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森科主义（英文：Lysenkoism）苏联1930—60年代的一种技术和理论研究体系。指的是在指导农业生产上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随着当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对科学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越来越被人类所重视。特定的历史条件、政治背景和意识形态等非科学因素对科学家或科学共同体的行为所造成的制约和影响有时候是不容忽视的。在苏联科技史上发生的“李森科事件”就是科学与政治斗争、政治权威取代科学权威裁决科学论争的可悲事件。

李森科（T．D．Lysenko，1898—1976年）出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25年毕业于基辅农学院后，在一个育种站工作。乌克兰和阿塞拜疆虽然地处较偏南方，但是冬季农作物也偶尔会受到霜冻天气的威胁。

1929年，李的父亲偶然发现在雪地里过冬的小麦种子，在春天播种可以提早在霜降前成熟。李森科在此基础上，发展了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即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以加速其生长。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为此，乌克兰农业部决定在敖德萨植物育种遗传研究所里，设立专门研究春化作用的部门，并任命李森科负责。“春化处理”在俄国的农业史上曾经有过，李森科对此给予了理论上的解释。技术和理论，在指导农业生产上的价值与作用，需要由实践来检验，而李森科推广这种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却是借助于浮夸和弄虚作假。他理所当然地受到了正直科学家的批评。

李森科出于政治与其他方面的考虑，坚持生物进化中的获得性遗传观念，否定基因的存在性，用拉马克（Lamarck，1744-1829）和米丘林(I． V．Michurin)的遗传学抵制主流的孟德尔—摩尔根(G．Mendel-T．H．Morgan)遗传学，并把西方遗传学家称为苏维埃人民的敌人。李森科最初面临的主要反对者是来自美国遗传学家、诱发突变的发现者穆勒，后者认为经典的孟德尔遗传学完全符合辩证唯物主义。苏联农业科学研究院前任院长 N·I·瓦维洛夫支持穆勒的观点并成为李森科的头号对手。

李森科从1920年代后期绕开学术借助政治手段把批评者打倒。1935年2月14日，李森科利用斯大林参加全苏第二次集体农庄突击队员代表大会的机会，在会上做了“春化处理是增产措施”的发言。李森科在演说中谈到，生物学的争论就像对“集体化”的争论，是在和企图阻挠苏联发展的阶级敌人作斗争。他声称反对春化法的科学家：“不管他是在学术界，还是不在学术界，一个阶级敌人总是一个阶级敌人……”。李森科用自我否定的检讨，来改头换面地对学术界知识分子进行攻击，这一手段得到了斯大林的首肯，李森科把学术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尽管在乌克兰50多个地点进行了5年(1931—1936)连续实验，表明经春化处理的小麦并没有提高产量，但这动摇不了李森科已经取得的胜利。

李森科的反对者开始面临噩运。穆勒逃脱了秘密警察的追捕，而瓦维洛夫则于1940年被捕，先是被判极刑，后又改判为20年监禁，1943年因营养不良在监狱中死去。1935年，李森科获得乌克兰科学院院士、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士的称号，并当上了敖德萨植物遗传育种研究所所长。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对国防做出了巨大贡献，苏联科学家的影响大为增加。有人因此希望战后放松对科学家的控制。在1946—1947年，这种改进似乎有所出现。1947年苏联生物学家锡马尔豪森在苏联主要哲学刊物上，发表了明确批判李森科主义的文章。1948年，当时在中央委员会主管科学的官员尤里 ·日丹诺夫（斯大林的主要助手之一安德烈·日丹诺夫的儿子、斯大林的女婿）接受了包括耶弗罗意蒙孙（V．P．Efroimson）、留比晓夫(A．A．Liubishchev)在内的苏联生物学家向中央委员会的控诉，认为李森科否定孟德尔遗传学是错误的。日丹诺夫在随后的一次报告中对李森科进行了批判。然而，由于李森科寻求斯大林的支持再次获得成功。1948年8月，苏联召开了千余人参加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会议(又称“八月会议”)。李森科在大会上作了《论生物科学现状》的报告。他把自己全部的“新理论”、“新见解”，概括为几个方面，作为“米丘林生物学”的主要内容，声称“米丘林生物学”是 “社会主义的”、“进步的”、“唯物主义的”、“无产阶级的”；而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则是“反动的”、“唯心主义的”、“形而上学的”、“资产阶级的”。经斯大林批准，苏联正统的遗传学被取缔了。李森科在大会上宣布，这次会议“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科学上消灭掉，是对摩尔根主义的完全胜利，具有历史意义的里程碑，是伟大的节日”。

