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五代史》，“二十四史”之一。成书于北宋，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五代各朝均有实录。

薛居正（912年－981年）字子平，开封浚仪（今河南开封）人，北宋名臣、史学家。

开宝九年（976年）十月太宗即位，以薛为昭文相。喜欢读书，“为文落笔不能自休”。太平兴国初，加左仆射、昭文馆大学士。从平晋阳还，进位司空。六年，因服丹砂遇毒，方奏事，觉疾作，遽出。至殿门外，饮水升余，堂吏掖归中书，已不能言，但指庑间储水器。左右取水至，不能饮，偃阁中，吐气如烟焰，舆归私第卒，赠太尉、中书令，谥文惠。其养子薛惟吉将他生前的作品收集成册，帝赐名《文惠集》，今佚。咸平二年，诏配飨太祖庙庭。

开宝六年（973年），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扈蒙等受命修《五代史》。《五代史》成，又名《梁唐晋汉周书》。后世为别于欧阳修《新五代史》，改作《旧五代史》。

卢多逊（934年－985年），河南怀州（今河南沁阳）人。

博涉经史，聪明强记。五代后周显德初年进士。北宋开宝元年冬，充翰林学士，奉敕与尚药奉御刘翰等纂修《开宝本草》。太平兴国初，拜中书侍郎、平章事，后任兵部尚书。

太平兴国六年（981年），卢多逊告发赵普当初不想立宋太宗，宋太宗因此疏远了赵普。太平兴国七年（982年）宰相赵普告发卢多逊与秦王赵廷美暗通，图谋不轨。初判死刑。后念其久事朝廷，下诏夺官，全家发配崖州（今海南岛三亚崖城镇）。诏书规定：“纵更大赦，不在量移之限。”即遇赦不赦。多逊至崖州，谢恩表曰：“流星已远，拱北极巳不由；海日悬空，望长安而不见。”常年住水南村（崖城镇水南村），多赋诗誉水南村。雍熙二年（985年）卒于崖州水南村寓所。

扈蒙（915年～986年），字日用。幽州安次（河北省安次县）人。

少以文学名，后晋天福中进士。后周时任右拾遗、直史馆、知制诰。当时其从弟扈载为翰林学士，号称二扈。入宋后由中书舍人迁翰林学士，乾德六年复知制诰，充史馆修撰。典章仪注，多由扈蒙所定。开宝六年（973年）与薛居正、李穆、李九龄、张瞻、刘兼、卢多逊等同修《五代史》，又与李昉等同编《文苑英华》。

《旧五代史》五代各自为书。共一百五十卷，本纪六十一卷，志十二卷，列传七十七卷。按五代断代为书，梁书、唐书、晋书、汉书、周书各十余卷至五十卷不等。各代的《书》是断代史，《志》则是五代典章制度的通史，《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则记述包括十国在内的各割据政权的情况。

这种编写体例使全书以中原王朝的兴亡为主线，以十国的兴亡和周边民族的起伏为副线，叙述条理清晰，较好地展现了这段历史的面貌。对于南方和北汉十国以及周围少数民族政权如契丹、吐蕃等，则以《世袭列传》、《僭伪列传》、《外国列传》来概括。因此这部书虽名为五代史，实为当时整个五代十国时期各民族的一部断代史。

《旧五代史》于北宋初期开始编写，那时五代时期的各朝“实录”基本没有散失，又有范质的《五代通录》作底本，再加上编书者对史料比较熟悉，因此成书时间很快，经始于宋太祖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四月，至次年闰十月甲子日完竣呈上，前后只用了一年半左右时间。

成书如此迅速，主要在于宋太祖十分重视，组织的撰修班子规格高、阵容强由薛居正监修，卢多逊、张瞻、刘兼、李穆、李九龄等七人同修 ；同时也因为去古未远，可资参考的史料相当齐备。五代各朝均有实录，范质又在此基础上整理出实录简编——《建隆五代通录》，从而为修史提供了极大便利。

