果尔达·梅厄（梅厄夫人，希伯来语：גּוֹלְדָּה מֵאִיר；），以色列建国元老，曾经担任劳工部长、外交部长及第四任以色列总理（1969年—1978年）。远在英国首相玛格利特·撒切尔之前，果尔达·梅厄就以“不妥协”，风格强硬而被外界认为是世界上第一“铁娘子”，戴维·本-古里安也称她为“内阁中的唯一男士”。

未来的以色列总理果尔达·梅厄1898年5月3日生于俄罗斯帝国乌克兰，父亲摩西·伊扎克·马波维奇是基辅的一个熟练木工、母亲布鲁梅，她还有一个姐姐谢伊娜、姐夫沙马伊和一个妹妹齐普凯，丈夫莫里斯·迈耶森；像大多数俄国的犹太人一样忍受着贫穷歧视和不安。为了躲避对犹太人的集体迫害，梅厄一家颠沛流离，居无定所。集体迫害常常伴随着血腥大屠杀和财物掠夺，甚至驱逐整个犹太侨民团体。小梅厄的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大屠杀来临时，父亲把家里的门窗都钉上了木板。一家人躲在漆黑的屋里，外无衣物避寒，内无食物果腹，整日在胆战心惊中度日。由于食物短缺，小梅厄常常饿得昏死过去。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梅厄的父母省吃俭用地准备了3年，1906年全家迁往美国威斯康星州密尔沃基市谋生。

父亲找到了一份木匠活，母亲开了一家小杂货店，一家人的生活条件有了明显好转。梅厄也可以和其他同龄孩子一样背着书包上学了。梅厄从8岁起就帮着妈妈照料小店的生意，妈妈出去进货时，她就一个人守在店里。从售货到收款她都做得井井有条，人们都夸她是个聪明能干的孩子。

在学校里，梅厄也显示出了极强的组织能力和演讲天赋。

11岁时，她组织了平生第一次的公众集会并做了第一次演讲，这使她感到既激动又兴奋。小学毕业后，母亲迫使她放弃了上中学的念头，让她留在店里干活，对此梅厄十分不情愿，但还是按照母亲的意见做了。

在她14岁的时候，母亲又要把她嫁给一个比她大许多岁的男人。对此梅厄再也不能忍受了，一气之下她离家出走了，投奔到远在丹佛的姐姐谢伊娜家里，她要在外面自己闯天下。她找到了一份裁缝的工作，开始了自食其力的生活。这期间，她结识了自己未来的丈夫莫里斯·梅耶森，小伙子是一位文雅多才的广告画家，也是犹太移民。

一个女孩子在外谋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梅厄为了生存拼命地工作。裁缝活是一项技术性较强的工作，梅厄凭着吃苦耐劳和聪明好学，很快便掌握了裁剪技巧。离开了父母梅厄一下子成熟起来，她学到了许多在父母身边学不到的东西，培养了自己适应各种环境的能力和克服困难的决心。在梅厄外出谋生的日子里，父亲经常写信询问她的情况，劝她早日回家。梅厄也十分想念家里的亲人，读着一封封充满思念和牵挂的来信，梅厄的心被感动了，16岁又回到父母身边。

当梅厄回到家乡时，她发现家乡已陷入了一种狂热的骚动之中：社会主义、犹太复国主义等活动此起彼伏。梅厄很快就投入到运动中去，她协助组织了密尔沃基的游行示威，她的家也成了巴勒斯坦来访者的聚集中心。梅厄还谒力劝说她的未婚夫移居巴勒斯坦。

1917年，梅厄与莫里斯·梅耶森结为夫妻，他们的结婚誓言中有一条，就是终有一天要生活在巴勒斯坦。 婚后不久她从事党中募款的活动，其中她发现自己怀孕，她选择了人工流产，因为她认为犹太复国主义的义务没有空间容许一个孩子。

迈尔森夫妇用工作三年挣来的钱，终于在1921年到达巴勒斯坦，梅厄和丈夫在巴勒斯坦人生地不熟，得不到任何帮助。由于战乱，许多人已经离开了这里。梅厄和丈夫找到莫哈维亚基布兹，申请加入集体农庄。但他们的申请遭到了拒绝，原因是农庄的大部分人认为梅厄夫人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梅厄对他们的偏见非常愤怒，她据理力争。在她的坚持下，农庄最终接纳了他们。在这种合作农场里，成员在没有货币交换的情况下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基布兹的住房.食堂.学校以及卫华娱乐.保健和抚养孩子的机构为全体成员所共有。

