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春亭遗址位于今冠县城东北5千米处。相传，大思想家孟子由齐至魏途经冠县时，有个叫景春的纵横家拦住他的车，请教“何为大丈夫”。孟子“止车而立”，留下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千古名言。当时“止车而立”处，仍叫“直立村”。东汉人张平子为纪念此事，建“晓春亭”一座。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这掷地有声的千古名论，是亚圣孟子所阐述的人格标准，两千多年来，国人传诵。

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知道，这历史的巨声发自千年古邑冠县。

据史料载，孟子由齐至魏国和晋国国都去，路过冠县。当时，魏国有一位名叫景春的人，对公孙衍和张仪这两个出名的外交政客十分崇拜，就想找孟子请教一下这个问题。碰巧，这次在孟子路过冠县时如愿以偿，于是就上前拦住了孟子的车。《孟子·滕文公下》有对话记录：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

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

我们用白话文重新看一下两者的对话：

景春问孟子说：“公孙衍、张仪，难道不是真正的大丈夫吗？一发起脾气来诸侯都很恐惧，安静下来，天下没有战争也就太平无事了。”

孟子说：“这样的人怎么算得上大丈夫呢？你没有学过礼吗？二十岁的成年男子举行加冠礼的时候，父亲嘱咐他；姑娘出嫁的时候，母亲嘱咐她，送她到门口，告诫她说：‘到了你家，必须要恭敬，必须要警惕，不要违背你的丈夫！’用顺从作为处世原则的，这是卑贱的女人之道。而男子汉应该居住在天下最广大的住宅，即仁里；站立于天下最正确的位置，即礼上；走在天下最宽广平坦的大路，即义上。能实现志向就与百姓一起去实现，不能实现志向时就独自施行这一个原则。富贵不能使他的心惑乱，贫贱不能使他改变节操，武力不能使他的意志屈服，这才是大丈夫。”

孟子的话语铿锵有力，令人敬佩不已。冠县县志对孟子此行也有记载。据民国《冠县志》载：

当其（孟子）去齐适魏及晋都，烽烟告警，不约而护送者千家，提壶浆迎者八里。景春拜谒而干谕，孟子止车而立谈，教化剀切，晓谕详明，见《孟子》中篇。今有烟庄、宋村、千家店、八里庄、东西二提壶、南北两化春、止立村历历可稽。

由上可见，孟子此行不但留下了“何谓大丈夫”的名言，而且当地一些村落的名称也深深地打下了孟子的印记：

烽烟告警处，此处古有烟墩，在今村南，已废，是孟子去齐适魏及晋都时烽烟告警的地方，村因名烟庄。

不约而护送者千家，故有宋（送）村，现分化为东宋村、西宋村两村。

不约而护送者千家，又因村傍要道，设有店铺，故名千家店，后俗称为店子。

提壶浆迎者八里，后称此处为八里庄，现分化为张八里、陈八里两村。

提壶浆迎处，后称提壶村，今称提固村，已经分成东、西提固村。

孟子晓谕教化景春处，故名晓化春，演变为小化村，现分前、后小化村。

孟子止车而立谈处，后称止立村，今名直隶村。

大丈夫人格是孟子的首创。当然，孟子所谓的大丈夫有特定的含义，不能照世俗的意思来理解成大男子主义等等。《说文解字》“夫”字条下说：“周制以八寸为尺，十尺为丈。人长八尺，故曰丈夫。”孟子所讲的“大丈夫”则与身体条件无关，不是指“身长八尺”之人。孟子的“大丈夫”与性别也无关，不是指男性之人，不是说大男子主义就是大丈夫精神。与权势无关、与财富无关、与能说会道的才能无关、与博学多才无关，甚至与雄才大略也无关。在孟子的眼里，大丈夫是具备高尚人格的人。

在这里，孟子首先否定了纵横家公孙衍、张仪之流为大丈夫的观点。因为张仪是魏国人，秦惠王九年（公元前329年）入秦，代替公孙衍的大良造之职。以后又任秦相，迫使魏国献上郡十五县。他游说各国服从秦国。他向魏出主意说，要用秦、韩、魏三国的力量攻伐齐、楚两国，实际上是使魏国首先表示听从秦国，又使其他国也仿效魏国，这就是连横的政策。他怕齐、楚联合，于是又到楚国去用离间计：答应若楚与齐国绝交，秦国就将商、于之地六百里送给楚国。楚怀王竟信以为真，派人到齐国去辱骂齐王，并与齐绝交，使齐国联合秦国来对付楚国。当楚怀王要张仪交出商、于六百里土地时，张仪说：“我只答应奉献六里地给大王，不是六百里啊！”楚王大怒，发兵攻秦，被秦、齐联军打得大败，大将军屈丐被俘，秦国夺取了楚国的汉中等地。这就是张仪的为人。纵横家顺从君主的意志而攻城掠地，置民众的生死于不顾，因此孟子对他们十分鄙视，说他们行的是“妾妇之道”。而反观中国历史，由“大丈夫”到“臣妾”，再到清代的“奴才”，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的人格史。由此，我们能体认到，弘扬孟子的“大丈夫”观是何等重要。

