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聚奎（1904年12月31日—1995年6月25日），原名李新喜，男，湖南安化县兰田（今属涟源）西坪村人。李聚奎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央军委原顾问。

湖南省安化县（今涟源市龙塘镇新石桥村）人。一九二八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排长、中队长、大队长，红三军第三纵队支队长，第九师二十七团团长、师长，红一军团第一师师长，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参谋长。参加了长征。

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三八六旅参谋长，抗日先遣纵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死第一纵队副司令员、旅长兼太岳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冀热辽军区参谋长，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代表团执行处副处长，西满军区参谋长，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治委员，第四野战军后勤部第二部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中华人民共和国石油工业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政治委员，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后勤学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一九五八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四、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李聚奎，1904年12月31日出生于湖南安化兰田（今属涟源）西坪村一个农民家庭，7岁就开始读书，在开国上将中算得上小知识分子。1926年9月，他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8军工兵营（后编入湖南独立第5师），在唐生智部任士兵、班长，参加了波澜壮阔的北伐战争。

1928年7月，当中国革命处于低潮时期，李聚奎在湖南独立第5师1团团长彭德怀等许多共产党人的影响下，毅然参加了彭德怀领导的平江起义。在他参加的第一次党小组会上，就坚定地表示：“我这一辈子跟党是跟定了，党让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从此，无论多么艰难困苦，他都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对党的誓言。从红5军班长、排长、中队长（连长）到大队长（营长），他一直在彭德怀帐下听令，参加了攻打文家市、长沙、演陂桥等战斗。1928年 12月，在军长彭德怀、党代表滕代远统一指挥下，红5军进军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4军在宁冈会师。初上井冈山，朱德给红5军官兵训话：“当红军要有三条，一不要钱，二不要命，三不要家，有这三条才能当好红军。”朱德讲话的中心意思，是干革命要牺牲个人的一切，包括生命在内，赤条条枪林弹雨来去无牵挂。李聚奎始终牢记着朱德的训话。

1929年1月中旬，红4军前委、中共湘赣边特委以及红4军、红5军军委在宁冈柏露村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红5军和王佐部队留守井冈山，担负钳制湘赣敌军的艰巨任务；红4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跳出外线作战。李聚奎参加了井冈山保卫战战斗，率部与敌激战4昼夜，终因兵力众寡悬殊，彭德怀决定撤离井冈山，转战湘鄂赣。

1930年1月，黄公略任军长、陈毅任政委的红6军成立，下辖第1、第2、第3三个纵队，李聚奎调任第3纵队纵队长，期间“身先士卒，冲锋陷阵，以袭击、阻击、游击战法打击敌人”，是黄公略、陈毅的爱将。

1930年6月，红6军归红一军团建制并改称红3军，不久下辖各纵队也改称红7师、红8师、红9师，李聚奎历任红9师27团团长、红8师师长、红7师师长，参加了中央苏区的前三次反“围剿”。在多次战斗中，身先士卒，立下赫赫战功。

1933年2月，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作战正炽，在江西宜黄南部的大龙坪，李聚奎挟江西金溪西南黄狮渡、浒湾战役大胜之威，果断指挥组织全师穿插包抄，以伤亡46人的较小代价，消灭了敌人一个师部及一个旅3000余人，生俘敌师长李明。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高兴地将他抱了起来，高呼“红军万岁！”1933年8月1日，他受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表彰，荣获二等红星奖章。按照规定，红星奖章分为三等：一等发给“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人员；二等发给“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人员。由此可见，李聚奎在第四次反“围剿”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

李聚奎刚上任，蒋介石即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五次“围剿”。国共两军重燃战火，三甲嶂（又名山岬嶂）阵地防御战让李聚奎名垂军史，连国民党将领陈诚都对他刮目相看。

1934年2月，李聚奎指挥红1师第1团（团长杨得志），冒雨疾奔福建建宁西北的三甲嶂，先敌抢占制高点，苦战一昼夜，以1个团顶住了敌3个师（陈诚部）在飞机大炮掩护下的猛烈进攻，使阵地岿然不动。战后，红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为总政治部的《红星报》撰写了《把第1团顽强作战的精神发扬光大起来》的社论，号召学习红1团敢打敢拼的战斗作风。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被迫长征，李聚奎被中央军委点将，由后卫变为前锋，出潇水、战湘江，抢渡乌江、攻占遵义城、四渡赤水河。他组织部队强渡大渡河，为掩护中央和红军主力摆脱险境、打开北上通道建立了奇功。其中，抢渡乌江、强渡大渡河，使他名震全军。

