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易帜是指皇姑屯事件后，统治中国东北的奉系军阀首领张学良于1928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并在东北各省同时降下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换成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政治转向事件。

张作霖白手起家，势力日益发展，成为统治关外的“东北王”，并一再向关内扩张。1927年6月18日，张作霖在北京建立安国军政府，自称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为北洋政府末代统治者。

1927年4月，日本田中义一上台组阁后，向张作霖强索铁路权，逼张解决所谓“满蒙悬案”，从而激起了东北的反日怒潮。9月4日，沈阳两万人示威游行，高呼“打倒田中内阁”。张作霖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未能满足日本在“满蒙”筑路、开矿、设厂、租地、移民等全部要求，并有所抵制，这为日本政府所不能容忍，日本关东军则断定东北人民的反日游行系张作霖煽动所致，对他恨之入骨。

1928年4月，蒋介石为缓和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的派系斗争，也是为了推翻号称中央政府的张作霖北京安国军政府的统治，决定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编组成一、二、三、四个集团军，举行“二次北伐”。4月7日，蒋下达总攻击令，命第一、二、三集团军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全面出击。此后的战局发展，对蒋极为有利。第一集团军仅仅20多天，就先后攻占鲁南郯城、鱼台、枣庄、临城、滕县、邹县、兖州、金乡、曲阜、泰安等地，并于5月1日占领山东省城济南。参加鲁西南作战的第二集团军也连战告捷，先后夺取郓城、巨野、嘉祥、汶上、济宁等县市。而第三集团军则顺利冲出娘子关，占领井陉、赞皇、洪子店、温汤等城镇，前锋直指石家庄。各路安国军，损兵折将，节节败退，大有不可收拾之势。张作霖目睹战事的失利，进有所不能，退则士气尽丧，战和难定。恰在这时，日本为阻止北伐军进入东北，威胁它的所谓“特殊利益”，于5月3日在山东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从而引起全国大规模的反日爱国浪潮。张作霖意识到，他终于有了缓兵的良机。于是，5月9日，张作霖发表了与奉召回京的前方将领张学良、杨宇霆等人共同商定的“息争”通电，公开表示愿与南京国民政府议和。随后，他又主动将津浦、京汉沿线安国军撤至沧州、保定一线，以示主和的诚意。为摸清南京国民政府的议和底线，5月24日，张作霖还派出直隶省长孙世伟前往上海，与南京国民政府的代表直接洽谈。

为应付张作霖的“息争”通电，蒋介石采用了政治、军事双重手段。他一面指示负责联络东北的吴忠信：对奉张方针，应请其退出关外，以表爱国诚意；一面坚持继续北伐，命令各部努力前进，速占北京。5月19日，蒋介石亲至郑州，与冯玉祥商定分兵三路进军京津。5月28日，各路北伐军开始全线总攻击，至6月1日，自东而西，先后占领东光、南皮、安国、博野、饶阳、蠡县、高阳、保定、易县、高碑店、张家口、宣化、南口等地。张作霖安国军被迫退至沧州、琉璃河一线，北京、天津已陷入三面包围之中，其最后易手只是时间问题了。

张作霖的压力，不只是来自蒋介石的军事打击，还有日本的趁机胁迫。“济南惨案”以后，日本眼见张作霖半壁江山愈缩愈小，战火即将波及京津，影响东北，对其利益构成严重威胁，便加紧实施逼张及早放弃京津，退回关外，保境安民的策略。5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田中义一首相“训令”，警告张作霖：“战乱进展，将及东三省时，日本政府为维持东三省治安起见，或不得不采取适当且有效之措置”。而日本公使馆武官建川美次、华北驻屯军参谋浦江澄则在同一天奔赴京汉前线，请张学良、杨宇霆出面“劝告张作霖出关”。张作霖在答复中表示“东三省及京、津为中国领土，主权所在，不容漠视”，反对日本政府公然干涉中国内政。值此，日本看到张作霖这个工具不能完全为它所用，遂决意除掉他。

