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27年（嘉靖五年），张寅被仇家薛良告发到山西巡按御史马录，称其是妖贼李福达，郭勋写信给马录，希望大事化小。马录却联合巡抚江潮上奏弹劾郭勋。郭勋请张璁进言嘉靖帝，将焦点移转到大礼议。嘉靖帝命刑部尚书颜颐寿、左都御史聂贤、大理寺卿汤沐等复审。

嘉靖初年，“大礼议”之争风波未息，又发生一起震动朝野的大案。此案牵涉到民间秘密宗教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因此，审理一波三折、几经反复。最后，主持终审的张璁、桂萼、方献夫三人秉承嘉靖帝意旨，置法律与事实于不顾，严刑逼供，酿成罕见之冤狱

正德年间，山西崞县李福达宣传“弥勒佛空降，当主世界”。李福达家族世代传习白莲教，他的父祖和子孙在明代白莲教活动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祖父“以幻术从刘千斤、石和尚作乱成化间”。他本人正德初年与王良、李钺谋反，事发，戍山丹卫。逃还后，改名李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海卫，再度脱逃，寓洛川县，倡弥勒教。

李钺是李福达的叔父，李福达的徒弟惠庆、邵进禄等起来造反，攻陷洛川城。邵进禄战死后，惠庆又攻宜川、白水等地。李福达实际是这次事件的指挥者和操纵者，但他又逃脱了，并改名为张寅，继续活动。他和他的儿子大仁、大义、大礼，皆以黄白术得到武定侯郭勋的信任。李福达持有《太上元天垂文秘书》，并自称“我有天分”，可见他颇有野心。

嘉靖时，四川白莲教首蔡伯贯起义，蔡伯贯的师父名李同，是李福达的孙子，李大礼之子。李氏家族的宗教活动，自成化年间李福达的祖父开始，至此已延续五代，近百年之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乌程有名马祖师者，曾起兵，《罪惟录》称他“传正德中妖贼李福达之术”。李福达的影响自华北至西南，并传及江浙，可谓广大。而他本人不仅活动于民间，而且周旋于社会之上层，甚至得到皇亲国戚郭勋的信赖和庇护。由于他和郭勋的关系，结果导引了嘉靖时朝廷有名的一场党争——李福达案，直到隆庆时，才平息下来。

李福达智慧过人、行踪不定、姓名多变、身世不详等特点，也有不少人怀疑张寅是否是李福达，纷纷上疏分析此案的疑点，表明对此案的态度。这些人提出的疑点大致有五个：

一、李福达有朱砂痣、龙虎文身，但张寅没有。

二、山西五台县一户户主为张子真的人家中，有张寅的名册，而张寅幼时走失，不知生死。

三、到崞县调查时，发现了李福达的坟地。

四、原告薛良品行不端，在乡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个无赖，因此有诬告的可能。

五、通过对证人们调查询问，发现他们都是张寅的仇人，因此不排除有作伪证的可能。

李福达更换姓名称张寅，利用捐献粮食得官，被授为太原卫指挥使。儿子大仁、大义、大礼皆冒充京师工匠户籍。利用炼丹术迷惑武定侯郭勋，深受郭勋信用。李福达仇人薛良向山西巡按御史马录检举李福达冒名事。遂将李福达逮捕，经审问如实交待，又交洛川百姓共同辨认，证实不误。郭勋获知后，向马录写信，要求放过李福达。马录不同意，与山西巡抚江潮一起联名上奏此案事实经过，并弹劾郭勋包庇坏人，违犯国法。都察院在复核案件时也同意马录意见，上奏郭勋有阿附叛逆罪。