1935年1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乌江西岸的时候，汹涌澎湃的乌江挡住了去路，前有敌军把守，后有数十万追兵紧逼，当此危急关头，李聚奎奉命指挥杨得志的红1团担任突破乌江、为全军开路的任务。在既无工兵架桥，船只又全被敌人夺走的情况下，他命令杨得志用竹排渡江，并亲冒矢石，组织部队夺占敌阵，胜利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

1935年5月，红军进至大渡河时，蒋介石调集大军围追堵截，妄图使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在全军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李聚奎命令杨得志组织了由17勇士组成的渡河奋勇队。17勇士仅凭着一只小船，在火力掩护下，强渡成功，为全军夺占了生死攸关的渡河立足点。对红1团在长征中完成中央军委赋予任务所立下的战功，毛泽东高度评价：“红1团在这次大转移中是立了功的，你们一直走在我的前面。”在总结长征历程时，周恩来盛赞：红1团是“天下第一团”。对于盛誉，杨得志说：“强将手下无弱兵！都是李师长领导有方！”

1935年6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为加强两军联系和交流，李聚奎先后调任红四方面军红31军、红9军参谋长，对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搞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抵制。由于张国焘错误领导，红四方面军一度南下，损兵折将后再度北上。北上途中，李聚奎指挥攻占通渭城，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开辟通路。1936年10月，中央军委决定由红四方面军执行宁夏战役计划，执行建立河西根据地和“打通远方”（指苏联）的任务；11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渡河部队组成西路军。李聚奎率红9军（军长王树声）和红5军、红30军一起西渡黄河，遭遇到驻守甘肃、青海的马步青和马步芳以骑兵为主力的“马家军”3万余人和10万“民团”的疯狂围追堵截。李聚奎参与指挥红9军攻占甘肃土城、永昌等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这些战斗对配合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推动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重要作用。值得一提的是，在甘肃黎元口反包围战斗中，他率部殊死抵抗，并协助王树声将官兵带出了绝境。

1937年1月，西路军全军覆没，在整个河西走廊，骄横凶悍的马家军骑兵撒开了一张张密密实实的大网，围追捕杀打散的红军，许多同志惨遭杀害。李聚奎只剩下孤身一人，躲藏在荒无人烟的祁连山。作为西路军的高级指挥员，他心上就像压了座大山，透不过气。但他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党中央，东山再起。他和老乡换了衣服，把空枪拆散，把一枚红星奖章藏起来，打扮成一个叫花子。白天藏匿于山沟、草丛，晚上沿着无人处潜行，累了就地一滚露宿荒野，饿了就着雪水吃口向百姓讨来的干粮。就这样，在近两个月的逃亡中，他带着一只干粮袋、一根讨饭棍、一个指北针，行乞千里，机智地躲过了敌人的三次搜捕，最后终于回到了红军的行列。见到毛泽东，他欲哭无泪，毛泽东大手一摆：“你是虽败犹荣！”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北上抗日，李聚奎出任129师386旅参谋长，是旅长陈赓的得意助手。1938年3月，山西境内神头岭一战，是刘伯承、陈赓、李聚奎共同追求强势缩节、“以石投卵”的典型战例之一，而且，设伏地点就是李聚奎提出的。战斗中，他们以一个营的兵力作钳制部队（辅助集团），奇袭日军的重要补给线——邯（郸）长（治）大道上兵站集结地黎城，吸引潞城日军越黎城、潞城间的神头岭前来支援；与此同时，他们却以三个团的兵力作主攻部队（主要集团），在神头岭三面设伏，对援敌形成较大数量优势（强势），而其中一个营埋伏在废弃工事内，距敌行进道路只有25米，攻击距离之近出乎想像（缩节）。在我军对敌“以石投卵”式的攻击下，敌108师团、16师团各一部共1500人，在不意、不备中只支持了两个小时就全部被歼。刘伯承、陈赓、李聚奎这一强势缩节、“以石投卵”的歼灭战，被侵华日军称之为“支那第一流的游击战术。”

