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慧娘，越剧剧目，根据明代周朝俊的传奇《红梅阁》改编，其主要剧情为：李慧娘父女逃难来到杭州，以卖艺为生，大学士裴舜卿怜惜父女，随将玉佩相送。奸相贾似道见慧娘绝色佳丽，顿生邪念，便踢死李父，抢走慧娘。二月后，贾携慧娘游西湖，慧娘见裴公子随称之为美哉少年而惹恼贾似道，挥剑杀死慧娘将裴公子囚禁。慧娘阴魂不散，大喊冤枉，判官念她死的凄惨，赠其阴阳宝扇，慧娘去阳间搭救裴公子。慧娘夜访红梅阁，商议救裴之计，未能如愿。次日再进红梅阁，救出裴舜卿，怒斥贾似道，冤情得以昭彰。

李慧娘和裴禹的爱情故事曾由众多剧种和众多剧团演出；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李慧娘》为这一传统名剧注入了新的生机。该剧有一个历史演进过程。

明代万历年间，宁波鄞县的剧作家周朝俊创作了传奇《红梅记》，描写南宁书生裴禹与卢昭容相爱，卢赠裴一枝红梅而得剧名（亦名《红梅花》）。 裴、卢的爱情受到权相贾似道的阻挠和迫害。贾的侍妾李慧娘因赞美裴生“美哉少年”被杀死，慧娘化为厉鬼保护裴生脱险，并成就了裴、卢二人的姻缘。明清传奇向来有故事双线进行的结构特点，此剧虽然裴、卢情节多，而裴、李情节少，但双线布局仍然非常明显。

到了清乾、嘉年间，戏曲舞台上出现另一部无名氏撰写的传奇《红梅阁》，只写裴、李故事，删去卢昭容线索。裴、李二人幼年定婚，被贾似道拆散，并增加另一个侍妾蕊娘勇敢地站出来搭救裴、李脱身，后李终为贾杀害，裴被贾囚于红梅阁而得此剧名。其后各个剧种直至今日演出此剧，大体上均舍去裴、卢情节，专写裴、李故事，结构由双线变为单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上世纪50年代末孟超改编的昆剧《李慧娘》，该剧既保留了《红梅记》中裴、李相爱的情节，又突出了裴、李反权奸的行为和惩恶扬善的主旨，深层地开掘了这出戏的思想内涵，同时，又吸取了《红梅阁》中专写裴、李爱情的结构，使故事更集中，情节更紧凑，人物形象更鲜明。

绍兴小百花越剧团的《李慧娘》在内容和表演形式上既继承传统题材的精华，同时又有新意，满足观众的审美需求，给戏剧创演诸多启示。

剧作家着力刻画和揭示李慧娘和裴生的内心世界。李慧娘第一次救裴失败，阴阳宝扇失去神力之时，她去见判官，判官同情李慧娘：“念你心地善良，青春貌美，我已求得阎王恩准，让你还阳人间！”但是，李慧娘却坚定地回答：“我已不在乎是生是死，是人是鬼，可那裴生青春年少，前程似锦，只要能救出裴生，阴曹地府就是我的家！”慧娘即使还阳由鬼变为人，仍是弱女子。于是判官再次借给她阴阳宝扇与贾似道作最后的斗争，李慧娘终于凭借宝扇的威力，将点燃的火花用扇扇起熊熊大火，吞噬了贾府。剧作家开掘了李慧娘的生命意义和价值取向。裴生愿意同李慧娘“有情人愿效比翼鸟儿双宿双飞在泉台！”但李慧娘勉励裴生 “黎民之苦铭心里”，“好男儿志在四方”，突出了李慧娘心灵的高洁。

在戏曲音乐上，打击乐器鼓的运用，是全剧的一大亮点。全剧运用了大鼓、定音鼓、花盆鼓、小军鼓、小堂鼓、排鼓等各类鼓，其音量大小的控制，节奏长短强弱的把握，以及气氛的烘托，都井然有序。鼓作为语言，生动而强烈地表现了李慧娘复仇时心路的跃动，心灵的呐喊。这是现代舞台对传统戏曲打击乐的大胆突破和有益的尝试。