《旧五代史》，原名《五代史》，也称《梁唐晋汉周书》，后人为区别于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便习称《旧五代史》。后欧阳修五代史记出，称为新五代史，薛史则称为旧五代史。原书已佚，现行本是清乾隆四十年（1775年）时的辑本。这是由宋太祖诏令编纂的官修史书。薛居正（公元912--981年）监修，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等同修。

十国中对五代称臣奉朔各国，如荆南（南平）、楚、吴越等，入《世袭传》，余入《僭伪传》，契丹、吐蕃等入《外国传》。该书取材于各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等书，文献完备；且修史时五代结束未久，编撰人对当时情况多能了解，故史料较丰富。自金章宗泰和七年（1207年）明令立欧阳修《五代史记》于学官后，该书渐废。

从宋朝藏书家晁公武《郡斋读书志》的记载看，《旧五代史》的实际作者有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等诸人。他们是当时的学者名流，在《宋史》里都有传。史称卢多逊少年成名，甚有“笃学”；扈、张二人也是“少能文”，“幼而好学，有才藻”；李昉更是知识广博，曾主编过《文苑英华》、《太平广记》等大部头类书。他们大部分又在五代时期生活过一段，对那段历史比较了解，因此《旧五代史》材料较为丰富。尤其是保存了许多后来已经散失的当时的诏令公文和当时人写的“行状”、墓志铭等，这都是人物传纪的第一手的资料。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因此，宋初《旧五代史》编成后，受到文人和史家的重视。司马光修《资治通鉴》，以及后来胡三省撰《通鉴注》”，皆从中取材甚多；北宋文坛名家沈括、洪迈等人的著作也多加援引。又因为此书修于北宋太祖开宝六年，此时南方诸国尚存，许多编者对南方史事更为熟悉，因而更多地编进了有关十国的第一手资料。直到明清之际，史家吴任臣撰《十国春秋》时，还有记载说他曾向当时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借过《旧五代史》，这足证在《旧五代史》里包含着许多南方十国的可贵的资料。

《旧五代史》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因为成书太快，因而来不及对史料加以慎重的鉴别，有的照抄五代时期的实录，以至把当时人明显为了某种政治目的而歪曲史实和溢美人物的不实之辞录入书中。如对后唐的权臣张全义，传中就大肆赞美他的治洛（阳）的功勋，而讳言其大量丑行。而这些丑闻在后来宋人王禹偁写的《五代史阙文》中揭露甚多。正由于这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对《旧五代史》指责很多，专门写了“薛史书法回护处”和“薛史失检处”两个专题，举了好些例证说明薛史的不实。但是从史料角度说，“薛史”为后人保存了大量原始资料，这毕竟是它的功劳。尤其经过长期南北分裂混乱，许多五代时期的“实录”和其它第一手材料大部散佚，因而这部近乎“实录”压缩本的史书，价值就更高了。

附录 进旧五代史表

多罗质郡王臣永瑢等谨奏，为《旧五代史》编次成书恭呈御览事。

臣等伏案薛居正等所修《五代史》，原由官撰，成自宋初，以一百五十卷之书，括八姓十三主之事，具有本末，可为鉴观。虽值一时风会之衰，体格尚沿于冗弱；而垂千古废兴之迹，异同足备夫参稽。故以杨大年之淹通，司马光之精确，无不资其赅贯，据以编摩，求诸列朝正史之间，实亦刘昫《旧书》之比。乃征唐事者并传天福之本，而考五代者惟行欧阳之书，致此逸文，浸成坠简。阅沉沦之已久，信显晦之有时。

钦惟我皇上绍绎前闻，纲罗群典，发秘书而雠校，广四库之储藏。欣觏遗篇，因裒散帙，首尾略备，篇目可寻。经呵护以偶存，知表章之有待，非当圣世，曷阐成编。臣等谨率同总纂官右春坊右庶子臣陆锡熊、翰林院侍读臣纪昀，纂修官编修臣邵晋涵等，按代分排，随文勘订，汇诸家以搜其放失，胪众说以补其阙残，复为完书，可以缮写。