继而，孟子提出了他的大丈夫标准：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就是说，大丈夫要居于仁、立于礼、行于义，也可以说这是大丈夫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

接着，又提出了大丈夫的三条检验标准，或者说三块试金石：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富贵”、“贫贱”、“威武”概括了人生的三种不同处境。对许多人来说这三种处境都是严峻的考验。能够在贫贱时坚持操守的在富贵时未必能坚持，反之亦然。至于在“威武”面前，因为它直接关系到生命的存在，许多人未必能做到“不能屈”，自古以来毒刑拷打不失为意志薄弱者变节的通行证。

战国时期虽为乱世，但仍有一部分人始终为崇高的理想而努力，放弃自我而为天下人着想，不顾自己短暂一生的生活现实，而从千秋万代着眼，这是孟子所谓的“大丈夫”，也是其自身的真实写照。孟子对于大丈夫的呼唤，体现了他对乱世中生民的眷顾，也体现了其自身人格的崇高。正因如此，孟子的话受到了后代的景仰。

民国《冠县志》载：

后汉张平子筑台构亭勒石纪之，此张平村之所由名也。

现张平村已演变为前张平东、前张平中、前张平西及后张平四村。“张平子筑台构亭”即晓春亭。

民国《冠县志》又载：

晓春亭在县治东北十二里前张平村，亚圣孟子晓谕景春处，今废，其趾遗尚可考。亭为后汉张平子所创建。至明嘉靖年间，内阁孟渊重修庭宇，邑侯夏濬设学于此。清嘉庆九年，复奉上谕，重修，冠县教谕张登三、圣裔孟毓杰为之记。

该县志中提及的清嘉庆九年奉上谕重修晓春亭时冠县教谕张登三、孟子后裔孟毓杰分别所作的碑记，收录于“艺文”中：

晓春亭的创建者后汉张平子，即东汉的张衡（76-139年），平子是其字，南阳人。东汉安帝时为太史令，顺帝朝迁侍中，出为河间王相，后征拜尚书。他既是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其四言诗《怨篇》、五言诗《同声歌》和七言诗《四愁诗》被后人无数次引用、仿作和评论；其《二京赋》（西京赋、东京赋）更一直被公认为汉赋中的名篇和精品，为汉赋四大家之一；又是杰出的科学家，是浑天仪和候风地动仪的发明人，还是数学家、发明家、地理学家、制图学家，为我国天文学、机械技术、地震学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由于他的贡献突出，联合国天文组织曾将太阳系中的1802号小行星命名为“张衡星”。

关于张衡是否来过冠县，聊城传统文化研究会专家委员任金光先生（冠县文化局原副局长）曾专门做过分析：

张衡来到冠氏是非常可能的。张衡担任太史令一职前后14年，而观天测地是太史令的主要职责之一。要完成这些任务，跑遍全国各地是必需的。在他的著名天文学著作《灵宪》中，记载了大量关于天体运行、日月角直径等实测观察数据，张衡作为一个严谨的科学家，这些数据绝不会凭空想象，而是亲临各地实测而来。因此，我们虽然没有张衡来冠氏的史料，但绝不能因此否认他曾经来过。

任金光先生的分析是有道理的。同时还有两个因素我们不能忽视，据《张衡年谱》：

124年（安帝延光三年）——张衡47岁，居公车司马令4年。二月，从安帝东巡狩，祠孔子。衡作《东巡诰》、《舞赋》、《羽猎赋》。

136年（顺帝永和元年）——张衡59岁，居侍中，末年出为河间相。

可见，不但张衡在担任太史令时有机会到各地观天测地，而且他随天子东巡或任职河间相时，也有机会实地了解或听他人转述孟子在冠县晓谕景春之事。退一步说，他是否来过冠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下令或倡议创建晓春亭，目的无非是想让更多人了解孟子的大丈夫观，形成崇尚大丈夫、学做大丈夫的风尚。因为他知道，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大丈夫人格在通常的情况下也许见不出什么特别的不同，而在有关生死大义的关键时刻则顿时焕发出灿烂的光辉。正如孟子所说：

