炽则性灭。是以珠明而尘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欲不能染也。”又曰：“将收情欲，先敛五关（五关：耳、目、口、鼻、身，谓之五关。）。”盖言五关不破，五德（五德：指人的五种品质，儒家以温、良、恭、俭、让为士人修身五德。）不得而入也。即如孔子论人，必先从富贵贫贱说起者。夫人必能富贵不处，贫贱不去，则取舍之分明；取舍之分明，斯存养之功密，庶可渐至终食不遗仁，而造次颠沛必于是也。学者果能于此间辨得明，守得定，壁立千仞之上，何难与圣人同归也哉！《东庄学约》有云：“米盐妻子，庶事应酬，以道心处之，无非道者。苟使萦怀豪杰，志气不难因以捐尽。彼如应举一事，在明理者入场赴考，认题作文，不过将平日之学养，发圣贤之道理，至于取中与否，则听其在天，毫无侥幸之想。”今人则一团欲心，入场必思诡遇；拟题滥本，无所不至。朱子曰：“非科举之累人，人自累科举耳。”又云：“居今之世，虽孔子复生，亦必应举，岂能累孔子耶？”天理人欲，同行异情，有如此者，可不辨乎？

吕献可尝言：“读书不须多，读得一字，行得一字。”伊川程子亦尝曰：“读书一尺，不知行得一寸。”盖读书不力行，只是说话也。今人生圣贤之后，凡我身之所未行者，皆古人之所已行，而笔之于书者也。故诵读时，不可看作书是书，我是我，书与我两不相干。必如朱子所云，“须要将圣贤言语体之于身”。如克己复礼，如出门，如见大宾等事，须就自家身上体察，我实能克己复礼，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为有益。又如颜子所云：“未知养亲者，欲其观古人之先意承颜，怡声下气，不惮劬劳，以致甘软，惕然惭惧，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观古人之守职无侵，见危受命，不忘诚谏以利社稷，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素骄奢者，欲其观古人之恭俭节用，卑以自牧，礼为教本，敬为身基，瞿然自失，敛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观古人之重义轻财，少思寡欲，忌盈恶满，周贫恤匮，赧然悔耻，积而能散也。”引而申之，推而广之，事事皆本古人之成法做去。即读得一句、行得一句矣，不亦躬行实践之君子也哉！

传道解惑，莫过于师；劝善规过，必资于友。是师友者，乃人生德业之所藉以成就者也。《书》曰：“主善为师。”又曰：“师道立，则善人多。”《礼》曰：“独学无友，则孤陋寡闻。”师友愿不重哉！孔子曰：“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盖言子贱能尊师友，以成其德，故夫子称之也。考之古人，未有不尊师友者也。即如宋贤杨龟山、游定夫，侍伊川程子之侧，程子偶瞑坐，杨、游二子侍立不去。程子既觉，门外已雪深三尺矣。古人之尊师重道，有如此者。至于朋友，朱子所谓五伦之纲纪者是也。人或于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中，有难言之隐、不白之情，积成嫌怨。得一良友，为我排释，为我解纷，委曲周旋，维持调护，俾得相好如初，其有益于人者，更为不浅。况乎励行勤学，质疑问难、读书作文，无一不取证于友。其所系之重，又有如此者。《诗》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信然乎？乃世之人，无遵师之诚心、取友之实意，视师友如过客路人，岂不哀哉！极其所谓尊师者，亦不过厚脩脯、隆礼仪，以此为敬而已。其于尊德乐道，则概乎未之有讲也。待朋友虽极深情厚貌，亦仅以酒食往来为亲密，笑言通脱为莫逆而已。求所谓以文会友，以友辅仁者，则又安在也！尔诸生当以古人自待，以今人为鉴也。

