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外交文书》是1936年起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出版的图书，作者是日本外务省。

《日本外交文书》的编纂工作由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负责，是一项一直持久性的工作。明治年间，日本政府就已开始着手整理外交文书的工作，编纂了《续通信全览》、《外交志稿》、《大日本古文书幕末外国关系文书》等文献汇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各国竞相编纂刊行本国外交档案，这些档案不仅仅是正式的外交文书，更包含了原属机密范畴的各种报告和训令，英国外交档案（蓝皮书）就是典例。日本外务省曾对这种现象做过调查，将原因归纳为三点：1、各国政府政策上之必要，即辨明开战责任；2、社会主义的风潮之影响，导致要求政府向大众公开档案的呼声越来越高；3、学术界研究的期望。这股风气自然而然地影响了日本。早在1924年护宪三派内阁时期，就已提出发表外交文书的方案，昭和初年开始制定编纂明治维新以来外交文书的计划，1936年（昭和十一年）6月正式出版发行了《大日本外交文书》第1卷第1册（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至明治元年（1868年）六月），当时的日本首相兼外相广田弘毅为之作序，从此开《日本外交文书》刊行之先河。

《日本外交文书》（日语平假名：にほんががいこうぶんしょ，英语：Documents on Japanese Foreign Relations）是日本外务省编纂的日本外交档案资料汇编，自1936年开始刊行，初名《大日本外交文书》，迄2014年3月已陆续出版214册。

《日本外交文书》主要按编年顺序排列日本自1867年以来的外交档案，1963年完成明治期、1987年完成大正期，昭和期仍在编纂中。此外外务省编纂的《近代阴阳历对照表》、《小村外交史》和《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也被归入《日本外交文书》系列中。

《日本外交文书》所收录的内容除了各种正式的外交文书之外，还有大量的报告、训令、决议、会谈记录等，反映了近代日本外交的诸多内幕，也对研究日本周边国家如中国、朝鲜的相关历史具有很高的价值。

此后 日本政府每年都会整理出版数册《大日本外交文书》，1940年出版到第9卷（1876年）以后，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持久化，近卫文麿内阁宣布《大日本外交文书》为“不急的事业”而中止其编纂。在停止编纂的期间内，1942年1月7日，日本外务省发生火灾，烧毁了大量档案，到1945年日本投降时已遗失许多珍贵资料。日本投降以后，日本外务省重新开启编纂业务，并去掉了“大”字，通称《日本外交文书》。1946年，《日本外交文书》第20卷出版发行。之所以从第9卷直接跳转至20卷，是因为中间各卷档案遗失较多，正在努力填补修复中，而20卷以后则比较容易整理。此后《日本外交文书》的编纂工作顺利展开，1963年完成了明治期的《日本外交文书》，1987年完成了大正期的《日本外交文书》，当前正在进行昭和期《日本外交文书》的编纂，先已完成了昭和期I（1927年—1931年）和昭和期II（1931年—1937年）两部分及若干特集。最新出版的《日本外交文书》是2014年3月出版的昭和期III（1937年—1945年）第1卷、第2卷。

《日本外交文书》是将原有档案以明朝体活字刊印，而在编排体例上，明治期以卷为单位，1年为1卷，一部分是1卷1册，另一部分是1卷2册，第40卷则为3册构成。部分卷还有别册，如北清事变（义和团运动）、日俄战争、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等。大正期以册为单位，每年有2—6册。此外就明治期和大正期的一些重大问题还各自编成特集。昭和期分为I（1927年—1931年）、II（1931年—1937年）和III（1937年—1945年）3部分，每部分的卷号按年份编排，并有对华关系和对其他国家关系之别。对于一些重大问题亦以特集形式归纳整理。在每册内以事项为单位对档案进行归类，其所收录内容除了正式的外交文书外，还有大量报告、训令、决议、会谈记录等机密档案。具体卷册如下：

《日本外交文书》的问世给研究者带来极大的便利，是研究日本近代外交的必备资料，具有非常高的史料价值。同时，由于近代日本所采取的大陆政策，因此对邻国朝鲜和中国极为关注，日本外交官刺探和搜集了大量中朝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社会等各方面的情报，因而《日本外交文书》上包含了丰富的中国和朝鲜的相关信息，对中国近代史和朝鲜近代史起到重要的补充作用，也是研究近现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基本史料。

正是鉴于《日本外交文书》所蕴藏的史料价值非常高，所以中国一直很重视对《日本外交文书》的利用，在甲午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九一八事变等重大事件上均有《日本外交文书》选译。中国方面亦曾公布《日本外交文书》的相关内容来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不过，日本外务省在整理编纂的过程中，并非所有的外交档案都汇编于《日本外交文书》中。在日本国立公文书馆开发的数据库“亚洲历史资料中心”（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中可以找到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国立公文书馆等公开的大量外交档案的原件，其中不少都是《日本外交文书》所未收录的。另外在伊藤博文编《秘书类纂》及一些日本政要的关系文书中也能找到很多不见于《日本外交文书》的外交档案。朝鲜半岛方面的资料则有韩国国史编纂委员会编的《驻韩日本公使馆记录》（共26卷）可资参照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