全剧只有李、裴、贾三人有唱段，包括各剧种和各剧团演出的“跳判”使用的吹腔，也都省略，以此加强剧中主要人物的表演分量。

另外，吸纳借鉴了其他剧种的表演技巧，京剧的“耍长水袖”、秦腔的“吐火”，川剧的“踢褶子”、婺剧《断桥》的三人舞、河北梆子的“跳判”等，都十分巧妙地融入到“放裴”“杀裴”和“救裴”的故事情节之中，赋予了越剧《李慧娘》很高的审美价值和观赏性。

一个青春的女子，在画舫中偶然瞥见了林下折花的小公子裴舜卿。那一刻，多情的女子不经意间想到了自己的青春和爱情。一时忘情，她忘记了——薄命如她，非但没有爱的权利，甚至连偷偷想一下的权利也一样是没有的。这一时的忘情，便为她招来了杀身之祸。

一个霸占着无数女子青春的人，凶残成性，为了他那令人胆寒的夫权，也为了他的霸道，他硬是将这个玉琢的一般的美人，用宝剑剁毁了……而悲剧还远远没有完结，穷凶极恶的贾似道，又迁怒于那个更其无辜的裴公子。

裴公子大概是个“无路请缨”却豪情万丈的青春才俊，而贾似道却是一个权倾朝野甚至只手遮天的人物。走狗一样的豪奴假意的一番话，便让这个不解世故的佳公子误以为天将降任于其身了，于是他不明所以地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在贾似道的砧板之上，裴公子仍旧不觉凶险。或许那时他心里装得只是即将青云直上的喜悦，而全然不知祸已临头，更不知刚刚有一个女子因有感于他的“多情惜花”而玉殒香销。

美人的殒命，公子的无动于衷，想来不禁悲凉，似乎还有一丝不平。那似乎是对公子的怨怼，又似乎是对他的愤懑——虽然无礼，却也是常情，因为美人是不该死的，或者说，是不该这样死的。美人的死，应该有一个最牵挂她的公子为之落泪，美人的死应该能让这个落泪的公子念念一生，美人的死应该让这个念念一生的公子“销得人憔悴”！可惜懵懂的公子全然不是这样。于是，他的不知就里，就成了对美人的一种辜负， 那是一种很微妙的可恨！

《红梅阁》讲的是薄命女子李慧娘的故事。我不知道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但确实有很多的曲种都讲到她的故事。

据说京剧《红梅阁》还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荀派的李慧娘我没看过，别样的李慧娘我更是无缘得见。我所知道的李慧娘仅限于骆玉笙先生的京韵大鼓《红梅阁》。

据说京韵《红梅阁》和《剑阁闻铃》一样都是出自韩小窗之手。此段本是“少白派”的代表曲目。“少白派”的开山鼻祖白凤鸣先生是骆老的师兄，所以骆老才也有了这段荡气回肠的《红梅阁》。随着 “少白派”的淡隐，《红梅阁》已经成了骆派的代表曲目。

大鼓《红梅阁》就是一个二十多分钟的段子，情节很简单，讲的就是一个多情女子被奸人摧残殒命，而后那一缕不散的芳魂救护无辜受到牵连的小公子逃离虎狼之地的故事。很难说这里讲的到底是爱情，还是因果，抑或是恩仇。它实在太有限了，就是一个半天加上一个半夜的故事，以至于让人觉得这根本算不上一个故事，而只不过是故事中的一个小段儿。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小段儿，却讲尽了生死悲欢、离合爱恨。

西湖是一个美丽的像画一样的地方，中国人理念中的美人，固然要美得倾国倾城。但最美的却还不是她们的貌，而是她们的心和她们的多情。她们的美是由内而外的，所以她们美得纯粹，美的玲珑剔透。这样的美人，知心，包容，忘我……所以李慧娘的多情才刚刚开始，裴公子一生的故事也才刚刚开始。

朦胧的月亮下面，半闲堂外恍如瑶阶玉地。年轻的公子似入幻境之中。闲步寻句之时，他看到了国色天香的牡丹。粘着露水味儿的香气悄然飘散着。他也是个多情的人，美景、娇花，自然惹动情思。却不知这里正是那个本该让他刻骨铭心的女子的埋香之处。