《记》曰：“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智虑通达，谓之大成。”此古人为学次第法程也。矧今人欲学古人，而可无法也哉！孟子言：“大匠诲人，必以规矩。学者亦必以规矩。”课程者，即匠之规矩也。欲读书也，课程可不定乎？而课程之法，则莫有善于程畏斋分年月日程之一法也。其法本末兼该，体用具备。陆清献云：“此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来教人读书之法也。”其尊信有如此者。今院内仿依此法，令诸生各置一簿，以为每日课程记。本日读何书，何处起止，或生书，或温书，并先生所讲何书，午间何课，夜间何课，一一登记簿内，从实检点，不得虚张滥记；积日而月，积月而岁，历历可考。工夫有常，自然长进。每五日，又于已熟之书，按簿抽背一次；或余于公事之暇到院，亦安簿抽背，以验其如有从头至尾背念一字不忘者，即给送纸写之资，以奖其勤能；倘有妄自开写簿内，背念不熟者，即由饬示罚，以为怠惰者儆。至于作文，每十日作文一篇，五言排律诗一首，夏日则策一道。务须尽一日之功，以完此课，不许继烛给烛。平日用功，以看书、读书为急，不比场前，要多作时文，以熟其机也。每日讲书后，要看书，先将白文理会一遍，次看本注，次看大全等讲章；如此做工夫，则书理自可渐明；四书既明，则经学便势如破竹矣。

经，经也；史，纬也。学者必读经，然后可以考圣贤之成法，则亦未有不读史而后可以知人论世者也。是十三经、二十二史，非学者所以必读之书而为学问之根底者哉？今国家取士，乡会第二场，试经义四篇，所以重经学也。至于第三场，多有以史事策试者。史学亦何尝不重？是经之与史，有不容以偏废者也。自世之学者，以读书为作文而设，如薛文清云：“学举业者，读经书只安排作时文科用，与己原无相干，故一时所资以进身者，皆古人之糟粕；终身所得以行事者，皆生来之气习，与不学者何异？”然此等读书，虽无心性之益，犹有记诵之功也。惟近来场中拟题一件，最为恶陋，其不出题者，勿而不讲；即出题之处，亦不过略晓大意，仅能敷衍成文而已。更有剽窃雷同，即章句亦多，茫茫然也。本经如此，他经可知，又安望其兼读诸史以为淹通之儒耶？但人之质性不同、敏钝各异，概今其服习熟读经史，亦非易事。然亦有法焉，可以序渐进也。则莫如仿欧阳文忠公限字读书之法，淮以中人之性，日约读三百字，四年可读毕《四书》、《五经》、《周礼》、《左传》诸书。依此法做去，则史亦可尽读也。亦惟勤者能自得耳。学者苟能如朱子所云：“抖擞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缓。”如此着力去读，则又何书不可尽读耶？宁第经史史而已哉？

文所以载道也。秾纤得中，修短合度，莫不有体焉。是体也者，文之规矩准绳也，而可不正乎！今朝廷取士，重科举之业，文取清真雅正。上以是求，下以是应，固已文无不约，礼无不正矣。平淡浓奇，各具一体，均堪入彀。至于肤浅卑弱之文，虽不中程式，然此等文字，如人生质微弱，病在标末，元气未曾伤损，服以汤剂，饷以粱肉，自然日就强壮，犹可为完人也。惟有一种艰深怪僻者，以妄诞为新，以判道为超脱，何异病人入膏肓，外强中干，纵有扁禾（扁禾：又作禾扁，是古代名医扁鹊与禾二人的合称。），亦岂能为救药也哉！凡此者，皆托名江西派（宋诗流派之一，以黄庭坚为首，次为陈师道等二十五人，皆江西人氏，影响很大，故称江西诗派。）一说以误之，逐日复一日，沉溺而不知返也。夫江西五子之文，或意在笔先，或神游题外，自成一家机抒，然按之题位、题理，依照一丝不乱。此文之所以可贵而可传也。今人既无此本领，但剽窃险怪字句，以涂饰耳目，牛鬼蛇神，欲以欺人，适以自欺而已。然余以为欲正文体，更当先正题目，如欲出搭题以试学人之灵思妙绪，亦不得过为割裂，以致首尾不贯，上下无情。近见坊本，率多牵如两马之力与齐饥等题。学者遇此，亦安得不无中生有、支离附会耶！是何异策泛驾之马，而欲其范我驰驱，按辔和铃，以游于康衢九达以上，岂可得哉？

