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达尔文主义反对最坚决和最富成效的有好几种学说，一般统称为“新拉马克主义”。这一名称的自相矛盾的一面是拉马克学说的最根本的组成部分（进化中的目的论因素将生物的种系序列导向愈益完善或完备）并不是新拉马克主义的主要论点。然而不可否认新拉马克主义和拉马克在两个主要概念上是一致的进化是“纵向”进化，其实质是适应能力的提高（忽视或完全不考虑多样性的起源），另一个概念是个体的获得性状能够遗传式遗传，（soft inheritance）。因此与其把新拉马克主义当作进化学说倒不如把它看作是遗传学说。

例如布鲁门巴赫认为黑色人种是由于热带的强烈阳光作用于浅色人种的肝脏而来。达尔文也不例外，他一直相信用进废退的某些效应及其遗传。他为了说明这种情况还采纳了泛生论，不过他认为和自然选择比较起来它的作用很小而已。环境对生物性状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观念可以远溯到古代民间传说。

它在哲学家之间，尤其是在启蒙运动之前和运动期间非常流行（洛克，康迪乃克）。在英国作家中哈特莱（David Hartley）是极端环境主义者的典型例子。他认为“生活条件的变化”严重影响“生物的变异”，布丰、林奈，拉马克和布鲁门巴赫都接受他的这一观点，他们还在不同程度上也都承认获得性状可以遗传。

“新拉马克主义”包罗了一大堆杂七杂八的观点。从来没有两个新拉马克主义者具有相同的观点，不过要详细介绍这些观点或学说就离题太远。其中有一种被称为杰弗莱主义（Geoffroyism）的，将进化演变的原因归之于环境的直接影响。

虽然拉马克曾公开地驳斥过这种环境直接诱变的看法，但是19世纪晚期一些承认这种观点的人也被列为新拉马克主义者。很多博物学家认为这是一种和自然选择共存的过程。例如他们深信除非通过环境的诱变作用否则渐进的地理变异就无法解释。

杰弗莱主义有很多追随者，特别是在20世纪早期，他们形成了与突变主义相对抗的“反对派”，突变主义认为进化演变的唯一原因是不连续的骤变。环境诱变似乎是解释博物学家随处都可观察到的渐进变异现象的唯一途径。

Cope的这种机制将会自然地产生适应（现象）而无需借助于设计或超自然力。一切新拉马克主义者的学说的共同特点是都主张某一世代的阅历可以传递给下一代而且成为它的遗传性的一部分。因此，所有的新拉马克主义者都支持获得性状遗传。

在遗传物质的本质没有研究清楚之前，新拉马克主义对适应现象的解释远比用偶然变异和选择的随意过程来解释更使人满意。一旦发现微突变（基因突变，minimutation）及重组是进化的遗传物质基础以及软式遗传被否定后，年轻的新拉马克主义者很快就转向达尔文主义。绝大多数美国的进化主义者在1900年以前都是新拉马克主义者。

许多新拉马克主义者求助于智力（mental forces）。这开始于拉马克本人“致力于”满足“需要”的进化（被错误地解释为“按志愿”产生新结构）；科普和其他新拉马克主义者曾提到“意识”，而在保利（Panly）的心理拉马克主义（Psycho - Lamarckism）中达到了极点，它对Boveri及Spemann都产生了相当影响（Hamburger，1980）。

获得性状遗传和用进废退有关的概念相结合在各种新拉马克学说中占有主要地位。科普的“生长与效应定律”（law of growth and effort）就是如此。某一器官如果在一新环境中变得更加有用，那么它的生长在每个世代中将会被促进，从而能更好地适应环境。这显然和拉马克的某些观点非常相似。他为这样一种过程所提出的运行机制是“生殖细胞具有对生长力过去工作效应的记录，就像和记忆相类似的情况”（Bowler，1977a：2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