窃惟五季虽属闰朝，文献足征，治忽宜监。有《薛史》以综事迹之备，有《欧史》以昭笔削之严，相辅而行，偏废不可。幸遭逢乎盛际，得焕发其幽光，所裨实多，先睹为快。臣等已将《永乐大典》所录《旧五代史》，依目编辑，勒成一百五十卷，谨分装五十八册，各加考证、粘签进呈。敬请刊诸秘殿，颁在学官。搜散佚于七百余年，广体裁于二十三史。著名山之录，允宜传播于人间；储乙夜之观，冀禀折衷于睿鉴。惟惭疏陋，伏候指挥，谨奏。

乾隆四十年七月初三日 多罗质郡王臣永瑢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武英殿大学士臣舒赫德

经筵日讲起居注官文华殿大学士臣于敏中

工部尚书和硕额驸一等忠勇公臣福隆安

经筵讲官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臣程景伊

（经筵讲官户部尚书臣王际华）

经筵讲官礼部尚书臣蔡新

经筵讲官兵部尚书臣嵇璜

经筵讲官刑部尚书仍兼户部侍郎臣英廉

都察院左都御史臣张若溎

经筵讲官吏部左侍郎臣曹秀先

户部右侍郎臣金简

御制题旧五代史八韵

上承唐室下开宋，五代兴衰纪欲详。

旧史原监薛居正，新书重撰吉欧阳。

泰和独用滋侵佚，永乐分收究未彰。

四库搜罗今制创，群儒排纂故编偿。

残缣断简研磨细，合璧连珠体裁良。

遂使已湮得再显，果然绍远藉搜旁。

两存例可援刘昫，专注事曾传马光。

序以行之诗代序，惕怀殷鉴念尤长。

◎旧五代史编定凡例

一、《薛史》原书体例不可得见。今考其诸臣列传，多云事见某书，或云某书有传，知其于梁、唐、晋、汉、周断代为书，如陈寿《三国志》之体，故晁公武《读书志》直称为诏修梁、唐、晋、汉、周书。今仍按代分编，以还其旧。

二、《薛史》本纪沿《旧唐书》帝纪之体，除授沿革，钜纤毕书。惟分卷限制为《永乐大典》所割裂，已不可考。详核原文，有一年再纪元者，如上有同光元年春正月，下复书同光元年秋七月，知当于七月以后别为一卷。盖其体亦仿《旧唐书》，《通鉴》尚沿其例也。今厘定编次为本纪六十一卷，与《玉海》所载卷数符合。

三、《薛史》本纪俱全，惟《梁太祖纪》原帙已阙，其散见各韵者，仅得六十八条。今据《册府元龟》诸书征引《薛史》者，按条采掇，尚可荟萃。谨仿前人取《魏澹书》、《高氏小史》补《北魏书》之例，按其年月，条系件附，厘为七卷。

四、五代诸臣，类多历事数朝，首尾牵连，难于分析。欧阳修《新史》以始终从一者入梁、唐、晋、汉、周臣传，其兼涉数代者，则创立杂传归之，褒贬谨严，于史法最合。《薛史》仅分代立传，而以专事一朝及更事数姓者参差错列，贤否混淆，殊乖史体，此即其不及《欧史》之一端。因篇有论赞，总叙诸人，难以割裂更易，姑仍其旧，以备参考。得失所在，读史者自能辨之。

五、《后妃列传》，《永乐大典》中惟《周后妃传》全帙具存，余多残阙。今采《五代会要》、《通鉴》、《契丹国志》、《北梦琐言》诸书以补其阙，用双行分注，不使与本文相混也。

