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植亭（1905年2月—1982年11月3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少将，安徽省六安县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建国前曾担任六安县赤卫队连长、独立团连长、副营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粮秣科科员、粮食主任、事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供给部军实科副科长，八路军第一一五师直属供给部军实科科长兼兵站站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军实科科长、直属供给处处长、供给部副部长兼军实处处长，晋察冀边区财经办事处供给总店经理，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华北军区后勤部太原办事处主任等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历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军需部副部长、部长，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等职。他还是北京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

1905年2月，杨植亭出生于安徽省六安县（今六安市裕安区）徐集镇姜庙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原名杨文财。杨植亭7岁给地主放过牛，11岁就下田做农活，受尽地主压迫。他曾读过两年私塾。童年的苦难在他心底深深打下烙印，严酷的现实促使他强烈反抗阶级压迫并走上革命道路。

1927年，杨植亭参加农民协会，并任乡农民协会粮秣委员。

1929年秋，著名的六霍起义风暴席卷皖西大地，24岁的杨植亭参加了赤卫队，担任过连长。同年，杨植亭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编入毛正初领导的六安红军游击大队（后扩编为六安独立团）。

1930年，杨植亭加入中国共产党。由于作战勇敢，杨植亭在六安独立团先后任连长、副营长。

1931年夏，在花果园战斗中，杨植亭英勇负伤，大腿被子弹穿出一个手指头粗的窟窿。由于医药匮乏，伤口溃烂化脓，杨植亭住进了医院，因此躲过了那年秋所谓清洗“AB团”、“第三党”的“肃反”扩大化浩劫。

1932年，六安独立团编入红四方面军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第七十五师，杨植亭先后任红二十五军军部经理处粮秣科科员、粮食主任、事务长。有一次，国民党军队突然袭击红军，杨植亭紧急应战，把身上背的军饷300块大洋交给经理部的一位战士，就冲了上去。部队突围后集结，发现背大洋的战士失踪了。红七十五师政治委员高敬亭大为恼火，不问青红皂白，命令把他绑起来杀头。幸好，时任红二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吴焕先发现后，说服了高敬亭，才把杨植亭放了。

1934年11月，杨植亭加入了长征的队伍，投入了新的战斗。当时，他任红二十五军军部的事务长，负责军部几位首长日常生活。吴焕先政委走到里，杨植亭就挑着担子跟到哪里。哪里枪声最激烈、哪里仗打得最吃紧哪里就有吴政委的身影，杨植亭也必定跟着跑到战斗前沿阵地去。长征出发前，杨植亭负责保管的两袋子银圆，到达陕南创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时，一文不少地交还给组织。由于杨植亭在以“儿童军”著称的红二十五军中年龄较大，工作埋头苦干，是采办、管理军需物品的行家里手，战友们称他为“老洋货”。

1935年8月，红二十五军西征北上，转战陕甘宁，行经甘肃平凉泾川，部队徒涉汭河，渡过一半时，山洪暴发，河水暴涨，又遭遇敌军马开基团追击。在大雨滂沱中，红军与马匪激战数小时，粉碎了敌军乘我半渡，围歼我后卫部队的企图。就在战斗快结束时，军政委吴焕先却不幸遭敌冷枪牺牲。杨植亭含泪盟誓，一定要为敬爱的吴政委报仇雪恨。他和战友们怀着极度悲愤，英勇杀敌，与敌人展开肉搏，击毙敌团长马开基，全歼马团。入陕后，红二十五军与陕甘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五军团，杨植亭任红十五军团供给部军实科副科长，随军参加东征、西征、扩大陕甘宁根据地的各次战斗。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红十五军团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杨植亭随一一五师奔赴抗日前线。同年秋，一一五师首长决定组织发动平型关战役，作为师直属供给部军实科长兼兵站站长的杨植亭，按照聂荣臻副师长的亲自部署，临危受命，立下军令状，不惜一切，保证参战部队的粮食、弹药供应和应急供应。杨植亭组织军实科紧锣密鼓紧急筹备，征集粮食，准备弹药，征调100多民夫编成一个连，每个民夫负责两头毛驴，200多头毛驴驮着棉衣、棉被和粮食、弹药，昼夜不停地向平型关战役前线运送。由于时值深秋，山已秃了，前后长达500多米的毛驴运输队目标较大，时常遭遇敌机。每当敌机轰炸，毛驴受惊满山乱跑时，杨植亭一面快速指挥运输队疏散、隐蔽，一面冒着敌机的低空扫射来回奔跑，大喊民夫要紧紧抓住毛驴缰绳。飞机飞走了，掩埋好牺牲的战士和民夫们。毛驴运输队又出发了。最后，军实科硬是靠着200多头毛驴，克服种种困难，昼夜不停地冒死运送军需物资，把战役急需物资源源不断地及时送到前线，保证了平型关战役的军需供给。平型关战役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日的士气。平型关战役胜利后，一一五师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挺进敌后。11月，晋察冀军区成立，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委，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由于军需困难，聂荣臻命忠厚能干、又有两年私塾底子的杨植亭参与组建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并由他任供给部军实科科长。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在五台县耿镇镇组建之初困难重重，一是物资采购筹集难；二是交通运输难。军实科在杨植亭科长领导下，为了更好地完成采购筹集物资的任务，分别在靠近敌占区的边缘地带，建立了行唐、唐县、平山三个采购站和灵寿陈庄物资转运站。杨植亭组织各采购站人员，突破敌人的严密封锁，从敌占区和边缘区采购大量物资供应军区部队。交通运输工具就是几十头骡马，运送粮食、布匹、棉花全靠这几十头骡马，无论冰天雪地、严寒隆冬，还是赤日炎炎、酷暑盛夏，翻山越岭昼夜不停地行进在崎岖不平的山间小路上，把物资送到部队、前线、阵地，保证前方战士战斗之需。

