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恕（197-252年），字务伯，京兆杜陵（今陕西省西安市）人。三国时期魏国大臣，尚书仆射杜畿的儿子。

杜恕于太和年间（227—232年）任散骑黄门侍郎。杜恕为人诚恳朴质，不善于表现自己，所以从小就没有什么名声。等到在朝中作官，也不结党营私，一心办公事。每当政策有失误，他总是引用纲纪法度来规谏，因此很受侍中辛毗等人的器重。当时自公卿以下，官吏们都在议论制度的增减，杜恕认为“古代的刺史，奉行宣示朝廷的六条规则，以清净无为为名誉，威风显著，为人称道。现在可以不让刺史掌握兵权，专心去管理民政”。

不久，镇北将军吕昭又担任冀州刺史，杜恕便上书说：“帝王之道，没有比安民更崇高的。安民的办法，在于财富的积累；而积累财富，就是专务根本，节约用度。当今吴、蜀二贼还没有消灭，战车急需驾驭，这正是英雄豪杰努力奋斗的时机。但是朝中的儒臣士大夫，也意外地推崇羡慕武力，握着手腕而争论，以孙子吴起为第一。国库一年比一年空虚，民力一年比一年衰弱。现在吴、蜀僭位称帝，与我们作对，北方的胡人也没有压服，三个地方的边境发生变乱，全国都不会太平。现在边疆的荆州、扬州、青州、徐州、幽州、并州、雍州、凉州都有军队，而能够凭借在内部充实府库扼制外族入侵的，只有兖州、豫州、司州、冀州而已。一个国家就如同人的身体，心腹充实了，四肢即使生了病，终究不会有大的妨害。现在兖州、豫州、司州、冀州也是国家的心腹，所以愚臣怀着恳切恭谨的心情，希望四州的长官，专心地从事根本的事业，来承担四肢的重任。但孤论难以坚持，触犯大家的欲望难以取得成效，众人的不满难以积累到一块儿，是非难以分清，所以年复一年也没有被英明的君主察觉。凡是说这种话的，都是疏远或卑贱的人，这类人说的话，确实不容易被采纳。如果让好的政策从亲信贵族口里说出来，亲信贵族本来就用不着冒犯我所说的四难来求取忠爱，这正是古往今来的人们所常常担忧的问题。”

当时朝中对官吏考核制度展开大规模的议论，朝廷内外的官吏都要考核。杜恕认为用人而不能让他尽力发挥才能，那么即便有才的人也没有多大用。保全的不是致力要达到的东西，而所致力的事又不是当前最重要的。杜恕在朝中八年，议论刚劲率直。

杜恕出任弘农郡太守，几年后转任赵王曹干的辅相，因病离职。又从家里出任河东郡太守，过了一年多，改任淮北都督护军，又因病离职。他在任职的地方，致力于维护国家的大体，树立恩惠仁爱，因此更加得到百姓的爱戴，只是不如杜畿。不久，朝廷任命他为御史中丞。杜恕在朝廷，因为与朝中的官员不和睦，所以，屡次在外面任职。后来又出任幽州刺史，加建威将军的官衔，朝廷让他持节，护乌丸校尉。当时，征北将军程喜在蓟县屯扎，尚书袁侃等人告诫杜恕说：“程喜曾在先帝那一朝任职，在青州排挤了田国让。现在足下拿着朝廷的节杖，让你们共同驻屯在一座城里，应该周密地考虑对策。”但杜恕没有在意。

他到官不满一个月，有鲜卑族首领的儿子，带领几十人马，没有经由关口擅自来到州城，州里杀死了其中一名鲜卑人，却没有写表章上报。于是程喜上书弹劾杜恕，杜恕入狱，由廷尉审理，依法应当处死。因为他父亲杜畿为国事勤劳死在水中，得以减刑，被免官为平民。他迁居章武郡，那一年是嘉平元年（249年）。先前杜恕曾给程喜的司马宋权回信称“然以年五十二，不见废弃”，可见杜恕这一年五十二岁，即生于197年。