六、《宗室列传》，《永乐大典》所载颇多脱阙。今并据《册府元龟》、《通鉴注》诸书采补，其诸臣列传中偶有阙文，亦仿此例。

七、诸臣列传，其有史臣原论者，俱依论中次第排比；若原论已佚，则考其人之事迹，以类分编。

八、《薛史》标目，如李茂贞等称《世袭传》，见於《永乐大典》原文；其杨行密等称《僣伪传》，则见于《通鉴考异》。今悉依仿编类，以还其旧。

九、《薛史》诸志，《永乐大典》内偶有残阙。今俱采《太平御览》所引《薛史》增补，仍节录《五代会要》诸书分注于下，以备参考。

十、凡纪传中所载辽代人名、官名，今悉从《辽史索伦语解》改正。

十一、《永乐大典》所载《薛史》原文，多有字句脱落、音义舛讹者。今据前代征引《薛史》之书，如《通鉴考异》、《通鉴注》、《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玉海》、《笔谈》、《容斋五笔》、《青缃杂记》、《职官分纪》、《锦绣万花谷》、《艺文类聚》、《记纂渊海》之类，皆为参互校订，庶臻详备。

十二、史家所纪事迹，流传互异，彼此各有舛误。今据新旧《唐书》、《东都事略》、《宋史》、《辽史》、《续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与五代碑碣尚存者，详为考核，各加案语，以资辨证。

十三、陶岳《五代史补》、王禹偁《五代史阙文》、本以补《薛史》之阙，虽事多琐碎，要为有裨史学，故《通鉴》、《欧阳史》亦多所取。今并仿裴松之《三国志注》体例，附见于后。

十四、《薛史》与《欧史》时有不合。如《唐闵帝纪》，《薛史》作明宗第三子，而《欧史》作第五子，考《五代会要》、《通鉴》并同《薛史》。又，《欧史·唐家人传》云：太祖有弟四人，曰克让、克修、克恭、克宁，皆不知其父母名号。据《薛史·宗室传》，则克让为仲弟，克宁为季弟，克修为从父弟、父曰德成，克恭为诸弟，非皆不知其父母名号。又，《晋家人传》止书出帝立皇后冯氏，考《薛史》纪传，冯氏未立之先，追册张氏为皇后，而《欧史》不载。又，张万进赐名守进，故《薛史》本纪先书万进，后书守进，《欧史》删去赐名一事，故前后遂如两人。其余年月之先后、官爵之迁授，每多互异。今悉为辨证，详加案语，以示折衷。

十五、《欧史》改修，原据《薛史》为本，其间有改易《薛史》之文而涉笔偶误者。如章如愚《山堂考索》论《欧史》载梁遣人至京师，纪以为朱友谦，传以为朱友谅；杨涉相梁，三仕三已，而岁月所具，纪载实异，至末年为相，但书其罢，而了不知其所入岁月；唐明宗在位七年余，而论赞以为十年之类是也。有尚沿《薛史》之旧而未及刊改者。如吴缜《五代史纂误》讥《欧史·杜晓传》幅巾自废不当云十余年；《罗绍威传》牙军相继不当云二百年之类是也。今并各加辨订于每卷之后，庶二吏异同得失之故，读者皆得以考见焉。

旧五代史提要

臣等谨案：《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并目录二卷，宋司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薛居正等撰，考晁公武《读书志》云：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录《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于家。修殁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于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止用《欧阳史》，于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于《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恭逢圣朝右文稽古，网罗放佚，零缣断简，皆次第编摩，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征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以补其阙，遂得依原书卷数勒成一编。晦而复彰，散而复聚，殆实有神物呵护，以待时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

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于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于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征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长。虽其文体卑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文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天司、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征，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于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于偏废。昔修与宋祁所撰《新唐书》，事增文省，足以括刘晌《旧书》，而昫书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于正史，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谨考次旧文，厘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僣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为目录二卷，而搜罗排纂之意，则著于凡例，具列如左。乾隆四十年七月恭校上。