幻境中，女子那一缕不散的魂，影绰绰、娇却却地立于牡丹花畔——夜半的幽园之内，一个貌美的女子，飘忽的从月下的花丛中走来，即便是鬼，又能有哪一个青春的公子肯去疑心呢？更何况，这美人语出惊人，道破机关。原来是不避瓜李之嫌，前来救命的。这样的美人又何必要分出鬼魂和菩萨来呢？况且裴公子又只是一个初出茅庐的文弱书生。

相比于公子的文弱，多情的女子显得很刚强，很高大。此时的她并不是来拯救爱人借以成就自己的爱情的。她只是来救助一个无辜的人，一个弱者，使他免受屠戮。此时的公子，有的只是懦弱，已经配不得女子的多情了。但这不是他的过错，这是那个时代文人的固病。

但裴公子最终还是一个多情的，他危难之时，首先想到的不是虚言假语的骗取信任和同情，而是询问女子的芳名，以图后抱。公子跪在女子面前时的那一番“结草衔环”的话，或许也有虚妄的地方，但毕竟危难之时能更多地显出本性来。

那是一个有太多负幸薄情的年月。青春的、多情的、善良的女鬼，面对这样动情的言语，这样相貌的公子，怎能不动情呢？即便是草率的，也一样是应该原谅的，因为她的爱情是那样的焦枯，那样的可怜！

但毕竟人鬼殊途，分手时的那一番委婉含蓄、半吞半吐的表白之后，女子只能挥剑断情思——遥送君归情已尽……

本文作者：高梓梅（1954－）女，河南南阳市人，南阳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民俗学研究。

明代戏剧《红梅记》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鲜明、生动、感人，蕴涵着深刻的文化意蕴，她对爱情的大胆追求，彰显出对人性自由的呼唤；救人于危困，反映出人们对情义、侠义精神的认同和称颂；与贾似道面对面的斗争，透露出明中叶平民意识的觉醒。

魂灵形象是幽冥信仰和艺术的同构体，幽冥信仰是民俗信仰的重要内容，它渗透在民众的思想意识里，人们试图解释它，利用它，以致成为幻想艺术的再造物，使中国文化领域出现了色彩斑斓的幽冥幻想文化现象，如小说、戏剧等，在幽冥幻想文化中，尤其感人的是对魂灵形象的塑造，如《窦娥冤》中的窦娥、《牡丹亭》中的杜丽娘、《红梅记》中的李慧娘等，他们虽为魂灵，却无凄神栗骨，狰狞可怖的面目，而是于美丽动人中洋溢着一种怪异的精灵之气，他们是鬼之精英，人之灵魂，在他们敢爱敢恨，至情至义的行为中，体现着民族文化中的一种精神、一种意蕴。这里窦娥、杜丽娘且不论，仅就李慧娘的鬼魂形象，看其所隐含的文化内涵。

李慧娘是明代周朝俊在戏剧《红梅记》中塑造的鬼魂形象，这一形象在剧中演绎出对人性自由追求的故事。魂灵故事是虚构的，但使虚构的故事和人物在读者面前产生真实感，并通过所演绎的故事唤起读者去玩味某种人生意义和社会意义，就需要作家熔铸物象的文才韬略和不同凡响的品格。任何作家的创作都离不开现实生活，并受一个时代社会思想的牵制，正如歌德所说：“像拉斐尔那种人并不是从土里冒出来的，而是根植于古代艺术，吸取了其中的精华的。假如他们没有利用当时所提供的便利，我们对于他们就没有多少可谈的了。”①李慧娘的鬼魂形象也不是周朝俊任意地、无目的地编造出来的，而是通过观察社会，依据民俗信仰和艺术同构出来的。