人生百岁三万六千日，光阴盛矣。而其中可以读书，则自七八岁至三十岁，仅有二十二三年而已。即陆槎亭分年读书之法所言，自五岁至十五，十年诵读；十五至二十五讲卷；二十五至三十五涉猎，亦总不出三十年之外也。读书之日，宁有几乎？孔子曰：“年四十而见恶焉，其终也已。”又曰：“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盖人至四十、五十，血气渐衰，精神日灭，眼目近花，记性亦绌。礼言：“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未闻此时而向学者也。余观今人读书，暴弃者固多，姑待者亦复不少。谓今日不读有明日，今年不读有明年。不知眼前一刻，即百岁中之一刻也。日月其除，挥戈难返，嗟何及矣。今幸书院落成，尔诸生萃处其中，昼则明窗净几，夜则热灼焚膏，真有读书之乐矣。正宜励志潜修，及时勉学，断不可群居燕坐，三五闲谈，以致耗费精神，荒度时日也，若遇芳辰令节，放假一日者，亦是玩物适情，所以畅发其天机之一。如樊迟从游于舞云，不忘崇德之间，则游亦岂能废学也哉？至家中有事，或日久归省，亦人情之常，不能免也。但必回明先生，告假登记簿内，限日回销，总不得有逾五日之期。昔乐羊子远学来归，其妻乃断机相戒。妇人尚且知学如此，倘无故频频告假思家，不惟见怪于师友，亦且有愧于妇女，安可以有限之光阴而漫不加珍惜也欤？

昔人有言：“饿杀莫做贼，气杀莫告状。”夫贼者，害人之名。人而为贼，乡评之所不齿，国法之所不容，贱恶极矣。而告状者似之，亦以告状之人，虚辞架陷，败人名节，倾人身家，与贼无别。事异情同，所以深著其害，而重以为戒也。即如易以天水名讼，赴义外刚内险，或前刚而后险，或彼刚而此险，两不相下，而讼以兴焉。是好讼之人，未有不刚险者也。人而好讼，大抵其人必贪暴而尚气，机械而诡诈。率其刚险之性，明则舞文弄墨，暗则射影含沙。或恃己之健讼，而颠倒是非，或唆人之争讼，而混淆曲直，深文以期其巧中，构□以图其重酬。无知者称为讼师，有知者鄙为讼棍。此等人品，实乡党之鬼蜮，而名教之罪人也。纵或法网偶疏，时有吞舟之漏，即天地神明，亦断不为之少宽也已。试以讼事言之，告状时，每日衙前伺候或官府出署，拦路下跪，或坐堂放告，则阶前俯伏。官呼役叱，腼颜忍受，其苦一也。如或不准，又须再告。幸而准理，出票时承书抑勒，万状刁难，乃下气怡色，委婉顺从，过于孝子之事父母。及至差役到家，则有接风酒、下马钱，恭迎款待，甚于贤宾嘉客。一有不当之处，则饮尔酒，发尔风，无所不至，其苦二也。及至临审，一切保邻词证又需供养；酒楼茶馆任其燕游，百计逢迎，总欲藉其左袒。又有派堂杂堂，一班衙头皂快，如饿虎逢羊，必无生理。非遇廉察之官，身家必至立破。且俟候听审，自辰至酉，寸步不敢远离，惊心吊胆，忘饥失食。若遇冲繁地方，职官因公他出，又须收牌别示，十旬一月，未有定期，其苦三也。至于审后，水落石出，轻则戒饬，重则问拟，有何好处而乐为此耶？尔诸生读书明理，心气和平，既无刚险之性，倘有非礼之加、横逆之投，情遣理恕，何难渔然冰释。即或万不得已，务要申诉官长，而据事直书，仍不失忠厚之道。则有中惕之吉，而无终凶之讼，慎毋恃官府待我厚而奔走公庭，毋恃衙门为我熟而钻谋蠹吏。守卧碑之训，而一意诗书，品端行洁，谁不受敬之。苟其不然，即使尔诸生身为职官，见此等好讼之人，有不疾而恶之者几希矣。