于是判决李福达父子死刑，妻女充作官婢，家产没收，对郭勋进行审查。郭勋见此十分害怕，因出面为李福达辩护，皇帝一时难辨真假，只得搁置不问。

给事中王科、郑一鹏，御史程启充，南京御史姚鸣凤，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等二十余人接连上奏弹劾郭勋，认为郭勋是李福达后台，要一并处罚。郭勋也屡次为自己辩护，并称自己是因为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亲上尊号而触犯了大家，这话打动了皇帝。因为嘉靖皇帝是由藩王过继大宗的名义登基的，他想为自己亲生母亲加封尊号时曾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郭勋又乞求大学士张璁、桂萼帮自己说话。两人也因为赞同为嘉靖皇帝亲生父母上尊号而遭到大臣的攻击，就想借此来宣泄积怨，于是上奏说朝廷大臣内外勾结，是寻找借口陷害郭勋，以后许多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上尊号的人也会逐渐遭到陷害。皇帝信以为真，而外面的大臣不知道，反倒更起劲地上奏要处理郭勋，更加引起了皇帝的怀疑。于是命令把李福达押解到京城，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法律机构共同审讯，但供词没有变化。皇帝又命令会集文武大臣再次审讯，结论还是一样。皇帝大怒，要亲自审讯，为大学士杨一清劝阻，仍交给司法机关审讯。尚书颜颐寿等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改判李福达为妖言罪问斩。皇帝仍然不解恨，命司法机关官员都戴罪上班，将功补过。派遣官员去押解马录、江潮及参加审讯李福达的官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豸等，把他们都送进监狱审讯。原来判决的案子完全翻过来，将薛良定为诬告罪。

因为判案没有追究马录的责任，皇帝十分不满，命令张璁、桂萼、方献夫分别主持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事务，把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佥都御史张润，大理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寺丞汪渊逮捕，严刑审问。在搜查马录文件柜时发现大学士贾泳、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及大理寺丞汪渊的私人来往信件。贾泳引咎辞职，张仲贤等均被逮捕。桂萼又上奏给事中王科同曾连名弹劾郭勋，相互结党逞私，恣意骄横，请加以惩处，于是曾弹劾过郭勋的人都被逮捕，收押在南京刑部监狱。在朝廷大臣会审李福达时，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曾私下交谈说：“这案子不是已经审问清楚了吗!怎么又重新审呢!”为人检举告发，两人也被收捕审问。

桂萼等严刑逼供，马录屈打成招，只得承认自己以前是有意陷害别人。桂萼等据此结案，称张寅与李福达是两个人，马录等因怀恨郭勋，有意制造冤狱，桂萼等严刑逼供，马录屈打成招 并将涉案的各位大臣名单列上。皇帝全部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将此定为诬告陷害罪。

原告薛良判处死刑，为他作证的证人全部戍边，张寅官复原职。马录陷人死罪但未得逞，判处徒刑。其他涉及此案被处理的各级官员有四十余人。谪戍边疆，终生不赦的五人：前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豸、前山西副使改任大理少卿的文华；谪戍边境卫所的七人：给事中刘琦、张逵、常泰，御史卢琼、程启充，刑部郎中刘仕及知州胡伟。削职为民的十一人：左都御史聂贤，给事中王科、郑一鹏、秦?、沈汉、程辂，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郎中司马相，评事杜鸾。革职赋闲的十七人：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山西巡抚江潮，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卿汤沐，大理少卿顾?，大理寺丞汪渊，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工部侍郎闵楷，都御史张仲贤、佥都御史张润，御史张英，南京御史潘杜、戚雄，由大理寺丞改任佥都御史的毛伯温。其他交给巡按审问革职的还有副使周宣等五人。桂萼以审案平反有功，皇帝亲自在文华殿慰劳，赏赐二品官的俸禄、服饰等。并编辑《钦明大狱录》颁布天下。

李福达案发生在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虽然当时朝廷大臣知道被贬谪的人都是冤枉的，但没有人敢出头为他们说话，加之张寅、李福达姓名不一，也有人心中存疑。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捕获了大盗蔡伯贯，供述曾在山西李同那里学习过妖术。于是在山西把李同逮捕审问。李同供述自己是李午的孙子、李大礼的儿子，世世代代执掌白莲教，假称唐朝后裔，迷惑群众，密谋叛乱。所交代的与《大狱录》姓名完全一致，李同后来被判处死刑。至此，李福达的案子才真相大白。直到穆宗时，徐阶为被贬谪的大臣平反复职。

《明史·徐阶传》载：“未几，帝崩。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

明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首，请为马录、颜颐寿等平反，清人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采其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明史·马录传》）。然而同时代的郭子章怀疑庞论（《国榷·嘉靖六年》）。支大纶亦不赞成庞论（《世穆两朝编年史》）。

