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为群经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也是三易之一（《连山易》《归藏易》《周易》）。它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

《周易》为群经之首，是我国现存最古老的文化经典，也是三易之一（《连三易》《归藏易》《周易》）。它是中华文化重要的源头活水，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集中体现，易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潮、主旋律，对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影响至深至远。《周易》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创新理念，海纳百川的包容姿态，刚健有为的进取精神等等，都已融入中华民族的人文心理和价值观念，成为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构成因素。《周易》一书以其宏富的内容，精深的思想，传承不绝，历久弥新，两千多年来，始终受到了人们的高度重视。从刘向、刘歆父子的《七略》，到中国古代文化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周易》一直占据着传统文化的优先地位。如果说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髓是经学，那么《周易》则是经学的核心。随着历史的发展，《周易》一书得到不断地完善和升华，逐渐由原始的占卜之书脱胎为人文化、哲理化的哲学著作，并对史学、文学、艺术、建筑、科技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对《周易》和易学文化的研究从未间断，至今方兴未艾，并已成为世界范围的学术研究课题。中国的综合国力不断提升，中华民族逐渐强盛，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要想深入了解中华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周易》和易学是无论如何都绕不过的一个关键点。《周易》素以深秘玄奥，晦涩难懂著称，为了方便大家学习和研究，下面谨就《周易》的基本情况作简单介绍。

《周易》最早见于《周礼·春官·大卜》，“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前人多认为《连山》为夏《易》，《归藏》为殷《易》，《周易》则是周代之《易》。《连山》、《归藏》的存在与否、时代关系等问题，一直是易学领域争论的焦点之一，歧说纷然，莫衷一是。1993年，湖北江陵王家台15号墓出土竹简《归藏》，墓葬年代约为战国末期。李学勤先生结合竹简《归藏》，综考历代文献，认为竹简《归藏》虽不会太古，但《归藏》本为殷商筮法是较有根据的。《连山》、《归藏》的结构与《周易》相似，《周易》有可能是在二《易》尤其是殷代《归藏》的基础上损益修改而成的。在周代，三《易》可能同时并存，共同流传。

关于“周”字的含义，汉代著名学者郑玄曰：“《周易》者，言易道周普，无所不备。”认为“周”为“周普”、“周备”之义。唐代孔颖达则认为“周”为“周代”之意，他在《周易正义》中曰：“《周易》称‘周’，取歧阳地名，《毛诗》云‘周原膴膴’是也。又文王作《易》之时，正在羑里，周德未兴，犹是殷世也，故题‘周’别于殷，此文王所演，故谓之《周易》。其犹《周书》、《周礼》，题周以别余代。”孔氏的这一观点为宋代的朱熹所继承。

关于“易”的含义，郑玄依据《易纬·乾凿度》认为“‘易’一名而含三义，易简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即“易”有简易、变易、不变三种意思。唐代孔颖达作《周易正义》沿袭此说。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于“易”下说：“蜥易、蝘蜓、守宫也。象形。秘书说：‘日月为易，象阴阳也。’”此处，《说文》表达了“易”的两种含义：一是“易”是蜥蜴等动物，因为这些动物能够随周围环境的改变而变换自己身体的颜色，“易”即是取象于这种改变、变换的属性，假借为“变易”之“易”；二是“易”由日、月组成，日为阳，月为阴，阴阳二气合之为“易”。《说文》以字形、音而求字义，又颇合《周易》思想精髓，东汉魏伯阳、三国虞翻直至清代的姚配中均力持此说。清初学者毛奇龄更是综合前儒诸说，在《仲氏易》中提出“易”有“变易”、“交易”、“反易”、“对易”、“移易”五义。《周易》主要阐释阴阳变化、推移及其消长盈虚，从而揭示天地、自然造化、人类社会存在的永恒规律，所以我们认为“易”的基本含义是易简、变易、不易三义。

《汉书·艺文志》曰：“《易》道深矣，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认为《易》经历了伏羲、文王、孔子三位圣人的相继推演、加工和阐述，其发展历经上古、中古、下古三个阶段。孟康曰：“《易·系辞》曰：‘《易》之兴其于中古乎？’然则伏羲为上古，文王为中古，孔子为下古。”我们认为，八卦早已先于《易经》而存在，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文本化的《易经》在占筮的形式、内容、功能上较前代大有进步，并蕴含了某些条理性、系统性、规律性的东西，显示出理性思维和逻辑推衍的因素。春秋时期，诸子蜂起，理性文化逐渐与卜筮文化分离，易学也开始摆脱卜筮的外衣，朝向哲理化、抽象化发展，《易经》开始被赋予各种思想内涵和价值意义。孔子学派作为诸子一支，在《易经》性质转变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最大限度地发掘岀了其中的伦理政治内涵。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出现了多家治《易》的局面，但其授受源流难以究考。《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仅对孔子之后《易》的传授作了记录，其先后次序分别为：孔子－（商）瞿－楚人馯臂子弘－江东人矫子庸疵－燕人周子家竖－淳于人光子乘羽－齐人田子庄何。《汉书·儒林传》与此略有不同。《史记》、《汉书》所记可能未尽属实，但至少能够说明《易》在儒家是传授相继的。秦代焚书，《易》以卜筮之书而幸免于难。汉代去古未远，象数易学盛行，且迈向正统官学之路，故传授纷繁，流派多歧，大致分为今古文两派，其授受源流如下表：（据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学史简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