旧五代史辑本发覆 三卷 陈垣著

补五代史艺文志 (清)宋祖骏编 咸丰刻本

近代史学大家陈垣最早提出全面校订清辑本，其设想见于其1936年所作而身后发表的《以册府校薛史计画》（收入《陈垣史学论文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81 ）一文，认为应先编制四种目录，然后据四种目录将二书互相比读，注出有无，进而逐字校雠，写定文本。这一计划，非常周密而可行。得力于这些比读，他发表了研究《旧五代史》的一系列重要论文。1959年，陈垣为中华书局影印明本《册府元龟》所作序中，提出了新的设想：“乾隆中四库馆辑薛《五代史》，大部分本可由《册府》辑出，乃以《册府》习见，外间多有，《永乐大典》孤本，为内府所藏，遂标榜采用《大典》，而《册府》只可为辅。”可能是作序而特别强调其重要的一种说法，实施情况不明。

中华书局校点本《旧五代史》的整理，是在“文革”特殊时期进行的。最初由陈垣承担，后因高层干预，改由复旦大学中文、历史两系部分教师承担。作为整套《二十四史》整理中的一部，体例是整理旧本而不是另辑新本，因此，校点本对清辑本系统的文本作了全面的清理和会校，可以说是清辑本的集成，但没有突破这个基本框架。近年有些学者对此本《出版说明》中“辑本因避讳而改动的文字，除影响文义的外，一般不再改回”一段提出责疑，虽有道理，但似乎超越了当时的整理规范。

现存古籍中，引有《旧五代史》者有《永乐大典》、《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新五代史注》、《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容斋随笔》、《广卓异记》、《通历》、《类要》、《方舆胜览》、《锦绣万花谷》、《职官分纪》、《折狱龟鉴》、《古今姓氏书辩证》、《玉海》、《能改斋漫录》、《大事记续编》、《天中记》等三十多种书。其中一部分是清代的通行书，只是因为疏忽而未及检用，有一些不太易见，如《类要》仅有钞本流传，《通历》后经阮元奏进，《古今姓氏书辨证》则刚从《永乐大典》中辑出。这些著作引录《旧五代史》，有些是直接标明引录该书，取资较易，有些则未有说明，如《通历》，但只要将其有关五代史文与清辑本《旧五代史》作一比读，不难发现这部分全部据后者节写而成。当然，辑录《旧五代史》的主要依凭，或者说保存五代文献的两大渊薮，还是《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

因为收进二十四史的《旧五代史》毕竟还是“辑本”，有些纪传零落不全，十二篇志中序言仅及其半，后世史家对此深以为憾，总期望有全貌的《旧五代史》从民间再现。本世纪三十年代，曾有信息说安徽藏有一套金朝刊本《旧五代史》，后又传说藏在上海，但经辗转查询，至今犹未问世。今辑本《旧五代史》经诸家研究考实，发现乾隆时从《永乐大典》抄出的原文，已被清朝史官篡改。著名史学家陈垣曾专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三卷，依次用《册府元龟》对比了乾隆辑本凡一百九十四条，总结出清朝史官增删挖补的十类，都有政治用意。因此，今天我们在研究和引用《旧五代史》时，是应当有所鉴别的。

历时二十年艰苦严谨的治学，复旦学者陈尚君完成了700万字巨著《全唐文补编》、《旧五代史新辑会证》，这两部书于复旦大学百年校庆之际，先后由中华书局和复旦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这是中国文史研究领域的又一重大收获。