5月30日，张作霖在军事失利和日本的压力下，在北京召集军事紧急会议，经与会者权衡利弊得失，决定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命令各路安国军全面撤退。6月2日，正式发表“出关通电”，声称在救国志愿未偿之时，决不忍穷兵黩武，祸延中外。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奉。6月8日，阎锡山第三集团军商震部进入北京，受到各界代表的热烈欢迎。四天之后，阎锡山所辖傅作义部和平接收天津，布告安民。北京安国军政府至此宣告结束，长达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也最后落下了帷幕，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京津易帜”。

东北易帜的起因有以下几点：

一是皇姑屯事件。1928年6月3日凌晨，张作霖乘京奉专列离京返回奉天。关东军司令村冈长太郎打算派人刺杀张作霖，但这一行动不易掩盖罪责，遂由高级参谋河本大佐策划炸车，调动工兵在张作霖归奉的列车经过地点──沈阳皇姑屯车站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处预埋炸药。6月4日清晨5时30分，张作霖所乘列车驶至皇姑屯车站时被炸，黑龙江督军吴俊升当场死亡，张作霖受重伤，急救回沈阳，于上午9时30分不治而亡，这就是历史上的“皇姑屯事件”。

二是全国人民一致希望国家统一的历史潮流和民意。北伐战争爆发后，国民革命军一路攻势凌厉，进展迅速，很快就消灭了孙传芳和吴佩孚主力，虽然之后国民党发动了‘’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但是毕竟和之前腐败无能的北洋军阀有很大的不同，使一般民众看到了一举改变民国成立后军阀混战、割据、军令政令不一、苛捐杂税多于牛毛局面的希望，全国统一已成为人心所向、大势所趋。东北民众也不例外，虽然说在张作霖的领导下东北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但是为了争权夺利，爆发了两次直奉战争，使东北物价飞涨、满目疮痍。东北人民和全国人民一样也强烈渴望和平，要求统一。

三是张学良的因素。东北易帜虽然说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是这也是和东北军最高统帅张学良的个人努力分不开的。因为虽然不排除张学良在谈判初期有希望通过东北易帜交涉延缓国民政府进攻，避免两线作战、稳定东北局势的打算。但是东北易帜最终的完成是和张学良舍弃个人利益顾全大局的爱国情怀分不开的。因为作为当时的东北最高统帅，张学良也完全可以采取自保的拖延战略来对付国民政府的统一战略，因为时值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白崇禧正因为裁军矛盾日益激烈，东北三省又一直比较独立，虽然蒋介石等意欲统一东北，但是慑于日本的压力也不敢轻举妄动。从易帜延期的几次交涉来看，纵然蒋介石极为希望东北马上易帜，并极力游说张学良，但是当张学良告之需要延缓易帜，蒋介石也是鞭长莫及，除了继续游说之外，也无其他更好的办法。由此可见，张学良是完全可以暂时采取只顾东北地方利益的自保做法，东北军内部如杨宇霆等就是持这种看法的人，但是张学良希望中国统一，为此，他毅然决然地实行东北易帜，这充分体现了他作为爱国军人在东北易帜中的重要作用。

四是东北军的问题。张学良此时领导的东北集团已失去了昔日的强悍。在战场上，被南军所败，士气低落；首领被炸，整个东北都笼罩在悲愤无奈的情绪之中；集团内部，暗潮涌动，杨宇霆等高层人物各怀心腹事；东北虽为富庶之区，但连年的战争已将库存掏空。地盘本为支撑军阀生存的命根子，张作霖战败出关，原本为东北集团提供资源保障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北岸诸省均为南军所占，财政断流，军饷都难以为继，这样一个集团，实难维系与发展壮大。

五是蒋介石的因素。东北易帜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特别是蒋介石的努力分不开。因为在当时国民政府内部以冯玉祥、阎锡山等为首的强硬派，特别是冯玉祥和奉系矛盾很深，他们认为张作霖死后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力主乘胜出击，出兵关外，彻底消灭奉军，以绝后患。蒋介石一方面也希望尽快统一中国，乘战胜之威一鼓而下，但之前爆发的济南事件还历历在目，武力解决东北很可能会引起日本出兵干涉，引发和日本人的冲突。因此，蒋介石更倾向于政治解决。