创者

林豪：文石书院续拟学约八条 清光绪年间

经义不可不明也

士君子穷经，将以致用。必能明其义蕴，斯识见定，理解精，持论有本有末，以之用世，自无难处之事。如汉儒以经义决狱，以《洪范传》推度时事，均能吻合。故先哲谓：《论语》半部可以治天下。非危言也。治经者，必先读注疏，择精语详而归于一是。若场屋与考经解，则以众说为波澜，而以御纂及朱子之说为主脑。朱注虽为时所尚，要当分别观之。如《周易》宜习汉学。其尤著也，若《虞氏义》一书，为国朝惠定宇、张皋文诸家所阐发，尤为汉《易》入门之径。大都以六爻之变动，阴阳之错综，先明其数。故治《易》者，必有图画，犹《春秋大事表》、舆地，皆有图说，以明其方向，于天下大势、远近强弱，方了如指掌。他如《毛诗小序》，必不可废。若能会萃众说而自抒新义，亦可以参备一解。大抵六经注疏，经御纂折衷，固已灿然大备；然圣贤理道，本属无穷，如近世江慎修之《乡党图考》、阎百诗之《四书释地》，皆足以专门名家，补前贤所未备。学者会而通焉，可也。

史学不可不通也

三史之学，一曰正史，若马、班之书是也；一曰编年，若《通鉴纲目》是也；一曰纪事，若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是也。其他三通（三通：唐杜祐《通典》、宋郑樵《通志》、元马端临《文献通考》，合称三通，皆政典之书。）、地志等书，皆史家之支流，涉猎焉可也。夫史书浩如渊海，苦难遍读，故治史者，必自朱子《纲目》始。其法每阅一代之史，则设一簿，择其事之要者，论之精者，字句之典雅者，自抄一本。或计一年所阅，择其辞尤浃意者随手摘录，粘于壁上，以便朝夕熟览。至岁终，揭起分类，抄成一本。年年如是，有三益焉：一可知古今之事变，人品之贤否：一可识史家笔法，与义例之异同；一则典雅字句，随意摘出，可为行文之取资挹注，更觉靡尽。凡此，皆读子、史百家之良法也。然读书尚友，必能知人论世，故有时读至疑难之事，该掩卷思之，设身处地，当如何处分？而后观古人究如何处分。其增长知识，尤不少焉。

《文选》不可不读也

《昭明文选》一书，为古学之总汇、词赋之津梁。自唐以来，如老杜犹教儿熟精选理，岂得以难读而置之？即如“京都”、“江海”等赋，字多奇僻难通，无妨节取。他若屈子之骚，武侯之表，《春秋》、《毛诗》之序，苏、李、陶、谢之诗，皆出其中，宜择其明白易晓数十篇，自抄一过，朝夕吟咏，以为根柢，则出笔自可免俗矣。昔人谓做秀才者，胸中目中无《纲目》、《文选》二书，何得谓秀才哉？盖惟习此二书，则胸中乃有古人，而笔下方能超出时人耳。

性理不可不讲也

我朝儒臣所辑《性理精义》，皆采择有宋先贤五子之学，若《通书》、《西铭》及《太极图说》，词旨深远，皆理学之至精者也。而湘乡罗忠节公泽南，即本周子主静之学，衍为兵法，故生平战功彪炳。其门下弟子，类能起而捍大难，踣大憝，亦皆本其师说。盖是书所赅甚广，苟能明其一义，推而出之，亦足以开物成务。学者但本其性之所近，择其辞义可通者读之，当有领会，亦无庸缠死句下，琐琐较论心性，致与胶柱刻舟者等诮也。

制艺不可无本也

昔人谓制艺之佳者，不从制艺来；试帖之佳者，不自试帖来。若但能就制艺、试帖以求，则诗文未必能工。盖胸中无数千卷书，安能独出手眼，下笔沛然？虽复极力摹拟时墨、铺排涂附、学其套数，初阅虽有机调，细按之不过合掌雷同，无一语从本心中流出，奚贵其为文哉？至于题有层次，前后不可凌躐也；题有神理，一字不放过也。曲题用经义，贵能融化；理题靠朱注，贵有洗发手法。题尤要聊贯有情，补侧得宜。能如是，是亦足矣。先儒云：“文以载道”。又云：“时文代圣贤主言。”虽不敢执此以律时贤，亦安敢不力求实学，而取法于上哉？