起初，人们认为梅厄是个任性的美国人，对她并不信任，但不久，精神饱满.工作无怨言的梅厄就被人亲切地称为“我们的果尔达”。梅厄从事着繁重的体力劳动：种地、养鸡、植树、照看孩子，经常累得筋疲力竭。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自豪地说：“是集体农庄把我造就成了养鸡专家。在此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如何养鸡。”后来，梅厄又被分在厨房工作，她学会了烹制各种菜肴，做出的饭菜色、香、味俱佳。慢慢地，农庄里的人们改变了对她的看法。他们发现这个年轻女人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能做得很好。为了提高大家的生活品位，她将床单改成桌布，在餐桌上布置了鲜花，用玻璃杯取代粗糙的茶杯，早餐改吃麦片粥。她的创新赢得了人们的赞赏和信任。后来，集体农庄选举她为犹太工人总工会的代表。

她的创造力、奉献精神和领导才华使她深受人们的爱戴。梅厄喜欢社区的共同生活，但默里斯并不喜欢。她对基布兹越来越重要，同时与丈夫也越来越疏远。患疟疾住院以后，她听从朋友的劝告，和丈夫一起离开了基布兹。尽管梅厄不愿意承认她的婚姻是失败的，但50年以后她承认，为了默里斯牺牲了基布兹的生活，一直都使她很难过。

离开了莫哈维亚，梅厄夫妇搬到特拉维夫，而后又搬到耶路撒冷，在那里先后有了两个孩子：1924年出生的马那切姆（希伯来语“舒适的意思”）和1926年出生的萨拉。他们的生活更加贫困。为了支付孩子的保育费，梅厄除了工作以外，每天都要到儿子所在的幼儿园洗衣服。尽管生活十分艰苦，梅厄夫人仍然保持着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她经常告诫自己，困难并不可怕，只要坚持下去，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1925年梅厄带儿子回到默哈维亚住了6个月，但她在极度要强的性格和丈夫之间，最终还是选择了默里斯。默里斯拒绝在基布兹抚养孩子，因为那里的孩子都由社区的女客管家抚养，住在于父母隔壁的房子里。父母只能在特定的时间去看望自己孩子。

梅厄夫人担任了犹太工人总工会女工理事会干事，主管移民姑娘们的就业培训。这项工作需要频繁地外出筹集资金，而此刻她的婚姻正面临着严重的危机。丈夫希望妻子能够照顾好孩子和家庭，而工作又要求她在外面奔波劳累，家庭和事业使梅厄夫人一时陷入了矛盾之中。她既爱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又不愿放弃自己的事业。在痛苦的抉择中，梅厄毅然地把事业放在了第一位，从而导致了家庭的破裂。因为丈夫不同意离婚，梅厄夫妇决定分居。但由于孩子的原因，在1951年默里斯去世之前他们一直保持密切的关系。她和两个孩子搬进了特拉维夫的一间小公寓。她既要外出工作，又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孩子，其困难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凭着她的天赋和魄力，梅厄很快就提升到以色列工作领导人的职位。她代表基布兹参加工人总联合会，1928～1932年任工人总联合会女工委员会书记。她带领特使团作为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组织和犹太人代办处的代表出使美国和欧洲。作为英国统治下的巴勒斯坦犹太自治政府时代表，梅厄还在英国战时经济顾问委员会中任职。

1930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领袖戴维·本-古里安听到梅厄慷慨激昂的演讲以后成了她事业中的良师益友。1939年英国的政治白皮书限制了为躲避纳粹迫害逃往巴勒斯坦的犹太难民的人数。为阻止这项政策的执行，梅厄和哈迦拿的（一个反英的军事组织）联合起来安置巴勒斯坦的非法移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她与英国委任统治当局进行谈判，成为犹太复国事业的有力发言人。

欧洲的1800万犹太人中有600万在纳粹的集中营中被杀害。

1946年英国人逮捕许多犹太活动家，包括犹太代办处政治部主任夏里特在内。她担任政治部代理主任，为释放在押的同志和许多犹太难民而奔走。夏里特获释后任外交部长，她正式成为代办处的政治部主任。她亲自去见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劝他不要参加其他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的侵略行动。阿卜杜拉劝梅厄夫人不要急于宣布成立犹太人国家。梅厄回答说：“我们已经等了2000年了，这还不算急吗？”

