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指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语出《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工民，有商民。即士农工商四民”。

词目：农民（农民）

拼音：nóng mín

注音：ㄋㄨㄙˊ ㄇㄧㄣˊ

同义词：农人、农夫

基本解释：长时期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指务农的人。

《谷梁传·成公元年》：“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农民，有商民，有工民。”范宁注：“农民，播殖耕稼者。”

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学》：“人生在世，会当有业，农民则计量耕稼，商贾则讨论货贿。”

宋《旧五代史》：“王审知，字信通，光州固始人。父恁，世为农民。”

朱德《和何香凝主任原韵》之一：“农民分地大翻身，苦战九年镇日勤。”

农民概念具有时间维特性。研究农民问题，应考虑对农民进行时间区间的限制。历史是一个时间长河。农民在历史之河中是一个动态的范畴。生产力是社会历史发展中最活跃的变量。在不同的历史时段，生产力要素结构是不同的。脱离生产力要素结构的抽象农民是不存在的。不同的生产力要素结构必然决定不同的农民存在形态。

其次，农民概念具有空间维特性，在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现实中，不同的地理空间由于资源环境等条件的不同，其生产力要素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所以，农民概念也具有空间特性。欧洲和亚洲的农民就具有地理空间因素的差别。

再次，农民概念具有价值维特性。哪些特征应当属于农民概念的内涵，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观点。这里也反映了一个价值判断的不同问题。研究和解决农民问题，不管是学者，还是政府，总是要受到特定价值观的约束。为了推进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是采取工业优先发展的战略，还是采取农业优先发展的战略，反映的不仅仅是不同发展战略的问题，深层次是价值导向的问题。判断哪些问题是农民问题的关键，不同价值取向将导致不同的判断。

第四，农民概念具有领域维特性。农民概念的领域维特性主要是指在定义农民概念时，应考虑不同领域的情况。我们既可从制度领域内界定农民，如户籍制度；也可以从经济角度，如从农业等产业方面来考虑界定农民；还可以从文化角度来考虑定义农民。是研究制度层面的农民，还是研究经济层面和文化层面的农民，三个方面的问题应当有不同的着眼点。农民特征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所以解决农民问题的手段在不同领域也应是不同的。

农民概念的四维特性表明，具体农民总是四维空间中的一个点。这四个维度的坐标名称分别是：时间、空间、价值、领域。这就要求我们在研究农民问题时，对研究对象应考虑四个维度；否则，只会增加问题的模糊度和解决问题的难度。譬如课题，研究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农民性问题，这一命题就具有四维特征。当代，反映了时间维；在中国，反映了空间维；知识分子，反映了领域维；农民性，内含价值维特征。由于上述课题的研究对象具有四维特征，所以对其内涵也就能有一个较为准确的定位。否则，假若减少时间维度限制，将上述课题改为，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农民性问题；这一改动意味着将“当代”时间区间扩展为整个历史区间，其结果将使研究的难度和模糊度都大大增加。一般来说，我们在研究农民问题时，随着对农民范畴四个维度的逐步减少和放宽，研究问题的难度和模糊度也将会相应增加。只有用四个维度同时去把握所研究的农民对象，才能使问题更清晰，研究结论也才能更准确。

1949年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随着农村土地改革计划的完成，农村居民均获得土地，这时农民演变为“自耕农”，但维持的时间极短；随着合作化运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自耕农”的身份很快由来得极快的“农业合作社社员”变为“人民公社社员”，“社员”的身份直至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全面实施的1984年。

随着人民公社制度的解体，农村居民开始实际上重新拥有土地，即理论上的“包产到户”，农民开始完全拥有土地的经营权。过去的以粮食生产为主的集体经济转为农户自主经营的私营经济。农村由过去的种植业为主转向多种产业，乡镇企业（20世纪90年代以后基本上全部转化为私人企业即“民营企业”）获得较快发展。至此，按照农业生产结构变化和就业途经，农民群体开始演化。