六是当时的国际局势有利于东北易帜。随着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及逐渐稳固，英美等大国为了保护其在中国的利益，反对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纷纷承认南京国民政府并和它建立关系，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和裁撤领事裁判权等运动也给予了积极支持，希望能改善对华关系，扩大在华利益。但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1927年上台以后推行了一系列比较强硬，激进的侵华政策，如济南惨案、满蒙自治、皇姑屯事件，这不但使中日关系急剧恶化，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特别是济南惨案，引起了全国性的反日运动，使日本激进派不得不稍作收敛。同时，日本政府这些过于激烈的举动，特别是在东北的急速扩张，也引起了英美等西方大国的担优，害怕日本会独霸中国进而影响他们在中国的利益，于是英美等国对日本势力的扩张进行了干涉和牵制。如1928年8月，美国驻华公使马泰瑞特地访问东北，与东北军将领杨宇霆等交谈，表示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美国方面支持东北易帜。英国方面也表示了对东北易帜的支持。这种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也使田中内阁受到了日本国内舆论的强烈攻击，包括枢密院、贵族院等日本保守势力，都认为皇姑屯事件炸死张作霖是极其错误的作法。在野党则利用皇姑屯事件攻击田中内阁，要求追究该事件的具体责任。这都对田中内阁形成了极大压力，田中政府自顾不暇，从而使它对东北易帜的实现不能有太过激烈的反应和举动。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被炸身亡。同一天，张学良、杨宇霆在北京与国民政府代表孔繁蔚举行会谈，孔繁蔚提出了解决东北问题的三个条件：

（一）东北三省须悬青天白日旗；（二）奉军中的孙传芳、张宗昌、褚玉璞所部须受改编；（三）东三省须服从国民政府命令。正式提出了东北易帜问题。

此时，张学良接到了张作霖被炸身亡的消息后，于6月17日化装潜回奉天。6月1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之职。7月1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表示绝不妨碍统一，已令前方军队撤退，并派代表转致敬意。7月3日，张学良出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7月8日，张学良派邢士廉、王树翰、米春霖、徐祖贻等4人前往北京，7月10日到达，随即对新闻界说：“张学良早求统一。皇姑屯之变，益增爱国之热度，而赞成统一志愿，尤觉须急速实现。兹既举国一致易旗，东省自当不必坚持异议。不过东北地位在外交上有特殊情形，故先派代表来商办法，从长考虑，以期妥洽和平统一事业安然成功。”同日，蒋介石在北平接见王树翰等，提出东三省须先行易帜，实行三民主义，余事再请示国民政府。与此同时，张学良在沈阳接见国民政府的代表刘光、张同礼时表示，易帜与实行三民主义毫无疑问。至7月中旬，双方就易帜问题达成协议，并议定于7月24日正式宣布东北易帜。

张学良与南京国民政府就东北易帜问题进行接触的消息传出后，日本当局大为恐慌，极力加以阻挠。7月16日，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拜访张学良，警告说：“我国同东三省的关系与中国内陆地区同各国关系不同，是极为重要而密切的。而国民政府的外交政策同我国在东三省保卫既得权益方针是绝对不能两立的。与南方合作就无异于要同我国对抗。”对此，张学良表示，下属及三省均倾向采用三民主义，难以拒绝。林久治郎随即将此情况电告日本首相田中义一，称“从当今的大趋势看，尽管我方不欢迎青天白日旗，但只要不以实力加以阻止，就不可能停止”。7月18日，田中给林久治郎发来训令，要求“坚决阻止东三省政府同南方合作。”于是，林久治郎于7月19日再次会见张学良，表明日本政府反对易帜的态度，并再度警告说：“如果同南方妥协，将严重伤害两国关系。”张学良则表示：“东北保安会的要员们，一致主张当前应该向国民党妥协，服从三民主义，悬挂青天白日旗，避免战祸。现在，我若不接受这些要员们的主张，自己将陷入非常困难的境地，最后只好下台。”7月20日，张学良前往“满铁”奉天公所会见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村冈也竭力劝阻张学良“停止南北妥协”，并指责说：“尔父作霖十数年间与日本提携，奠定了东三省今日繁荣之局面；然足下在父亲丧葬未毕之日，即欲屈服于敌，毁坏三省，作为三省保安总司令，何面目之有？”