1938年春，供给部迁至冀西的平山县湾子里村。4月，供给部在湾子里安下营盘后，军区卫生部的叶青山部长陪着一位金发碧眼的大个子外国人，突然来到军实科，要找杨植亭科长。当时杨植亭不在科里，去检查工作去了。科里的人不认识叶青山部长，更不知道这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人来军实科有何贵干，所以有些怠慢。叶部长就发火了，问到：“杨科长到哪里去了？你们赶快把他找回来！就说卫生部有个姓叶的找他，有急事！快些！我等他。”外国人身后的翻译说： “赶紧派人把他找回来吧！那个是卫生部的叶部长，这位是加拿大友人白求恩大夫，找你们杨科长有重要的事情！你快安排人去把他找回来！”杨植亭飞马赶到军实科门前，飞身下马，把马鞭扔给警卫员，三步并作两步跑向北屋办公室。叶青山站起来，一边走和杨植亭握手一边说：“杨科长，我是无事不登你这三宝殿呀！奉聂司令员之命找你解决国际友人的服装问题！”叶青山继续说:“我们来的目的是给白求恩大夫领几套军装和鞋子，我们那里没有白求恩穿着合适的衣服，所以才舍近求远，跑到你这里来，从你的仓库里找到合适的衣服，解决白求恩的问题嘛！我们来的时候，聂司令员特别交待，让老杨千方百计也要满足白求恩同志的要求！”白求恩大夫让翻译把他的意思转告杨植亭：“我既然是八路军的医生，就应该穿八路军的衣服，不穿八路军的衣服，我就不像八路军的医生，那我怎么为八路军伤员服务，所以，我一定要穿八路军服装！” 杨植亭表示，一定想方设法也要满足他这个合理的要求。当白求恩同志知道一定可以满足他的这个要求后，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并不断地请翻译向杨科长表示感谢。他立即陪同白求恩去所有的被服仓库里，亲自为白求恩一件一件挑选合适的军服，整整跑了小半天，还是劳而无功，特大号的衣服白求恩穿在身上袖子还是短了半截子，转遍了军实科所有的被服仓库，也没有找到一套军服适合白求恩同志的身材。他的个头实在太高大了，八路军中就没有他这么身高的战士。 杨植亭当即决定为白求恩专门订做军装军鞋，找来被聂司令员称为“服装专家”的赵连光，为白求恩量体裁衣、量脚下料，连夜赶制了两套军装、军鞋。第二天，白求恩穿上合体的军装军鞋，高兴地翘起大拇指，称赞不已。当时，供给部军实科负责机关、部队、学校的武器、弹药、被服、器材的筹划和修理、保管、分配；武器弹药的检查统计、表册的填造、收发登记；各种军用器材的保管与分发；被服材料的筹集、修理和领交，被服的制作、分发、登记、保管，预算的造报等繁琐复杂的工作。杨植亭带领干部战士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和吃苦耐劳、廉洁朴素的生活作风，一面力求节省一切开支，一面开展大生产运动，以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保证前线部队的需要。在军区领导、地方党政部门和人民群众的大力支持、帮助下，军实科很快就设立了七个军工厂和一个修械所，不仅保证全军区被服鞋袜的生产、收发、保管、翻新、缝补、供应，还支援兄弟部队和地方。军区第一个被服厂就是以15台缝纫机为家底开办起来的，以后不断发展、扩大，为部队生产棉衣、大衣、单衣、衬衣、棉帽、单帽、手套、被褥、蚊帐、挎包、米袋、子弹带、毛巾等，最高年产量达到数万套夏装、冬装。

1941年春，经组织批准，杨植亭与军实科所辖女工厂（五队）的排长曹秀峰在平山县湾子结婚，他们相濡以沫，生活了41年，为共同的事业奋斗了一生。

1942年春夏间，日寇对晋察冀边区疯狂“扫荡”，军区供给部对有限的军需物资紧急转移、捆绑、背运，实行坚壁清野，时常是供给部前脚转移，日寇后脚就到。杨植亭带领供给部的同志就是这样在刀尖上过日子，和敌人“捉迷藏”，一次又一次化险为夷。在敌人频繁“扫荡”期间，军工厂不得不停产，把机器藏起来，人员化整为零，分散打游击，部队所需的棉衣只好交给当地群众分散缝制。