神头岭战斗后，日军长驱直进的势头不减，很快进占临汾。一时间，从邯郸到长治及从长治到临汾的公路，成为侵华日军为南犯部队提供后方支援的重要交通线，运输十分繁忙。根据掌握的敌情，129师首长决心以主力于东阳关与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伏击敌往返的运输部队，断敌前方补给。李聚奎根据师首长指示，具体部署本旅任务：3月31日9时许，日军辎重部队汽车180辆及其掩护部队进入伏击圈，386旅和兄弟部队第769团痛歼日军少佐以下400余人，毁敌汽车180辆，缴获长短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以及大量军用物资，以较小的代价换取了重大的胜利。

从1938年春到1939年春，李聚奎率领所属部队，从晋东南到冀南再到鲁西北，马不停蹄地奋战在抗日前线。1941年春，华北敌后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一方面，日寇集中主要兵力疯狂地向我根据地扫荡，所使用的兵力一次比一次大，所采取的形式不断变化，什么“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梳篦战术”、“抉剔扫荡”等等，对我根据地实行“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妄图彻底摧毁我太岳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国民党反动派也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反共高潮，勾结日寇进攻我根据地，摧毁我抗日民主政府、人民团体，杀害我革命干部和革命群众，作为他们投降的资本。加以连年灾荒，粮食欠收，抗日根据地的面积日益缩小。这时，已调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1纵队副司令员的李聚奎，成为决死队第1纵队司令员兼政委薄一波军事上的好帮手。同年8月，决死队第1纵队改称太岳纵队兼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政委薄一波)第1旅，李聚奎担任旅长兼太岳军区岳北军分区(也称第一军分区)司令员。在薄一波领导下，他领导岳北军分区军民进行了开辟太岳抗日根据地的斗争，组织部队和地方民兵开展游击战争。

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减轻人民负担，李聚奎领导军分区坚决执行精兵简政的原则，把分区机关多余的人员精简下去，这样既提高了机关的工作效率，充实了连队，又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他还同军分区政治部刘有光组织部队开展大生产运动，号召部队向陕甘宁边区军民学习，开荒、种粮、种菜、纺纱织布。经过一年努力，有的部队的粮食能自给4个月，蔬菜充足，穿衣问题也得到解决，加上进行整风学习，调动了大家练兵的积极性。

1942年冬，日军为建立华北剿共“实验区”，分14路进攻太岳区，侵占岳北军分区中心沁源县城，妄图消灭军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由于李聚奎部署军民进行了彻底的空室清野，日军得到的却是空无一人的一座空城。敌占沁源后，一面分区清剿，一面安据点，修碉堡，筑公路，企图长期占领。根据太岳军区陈赓、薄一波首长的指示，李聚奎首先成立沁源围困指挥部，以第38团为主，还有第25团、54团、洪赵支队等为骨干。结合全县民兵和基干队，组成13个游击兵团，开展群众性的伏击战、麻雀战、冷枪战、地雷战，使敌人一举一动都遭到打击。为孤立敌人，在军队和县委领导下，广泛开展了人民战争，实行空室清野，埋雷破路，把沁源城以及沁源到沁县的公路控制起来，使沁源敌人所需一切物资，既从内部找不到，也无法从外面运入。1945年3月，我军对沁源城发动最后进攻，敌人的衣食、弹药、水源全断了来源，陷于绝境，最后被迫撤走。围困沁源的胜利，得到党中央的表扬，延安《解放日报》曾为此发表《向沁源军民致敬》的社论，称赞参战军民：“模范的沁源，坚强不屈的沁源，是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一面旗帜。”

1946年12月，为经营东北，李聚奎和一大批军政干部远赴东北。1947年初，西满军区成立，李聚奎担任参谋长，协助司令员黄克诚、政委李富春工作，率部参加“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和东北民主联军发起的夏季、秋季攻势作战，“使西满军区在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那里挂了号”。 后来，成为共和国大将的黄克诚谈到李聚奎，曾经说过：他是位老同志，指挥打仗很有一套，是个称职的参谋长。