对于日本的无理干涉，张学良虽十分愤慨，却又不能置之不理。特别是此时张作霖的丧礼尚未举行，张学良害怕日本人又会搞出什么事来。同时，东北军的一些元老也认为，在大元帅的葬礼未办之前就去同过去的敌人达成妥协，未免操之过急，所以也对易帜表示反对。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决定将正式易帜时间延缓到张作霖葬礼之后。7月24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易帜“不必急于一时”，并详细解释了暂缓易帜的缘由。

为了达到阻止东北易帜的目的，田中义一又派曾在一战期间担任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特命大使，以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到东北阻挠易帜。林权助出发前，田中向其详细交代了此行的任务和策略。据《日本外务省档案》记载，田中与林权助的谈话要点多达19条。其主要内容是：第一，“满洲是日本的外廓”，“此地的治乱兴衰”对日本来说“关系重大”。第二，“必须始终防止共产主义分子进来。”第三，“多年来，我们一直协助中国实现统一，同时自然地也想按照我们新想法引导满洲”，所以绝不能为了促进统一而牺牲“日本的意志”。第四，“对于张学良，必须做各种考虑，需要软硬兼施得当，使他的心不倾向于南方”。第五，“如果不彻底防止南方势力的入侵，日本的意志就实现不了。如果同南方政府交涉的话，事情就会国际化”。第六，“日本为了维持满洲的治安，决不惜牺牲”。

林权助于7月28日从东京启程，至8月4日到达奉天。之前，林久治郎又于8月1日和3日，连续两次往访张学良，对易帜进行百般阻挠。8月5日，林权助参加了张作霖的葬礼。葬礼结束后第2天，林权助便在林久治郎陪同下拜访张学良，向其“申述了田中首相委托的使命，并劝慰他安心继承父亲的遗业”。8月9日，张学良前往日本总领事馆进行礼节性回访，林权助正式提出东北易帜问题。林权助说：“我是承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之命来正式提出这个问题的。日本政府经过慎重考虑，认为满蒙是日本付出过重大牺牲而后得有特殊权益的地方，在日本人心目中，它是大和民族的生命线；它的命运，日本不能不时时刻刻的关心。如今专以排斥外国势力为名的国民革命军的势力己经席卷华北，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来到满蒙，并且我们听说，张学良将军有随时换上青天白日旗和他们同流合污的意图。我们对此特别关切，请张将军将你的意见告诉我们。”张学良有理有节地答道：“我们东北地方当局，一向尊重日本在东北的权益，特别是两国缔结的条约上所规定的权益，我们什么时候都是尊重的。至于说到国民革命军，我虽然和他们交过手，打过仗，但是我很佩服他们。我现在还和他们没有来往，至于何时我和他们有来往，我还不能断定。好在这些都是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换句话说，这是我们的内政，我想我们的邻邦对我们家里的事不会太感兴趣吧！”由此开始，双方围绕易帜问题展开激烈的舌战。最后，气急败坏的林久治郎居然以命令的口吻对张学良说：“我们就是不准许挂旗。”张学良闻听也勃然色变，怒斥道：“这是什么意思？”眼看会谈陷入僵局，林权助急忙打圆场说：“我们这番劝告，不但是为了我们日本的特殊权益，也是为了张将军自身的利益打算。听说国民政府这帮人都有外国背景，手腕非常毒辣，和他们打交道，找不出什么好处来。况且，张将军在东北是唯我独尊，和他们合流后，你还能有比现在的地位更好的地位吗？当然，你不必害怕他们，我们绝对支持你。”张学良语气也稍微缓和下来，表示：“日本朋友的好意忠告，我自当加以善意考虑。”待回到私邸后，张学良仍愤慨异常，对周围人说：“日方欺我太甚，誓必易帜，即死于青天白日旗下，吾亦甘心。”