鬼魂是民间“祖先崇拜”、“灵魂不灭”民俗信仰的核心，它深深地根植于中国历史的土壤中，根植于民众的观念中熏属世界性的文化现象，中外的哲学家对此多有研究和论证。在我国，早有人死曰“鬼”的说法，《尸子》曰：“鬼者，归也。故古者谓死人为归人。”鬼又是什么？王充的《论衡·讥月》中说：“鬼者，死人之精气也。”另有“鬼者，归也，精气归于天，肉归于地土”。《庄子·知北游》中云：“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灵魂是什么？《淮南子·泰族训》中说：“灵魂是一种视之无形，听之无声的精气。”《论衡·纪妖》中说：“魂者，精气也。”在外国，列维·布留尔认为：“灵魂是一种稀薄的没有实体的人形，本质上是一种气息，薄膜如影子。”②费尔巴哈则认为，魂灵是人们幻想出来的，在他的《从人类学观点论不死问题》中提到：“灵魂是被人们想象为一个独立的、生存着的本质的死人影像。而这个本质，和过去可以见到的活人肉体本质不同，肉体的本质会消灭，灵魂的本质却在幻想中继续存在，成为死人的生命。”③弗雷泽在他的《金枝》中论述宗教时认为灵魂是人和动物体内的小我，他说：“一个动物活着并且行动，只是因为身体里面有一个小动物在使它行动；如果人活着并且行动，也是因为人体里面有一个小人或小动物使得他行动。这个动物体内的小动物，人体内的小人，就是灵魂。”④人死为鬼、灵魂不灭的观念影响着民众的心理，成为一种民俗信仰。

几千年来，在鬼魂信仰这块沃土上，鬼魂传说、幽冥故事，不断滋生，源源不断，到了明代，大有登峰造极之势。这是因为：明末，一方面，封建统治者的骄奢淫逸，程、朱理学对人个性极度束缚，极度扼杀；另一方面，文人学士中出现了一种公开叛逆程、朱理学的异端思想：王守仁提出“圣人之学不是这等捆缚苦楚的，不是装做道学的模样”⑤，李贽在他的《焚书》中，认为：穿衣吃饭，就是道，这是最基本的人性要求，因为道不在于禁欲，而在于满足人们的需要和追求物质的快乐。封建伦理道德扼制了人性的抒发，出现了爱情、冤情、友情等种种情殇，造成了冤魂遍野的现象。文学家们“不得不用抽象的方式，在他们内心中寻求现实中找不到的满足，他们不得不逃避到思想抽象中去，把这种抽象当作实际的主体———这就是逃避到主体本身的内心自由中去”⑥冯梦龙在其《序山歌》中道出实情，要“借男女之私情，发名教之伪药”。对压制个性发展的“性即理”的封建伦理，以曲幻的笔法大胆地否定。这种争取个性自由的思想，成为明末一种社会思想。周朝俊迎合了这种思想，“利用了当时社会所提供的便利”，即社会生活的土壤，在幽冥幻想信仰的基础上，塑造出李慧娘鬼魂艺术形象，来呼唤人性的解放。

李慧娘为南宋重臣贾似道的侍妾，在上元节陪主人游西湖时，偶然看到公子裴舜卿容貌与风度超群，仅就一句“美哉！少年”的赞叹，被贾似道杀死，葬在牡丹花下。适逢裴舜卿被贾似道软禁贾府，成了冤魂的李慧娘见到关押的裴舜卿，私情顿起，故态复萌，大胆、自由地去追求裴舜卿：“俺步摇得环佩叮当，耳边厢惊回他一枕黄粱……”美的事物往往被人取悦，裴舜卿见到美丽动人的李慧娘，惊讶异常，“呀！觑她颜色颜非常，吃惊惶，无端惹动情肠，是谁家女娘，是谁家女娘？”男女相悦而生情，这是人的自然本性，李慧娘仅一句赞美之词而被杀害，死后倒成了自由的人，敢爱敢恨，爱就爱得炽热大胆，轰轰烈烈；恨就恨得不共戴天，咬牙切齿。并且爱谁就找谁，这对封建伦理无疑是一种抗衡。这种对爱、对自由的追求与汤显祖《牡丹亭》中的杜丽娘一样，杜丽娘游园惊梦而亡后，魂灵让胡判官查寻自己的“丈夫”：“就烦恩官替女犯查查，”“劳再查查女犯的丈夫姓柳还是姓梅？”这在阳世，一个相府千金小姐无论如何也不敢提及“丈夫”二字的。更有甚者，在《魂游》《幽媾》等折中，她找到了情人柳梦梅，大胆地与之幽会私晤，并高唱“但得个秀才郎，情倾意惬”。李慧娘对裴舜卿则是由慕生爱，由爱生情，终于“爱今宵风清月朗，陪功夫与你剪烛西窗……”情、爱是人的自然本性，封建伦理宣扬的“男女授受不亲”极大地泯灭了人的本性，造成人心的焦虑，周朝俊借李慧娘的鬼魂形象释放出人民大众长期积淀在心底想说而不宜直说，想做而不宜直做的本能性情和心声，揭露了恶势力对人性的束缚和压抑，曲折地呼唤人性的自由。