1948年5月14日，对梅厄夫人来说是永生难忘的日子。这一天，她特意收拾打扮了一番。当她与其他24人一起在以色列独立宣言上签字之后，她激动得哭了。她说：“当我在学生时代学习美国历史时，在我对签署美国独立宣言的人物有所了解之后，我简直难以想象这些签名者是现实生活中真实的人。我自己也签署了独立宣言。”从此，散居在世界各地的犹太人终于又有了自己的家园，她为之奋斗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至此，她把全部精力又投入到治理自己的国家中，而抛弃了一切私心杂念，她对自己国家的前途充满了信心。

12个小时以后，埃及轰炸了特拉维夫。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和外约旦（约旦）也参加了轰炸。一个月以后联合国命令停战——在以后战火不断的几年里，此停火协议经常被破坏。梅厄继续为自己的祖国效力——1948年担任首任驻莫斯科公使；这项工作对梅厄夫人来说有一定的难度，但她是个知难而进、决不服输的人，她像家长一样把使馆管理得井井有条，每个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她还安排使馆的每个成员轮流做杂务。她实行了童年梦想，让以色列国旗自豪地飘扬在俄罗斯大地上。

1949—1956年任劳工部长，这一时期是以色列经济严重困难时期。当时，每人每天肉类食品的定量是3.5盎司。如果某位男士向一位女士求爱，他不是献上一束鲜花，而是送上一颗洋葱，因为洋葱比鲜花更实用。在谈到国家独立的问题时，她说：“许多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赢得了独立。以后再也听不到‘犹太难民’这个词语了。以色列将接纳每一名犹太人。”在议会中，梅厄夫人是一位立场坚定、敢说敢为的女强人。她处处都在维护妇女的权益和地位。一次在内阁会议讨论妇女连续遭强奸的问题时，一位部长建议不许妇女夜间出门。梅厄夫人对此提出了强烈抗议：“是男人在袭击女人，如果需要颁布禁令的话，那么被锁在屋子里的应该是男人，而不是女人！”为了安置成千上万的犹太移民，梅厄夫人发起了庞大的集资活动来解决住房问题。她发展职业教育，设立国家保险基金。在总理本—古里安的请求下，她把自己原来的姓迈尔森改为梅厄；

1956—1966年任外交部长，她每天工作18个小时，总理对她的坚强意志和坚韧不拔的精神非常佩服，称她为内阁中惟一的男子汉。一次，总理建议梅厄夫人出去度假好好休息一下，梅厄夫人反问道：“为什么？你认为我累了吗？”总理笑着说：“不。是我累了。”梅厄夫人回答说：“那么去度假的应该是你。”在梅厄夫人就任外交部长期间，她制定了以色列对发展中的非洲国家扩大技术援助的政策。这一政策大大改善了双方的关系。

1965年，梅厄夫人由于多年的劳累过度患上了各种疾病而退出了内阁，她还拒绝了出任副总理的建议。她认为做一名专职的祖母比做一名兼职的总理要好。过去由于工作的需要她没有尽到母亲的职责，如今她要在孙子们身上弥补自己的遗憾。她从外交部长的大公寓里搬了出来，重新开始了清洁、烹饪、熨烫和采买的工作，她又回到了平凡的家庭生活中来。人们经常能够看到这位和蔼可亲的老太太提着大包到市场买东西。每到节假日，祖孙三代聚在一起，她都要亲自上阵做几道拿手菜肴。看着一家人欢聚在一起，梅厄夫人感到由衷的喜悦。