在田中不断派人对张学良进行劝告的同时，日本军方也活跃起来。8月7日，日军参谋部制定了《参谋部关于应付满蒙形势急剧变化的措施方案》，声称如果张学良不听“劝告”，“应断然采取以武力自卫的措施”，“驱逐学良、杨宇霆等新派人物，帮助成立符合我政策的亲日性政权”。与此同时，驻扎在奉天附近的1.7万日军也连续举行军事演习，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威胁。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粗暴干涉，张学良深感日本人欺人太甚，但同时也不能不担心日本会进行武装干涉。为此，张学良审时度势，决定再度推迟易帜日期。8月9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陈述日本施加压力的情况，并提出应对之策：“一曰强硬，二曰软化，三曰圆滑。强硬则必动武，不但东省力有不足，即全国协力亦无把握。软化则东省成为保护国，为朝鲜第二，非所敢出。暂时，圆滑之法以延宕之，一面于国际间着手运用，折其野心，始有办法。”8月10日，张学良派东北保安委员会委员刘哲拜见林久治郎，转达延迟易帜的决定。8月13日，张学良前往日本总领事馆与林权助话别，“申明了南北妥协将暂缓三个月的意向”。田中义一得知张学良的表态后致电林久治郎，令转告张学良，对张学良决定“暂时停止与南方妥协”实感满意。至此，双方就易帜问题的交锋暂告一个段落。

8月13日，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抵达奉天，与张学良派去的代表杨宇霆会谈，表示支持东北“易帜”。马慕瑞来奉，引起了日方警觉。随后，美国又派记者端纳到奉天，做张学良的工作，张学良坚定地表示：“满洲是中国的，我不会接受日本的命令。”

10月8日，国民党中常会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蒋介石为此致电张学良云：“应乘此时机同时更换旗帜，宣言就职，以十七年（1928年）双十节为兄完成统一之纪念日也。”可是，当时日本压力尚未减轻，而东北内部亦不稳定，张学良易帜有心无力。10月10日，张学良复电蒋介石说：“东北易帜早具决心在前，实因某方压迫，致生障碍，当时敝处与之面约以三个月为限，届期即行易帜……现计算约定日期已不甚远，敝处拟积极准备，事前秘不使知，筹备就绪，即行通电宣布，以三省同日实行，以免彼方又生狡计。”

此后，蒋张之间函电频传，信使不断，双方共同积极为易帜做准备。11月中旬，张学良致驻北平代表赵志白亲笔信，其要旨为：“第一，东北内部日见坚固，唯外交仍棘手，请将特殊情形介绍于国人，以免误会；第二，学良对于统一早有决心，易帜誓必实行，但因有未了事件甚多，须先办理完结；第三，绝不卖国，但有为大势所迫非办不可之事，此乃弱小民族被人压迫之实况，人应谅之。”

与此同时，形势的发展对田中政府越来越不利。美、英、法等国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一再向日本施加压力，使日本在外交上陷入孤立。中国国内反对日本分割中国的舆论日益高涨，抵制日货运动更是一浪高过一浪，使日本外贸损失不断加大。在日本国内，以驻华公使芳泽为首的一部分人担心田中内阁过分干涉东北易帜会招致欧美列强的不满，因而反对田中内阁的对华政策。而在野的民政党也指责田中干涉东北易帜的行为是“拙劣的外交”，并乘机加紧了倒阁运动。至1928年底，田中内阁已经是内外交困，不得不承认东北易帜是“中国的内政问题”。

