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铭鼎，环境卫生学家，卫生工程学家。1929—1931年期间，设计并监造了当时最先进的南京中央医院。1931年，采取切断疾病传播途径等措施，扑灭了长江洪水后的霍乱大流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先后到华东、淮南、淄博、马鞍山等6个煤矿、铁矿和50多家工厂调查研究，提出有效的改进方案，运用通风和湿式采矿等技术，降低工作区内的高温、高湿及粉尘、沼气的浓度，使煤矽肺、工伤事故、中暑等得到了控制和基本消灭。他先后建立城乡工矿教学基地10余处，培养技术人才达8000余人。

1902年11月25日　生于山东青岛。

1929年　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获工学士学位。

1929—1932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保健司科员兼南京中央医院筹备处工程师和南京东郊汤山农村卫生院工程师。

1931—1932年　任武汉全国救济水灾委员会卫生防疫组卫生工程师。

1932—1934年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技士，派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1933年获卫生工程学硕士学位后，又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等18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实习卫生工程学和环境卫生学。

1934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军医署驻赣办事处卫生工程组主任。

1934—1941年　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荐任技士兼南京、贵阳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教务主任。

1937—1938年　任内迁长沙、昆明的清华大学工学院教授。

1938—194年　任贵州省卫生委员会技正兼贵阳市水道工程处处长。

1941—19441年　任贵阳医学院教授、卫生工程专修科主任，兼贵阳市水利林牧局局长和贵阳湘雅医学院教授。

1944—1945年　任贵阳－昆明美国陆军驻中国战区供应处工程部卫生工程顾问兼贵阳市政府外事秘书。

1945—1946年　任云南大学工学院教授兼云南省卫生处顾问。

1946—1947年　任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卫生工程系研究员兼兰州市和西宁市自来水工程处总工程师。

1947—1949年　任上海市卫生局环境卫生处处长，1948年兼任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

1948—现在　任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称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改称上海医科大学）教授、环境卫生教研组主任、预防医学研究所副所长。

1951—1953年　兼任上海第二军医大学教授和上海同济大学工学院教授。

1953—1956年　兼任华东劳动卫生调查研究所卫生工程组主任。

1974—现在　兼任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咨询团环境卫生学顾问。

1988—1989年　兼任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布隆伯格公共卫生学院客座教授。

杨铭鼎祖籍浙江上虞，1902年11月25日出生于青岛的一个商人家庭。其父杨浩然，精通进出口贸易，因而要求杨铭鼎学好外语，以便将来也做进出口生意，杨铭鼎先后考入有外籍教师的青岛明德中学和上海民主中学读书，1923年，杨铭鼎中学毕业时除能用英文流利交谈外，还能写法文信。父亲要他从事进出口商业工作，但杨铭鼎无意经商，愿意继续深造。经他再三要求，并在母亲王素文的支持下，终于获得父亲的同意，考进了南京河海工科大学。1927年后，河海工科大学与南京东南大学合并，成立了南京中央大学，他在该校工学院的土木工程系攻读，其毕业论文是一座铁路悬索桥的设计。杨铭鼎大学毕业后，先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南京东郊汤山卫生院、江苏省江宁县卫生院的卫生工程师，负责修造城市医院和农村卫生院，包括第一所由中国人他自己设计的大型医院——南京中央医院，并对农村住房及环境卫生的改善有所贡献。杨铭鼎1932年赴美国哈佛大学研究生院进修，1933年获卫生工程学硕士学位，以后又到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南斯拉夫、埃及、印度、新加坡、缅甸等18个国家和地区考察、实习。

杨铭鼎1934年回国到卫生署报到。刚兼任军医署署长的刘瑞恒派他兼任军医署驻赣办事处卫生工程组主任，负责改善士兵的生活环境。他经过短期的调查研究，发现军队卫生状况很差，卫生设备几乎没有。杨铭鼎乃设计并制成了一套适合军队使用的流动性的卫生设备，其中包括简易的沉淀、滤水消毒桶，可调节水温的淋浴器，预热式垃圾焚烧炉，蒸气灭虱笼，防蝇厕所和简易无臭小便斗等，备受士兵们的欢迎。1934年秋，他完成上述任务后回到卫生署，被提升为荐任技士，兼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教务主任。