《旧五代史新辑会证》是二十四史之一的《旧五代史》的最新辑本。抗战以前，史学大师陈垣就曾提出重新校订此书的设想，近二十年间，海峡两岸也有许多学者作此倡议，但因所涉文献极其浩博繁杂，此项工作始终没有完成。陈尚君教授从1994年始，历时11年，辑成此书。全书320万字，内容方面有很大增加和修订，据不完全统计，共重新辑录纪、传、志53篇，新增列传60篇，删去清人误收者9篇，增补逸文数万字，改动、补订、删除、乙正史文近万处，适当调整了原书的编次，同时附录了该书据以编修的五代实录的遗文达100多万字。提供了这部正史的相对完整可靠的文本，是清代二十四史定型后的一个新文本，对五代时期的纷繁史事作了全面的清理，提供了五代实录为主的大量第一手历史文献，揭示了该书编撰时所依据和删除文献的基本面貌，开创了正史注本的一种新范例。

北宋仁宗皇祐年间（1049年—1054年），出自文史大家欧阳修之手的《新五代史》撰成。此后，薛居正的《旧五代史》就开始不那么流行了。到了金代，金章宗又断然下令学官服读“欧史”，“薛史”更被冷落，后来就逐渐散失。明朝初年只有内府才有传本，到清朝时这本书就完全散失了。今本系清乾隆修《四库全书》时，馆臣邵晋涵等自《永乐大典》中辑出，用《册府元龟》、《太平御览》、《通鉴考异》、《五代会要》、《契丹志》等书补充，并参考新、旧《唐书》、《东都事略》、《续资治通鉴长编》、《五代春秋》、《九国志》、《十国春秋》及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作为考异附注，大体按原书篇目编排而成，实为《旧五代史》辑本。虽非原书，但仍保留大量史料，与欧史可互相补充。辑本中凡触犯清朝避忌，及遇胡、虏、夷、狄等字时，多有窜改。近人陈垣著《旧五代史辑本发覆》，叙述甚详。原印行的辑本共有三种：①乾隆四十九年（1784）武英殿刊本；②1921年丰城熊氏影印南昌彭氏藏本，即《四库全书》初写本；③1925年吴兴刘氏嘉业堂刻甬东卢氏抄藏四库原辑本，百衲本即用该本影印。1976年中华书局点校本乃以熊本为底本，并参校其他版本和有关书籍整理而成。

北宋时期，新旧两史并行。金章宗泰和七年（公元1207年）规定“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一]到了元代，旧五代史就逐渐不行于世。清乾隆中开四库馆时，未能找到原本。馆臣邵晋涵等就永乐大典中辑录排纂，再用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等书引用的旧五代史材料作补充，大致恢复了原来面貌的十分之七八。同时还从其他史籍、类书、宋人说部、文集、五代碑碣等数十种典籍中辑录了有关的资料，作为考异附注，与今辑本旧五代史正文相五补充印证，在不少方面丰富了原本的内容。他除参与史馆的日常工作，撰写史部各书的提要外，用了两年时间，辑出这部多达150卷的大书，工作效率非常高。梁启超曾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提出鉴别辑逸书学术质量的四条标准，即逸文注明出处，所录务求全备，逸文甄别真伪，还原原书编次，并在分析清代各家辑逸书后，认为以邵辑《旧五代史》为最优。这一评价，邵晋涵当之无愧。与收入《四库全书》的多数辑逸书比较，邵辑《旧五代史》一是取资范围较宽，二是交待来源，最初奏进本（后由民国初年江西人熊罗宿影印）是逐条注明文献来源的，只是在正式编入《四库全书》并由武英殿聚珍本印行后，将出处都删去了；三是对《旧五代史》所涉纷繁复杂的史事，援据唐末、五代、宋代的大量史乘、文集、笔记、碑碣，作细致的考订；四是援据宋人关于此书编次的点滴记录，分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玉海》卷四六引《中兴书目》），充分利用《永乐大典》保存的原书分卷编次痕迹，尽可能地恢复原书面貌。