1948年4月，李聚奎担任东北军区后勤部参谋长兼西线后勤司令员、政委，在负责中长路以西部队的后勤保障中，他依靠地方政府筹集物资、合理组织储运，为我军“取之于敌的传统后勤保障，转向依赖于组织良好的后勤”打下坚实的基础。同年11月，东北野战军大举入关，李聚奎组织后勤部门运粮运弹，为平津战役的后勤保障工作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1949年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李聚奎担任第四野战军司令部副参谋长。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时，他又调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受命组建东北军区后勤部，重点担负战争后方勤务工作。针对现代化战争的后勤保障特点，他积极调整了后勤组织和运输线的兵站，将作战物资沿兵站线梯次储备，这些做法得到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的支持，保证了作战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前线，为抗美援朝战争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也为我军后勤保障方式向现代化后勤保障方式的转变作了贡献。1951年10月，他荣获朝鲜政府颁发的自由独立一级勋章。

1952年9月，李聚奎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学院院长，筹备和创建我军第一所培养后勤专业干部的学府，并提出院校“以教学为中心”的办学思想，为我军后勤建设的现代化培养了一大批骨干和专门人才。

1955年李聚奎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7月，我国成立石油工业部，周恩来任命李聚奎为部长。在石油部工作期间，他坚决落实毛泽东亲自面授的用“革命加拚命”的精神抓石油工业的指示，在组建部机关的同时，带领干部、专家、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大西北，风餐露宿，艰苦奋斗，创建了克拉玛依油田，并先后筹备、组建了松辽石油勘探局、华东石油勘探局和华北石油勘探处等，全面加强石油勘探和生产建设工作，为中国石油工业在更大规模上展开奠定了良好的工作基础。

1958年，授衔李聚奎为中国开国上将。2月，李聚奎重回军队工作，担任总后勤部政委。期间，他参与制定军队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方针尤其是后勤建设蓝图。在担任总后勤部政委后期，他在参与规划后勤建设蓝图的过程中，针对林彪、邱会作一伙在后勤建设上盲目铺摊子、严重铺张浪费的问题，针锋相对地强调要认真贯彻勤俭办后勤的方针。他主张从实际出发，确定后方基地的建设规模。坚持节俭的原则，严格财务开支，同时发展军办工业和农副业生产，补助部队供应。就在此时，他和有野心的林彪产生了分歧。

1966年4月，他出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在我军的军事教育战线上，他大力强调我军建设科学化、专业化的发展思路。“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不理会老领导林彪的拉拢，邱会作一伙给他强加了种种莫须有的罪名，对他进行诬蔑、陷害、非法关押。

1977年12月，李聚奎重新落实工作，担任复建的后勤学院政委。他认真落实邓小平“要把教育训练提高到战略地位”等指示，不顾年事已高，深入教学第一线，开展教学改革，从实战出发，从严治校，加强对政治工作的领导，充分发挥政治思想工作的作用。在制定学院教学规划时，有的同志提出“一年就要出人才”。李聚奎一方面肯定了这种积极性，同时在分析了现有师资力量、教学设施设备、人才培养周期等情况后，提出了按教学规律办事，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加快人才培养步伐的教学规划，为早出人才、出优秀合格人才奠定了基础。

1981年7月，身体欠佳的李聚奎从领导岗位退下来，担任中央军委顾问。期间，他积极参与军队建设和国防建设的方针、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工作，“不当不顾不问的‘虚名顾问’”。在86岁高龄时，他仍就军队建设的一些重大问题，亲自向中央军委领导直抒己见，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军队高度负责的态度。1988年7月，一枚沉甸甸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挂在了他的胸前。

1995年6月25日逝世。

李聚奎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和坚强的无产阶级党性，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坚贞不渝，百折不挠。1930年在“左”倾路线的影响下，他被诬蔑为“AB”团，在残酷的“审查”中，始终不改变革命意志；在大跃进年代，他敢于直言，实事求是，勇于坚持真理；“文化大革命”中，他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强加种种莫须有的罪名，非法关押、残酷迫害。对此，他不仅进行坚决斗争，还尽全力保护干部和群众，表现了一个彻底的共产主义者对党、对人民的赤子之心。他坚决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拥护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中央军委保持高度一致。他努力学习和应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在大是大非面前，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坚持真理，爱憎分明。他横戈马上数十年，善于学习、运用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虚心学习和钻研现代军事科学，组织指挥过许多重要战斗，参与了许多中外闻名的战役后勤组织工作，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和高超的战略运筹艺术，是我军逐级成长起来的著名战将、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和后勤工作领导人，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望。