抗日战争期间，杨铭鼎和夫人带着两个孩子经香港、安南（今越南）辗转到长沙、昆明，除负责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教务工作外，先后兼任内迁到长沙、昆明的清华大学和贵阳医学院，内迁到贵阳的湘雅医学院，云南大学的教授，还曾先后兼任贵阳中央卫生实验院卫生工程系主任、贵阳市水道工程处处长、贵阳市水利林牧局局长、云南省卫生处顾问、贵阳—昆明美国陆军驻中国战区供应处工程部卫生工程顾问。

抗战胜利后，他先后任南京中央卫生实验院卫生工程系研究员，兼兰州、西宁市自来水工程处总工程师，上海市卫生局环境卫生处处长，上海医学院和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教授。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任上海医学院教授，在此期间不断应华东军政委员会卫生部（简称华东卫生部）的邀请进行厂矿卫生调查研究工作，尤其是在他任华东卫生部设在上海医学院内的华东劳动卫生调查研究所卫生工程组主任期间做了大量工作，贡献良多，深受广大厂矿领导和工人的欢迎。

杨铭鼎还先后担任过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预防医学专业组组员，全国卫生标准委员会环境卫生标准分委员会主任委员、顾问，高等医学院校卫生专业教材编审委员会委员，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委员兼环境卫生学组组长，中华医学会卫生学会委员，中华医学会环境卫生学会主任委员、名誉主任委员， 《中华卫生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世界卫生组织专家顾问咨询团环境卫生学顾问，上海医科大学与美国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校际关系联系人，上海医科大学与美国宾州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校际联系协调人，中美卫生部医学卫生科技合作公共卫生项目中方联系人，上海市第七届、第八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上海市政协市政建设委员会委员，上海欧美同学会会员兼哈佛校友会会长等职务。

杨铭鼎大学毕业后不久，他的老师、上海市工务局郑权伯局长推荐他到南京国民政府卫生署负责设计建造一座400张病床的中央医院。他到卫生署后，任保健司第二科科员兼南京中央医院筹备处工程师。自1929年夏季开始，他就直接在卫生署署长刘瑞恒的指导下进行中央医院的设计工作。他广泛征求有关医师、药师、护士、化验员等人员的意见，很快完成了平面设计图，接着设计好结构工程，写出全部施工细则。他亲自监工，把精力全部扑在医院建筑工地上，节假日也不休息，约一年半时间，第一个由中国人他自己设计的大型医院建成了。医院开诊收治病人后，当听到医务人员称赞各自良好的工作场所时，他感到异常欣慰。特别是亲眼看到每天有上千人抱病而来，有了就医之处，他感到建造医院是为人民造福的事，从此决心不离开医药界而要多建些医院。

1931年春，杨铭鼎被派到南京东郊农村去建造只有10间平房的卫生院，开始他感到工程规模太小，没有搞头。但当他来到南京东郊汤山了解了情况后，发现农村十分缺医少药，传染病和寄生虫病严重地威胁着农民的健康，深深体会到建造农村卫生院的重要性。于是，他根据当地的建筑材料和技术设备情况，精心设计，务求使有限的建筑经费，发挥更大的作用，很快卫生院便落成了。在此期间，杨铭鼎看到农民的住房内阳光不足，通风不良，阴暗潮湿。农民的饮用水受到严重污染，蚊、蝇、蚤、虱、鼠五害俱全，从而造成各种疾病猖獗。他立即打了一份报告上报卫生署保健司，建议上述不卫生的状况应由卫生院负责加以改善。报告获得金宝善司长的批准并拨给了少量资助经费。于是，杨铭鼎与卫生院的工作人员一起研究制定农村住宅卫生、饮水卫生、消灭五害等的卫生技术措施。同时通过宣传教育，很快把农村群众发动起来了。通过他们的努力，大大地改善了汤山地区农村的环境卫生。

1934年，杨铭鼎又在江苏省江宁县农村推广了南京汤山农村环境卫生的经验，并为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设立了现场教学基地，实现了理论联系实际的教学方式，大大提高了教学质量。为改善农民的生活环境，他根据江宁县的地质条件，确定了安全卫生的井厕间距为30米以上，发表了中国第一个井厕间距的卫生标准。另外他还用钻孔井配上手摇泵取水，使农民获得了廉价、方便而水质符合要求的饮用水。这种钻孔井由于造价低，使用方便，吸上来的地下水水质良好，逐渐发展成灶边井，备受农民的喜爱。