试帖不可无法也

自乾隆二十二年，文场始加试帖一首，排比声韵，法至严密。一字不叶（叶：“协”的古文，不叶即不协。此处指叶韵。叶韵起于南北朝时，文字读音，因古今不同，故古韵和今韵不同，当时强调合韵，强改古韵为今韵。为求压韵，甚至不惜擅改原文，其弊甚深。至宋代，提出古韵通转，不必改字之说，形成一字多读，随处可叶之势，多音字增加，其害亦大。清人深究古音，叶韵之说渐废。），则前功尽弃，可不慎欤？即如结韵、抬头、颂扬，系应制之体，不得已而用之。若全篇颂扬，澎士每喜用之，尤不可解。此体无足讨好，而最易惹厌，似不必轻用为当也。能为古近体诗者，其试帖虽不甚工，亦不致有尘俗气。大抵试帖之上者，莫如有正味斋，而九家诗次之，七家次之。要必汰其不合时式之作，而选其尤佳者数十首，以便揣摩可也。古学则以唐律的根柢，而行以馆阁格式。古学经解，在小试军中，易于偏师制胜，况平时能为古学，则试帖游刃有余，在闱中尤有裨益。宜讲律赋及赋学指南二书，以资讲习，为入门之径。

书法不可不习也

场中作字，譬如善膏沐者，同此资质，而膏沐稍整亦足动目。故制艺俱佳则较其诗，诗律俱佳则较其字，而去取以分。其大凡也临帖之法，非徒濡毫摹写，以求其形似而已。必取古今名迹，悬挂壁间，或斜置几上，细玩其用笔起止，配搭疏密长短之法，队伏整列，笔气联贯而下，无错综不匀之弊，务期意在笔先，神与俱化。故未有楷法不工，而能工草者。至用墨濡笔，皆有程式。墨要去胶，笔要洗净，试卷虽涩，必不宜磨使光滑，所谓善事利器是也。我期功令，凡殿试、朝考，尤重楷法。鼎甲馆选，咸出其中，而可苟乎哉？先儒云：“作字端楷，亦主敬之一事”，则又不特场屋宜谨也。乃澎士书法，尚多未匀，即系注涂改，又多违式。查磨勘条例，每科学政，多有颁发。即乡闱，题纸后已胪列，为师者亦宜以教其弟子，每误则随时指正，必平日习惯自然，场中方无错误。若以为无关文字之佳否，而任意涂抹，是真与科名为仇也。大抵得失虽有定数，而人事要必先尽，故琐琐及此。古人云：三年心血，只争一刻眼光耳。有志者，幸勿河汉斯言。

礼法不可不守也

《纪略》原载《学约》，于人伦、师友、立志、戒讼之说，再三致意，兹特举其意所未备者，推而言之。夫吾人既从事于学之一途，不能不以舌耕为业；舍此，则别无谋生之术。盖防礼自恃，有如处女；怀刑畏法，惧入小人，其力守大闲，亦仅仅可以免祸而已。要之，训诲有法，自不患事畜无资，而或欲于公门中上下其手以沾利益，此大误也。盖自来清正之官，必能循理。故凡理之直者，可无烦托我；其曲者，始欲藉重一言，为可缓颊。而既视为谋生之资，又不能择事而预，在有司则已窥我之后，谓是固非理相干者也。无论从与不从，而我且以一言见轻，他日虽有至言，转不易入矣。至于墨吏，亦有别才，其经手固自有人，本不欲与正士相接，而反借非公不至之说，谓礼义由贤者出，而以澹台子羽相待，则吾亦何能不以自待耶？虽然，俗事非尽不可与也。设有至亲为人倾陷，则当极力为雪其诬；又或亲朋两相争竞，则必苦口为平其怨；他如保固桑梓，兴利除害之大端，则士为四民之首，又安可不身肩其任。此虽仁义，未尝不利，而吾之坐言起行者动于礼，非动于利也。则仍不害其为礼法自守也。夫礼法之所赅，亦甚广矣。由勉亭之所言，所谓伦之明、志之笃、理欲之必辩、师友之是尊，以至励躬行、戒词讼，皆范围曲成于礼法中，而率履勿越者也。必能守如处女之固，而后免为小人之归，可不叹欤？古人云：做士子时，当如闺女，要畏人也；既入仕途，如健妇，要养人也；及退休林下，如老妪，要教人也。所愿士子，识此数端，为读书之根柢，而复以通经、学古、课文、作字各条，互相淬励，从此日就月将，相观而善，士气蒸蒸日上，以与中土代兴，是又区区者所乐观其后也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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