就在梅厄夫人尽享天伦之乐的时候，梅厄夫人所在的党派敦促她出任总书记，经过再三考虑之后，她还是同意复出了。

1966—1969年任工党总书记。她促使以色列工党与另外两个党合并为以色列工党。

1969年，70岁的梅厄出任总理。维持各党联合政府。她要求通过外交手段和平解决中东问题。她说：“我们呼唤和平，即使我们能够赢得战争，我们也不愿打仗，没有什么能比和平更令以色列人心驰神往的了。”由于战争，“我们被迫成为勇敢的战士，但我们并不乐意如此。我们更愿意当个好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耘收获。做为勇敢的战士是我们生活中的额外负担，其中无任何乐趣可言。”梅厄夫人同时劝告对方：“交战双方不可能一方享有安宁，而另一方则遭受炮火轰击。要么双方享受和平，要么同时陷入困境。”她曾东奔西走，其中包括去罗马尼亚会见齐奥塞斯库（1972），去梵蒂冈会见罗马教皇保罗六世（1973）。1973年邀请西德总理维利·勃兰特访以。同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开始后，暴露出以色列缺乏战争准备，使全国人民大吃一惊。次年3月她勉强拼凑一个新的联合政府。但以色列统治集团内部就战争前期失利的责任问题争吵不休，梅厄在一片责难声中于1974年6月提出辞职。这时她已是76岁的老妪了。而早在她出任以色列总理之前就已经发现自己患有白血病，但她并没有被病魔吓倒，凭着顽强的意志一方面同病魔作斗争，一方面领导以色列人民。她对于自己有一段时间忽视孩子们的行为，对于宁愿献身于工作而导致婚姻破裂的错误而深感内疚。她曾经这样写道：“有这样一种女人，她不愿呆在家里，宁愿将自己生活中的孩子及家庭置之不顾。她生来就需要更多别的东西。她无法脱离更大的社会生活。她不会因为孩子而缩小自己的视野。这样的女人永远不会休息。”此后仍为重要政治人物。卸任后的第二年，她完成了自传《我的一生》，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请任何地方的任何人不要有丝毫怀疑，我们的孩子和我们孩子的孩子永远不会满足于比自由更少的东西。”此书立即成为畅销书。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女政治家和外交家，1981年美国将《我的一生》拍成了电视剧，3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的好莱坞明星英格丽·褒曼扮演梅厄夫人，轰动一时。

1978年12月8日。在身患长达12年的白血病之后，因肝炎病逝。由于她病逝的讣告是在安息日开始以后才公布的，所以特拉维夫几乎空旷的街道上对此没有什么反映，其他城市的情况也是如此。但是获得这个消息的以色列人深感悲痛。担任梅厄的工党主席的西蒙·佩雷斯称她为“雄伟的母狮”和“犹太历史和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埃及总统安瓦尔·萨达特说他在开罗“怀着悲痛的心情”收听了这个消息。他把这位前总理评价为“第一流的政治领袖”，赞扬她是一位“诚实的对手”，是她开始了“和平的努力”。

她是近代第一个凭借自身价值，而非世袭头衔登上最高权力的女性。

乔治·蓬皮杜有一次在我面前把果尔达·梅厄说成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女人”。她确实如此，而且更甚。她是我三十五年间在国内外的公私旅行中所见到的男人或女人中个性最强的一个。如果说，戴维·本·古里安是推动历史的一个基本力量，那么，果尔达·梅厄则是代表大自然的一个基本力量。

每一个优秀的领导人，都强烈地意识到要保护他的国家。但是，梅厄对以色列的这种意识却超出了通常的范围。她的这种感情是炽热的、本能的，甚至象一位母亲对她的孩子的感情那样强烈。对她来说，以色列不仅意味着她的祖国，而且代表着一种超出国家范围的事业。

有些领导人是耍弄阴谋诡计的大师，编织骗人圈套的能手。他们会提出一些被粗心人误认为诺言的建议，经常或迫不得已地见风使舵、敷衍逢迎，或者搞密谋、耍花招。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就是他的第二种天性。富兰克林·罗斯福在这方面则是一位老手。对许多人来说，搞阴谋诡计是管理国家事务的诀窍，是绕过利害冲突这个危浅滩的最有效办法，有时甚至是唯一的办法，可以使冲突了结。但果尔达·梅厄完全不是如此。她非常正直，毫不拐弯抹角。其必然的结果是，她下了决心就不能变更。对果尔达·梅厄的立场，她要达到的目的和意图，从来也不存在什么疑问。在不同的情况下，她可能是不可阻挡的力量，也可能是别人不可动摇的目标。作为别人的攻击目标来说，她是不可动摇的：作为攻击别人的力量来说，她则是不可阻挡的。

果尔达·梅厄有一副毕生从事劳动的妇女的面容。她的身上留下了过度的体力劳动的痕迹，脸上显露出用脑过度和精神上负担过重的阴影。但在她的脸上，也有一种照片经常没能捕捉到的热情。她虽然是一个固执的谈判者，但也是一位感情丰富、外露和坦荡的人。勃列日涅夫可能也是易动感情的，在含泪表示友情时，他的感情似乎是自发地进发出来的。但就他而言，有时又判若两人，几个小时之后，就会恢复到大声咆哮、剑拔弩张的状态。果尔达·梅厄则是表里一致的。她脆弱的感情和坚定的决心来自同一个源泉。她在谈判中是执拗的，因为她深深地关注着她在谈判中要维护的东西。