李聚奎同志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但从不居功骄傲。他一生襟怀坦白，豁达大度，光明磊落，节操高尚。他时时处处以大局为重，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团结同志，不计功名。他自觉执行党内政治生活制度，廉洁自律，艰苦朴素，保持了劳动人民的本色。他严格要求子女，教育后代继承和发扬红军的优良传统，做革命接班人。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深入实际，勤勤恳恳，一丝不苟，对工作极端负责。他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有开创新局面的气魄和勇于创新的精神。他关心群众生活，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钱捐赠给灾区人民。他壮心不已，发挥余热，带病写下了战争回忆录，为党和军队留下了宝贵财富。他在病重期间，仍孜孜不倦地学习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著作和邓小平同志新时期军队建设思想，对党的事业和军队建设极为关注，对社会主义祖国的发展前途充满信心。他把毕生精力献给了中华民族的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献给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献给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事业，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他的崇高品德和卓越功勋，将永载史册。

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炒面是志愿军指战员的主要野战方便干粮。一个炒面袋，一支冲锋枪，就是志愿军指战员的主要装备。那么，炒面是如何成为志愿军的主要野战食品的呢？

志愿军过江作战初期，经历了第一次、第二次战役后，对于朝鲜战地的实际情况有了全面了解，对出国作战的困难也有了更为深刻的认识。就后勤供应而言，过去在国内打仗，作战物资是就地筹措，可以取之于民、取之于敌，可这次全部作战物资都要从国内运过去，要做到这一点，在敌人完全掌握着制空权的情况下，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

在前两次战役中，由于敌军狂轰滥炸、昼夜封锁，破坏我方的后勤供应，使志愿军的口粮及副食供应难以及时得到保证。即便后勤供应保障跟上了，部队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因为敌机随时可能来搜寻目标，加之战事紧张，指战员们日夜与敌人作战，常常没有时间做饭。那么，在天寒地冻的战场，怎样才能有效解决指战员的饮食问题呢？什么样的食品才能既便于保存携带，又随时能够方便食用呢？于是，志愿军指战员的干粮问题就成了牵动战、勤各位首长的一个大问题。

时任东北军区后勤部部长兼第一政委、负责志愿军后勤供应工作的李聚奎将军也在关注这一问题。这位参加过平江起义和长征的“粮草官”陷入了沉思。突然,一件往事浮现在他的眼前。那是在1936年底，他所在的西路军受挫祁连山，部队被打散了，他不得不只身东返，沿途乞讨，寻找党中央。途中，他曾吃过老百姓给的一种炒面，这炒面的特点是食用方便，易于保存，这正符合目前志愿军作战的需要，于是他建议志愿军彭德怀司令员和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用炒面来做志愿军指战员的野战方便食品。

李聚奎首先指示东北军区后勤部按照70%小麦，30%大豆、玉米或高粱的成份生产加工一批样品，这些混合的粮食经炒熟、磨碎后，再加入0.5%的食盐，就成了易于保存、运输和食用的野战方便食品——炒面了。这批样品运到前线后，因其既可避免做饭的炊烟暴露目标，且又食用方便，颇受指战员的欢迎。

彭德怀司令员和志愿军总部的其他首长看过样品后也都十分高兴，炒面样品在前线部队试用后效果很好。彭总专门让洪学智副司令员给东北军区后勤部发了电报，告诉他们：“送来干粮样子，磨成面放盐，炒时要先洗一下，要大量前送。”并要求在每月为志愿军准备的口粮中，要供应三分之一的炒面。

李聚奎迅速将前线试用炒面的情况和志愿军首长的指示电告总后勤部，并指出，根据概算，志愿军每月需要炒面900万斤，东北地区可解决500万斤，还存在较大的缺口，需要关内加以解决。这件事很快报告了政务院周恩来总理，他对此非常重视，立即指示政务院向东北、华北和中南各省市布置任务。同时，他还在百忙之中，亲自与机关的同志一起动手炒面。东北人民政府还专门发出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专题研究部署任务。于是，很快出现了后方“男女老少齐动手，家家户户炒炒面”，前方“一把炒面一把雪，夺取战斗新胜利”的动人场面。