义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无论忠义、信义，还是侠义、情义，都是文化层面讴歌的内容。周朝俊在塑造李慧娘鬼魂形象时，更是不厌其烦地泼墨这一内容。李慧娘鬼魂形象光彩照人之处在于它讲义。细究李慧娘的“义”，无外乎“情义”和“侠义”。

情和义从来就是完美的统一，钟情男女由爱生情，由情生义，似乎是一种自然现象。半载的人鬼热恋，李慧娘和裴舜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人鬼恋情是苦涩的，从民俗信仰角度讲，阴阳二世相隔，是不会有结果的；从思想上看，明中叶，儒家的伦理道德对人性的束缚相当牢固，社会制度不变更，统治思想不变更，个性的解放，婚姻的自由，如同空中楼阁。但李慧娘和裴舜卿的人鬼恋情体现了一种精神，一种品格，即对情义的热烈追求。在《脱难》一场里，李慧娘的魂灵得知贾似道欲害裴舜卿，异常惊讶：“天哪，才与裴郎欢会半载，谁想贼子狠心，暗地施谋，欲害裴郎，却好半闲堂商议，俺在泉下听得一声，吓俺一跳，我今晚只得诉出真情，救他出去，也不负俺始终一片好心。”李慧娘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他人，欲救他出去，这种行为是“义”所致，是她心灵美的体现。中国女子向来把情看得比命还重，刘兰芝忠于情，而殉于情（《孔雀东南飞》）；林黛玉为情焚稿而亡；尤三姐殉情于剑下等。李慧娘这位弱女子被贾似道霸占，有爱不能施，有情不能与，已泯灭了青年女子的自然本性，以至被害成了鬼魂之后，才成了自由人，她爱裴舜卿，就对裴舜卿倾心施情。她说道：“以幽冥之质得配君子，虽则半载，可当百年。”“虽则形影泉下瘗，兰麝土中埋，一点真情，几时得坏。”李慧娘重情，但不为私情，若为私情，任贾似道杀死裴舜卿，在阴间做永久夫妻，而它宁愿牺牲自己的情爱，也要救出他人：“你疾忙逃出脱祸胎，免留在此遭蜂虿。”救裴舜卿于危难之中，这就是她的高尚之处。救人之困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文化层面歌颂的内容。

如果说救出裴舜卿是情义所至，那么，救出同等地位的阶级姐妹，则是一种侠义品格的体现。司马迁在他的《史记·游侠列传序》里说：“其言必信，其信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危困，既已存亡死生矣。”李慧娘对此当之无愧，它舍情割爱救出裴舜卿可谓一果，解救同等地位的姐妹可谓又一果。

李慧娘的鬼魂救走了裴舜卿，贾似道怀疑是众姬妾所为，大发雷霆，把众姬妾寻来拷打，“老婆子，与我着实地拶，下力地打。”（婆打）“再不招，有杀李慧娘的剑在此。”在贾似道的淫威逼迫下，众姐妹陷于危困之际，李慧娘的魂灵出于义愤，挺身而出，疾呼：“放走裴生应有故，如何连累众钗裙。”她一人做事一人当，特来认明此事，逼迫贾似道放下屠刀，解救出众位姐妹。这种侠义行为，其它女性魂灵形象却不具备，窦娥的冤魂显现是为了报仇，杜丽娘魂灵是为了追寻梦中的情人，她们都是从个人角度出发，而李慧娘则是急他人之急，解他人之危，它的这种侠义精神和品质，不但在当时有他的社会意义，就是在今天也值得张扬，因为，中国的民众历来重情讲义，情义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底蕴。李慧娘鬼魂形象具有它的感召力和吸引力。