1931年夏，长江洪水爆发，中下游地区多处被淹，受灾居民众多，特别是武汉三镇的汉阳、黑山和汉口的一些高层仓库，集居20余万灾民，由于淹没了粪缸、垃圾堆的洪水受到严重污染，而且，灾民又有热天饮生水的习惯，因而在这些地区又爆发了霍乱，最严重时每日有2000余新发病人，很多患者因得不到治疗而死亡。

杨铭鼎商调了30余名警官学校学生，选用100余名灾民，先开班讲授四项灭病措施的原则和具体实施办法，然后即派到灾民最集中的灾民收容所，分片包干完成任务。由于措施正确，加之防疫人员努力，一周后每日新发病人下降到600余人，到第三周即无新发病人了。为了巩固防疫成果，他们一直坚持上述四项措施达四个月之久，直到灾民绝大部分散去为止。杨铭鼎的工作深得卫生署的赞赏，其后，经卫生署的推荐，他获得了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奖学金，由卫生署派往美国深造，攻读卫生工程。1938年秋，归国后的杨铭鼎来到已迁至贵阳的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其时正逢贵阳爆发霍乱。贵州省卫生委员会得知杨铭鼎有扑灭霍乱的经验，即商调他负责扑灭霍乱。杨铭鼎经短期调查，肯定霍乱的主要原因是饮水受到严重污染，于是他仍运用1931年的经验，采取那四项措施，且重点放在饮水消毒上，经过二、三周的工作即扑灭了这次流行的霍乱。

1938年秋，贵州省卫生委员会鉴于刚被扑灭的霍乱爆发原因是由于饮水受到污染，在霍乱防治工作结束后，就任命杨铭鼎为贵阳市水道工程处处长，负责设计建造贵阳城区自来水工程。杨铭鼎毫不犹豫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但当他到市场上去选购自来水工程所必需的水泵、钢管、电动机、钢筋时，发现在日军封锁下，全部无货供应。但杨铭鼎并未因此而气馁，他率领一班青年工程师，作了全市的地形测量并研究了全市所有水源的水质、水量和水位情况，然后设计了一个完全不用水泵、钢管、电动机、钢筋混凝土的供水系统。他们选了黔灵山谷中的泉水，筑坝抬高水位作为水源，利用旧城墙石块沿着地势砌成一道石渠，以重力输水进城，并用城墙石块砌成一座沉淀池，配以氯化消毒设备，然后利用当地土窑烧制的缸瓦管，作为支流管道，仍利用重力将清洁安全的水输送到各给水站的水池内，通过龙头放水，供应各家各户。由于杨铭鼎的此项工程，大大改善了居民的饮水卫生条件，从而基本上制止了由饮水污染导致的传染病。这项自来水工程被重庆国民政府行政院评为贵州省一项德政。这种不用水泵、钢管、电动机、钢筋的重力输水式自来水工程，不久又在贵州省安顺县城仿效建成一处。

杨铭鼎自1934年起从事教学工作达58年之久。他对教学十分认真，每堂课都精心备课，细心讲授，耐心辅导。同时，也很重视现场教学，他在许多任教的地方都尽量找到可供学生考察实习的教学基地。例如，在南京除江宁县、汤山乡村为农村卫生教学基地外，他还参与南京、杭州等地的自来水工程设计和扩充计划，使之形成有利的教学基地。他在贵阳卫生署公共卫生人员训练所和贵阳医学院任教时则在青镇、遵义、安顺等县和贵阳自来水厂建立教学基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在上海医学院任教时，则到嘉定、青浦、上海等县和上海市的卢湾、徐汇、静安等五个区以及淮南煤矿等处，建立了城乡工矿各类教学基地进行现场教学。他对学生也提出严格要求，在指导毕业班学生进行毕业实践和在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工作时，都要求到现场去进行调查研究，务求在实践中能发现关键问题，立即抓住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最后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措施，使学生和研究生都能经过一番理论联系实际的学术考验。先后接受杨铭鼎教育的学生计有公共卫生医师、卫生工程师、土木工程师、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公共卫生护士、卫生稽查员等共计8150余人，其中60%以上是公共卫生医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