“八月会议”使苏联的遗传学遭到浩劫。在高等学校禁止讲授摩尔根遗传学；科研机构中停止了一切非李森科主义方向的研究计划；一大批研究机构、实验室被关闭、撤销或改组；有资料说，全苏联有3000多名遗传学家失去了在大学、科研机构中的本职工作，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八月会议”的恶劣影响，波及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众多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八月会议”使李森科达到了“事业”的巅峰。李森科的个人胜利，无疑是科学的悲剧。

真理的声音依然没有因此而销声匿迹。由苏卡切夫院士主编的苏联《植物学杂志》于1952年底起冲破阻力，再次发出了与李森科不同的声音，揭开了苏联关于物种和物种形成问题的大论战的序幕。之后，该刊发表大量文章，揭露李森科及其追随者弄虚作假的事实和不道德的行为。1953年3月5日斯大林死后，苏联的文化生活出现了一次解冻。1955年底，300多名苏联著名科学家联名写信给苏联最高当局，要求撤销李森科的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职务。1956年2月，苏共第20次代表大会后，对于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受到批判，李森科迫于形势提出辞职，并得到苏联部长会议的批准。但是，由于赫鲁晓夫重蹈斯大林的覆辙，再度以政治力量干预学术论争，使得李森科依然得以继续他的反科学事业。1958年12月14日，《真理报》发表了题为《论农业生物学兼评》、〈植物学杂志〉的错误立场的社论，指责《植物学杂志》发起的那场论战，错误地否定了李森科。苏卡切夫院士被解除了《植物学杂志》的主编职务，一大批反对李森科物种和物种形成 “新见解”的科学家被撤职，一批实验室被关闭。1961年李森科被重新任命为全苏列宁农业科学院院长。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李森科主义在苏维埃科学院被投票否决。至此，李森科丧失了在苏联生物学界的垄断地位。李森科主义没有实现苏联人“面包会有的”的理想，反而使他们的分子生物学和遗传工程学遭到了不可救药的落伍，苏联失去了两代现代生物学家。

历史的教训在于给人类以教益。科学完全走出政治强权的阴影，完全走出李森科之流的阴影，这在今天仍然是人类的一项艰巨的任务。控制论的创立者诺伯特·维纳的话提供了这一事件的反思：“科学是一种生活方式，它只在人们具有信仰自由的时候才能繁荣起来。基于外界的命令而被迫去遵从的信仰并不是什么信仰，基于这种假信仰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必然会由于瘫痪而导致灭亡，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科学没有健康生长的基础。”

在现代科学史上，有哪一位狂想家能象苏联育种和遗传学头号权威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获得那么高的名声、那么多的吹捧和那么大的权力。克里姆林宫不仅把他的观点奉为教条，而且把他在苏联的反对者，一个一个地从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清除了。有些人死在集中营里，有些人失踪了。有少数几个人仍在工作，但却转入生物学的其他领域。

愚蠢行为及有计划毁灭一门科学的行为，其原因究竟何在呢？尽管这种做法毫无道理可说，但如果我们对有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和李森科奇迹般发迹之前的一些重要事情做一番了解，那么就会更加明白了。

故事要从十八世纪的法国科学家让.拉马克谈起。拉马克被称为“进化论之父”是当之无愧的。虽然他的著作是在达尔文的著作之前半个世纪发表的，缺少足够的事实来说服他的同行，但他有一个伟大的观点，即植物和动物是经过漫长的地质年代缓慢进化而成的。拉马克认为，进化的过程是通过特性的遗传，而这些特性是物体在适应环境中形成的。

对这种“获得性状的遗传”，经典的解释是拉马克关于长颈鹿的脖子如何变长的说明。长颈鹿生活在只能靠吃树叶生存的地区，而树叶却高高地长在树上。它们伸长了脖子去够树叶。这种伸脖子的动作，和这种动作的欲望，以某种方式传那么一只雄性长颈鹿脖子伸长的特性，应以某种方式传给这只长颈鹿的精子。而这种关系是不存在的。事实上，许多已经有了很大变化的机体，就像指甲一样，只不过是从身体中分泌出来的死物质，蝴蝶的翅膀就是一例。用这种无生命的组织去影响这种昆虫的基因，这无论如何是不能想象的。

人们已作了很多试验来检验拉马克的理论。所有试验的结果都否定了这一理论。相反，在各种杂志上报道的、经过全世界遗传学家严格检验过的数以万计的试验，已排除了许多合理的疑问，证明基因变异理论的正确性。对带有基因的染色体进行了极为深入的研究。近年来，电子显微镜已经能够观察到可能是基因本身的东西。人类基因组计划也已完成。

尽管自然选择的证据迅速增加，但拉马克仍不乏忠实的信徒。在达尔文时期，英国讽刺作家塞缪尔.巴特勒写了6本书来捍卫拉马克，并激烈攻击达尔文。后来，乔治.萧伯纳又操起了巴特勒的大棒。在法国，拉马克的主张比在英国或德国存在时间都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