进入东汉，费氏易学兴起，马融继承并发展了费氏治学传统，对古文《周易》文本做了必要的校订，并开启了以传解经的注《易》方式。郑玄学于马融门下，继承了费氏易学，为《易》作注，并能今古文兼治，象数、义理并行。魏代王肃、王弼为《易》作注亦用费氏，费氏由此大兴，梁丘、施氏、高氏《易》亡于西晋，孟氏、京氏《易》有书无师。梁、陈二朝，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官学，齐代唯传郑玄《易注》。至隋，郑学浸微，王注大盛。唐代孔颖达作《五经正义》，将王注与晋韩康伯注合为完整的《周易注》，并对经、传及注文详加疏解，成《周易正义》。《四库全书总目》认为王注“一变而为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王注流行后世，并被纳入《十三经注疏》而成为经注的标准读本。李鼎祚不满王注引老、庄入《易》，遂作《周易集解》，以存汉注，被清代《易》汉学家奉为圭臬。

至北宋，易学的研究和传播步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象数派和义理派均有较大发展和变化。陈抟为宋代象数派的重要倡导者，他提出许多图式，以图解《易》，后经种放、刘牧、李之才、周敦颐等学者的传承和发挥，最终形成易学史上的图书之学。胡瑗则是宋代义理派的重要开创者，程颐传胡氏之学，著《伊川易传》，创立理学派的易学体系。而与此同时的张载则秉持气论学说，著《横渠易说》、《正蒙》，创立了气学派的易学体系。南宋，义理象数相互杂陈，各家之学并肩流传。理学大师朱熹融会各家之长，著《周易本义》，成为宋代易学的集大成之作。元明两代的易学基本是对宋代易学的传承和沿袭。在义理方面，先后出现了一批注解和阐发《周易本义》的著作，并逐渐将其推上官方学术的宝座。由于朱熹易学并不排斥象数之学，所以元明时期的图书之学和先天之学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尤其是方以智父子将象数之学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高潮。整个明代的易学基本上就是对程朱易学的注释，发明新意，见解独到者并不多见，值得一提的是来知德，他撰《周易集注》一书，创立“卦错”“卦综”诸说，颇有可取之处，在易学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王夫之站在气学派的立场上，广泛吸收宋明易学的成果，对古代义理学作了一次大总结，成为以往义理易学的集大成者。

明朝的灭亡和满清入主中原，对当时的思想界、学术界产生了震撼性的影响。学者文人一时崇实弃虚，薄今爱古，学术风气幡然一变。以考证训诂为特色的汉易逐渐受到重视，但宋易因继续得到官方的支持而仍然占据统治地位，于是出现了汉易和宋易相互攻击诘难的现象。由于统治者采取了“兼收并采，不病异同”的方针，清初易学界出现了汉易、宋易共同繁荣的局面。顺治、康熙之后，汉易逐渐占据上风。到乾嘉时期，复兴汉易成为易学界的学术趣向，代表人物是惠栋、张惠言。惠栋著有《周易述》、《易汉学》、《易例》、《周易古义》等书，发挥易汉学，唯汉易是从。张惠言著《周易虞氏易》、《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事》、《虞氏易言》等，全面回复虞翻易学。焦循则是不同与惠栋、张惠言的另一汉易代表人物，他著《易学三书》，一改惠栋、张惠言的唯汉是从的学风，依汉人解易的精神，独辟蹊径，建立自己的易学体系。清儒对汉易的整理和恢复实功不可没。受汉易兴盛的影响，清代易学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四库全书总目·易类》带有明显的扬汉抑宋的学术偏见，但其对前人易著的评论还是非常深刻、比较允当的。

中华民族历经几千年生生不息，日新月异，其发展的内在动力就是创新，而这种创新精神正是易学变通、“日新”、革故鼎新等理念的实践性表达。中华民族不断创新的目的就是追求和谐，追求人类个体的身心和谐，追求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整体和谐。当下，中国在构建创新型社会中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华民族正以“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厚德载物”的包容精神走向伟大的民族复兴之路，《周易》和易学思想必将对创新型和谐社会的构建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