经济发达地区，出现亦工亦农的群体，多为青壮年农村劳动力，即被雇于在当地企业，同时兼顾家庭农业生产。主要集中在工商业发达地区，如沿海地区、内陆地区的城郊和集镇。

大量农村劳动力转入城市，其身份在各个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如“民工”、“农民工”；这部分人由于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的制约，除非与所在当地的人联姻以外，直至2005年，均为不能扎根当地的外地人（外省人），除非推出户籍法并给予每个公民自由选择户籍的权利。这点，比美国政府对中国农民移入限制还要苛刻。

商品经济开始扎根农民的思想和行动之中，农村普遍存在雇佣和被雇佣关系。随着产业分工和发展，一部分农村家庭开始经营小型“家庭农场”，产业由之前的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向其他领域，如花卉、水果、经济林木等种植业领域，城郊地区很多家庭作坊经济体开始大量涌现，很多成为渔业、畜牧业“养殖户”，沿海地区由单个家庭或多个农户联合经营、公司化经营的各种规模的海洋水产养殖场大量出现。自1980年开始各种私人经营的便利店、商店、饭馆遍布城乡地区，城市、农村原来身份为农民涉足现代产业的各个领域，到20世纪90年代，农村地区农户家庭之间开始普遍出现短期的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农户或家庭的农业和其他产业的经营、各项家庭建设（表现为农民建房）由以前的“互帮互助”转化为雇佣关系。在同一时段、同一区域，每个农民即可是雇佣者、又可为同时雇佣者（彼此雇工）。农村居民壮年劳动力在农忙时节经营或帮助经营家庭农业生产，农闲时节进城务工，加入产业大军的行业。

自1980年以后，农民根据其产业重点，被冠以各种称呼。

粮农，指以粮食生产为主导的农民（农户）、生产组织。

果农，指以水果种植为主的农户、生产组织，有瓜农、桃农等。

菜农，指以蔬菜种植为主的农户。花农指以种植花卉为主的农户。

棉农，以棉花种植为主的农户、生产组织，主要集中在新疆和其他棉花产区。自2000年以后，从四川、甘肃和河南大量涌入新疆采摘棉花的务工农民，被媒体“名不副实”称为“棉农”，其运载专列被称为“棉农专列”，最多也是“季节棉农”；这些人被新疆当地称之为“摘棉工”。

养殖户，指以畜牧业和水产养殖为主的家庭，包括渔民牧民。

专业户，20世纪80年代大陆用语，多指农村地区生产规模比一般的家庭大，而且具有生产特色的家庭生产单位。如“运输专业户”，家庭收入来源以运输为主，兼顾传统粮食种植，收入大大高出当时的一般农户，当时至少可以高出几倍。

“十三五”规划纲要草案中，推进农业现代化被列为目标之一。在全国政协委员、农业部原副部长、中国常驻联合国粮农机构代表牛盾看来，减少农民数量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社会学家、三农问题评论家艾君认为，学术界最为常用的方法就是从职业的角度来界定农民的概念，“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者”是这一概念的核心。依据这条标准，凡是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是农民，不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就不是农民。所以，工会组织在评选劳动模范、劳动奖章获得者时，总会把农民拉进来参评，农民的职业属性可以在此体现出来。我国法律界和政策制定的决策者又在认定农民时用了一个极为简单的办法，即户籍标准。1958年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管理条例》正式实施以后，我国形成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二元结构”的户籍管理体制。凡是具有城镇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城市居民；具有农村户口的居民（不管他从事何种职业）就是农民。这是我国法律上确认农民的唯一标准。即把农民演变成身为“农业户口”者的代名词了。从人们的认识程度看，现阶段我们如果给“农民”一词下个定义，那就是“户口登记在农村并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这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相比，我国的户籍管理除了执行人口家庭的登记职能外，还与就业、医疗、住房等多项社会福利待遇紧密相关。很明显，过去我国对农民概念的界定主要不是一个职业概念，而是一个身份概念。