当时，前后方机关的工作效率都很高，仅仅20多天，首批400万斤炒面就送到了前线，送到了志愿军指战员的手中。炒面伴随着将士们浴血奋战，打了许多胜仗，在炒面前送的过程中，我志愿军后方人员冒着敌机轰炸、封锁交通线的困难，拼命保护志愿军的口粮，亦留下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

当时分管后勤工作的洪学智副司令员曾动情地说：“如果没有炒面，就解决不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

李聚奎刚一接任红一师师长，红军就开始了长征。

长征到粤汉铁路时，军委下令由红一军团在前面开路，红一军团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红一师。李聚奎带着部队在前面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遵义会议之后，李聚奎的部队继续担任前卫。

1935年5月，红军过了金沙江，仍作为开路先锋的李聚奎带领部队，在红军先遣支队司令员刘伯承、政委聂荣臻的指挥下，顺利通过彝族地区。这时上级把强渡大渡河的任务交给了红一师。

大渡河是长江的一个支流，水急浪高，旋涡密布，特别是安顺场这一段，河宽百余米，暗流涌动，没有舟楫难以过河。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率数万人西征到此，北渡未成，以致全军覆没。蒋介石因此叫嚷要让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他一面命令周浑元、薛岳、吴奇伟等10万大军追赶，一面令四川军阀刘湘、刘文辉扼守大渡河所有渡口。

大渡河成为红军的生死河。

部队经过一路强行军，赶到大渡河附近时，停下来隐蔽。李聚奎师长、杨得志团长则到离安顺场几里地的一个山口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他们从望远镜中看到前方河边有两条船。

天无绝人之路，这可是两条救命船啊！

真是喜出望外。李聚奎忙叫杨得志把一营营长孙继先等人叫过来，让他们用望远镜看准小船停泊的位置，晚上分几路直奔河边，一定要万无一失地拿下这两条小船。

事后才知道，原来安顺场守敌早已撤走了全部渡船，并准备放火烧村子，只是估计红军离安顺场还远，守敌营长赖执中仍带着十几个人乘船过来，饮酒作乐。

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红一师如神兵从天而降。当天晚上，天一黑，几声枪响后，传来了捷报。但此时李聚奎却笑不起来，因为，如何用好这两条船，紧紧地揪着他的心。如果渡河不成功，后果不堪设想。他把自己的想法向刘伯承、聂荣臻作了汇报。他们最后决定，不能让敌人加强防守力量，当晚做好一切准备，明天一早就渡河。当晚红一师派出人员分头去找船夫。因群众早对军阀仇恨在心，加之敌人又要烧他们的房子，真是新仇旧恨涌心头。不到一小时，就有20多名船夫自告奋勇帮红军摆渡。

决战前夕，李聚奎召开了作战会，对作战任务作了分工：团长杨得志负责夺取安顺场，然后强渡；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团政委黎林带领二营至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吸引敌人的主力。

作战任务层层作了下达，杨团长把任务交给英勇善战的一营，一营交给二连。要组织奋勇队的消息传开后，大家争先恐后报名，最后竟争吵得难以定下人员。李聚奎又高兴又焦急，高兴的是红军战士的无畏精神，焦急的是争来争去拖延时间。杨团长问他怎么办，他说让营长下命令宣布名单。就这样产生了著名的强渡大渡河十七勇士。

次日清晨，摩拳擦掌的奋勇队在连长熊尚林的带领下，登上第一船。“同志们，千万红军的希望，就在你们身上。坚决地渡过河去，消灭对岸的敌人！”李聚奎向勇士们作了热情的动员。