明代两位名相高拱、张居正都坚决认为张璁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修《穆宗实录》时，张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评论道：“永嘉、安仁是举也，果为平亭冤狱乎哉!亦党武定，雠诸台谏尔。当其议大礼时，礼官尝要勋同疏攻永嘉，勋后窃语永嘉曰：“吾尝谓汪俊，此事关系甚大，宜折中不可偏执。俊与吾力辨，至大诟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语于《大典》中，且曰“勋竟以是构怒于众”云。及后再议考献皇帝，徐文华等与璁力辨，勋遽曰：“祖训如是，古礼如是，璁等言当，更何议!”于是璁等与勋同上议当考献皇，伯孝宗，而勋益见悦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聪，则帝亦以勋为心膂臣矣。

及福达狱起，而台谏诸臣乃力攻勋，必欲置之连坐。此其所以反复追谳，必翻释而后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为福达，为武定耳。武定获伸，则诸臣之窜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举也。然则台谏岂尽无过乎!夫武定之主福达罪，固有在，而必欲连坐，则甚矣。当福达判乱时，武定岂与其谋耶!及福达以方术见勋，亦以方术遇之耳，而岂知前 日之为叛贼也。迨其事露，特不宜与之请嘱耳。而嗾使陈白，则未知其果有与否也。故待福达狱定之后，治其请嘱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连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纵”之律，本与勋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绳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释之纷纷也。

福达之狱，前已奉命监决矣。使当时诸臣稍存宽缓，待福达伏诛之后群攻武定，则勋亦百口莫解，虽欲再鞫福达以自为地，何可得耶!惜乎诸臣虑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诸司俱罹其祸也。悲哉!”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达坐死。福达，山西代州崞县人，一名午。初以妖贼王良谋反，事发，戍山丹卫。逃还，改名五，窜居陕西洛川县。与季父越同倡白社妖术，为弥勒佛教，诱愚民。啸聚数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诸处，杀掠亡算。己而官兵追剿，捕得越及其党何蛮汉等诛之。福达跳去，占籍徐沟县。变姓名为张寅，贿县中大姓以为同宗，编立宗谱，涂人耳目。已，又挟重赀入京，窜入匠籍，输粟为山西太原卫指挥。其子大仁、大义、大礼俱补匠役。以烧炼术往来武定侯郭勋。后仍往同戈镇，其仇薛良首发之。福达惧，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系之，福达窘，乃自诣狱置对。先后鞫讯者，代州知州杜蕙、胡伟，证之者李景全等。具狱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复上巡按御史张英，皆如讯。独巡抚毕昭谓：“福达果张寅，为仇家诬所致。”反其狱，以居民戚广等为证，坐良罪。狱未竟，昭乞侍养去。会御史马录按山西，复穷治之，传爰书如前讯。勋为遗书嘱免，录不从，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飞章劾勋党逆贼，并上其手书。帝下之都察院，席书亦助勋为福达地。大理寺评事杜鸾上言劾勋及书，乞将二人先正国法，徐命多官集议福达之罪。不报。都察院覆奏李福达罪状，宜行山西抚、按官移狱三司会鞫。

先是，御史马录咨于徐沟乡绅给事中常泰，泰言：“寅为福达不疑。”又咨于谳狱郎中刘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录复檄取鄜、洛父老识福达者辨之，俱以为真福达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杂鞫之，福达对簿无异辞。遂附爰书上录，录乃会巡抚、都御史江潮上言：“福达聚众数千，杀人巨万，虽潜踪匿形而罪迹渐露，变易姓氏而恶貌仍前，论以极刑，尚有余辜。武定侯勋纳结匪人，请嘱无忌。虽妖贼反状未必明知，而术客私干，不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惩艾。”章复下都察院。

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聂贤等覆奏：“李福达逆迹昭灼，律应磔死。”帝从之，锢狱待决。因诘责郭勋，令自输罪。勋惧乞恩，因为福达代辨。帝置不问。勋又令福达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聂贤与原讯御史高世魁知为勋指，奏寝其议。勋谓大仁曰：“苟弗解，尔曹姑亡命，勿蹈丛戮也。”于是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自璧，御史高世魁、郑一鹏，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各劾勋“交通逆贼，明受贿赂。福达既应伏诛，勋无可赦之理”。给事中常泰亦上言：“勋以输罪为名，实代福达求理，论以知情何辞!勋为福达居间，画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论以故纵何辞!”给事中张逵等亦上言：“凡谋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纵，亦从重典。今勋移书谢托，党护叛逆，不宜轻贷。”聂贤亦奏勋当连坐。帝不从。勋亦累自诉，具以议礼触众怒为言。帝信之。寻命锦衣千户载伟移取福达狱词及囚佐，下镇抚司羁候会鞫。给事中常泰、秦佑，御史任孚、邵豳，郎中刘仕复交章劾勋。江潮、马录仍会疏极言“福达不枉，乞问如律”。勋乃与张总、桂萼等合谋为蜚语，谓“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勋，渐及议礼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说，而外廷不知也。