杜恕为人豪迈任性，想不到要防备别人，终于导致这次挫折。当初杜恕从赵郡还朝，陈留郡的阮武也从清河太守的职位上被征召，两人都鄙薄廷尉。阮武对杜恕说：“我看您的才质性情可以经历公正之道，但把持得不够努力，素质能力可以担任大官但追求不够顺利，才学可以记叙古今但不够专一，这就是人们所说的有才而没有得到适当的任用。近来有了空闲，可以深思这个问题，写出自己的独立见解。”杜恕在章武郡，便撰写了《体论》八节，又写出《兴性论》一篇，是为探讨个人修养的。嘉平四年（252年）死在迁移的住所。

甘露二年（266年），河东郡九十多岁的乐详上书颂扬杜畿遗留下来的功绩，朝廷受到感动，下诏封杜恕的儿子杜预为丰乐亭侯，食邑一百户。杜恕的奏议论文都很可观，选取他和当时政治紧密相关的几件大事写在传记里。

杜恕为人真诚务实，行事不作修饰，所以自少都没有什么名誉，为人虽然不交朋党，专心公事，正言说政而被辛毗赏识，但自己不拘人事，不对人作出防范，最终不理会袁侃的规劝，最终被程喜加害，令自己几乎被杀。

魏明帝时，大议考课之法，杜恕上书：“若使法可专任，则唐、虞可不须稷、契之佐，殷、周无贵伊、吕之辅矣。”杜恕其实是搬出了历史的证据，以明德治的必要性。

针对当时“以儒家为迂阔”的社会思潮，尚儒的士人还展开了对重法思想的批判。杜恕在其著述《体论》中，批评了重法之人关注点狭隘的弊端，“今之为法者，不平公私之分，而辩轻重之文；不本百姓之心，而谨奏当之书。”即重法之人不平衡公私利益，只关注用法的轻重；不以民心为出发点，只关注法律文书的规定。杜恕还着重驳斥了重法之人对儒家思想的谬解：“是以为法参之人情也……而世俗拘愚苛刻之吏，以为情也者，取货赂者也，立爱憎者也，视亲戚者也，陷恕仇者也。何世俗小吏之情，与夫古人之悬远乎。”即重法之人片面地论断，只要考虑了人情，就一定与贪赃枉法、个人喜好、裙带关系、挟私报复有关。很明显，这些正是汉末弊政的表现。应该说，儒家重伦理人情本身自有其不可忽视的社会合理性，其在实践中产生流弊，是另一层面的问题，不能因此就将其合理性与其流弊混为一谈，所以杜恕认为，这是世俗小吏对古人思想的理解差之太远所致。

杜恕认为考课法不利于官员最大限度发挥个人的主动性积极性，“且布衣之交，犹有务信誓而蹈水火，感知己而披肝胆，徇声名而立节义者，况于束带立朝，致位卿相，所务者非特匹夫之信，所感者非徒知己之惠，所徇者岂声明而已乎！”另外，对官员仅用检验政绩和赏罚来管理和监督，实际上是一种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价值导向，而对国家的统治而言，移风易俗才是更为根本的，杜恕就认为考课之法无益于“崇揖让之风，兴济济之治”。

杜恕以礼为万物的法式和规矩，并赋予礼以道德价值和政治价值的权威，进而论述了礼对协调政治关系和伦理关系的功用。杜恕的礼治主张切中曹魏名法之治的流弊，是魏晋

《魏略》：“恕在弘农，宽和有惠爱。”

陈寿：“恕推诚以质，不治饰，少无名誉”、“恕倜傥任意，而思不防患，终致此败”、“恕屡陈时政，经论治体，盖有可观焉。”

叶适：“杜恕峭峻，特立之意长者。自达之言，於魏极少其比。虽两汉人，亦难之。”

郝经：“始司马朗建议，令州县领兵，杜恕以为非。卒成晋氏瓜裂之乱，恕之意虑远矣哉。”

杜畿，尚书仆射。

杜理，年少时观察力强，早死；

杜宽，喜欢学习而抗拒俗务，曾任郎中。

杜预，西晋学者、征南大将军、当阳侯，参与晋灭吴之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