“出发！”李聚奎一声令下，渡船离开了南岸。惊慌失措的敌人向渡船开火了。“打！”李聚奎向杨得志下达了命令。神炮手赵章成的炮口早已瞄准了对岸的工事，“轰轰”两声，敌人的碉堡飞上了半空。红军的六挺重机枪也发挥了威力。渡船随着汹涌的波浪颠簸前进，四周满是子弹打起的浪花。岸上李聚奎一直坚守在火力点指挥，眼睛死死盯在渡船上。突然，一发炮弹落在船边，掀起一个巨浪，打得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李聚奎的心揪紧了，好在渡船只是起伏了几下，仍在向对岸前进。渐渐只有五六米了，勇士们不顾敌人疯狂的射击，一齐站了起来。准备跳上岸去。突然，村子里冲出一股敌人，涌向渡口。“给我轰！”李聚奎大声命令炮手。“轰轰！”随着两声巨响，赵章成射出的迫击炮弹，不偏不倚在敌群中开了花。由于火力又准又猛，把敌人打得抬不起头来，减轻了渡船的压力，为奋勇队强渡争取了时机。奋勇队员不顾子弹在船前船后乱飞，奋力向前冲去。

敌人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又一次向十七勇士发起了反扑，企图趁勇士们立足未稳，把他们赶下河去。红军的炮弹、子弹又一齐飞向对岸的敌人。烟幕中，敌人纷纷倒下。十七勇士趁此机会猛扑敌群。勇士们占领了对岸的工事。从此，摆在红军面前的又一道“鬼门关”打开了。整个战斗，李聚奎一直守在岸边，当部队开始渡河时，他才长长舒了一口气。

多少年来，人们对强渡大渡河红军十七勇士的英雄壮举耳熟能详，但对这场惊心动魄战斗的直接指挥者李聚奎师长，却知之甚少。有人劝李聚奎写一篇文章把这事回忆回忆，他毕竟是直接指挥者。每每听到这些话，李聚奎总是笑而不语。说的人多了，他语重心长地讲出这样一席话：“那场战斗，体现的是红军的战斗精神。多少年以后，也许我们许多人的名字都会被遗忘，而红军百折不挠敢于胜利的精神却必将流芳千古！”

开国上将李聚奎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出生入死，历尽艰险，功勋卓著。这里简单记述的将军遇险，足可推知他充满传奇色彩的壮丽人生。

1929年秋，当红五军由湖南的平江、浏阳转移到江西的莲花、永新、吉安一带时，任八大队长的李聚奎因日夜行军、忘我工作而身患重病。平时没毛病，一病不得了。他的病来得凶，整日高烧，昏迷不醒，用尽队中药品也不见效。真是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部队经常要转移作战，战友们劝他休息，他倔强地硬撑着。过了好几天，病情越来越重。大队党代表王如痴劝导他就地留下来。留得青山在，莫愁没柴烧。李聚奎也明白这样抱病随军行动，反而加重战友们的负担，也就依从了。王代表向军部请示后又与地方党组织联系，把李聚奎安排在莲花县九堡的一户老百姓家，同时派了一个勤务兵陪伴他。

那户人家有四口人，夫妇加上两个孩子，思想觉悟比较高。知道红军是帮穷人打天下的，就像对待自己的亲人一样对待李聚奎，每天给他备水做饭，千方百计保护他。

有一次，地主的民团下乡活动，被老百姓家的孩子发现了，他猪草也没打，急急地跑回家报信。他们赶忙把李聚奎俩送到后山上的茅草丛里藏起来。确信没有危险，才暗地接回家来。这样折腾了好几次，李聚奎稍有好转的病就更重了。男主人找来了村里的土郎中给他看病，可是一连服了几副草药后，病情又加重了，大家都慌起来了。李聚奎自忖病好不太可能，就把自己长期积攒下来的十几块钱掏给勤务兵转交老百姓家。勤务兵一时无计可施，只是摸着李聚奎的手流泪。还是主人家稳得住，一面安慰病人，一面到处寻访医师。他们打听到萍乡有位老中医，常常妙手回春，就是有个习惯：无轿不出门。要是送病人去，又不安全。而在当时，那个地方轿子也十分难找。把情况报告当地党组织，费尽周折才找到一顶不太像样的轿子，总算把老大夫请来了。苍天不负有心人。李聚奎吃了他的几副药，病就奇迹般地日渐好转，大家紧张的心才松了下来。加上李聚奎坚持锻炼，身体复原得很快。

他急于要上前线，就告别住了一个多月的老百姓家和地方党组织。临行时，他想把身上的钱全部留下，但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收。事后，李聚奎深深体会到，没有高度觉悟的人民群众，没有党的领导，革命事业就不可能得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