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以宗族、贫富、权力的差异划分的等级使现实中的每个人都毫不例外地分属于每个等级，每一道等级就像一道屏障，使人难以逾越。明代中叶，平民意识开始觉醒，王学左派在否定程、朱理学，要求个性解放的同时，对封建等级制度亦予以否定，李贽的思想在道德伦理范围内，就充满了平等、自由和尊重个性的精神，他认为人类天然平等，他从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地位出发，明确提出：“尧、舜与途人一，圣人与凡人一。”⑦欲填平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这种思想对反对封建等级、封建特权，具有战斗意义，但几千年的封建统治建立起来的封建等级制度，仅靠文人学士的呐喊是难以改变的，统治者是不会将被统治者视为与自己平等的人的，相反会更加残酷剥削、镇压被统治者，李贽的思想代表了民众对人身平等自由的追求，具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反对封建等级、反对封建特权是特定时期民族文化的内容，因此，在《鬼辩》一场里，周朝俊让李慧娘的鬼魂与权奸进行斗争，形象、曲折地展示了明中叶等级意识和反等级意识的较量和平民意识的觉醒：

（净惊觑）：莫非是李慧娘的阴魂吗？

（贴）：咱是你紧对头怎相忘？

（净）：你在这里做甚？

（贴）：伴那裴秀才在西廊……早累着娇滴滴如花姊妹，特回复怒狠狠似虎平章。

（净）：呔！贱人，这等无状。

（贴）：在生时贱，死后也不分贵贱了。

……

（净）：我生为宰相，死去料不落寞。

（贴）（笑介）：黄泉路伶仃苦与我只一样，贾似道怎跳出别伎俩，那时节撞上李慧娘，这的是相逢狭路难轻放，紧些儿相扭看那个强？

（净）：不许多言。

（贴）：咱本是生死冤家论谁弱谁强……

李慧娘敢于当面责骂贾似道是“怒狠狠似虎平章”，公开声称黄泉路上“不分贵贱”，明白地告诉对方，阴间不分地位的高低，也不能以生前的权势、地位来区分强弱。这个阴间是什么？实则是作家期待的人人平等、不分强弱、不分等级的理想社会。这种理想社会通过李慧娘魂灵之口喊出，反映了千千万万社会底层人们要求人人平等的美好愿望。李慧娘鬼魂同贾似道（恶势力）的斗争，可以看出明中叶平民意识已开始觉醒。文人学士的思想是清澈的、美好的，但消除等级制度，达到统治者与被统治者平等，仅是一种愿望，作家亦仅是通过鬼魂喊出。人人平等的理想社会只有靠“枪杆子”才能夺取，但在封建等级森严的明代，作家让李慧娘的鬼魂说出“不分贵贱”、“不分强弱”，实在可贵，同时，李慧娘鬼魂同贾似道的斗争，可以使人悟出恶势力不斗不倒的道理。

在某种情况下，鬼魂信仰产生的威力是不可低估的，作家利用人们怕鬼的心理，达到解决社会矛盾的目的。在《鬼辩》一场戏中，李慧娘的魂灵在贾似道面前毫不怯弱，毫不退缩：“再请你认咱们半晌，咱待把血头颅向心窝一撞”，“方始信李慧娘做鬼强梁”。“吓得太师爷霎瞬便教跌地也”。正如马克思所说：“对于不公平的人，就需要引用恐惧作为改善他们的手段，而阴间的恐怖对于感性意识还是证明有效的。”贾似道威风扫地，恶势力不堪一击，终于得到了报应，这就是人们的“恶有恶报”信仰逻辑的艺术再现。

在李慧娘鬼魂故事里，不但作家借鬼魂斗争的“酒杯”浇了自己胸中的“块垒”，同时，也释放了人民大众长期积淀在心底想说又不敢说，想做又不能做的本能性情和心声，曲折地表达了民众理想心境和情感旨归，因此，李慧娘的鬼魂形象的社会意义是深远的，文化意蕴是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