1943年秋，晋察冀军区遵照党中央指示，派5000人去陕甘宁边区执行保卫延安的任务，要求在一个星期内让5000多人穿上新棉衣。杨植亭亲自组织生产调度，带领服装厂工人加班加点奋战七昼夜。他和大多数工人的眼睛都熬红了，终于使5000多人按时穿上新棉衣，受到军区首长的表扬。同年冬，杨植亭将一批棉衣交给阜平县第九区的40多个村庄的群众缝制。当时日伪军一天到晚到各村搜查、抓人，妇女们就到野外、山沟里缝制。敌人搜山时，她们就钻进山洞隐藏起来。等敌人走了，她们又钻出来继续制作。就这样，在敌人残酷“扫荡”中，军实科发动、依靠群众完成棉衣制作和分发任务。

1944年12月，供给部在组建直供处选址过程中，到了河北省阜平县柏崖地区的押口村，天色很晚，还飘着雪花，正准备在老乡家一间空屋里宿营，村口突然窜出一小队日寇。杨植亭一面指挥队伍隐蔽，一面做好战斗准备。当流窜日寇远去，杨植亭命令直供处的同志就地休息，头枕砖头和衣面卧。第二天，同志们发现老乡院里站着一个雪人，原来军实科长杨植亭在院里站了一夜岗。抗战时期的军需战士就是这样钻山沟、爬地洞，辗转奔波于抗日战场的前后方。杨植亭曾任军区直属供给处处长。

1945年秋，供给部整编后，杨植亭任供给部副部长兼军实处处长。当时，部队要进攻大同，他接到命令后，来不及与妻子说一句道别的话（那时他已有两个孩子）就走了，一去就是三个多月。当时，各解放区抽调大批干部和部队开赴东北地区，因时间紧急，各路大军不等配齐装备就开拔。晋察冀军区是各路大军的必经之地，杨植亭奉命将生产和收缴的部分物资、枪械补充给他们，还供给部分被服、装具和给养。他和供给部人员分路把口，不断调度物资，组织运输力量和工作人员，做到各路大军随到随补给，热情接待，以保证我军及时抢占东北战略要地。伴随着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解放军的英勇将士奋起杀敌，势如破竹，拉开了气壮山河的战略大反攻序幕。解放区民众踊跃参军参战，部队迅速扩大，军需军备量猛增。

1948年，时任晋察冀军区供给部副部长的杨植亭，奉命率领部分干部、技师、工人等100多人组成军需补给队,来到河北省晋县塔上村，筹建军用染布厂、被服军装厂。他们租用一批老乡民房，安装了染布机器，将染好的布送到离塔上村一公里之外的李村被服厂去做军装，昼夜加班加点，生产军衣军被供应华北各解放区。随着人民解放军在各大战场的节节胜利，蒋介石集团土崩瓦解，很快形成隔江相望、我军直逼南京的局势。毛泽东主席发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

1949年3月，组织派杨植亭到石家庄办事处工作，7月又调他去华北军区太原办事处工作，任华北军区后勤部太原办事处主任。杨植亭服从组织调动，只要工作需要，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叫干啥就干啥，表现了共产党员个人利益无条件服从革命利益的高尚情操。在办事处，他广泛发动解放区军民组成担架队、送粮队、支前互助队、造船组、军鞋组、民兵纠察团等火线支前，维护稳定。

1950年1月，华北军区在北京成立后勤部，杨亭先后任军需部副部长、部长，与刚成立的军委总后勤部合署办公。杨植亭一家从山西太原搬进北京东城大方家胡同的一个小院，算是“居有定所”了，可难得的和平很快被美帝国主义悍然发动的侵朝战争打破。10月25日，中国人民转入伟大的抗美援朝运动。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杨植亭人未解甲，马未卸鞍，又投入抗美援朝的军需供应。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命令华北军区后勤部一个月内赶制10万套军衣支援朝鲜战场。领命后，杨植亭连夜部署组织实施，动员所有被服厂加工赶制，如期将10万套棉衣送到志愿军手中。华北军区后勤部实际上承担整个抗美援朝战争的大部分物资供应，往朝鲜的军用列车一天也没有歇过，尤其是粮食供应更为紧张，为了让朝鲜战场上的援朝将士在冰天雪地里填饱肚子，按中央军委要求，在国内把粮食制作成半成品。杨植亭率先垂范，召集军需部全体同志在办公楼后面的空地上支起100多个锅灶，带领全体官兵炒米炒面，动员机关驻地所有人应急烧火淘米。在严寒厉风中，在烟火中，一连几昼夜，杨植亭始终未离锅灶，两眼熬得通红，终于为前方将士送去第一批炒米炒面。此后，杨植亭曾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军需部部长。杨植亭忠于革命，忠于人民，兢兢业业，克勤克俭，在人民军队中奋斗了大半个世纪，为中国革命的胜利默默奉献了一生。他曾当选为北京市第二、三、四届政协委员。

1955年9月，杨植亭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82年11月30日，杨植亭在北京病逝，享年77岁。

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杨植亭将军故居位于六安市裕安区分路口镇，是裕安区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