艾君认为，现代农民与传统农民的解释本身就存在着几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识。如果我们的家庭联产责任制的实施解决的是城乡人的吃饭问题，而农业产业化解决了农村如何学会走向市场的问题，而连接两者之间正需要数以万计的具有生产权、经营权和管理分配职能更大自主空间的集体农庄式的现代化农村经营实体。这也许是现代农业急需的模式，而农民也自然就是这个实体的农业劳动者。长期以来，我国实行了“二元结构”户籍制度，出现了“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这种户籍藩篱制，使“农业户口”者，即便你在外从事非农业工作数十年只要身份没有变更，仍然会给你定性为农民。所以户口成为界定农民与非农民的不可逾越的铁丝网。由此产生出了“农民”一词已经由简单化走向了复杂化。户籍制度不统一的情况下实际我们所指的农民就是“农业户口”者，保护农民工实际是指保护“农业户口的工人”。从人们的认识程度看，现阶段在我国如果给“农民”一词下个定义，那就是“户口登记在农村并为农业户口的农村人”。他认为，农民的概念是一个动态的发展的概念，它不是静态的不变的概念，农民不是终身制。在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今天，在人才自由流动、就业自由选择、行业分工日趋交叉整合的今天，叫工人、知识分子也好，叫农民也好，已经很难找到固有的、终身制的概念了，许多概念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其在社会功能中的认知性，在发生着变化。“农民”一词已经容纳了许多社会的因素。

所谓“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

实际上，这是一个居住地域、从事行业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民族复兴。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常常听到农民兄弟抱怨种了东西卖不出去或卖得过于低廉，根子在没有遵循市场规律。产供销形成一条龙是当前农业在市场经济中大有作为的一着好棋，党和政府在创设“产―供―销”链条的活动中起着关键作用。农业产业化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农业基本上属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没有形成规模经济。加入世贸组织后，如何应对国外的集约型农业的挑战？这将是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面临的严峻问题。中国应在解放剩余劳动力的同时，通过加快农业机械化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迎接入世挑战。

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将城乡予以二元分割，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是自上而下行政管理的必要，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各地兴起的户籍制度改革纷纷向这种不合理的制度“开刀”，希望能够借此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但需要前瞻的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后，解放的剩余劳动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安置和疏导，形成的移民潮会给社会治安造成相当大的压力。因此，城市化的步骤需要控制，小城镇是消解城乡二元对立、改革户籍制度的必要配套措施。

9月19日，北京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全国31个省份均已出台各自的户改方案，且全部取消农业户口，标志着在我国存在半个多世纪的“城里人”和“乡下人”二元户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

农民是中国人口的最大多数，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广大农民在革命、建设、改革等各个历史时期都做出了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农业、忘记农民、淡漠农村。中央决定，在脱贫攻坚的关键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开局之年，设立“中国农民丰收节”，顺应了新时代的新要求、新期待，将极大调动起亿万农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提升亿万农民的荣誉感、幸福感、获得感，汇聚起脱贫攻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磅礴力量。

201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发端，举办“中国农民丰收节”可以展示农村改革发展的巨大成就，展示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增强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强国的决心和信心。

2018年6月21日，国新办就“中国农民丰收节”有关情况举行发布会。发布会上，农业农村部部长韩长赋表示，经党中央批准、国务院批复，自2018年起，将每年农历秋分设立为“中国农民丰收节”。

2022年9月将迎来第五个中国农民丰收节，为进一步实化节日内容，7月4日，中国农民丰收节组织指导委员会办公室印发《中国农民丰收节惠农助农倡议书》，倡议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推出一批务实有效措施，助力农民丰产丰收。

2022年9月13日，2022年中国农民丰收节金秋消费季活动在北京启动。活动邀请海南琼山、河南西峡、成都新津等地农民视频连线庆丰收、迎盛会。

2024年2月，欧盟委员会宣布搁置减少农药使用的计划，以减轻农业压力。与此同时，欧洲各地农民仍在继续要求提高农产品价格，放宽欧盟环境规定。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最初提出的到2030年农药使用量减半的提案“已成为两极分化的象征”，她要求委员会撤回该提案。此举标志着欧盟在环境问题上对农民作出了新让步。冯德莱恩表示，应倾听农民的声音，但也强调欧洲农业需要转向一种更可持续、更环保的生产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