《四库全书》中的大多数辑逸书，仅据《永乐大典》所存，采用新的体例，如诗文按体分编，姓书按韵目编录之类，考订也较粗疏。就此而言，邵辑本的水平确比其同僚所辑高出很多。今辑本旧五代史作为四库全书之一，于乾隆四十年（公元1775年）编成缮写进呈，标明原文辑录出处，补充和考证史实的注文附在有关正文之下，部分文字考订则另附黄色粘签。1921年南昌熊氏曾影印出版（简称“影库本”）。后来又有乾隆四十九年（公元1784年）缮写的文津阁四库全书本和武英殿刊本（简称“殿本”），补充史实的注文仍附于正文之下，文字、史实考订则作为“考证”附于卷末，文字颇有改动，内容也有不少增删，并删去了辑文的出处。

现存的旧五代史一般刊本及石印本都是根据殿本翻印的。此外，还有乾隆时期孔荭谷的校抄本（简称“孔本”，现仅看到近人章钰过录本）、彭元瑞校抄本（简称“彭本”）及抱经楼卢氏抄本（简称“卢本”），它们都以保存辑文出处为贵，内容大致和影库本相同。其中孔本是根据较早的辑录稿本抄写的，未改的清朝忌讳字较多，并保存了后来编定本删去的数十条注文。至于1925年的嘉业堂刊本（简称“刘本”），则以卢本为底本，再根据殿本作了大量校补，体例比较芜杂。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中的旧五代史，就是根据刘本影印的。这几本都保存了文献出处，讳改部分也未改尽，行世后引起许多学者的关注，清辑本的缺憾，也逐渐明朗。

其一，慑于清廷的政治氛围，大量篡改原书中贬斥异族的辞语，也就是陈垣《旧五代史辑本发覆》特别揭示的涉及戎虏夷狄之类字句的任意篡改，如改“虏主”为“契丹主”，改“虏骑”为“敌骑”、“獯戎犯阙”改“契丹入汴”、“北戎盗据中夏”改“契丹据有中夏”之类，在在多有。陈垣的考证，在《永乐大典》原卷影印后得到了证实。就现在已经公布的四库档案来分析，这些篡改并不一定出于乾隆帝的诏旨，更多的是馆臣畏祸而改。《旧五代史》辑本进呈后，乾隆帝即曾垂询金人禁行此书的原因，邵晋涵惶恐而致病，幸亏大学士于敏中尽力为之周旋，方得无事。辑本后来一再讳改，就因为此。

其二，辑录史文缺漏太多。就当时主要依据的《永乐大典》和《册府元龟》等书来说，漏辑现象就已经非常严重。《永乐大典》现存本只有800多卷，引用《旧五代史》不足100则，清辑本即漏收了安彦威、马希范、王弘贽、安从进、李从昶等传逸文。《册府元龟》存五代文献超过万条，清辑本仅辑入三百则，缺漏极其严重。

其三，采辑未广。就现在所知，宋、元、明三代典籍引有《旧五代史》逸文者，大约超过三十种，当时仅据《永乐大典》、《册府元龟》、《资治通鉴考异》、《资治通鉴注》、《太平御览》、《容斋随笔》六种书辑录逸文，不少书当时可以见到而没有用，比方《四库全书》收录的《大事记续编》、《职官分纪》等，也有不少是后来才通行的。

其四，录文多误。邵晋涵以后，许多学者从事校订，中华书局校点本也改正了一千多处，问题仍复不少。试举几例。《晋高祖纪》天福六年七月“辛酉，以前邓州节度使焦方为贝州节度使”。焦方仅此一见，节度使官高，不应别无表见，参前后史文，可以确定是《旧五代史》有传的马万之误，“马”字手书与“焦”字相近，“万”字俗写作“万”，增一点则为“方”。再如《唐明宗纪》长兴二年二月“诏：诸府少尹上任以二十五日为限。诸州刺史、诸道行军司马、副使、两使判官以下宾职，团防军事判官、推官、府县官等，并以三十日为限，幕职随府者不在此例。”（中华本576页）同年六月“丙子，诏诸道观察使均补苗税，将有力人户出剩田苗，补贫下不迨顷亩，有嗣者排改检括，自今年起为定额。”（同上580页）前一段似乎是对官员上任期限的规定，但不可理解的是为何少尹官高，独另立程限，而天下之大，各州府道途近远悬隔，又何能统一规定？查《册府元龟》卷六三三，此处“上任”作“上佐”，两处“日”均作“月”，原诏是对官员任职期限的规定，与上任赴职无关。后一段讲均补苗税，“有嗣者排改检括”一句很难理解，一是“排改”不词，二是仅讲检括田苗，何以牵涉到有无嗣子？查《册府元龟》卷四八八，此处作“自肯者即具状征收，有词者即排段检括”，是说有力人户同意者就照此征收，不同意而有词诉者，再分段检括，以作取舍。两段史文，经此校改，文意方得豁然明晓。与前述人为讳改不同，这是流传偶误所致。