12月14日，东北保安司令部召开会议，决定于1929年1月1日元旦实行易帜。就在这次会议上，对于易帜问题还是有人提出不同意见，唯有张学良坚持非办不可，谓：“完成统一事大，外人威胁事小。我引国府及国民党势力下之舆论相助，外人其奈我何？”蒋介石电示张学良“不必等到元旦，应提前三天”。12月24日，张学良密电奉天省长翟文选等人：“兹经决定，于本月29日改悬青天白日旗，东三省同时举行。……唯事前仍应持秘密，勿稍漏泄，以免惹起他方注意为要”，电文还说明了旗式的尺寸。12月26日，奉天省长致电省城各机关以及各道尹、各县知事，通知29日易帜一事，强调要绝对保密。同一天，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议，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并通过了东三省及热河省的省政府委员名单，待易帜后发表。

12月29日，易帜典礼在奉天省府礼堂举行。张学良身着深黄色中山服，监誓委员方本仁身穿长袍短褂，在融融军乐声中，众人先向党国旗、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方本仁恭读遗嘱后，即就监誓员位，授印于东北正副司令及东北各委员各厅长，复由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及奉、吉、黑、热四省府主席以次各委员举右手恭诵誓词。欧美各国领事应邀出席，唯日本领事未到。

方本仁代表国府致训词说：“今日为东北边防军正副司令长官及奉、吉、黑、热四省府委员补行宣誓典礼，实为革命成功、全国统一大可纪念之日。”

随后，张学良致答词，致词完毕，张学良又发表即席演讲，他说：“我们为什么易帜？实则是效法某先进国的做法。某方起初也是军阀操权，妨碍中央统治，国家因此积弱。其后军阀觉悟，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我们今天也就是不想分中央的权力，举政权还给中央，以谋求中国的真正统一。”

会后，张学良向全国发布易帜通电，电文中曰：“自应仰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起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全国易帜，随即奉天省公署及机关、学校、商店均悬挂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吉林、黑龙江、热河同时易帜。同日，蒋介石特致电张学良，对易帜通电表示无任佩慰，“此后修内对外，建设万端，匡济艰难，纳民轨物，愿与诸兄共策之”，南京国民政府也电复张学良等人：“完成统一，捍卫边防，并力一心，相与致中国于独立自由平等之盛，有厚望焉。”日本田中内阁对张学良易帜事前未与日本协商感到遗憾，对其易帜“帝国政府颇感意外”。

12月30日，南京国民政府根据张学良的推荐，任命汤玉麟为热河省政府主席。12月31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同时，奉天省改为辽宁省，奉天市改为沈阳市，奉军改称国民革命军东北边防军，其建制编入国民政府军队序列。至此，改旗易帜工作基本结束。

天津《大公报》1928年12月29日社评：自是中华民国盖真于新国旗之下，宣告统一矣。

历史学家唐德刚：张学良于一九二八年底的易帜，与中国内战史上的“势穷来归”或“变节起义”是截然不同的，这件大事，不仅在三千年国史上史无前例，在世界史上也鲜有其俦。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研究员钱进：①张学良“东北易帜”这一壮举是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不顾日本帝国主义的百般阻挠，为维护祖国领土主权，捍卫民族独立，为现代中国做出他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贡献，功不可没，值得称赞。②不得不说东北易帜也有它不尽人意之处，从某些地方来说，张学良对东北易帜考虑更多的还是他“东北军”的私利。而且，东北易帜是统一在国民党新军阀的国民政府之下的，这对东北军后来的发展有很大的不利影响，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长春日报》：张学良毅然易帜，标志着旧军阀割据时代的结束，同时也粉碎了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捍卫了中国领土的完整。

首先，东北易帜成功地宣告了历时16年的北洋军阀统治的彻底结束。

最后，东北易帜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影响。东北易帜带来的东北相对和平的环境，使张学良得以改变张作霖时代的战争政策，把内外政策转到东北新建设上来，东北经济得到迅速发展，东北的民族工业也得到了振兴。东北易帜无疑是东北民族工业发展的催化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