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孟子·离娄下》）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尽心下》）

生命对于每个人来讲诚然是珍贵的，然而还有比生命更珍贵的大义。在生命与大义不可兼得的情况下，作为大丈夫应该是毫不犹豫的舍生取义。

孟子认为，培养大丈夫人格不是向壁虚造，而是有人性心理结构的内在依据，这就是人性向“善”。他认为人皆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分属于仁、义、礼、智。这是孟子人性心理结构的四根支柱，而这四根支柱就是培养大丈夫人格的根基。因为有此根基和佛性，人人皆可成尧舜、成大丈夫。

由此可以看出，孟子提倡人性善，是要解决一个特别重要的道德问题，那就是确立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石。假如一个社会老是让我们感觉到好人没有好报，坏人活千年，这个社会的道德秩序就很难保持。这个大难题怎么解决？西方用宗教的解决办法。在西方，假如有人问为什么做好人？答案是做好人将来可以上天堂，可以跟上帝坐在一起吃蛋糕；做坏人要下地狱。中国没有全民性的宗教信仰，没有宗教为国家的道德体系提供保障。那么，中国解决这个道德的难题靠什么？靠的是史官文化，史官文化就两个字“不朽”，就是让人成为圣贤，精神不死，而圣贤就是人性中善的全面发展。到这里我们就看到孟子人性善的重要性了。做好人是符合你的本性的，你只有做好人才能够完善自己，才能完成自己。这是对人的正激励，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为之奋斗的目标。

可见，孟子用这个办法解决了道德非常深刻的问题，为我们这个没有宗教的民族确立了我们自己的独特的道德基石。从人性出发，我们照样可以获得崇高与尊严，一样可以实现道德的自我完善。人性善可以使我们获得对自我的肯定，对人类自身的信心，对人类在没有上帝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过一种体面而有尊严的生活的信心。

既然人性是善的，如何培养大丈夫的人格呢？

孟子认为，第一是坚持人格的独立和尊严，不因官位、钱财而屈志，即使与权贵交往亦应持平视的态度。有个例子：孟子到齐国，齐宣王说好了到馆舍去拜会他，后来伪称有病，要孟子去朝见。孟子断然拒绝，说自己也有病，不能上朝。他认为儒者为国君筹划治国方略，乃王者之师。他说天下可尊贵者有三：地位、年龄、道德。齐王凭借地位，居然轻视长者和有德行的人，这不是国君应有的态度。孟子的这种自尊和独立人格，影响了后世知识分子特立独行的品格。

第二是须善养“浩然”之气，使自己的精神境界获得升华。内心充盈自信，外在就会有一种大无畏的气概。他在回答学生公孙丑提问时说：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

显然，孟子之意，浩然之气来自于仁道之心所孕育的一种情感，一种对国家、人民强烈的责任感；这种情感运行于心中，流贯于血脉，便形成一种内在的充满自信的气势，最终外化为一种人格行为和凛然的气概。

第三是要磨炼身心，勇于面对挫折。

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孟子·告子下》）

大丈夫人格的成就，不仅“心志”要经受痛苦的磨炼，而且身体也要接受劳累、饥饿、穷乏的考验，在其实践的过程中，还必然遭遇许多失败、挫折，行为总是不能如意。孟子认为，这种失败、挫折对于造就大丈夫人格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只有经受这样的考验才能培养出“动心忍性”的坚韧意志，才能增加卓越的非同寻常的能力。

成了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就一定有大的人格、大的境界、大的眼光、大的胸襟。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余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孟子·公孙丑下》）

“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中国历史上讲这种话的人是空前绝后的。恰恰这话是孟老夫子讲出，这既是他坚定自信的表露，也是他强烈的时代责任感的体现，真是气魄震烁古今，令人钦佩不已！

大丈夫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孟子提出的大丈夫人格，影响了中华民族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其中的优秀分子，在民族危难的关头，宁可牺牲生命而绝不屈服于敌人，彰显了中国人的骨气。

孟子的大丈夫观，依然可以指导我们去探索人生的价值。这一壮语发自我们鲁西，更值得我们珍惜并以此作为我们人格完善的标准。但愿有一天，我们能重建晓春亭，现场感受一下孟老夫子的教诲，以激励我们不断进取，成为真正的大丈夫。在此，以任金光先生的话来结束此文：

挖掘、开发晓春亭的历史文化内涵，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一座小小亭台，联系着两位伟大的历史人物，见证着一段不朽的千古名言，其价值不言自明。笔者认为，应尽快重建晓春亭及附属设施，加大宣传力度，弘扬这段不平常的历史章节，为我们丰厚的历史文化再添亮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