《旧五代史》·一百五十卷、《目录》·二卷（永乐大典本）

宋薛居正等奉敕撰。考晁公武《读书志》云：“开宝中诏修梁、唐、晋、汉、周书，卢多逊、扈蒙、张澹、李昉、刘兼、李穆、李九龄同修。宰相薛居正等监修。”《玉海》引《中兴书目》云：“开宝六年四月戊申，诏修《五代史》。七年闰十月甲子，书成。凡百五十卷，《目录》二卷，为《纪》六十一、《志》十二、《传》七十七，多据累朝实录及范质《五代通录》为稿本。其后欧阳修别撰《五代史记》七十五卷，藏於家。修没后，官为刊印，学者始不专习薛史。然二书犹并行於世。”至金章宗泰和七年，诏学官止用欧阳修史，於是薛史遂微。元、明以来，罕有援引其书者。传本亦渐就湮没。惟明内府有之，见於《文渊阁书目》，故《永乐大典》多载其文。然割裂淆乱，已非居正等篇第之旧。恭逢圣朝右文稽古，网罗放佚，零缣断简，皆次第编摩。臣等谨就《永乐大典》各韵中所引薛史，甄录条系，排纂先后，检其篇第，尚得十之八九。又考宋人书之徵引薛史者，每条采录，以补其阙。遂得依原本卷数，勒成一编，晦而复彰，散而复聚，殆实有神物呵护，以待时而出者。遭逢之幸，洵非偶然也。

欧阳修文章远出居正等上，其笔削体例，亦特谨严，然自宋时论二史者即互有所主。司马光作《通鉴》、胡三省作《通鉴注》，皆专据薛史，而不取欧史。沈括、洪迈、王应麟辈为一代博洽之士，其所著述，於薛、欧二史亦多兼采，而未尝有所轩轾。盖修所作皆刊削旧史之文，意主断制，不肯以纪载丛碎，自贬其体。故其词极工，而於情事或不能详备。至居正等奉诏撰述，本在宋初。其时秉笔之臣，尚多逮事五代，见闻较近，纪传皆首尾完具，可以徵信。故异同所在，较核事迹，往往以此书为证。虽其文体平弱，不免叙次烦冗之病。而遗闻琐事，反藉以获传，实足为考古者参稽之助。又欧史止述《司天》、《职方》二考，而诸志俱阙。凡礼乐职官之制度、选举刑法之沿革，上承唐典，下开宋制者，一概无徵，亦不及薛史诸志为有裨於文献。盖二书繁简，各有体裁，学识兼资，难於偏废。

昔修与宋祁所撰《新唐书》，事增文省，足以括刘眗旧书。而眗书仰荷皇上表章，今仍得列於正史。况是书文虽不及欧阳，而事迹较备，又何可使隐没不彰哉？谨考次旧文，釐为《梁书》二十四卷，《唐书》五十卷、《晋书》二十四卷、《汉书》十一卷、《周书》二十二卷、《世袭列传》二卷、《僣伪列传》三卷、《外国列传》二卷、《志》十二卷，共一百五十卷，别为《目录》二卷。而蒐罗排纂之意，则著於《凡例》，兹不赘列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