帝命速取福达至京鞫问，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王启、刘玉，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张闰、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寺丞毛伯温、汪渊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会鞫福达于京畿道，对簿无异辞，奏请论磔。帝不从，命会九卿大臣鞫于阙廷。时告者薛良、众证李景全等共指福达，福达语塞。毕昭引证薛良之诬者，戚广也。讯之，复云：“我曩未就吏讯，安得此言!”颐寿等以其词上，上心益疑，命：“俟斋祀毕，朕亲临鞫问。”大学士杨一清上言：“庶狱无足烦圣虑者，乞仍属诸勘官会讯。”刑部主事唐枢言：“福达罪状甚明，拟死不枉。”上怒，黜为民。颐寿等惧，乃杂引前后谳词，指为疑狱。帝切责颐寿等。

六年夏四月，遣锦衣官刘泰等逮马录赴京，下镇抚司狱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珏、章纶、马豸诣京即讯。颜颐寿上言：“福达反状甚明，法难轻纵。况彼以神奸妖术蛊惑人心，臣等若不能执，一或纵舍，异时复有洛川之祸。臣虽伏斧质，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谓：“颐寿职司邦刑，朋奸肆诬，令戴罪办事。”颜颐寿等复请会讯，从之。乃出录与福达对鞫，情无反异。颐寿等复以上请。帝谓颐寿等“朋比罔上”。乃逮系颐寿及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于诏狱。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系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杂治之。太仆卿汪玄锡与光禄少卿余才忽偶语曰：“福达狱已得情，何更多事乃尔!”诇者有白璁等，奏闻，帝命逮系玄锡、才于诏狱，并掠之。大学士贾咏与马录俱河南人，录被逮，咏遗书慰之，镇抚司以闻。复搜得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大理寺丞汪渊、御史张英私书，上责状，咏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贤等。

九月，张璁、桂萼、方献夫逢合帝意，复鞫录等于阙廷，榜掠备至。录不胜五毒，乃诬服“挟私故入人罪”。璁等以闻，遂释福达。帝怒录，欲坐以死。璁营解之，得免，乃论戍，编伍南丹卫，子孙世及焉。帝以群臣皆抗疏劾勋，朋奸陷正，命逮系给事中刘琦、常泰、张逵、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一鹏等，御史姚鸣凤、潘壮、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刘仕，大理评事杜鸾等诏狱，死棰楚狴犴者十余人，余戍边、削籍，流毒至四十余人。谪大理少卿徐文华、顾佖戍边。

初，颜颐寿等既逮治，备尝五毒，闻者惨之。己而皆夺官罢归，独文华、佖论戍边，二人皆与璁等廷争大礼者。江潮、李璋、李珏、章纶、马豸等俱夺官，韩良相及其左证俱论遣。璁等自谓平反有功，请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内外诸臣，以明颐寿等之欺罔。从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贯反。己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为师。四川抚、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狱。自吐为李午孙，大礼之子，世习白社妖教。假称唐裔当出驭世，惑民倡乱，与《大狱录》姓名无异。抚、按官论同坐斩，奉旨诛之。都御史庞尚鹏上言：“据李同之狱，福达之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烈矣。郭勋世受国恩，乃党逆寇，陷缙绅。而枢要之人，悉颐指气使，一至于是。万一阴蓄异谋，人人听命，为祸可忍言哉!乞将勋等官爵追夺，以垂鉴戒；马录等特加优异，以伸忠良之气。”穆宗从之，见当时死事、谪戍者，皆得叙录，是狱始明。

《李福达之狱》内容来源于《明史纪事本末》第五十六卷，《明史纪事本末》大约成书于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为清人谷应泰（1620～1690）所撰。此书较后来的《明史》早了八十多年出版。顺治十七年（1660年），谷应泰遭到御史黄文骥弹劾，指斥书中有违碍之处。经朝廷查阅，书中尚无不妥之处，后选入《四库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