她的热情是以人情常有的方式自发地流露出来的。我还清楚地记得她1969年首次作为总理访问白宫时的情景。这次访问对她来说具有特殊的意义。梅厄八岁那年就作为一个贫穷的移民，从俄国第一次来到美国。她在美国成长，还在密尔瓦基教过书，直到1921年移居至巴勒斯坦时为止。因此，在我们为她举行的国宴上，当海军陆战队的乐队奏起以色列国歌、然后又奏起《星条旗》歌时，她不禁热泪盈眶。宴会后，我们特地为她安排了艾萨克·斯特恩和伦纳德·伯思斯坦表演的文艺节目。她坐在我的夫人和我之间，聚精会神地听着。演出结束时，她情不自禁地站了起来，走上前去，拥抱两位音乐家。

她在任期中感到最痛苦的一个插曲，是1973年的赎罪日战争。当以色列面临失败威胁时，我命令“一切能够飞行”的运输工具都要全部应用起来，大规模地、紧急地向以色列空运供应物资。她后来写道：“这次空运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不仅提高了我们的士气，也清楚地向苏联表明了美国的立场。毫无疑问，它也使我们的胜利成为可能。当我听到（运输）飞机正在利达降落的消息时，自战争开始以来，我第一次哭了……”。

她后来告诉我说：她认为，我的行动——包括空运以及当苏联威胁要派部队去这个地区时，美国宣布它在全世界的武装力量进入戒备状态——拯救了以色列。次年1月，当埃以部队脱离接触的协定宣布时，我给梅厄夫人通了电话。当时，水门危机已成为整个美国的头条新闻。在通话结束时，她说：“请多多保重，好好休息。”这使我深受感动。

如果在危机时刻表现得坚强不屈是果尔达·梅厄的特点，那么，慈母般的谆淳善诱则是她的另一特点。

在以色列人民中，她以“果尔达·谢拉努”即“我们的果尔达”这样的爱称而闻名。她自由白在地、毫无拘束地在她的人民中走动。当她的内阁成员们围在她厨房的桌子旁边、或者在炉子附近来回走动时，她一边为他们烧汤和煮咖啡，一边和他们讨论着国家大事。她就是这样一位总理。

她甚至到了七十开外时，还无情地驱使自己干这干那，一直工作至凌晨。她既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最大的问题上，又集中在政府最细小的琐事上。不管是否是例行公事，任何信件未经亲自过目，她都不签署。她亲自去机场迎接一批又一批移民，经常是一见到他们就高兴得流下热泪。在赎罪日战争中和战后，她收到许多农民责备她的政府应该对他们孩子的死亡负责的信件，这把她的身体摧垮了。每位战士阵亡，对她个人都是一次打击。当纳赛尔在西奈进行消耗战时，她下命令说，每当一个以色列士兵阵亡，不管是白天还是夜晚，都应该立即通知她。人们是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她的指示，以至于有一次由于损失了二十五头羊，也把她唤醒了。

许多领导人是靠个人野心登上最高领导职位的。他们寻求权力，只是因为他们希望手中有权。果尔达·梅厄不是如此。她毕生只是从事一件工作，而且不管这件工作如何，她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和献身精神都倾注于其中，她1921年迁入以色列，是因为她决心实现犹太复国主义的梦想。她希望能够对人们有所帮助和裨益。她成为以色列第四任总理时，已经年满七旬了。

当时，莱维·埃希柯由于心脏病悴然去世，工党的其他领导人立即求助于这位得到大家普遍尊敬的人，因为只有她才能在不触发一场分裂性斗争的情况下继承埃希柯的职位。起初她表示反对，后来还是同意了。事后她写道：“我当总理，那是因为当总理就是那么回事，就像我的送奶人成为赫尔蒙山上一个据点的指挥官一样。我们两人对这种职位并没有任何特殊的兴趣。但是，我们两人都尽力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梅厄夫人认为，人们对她这样一个妇女担任高级公职一事过分注意了。对她来说，当女人就意味着多干工作。尤其是在早年养育孩子的年月里，她既得忙于公务，又得操持家务。当我的女儿朱莉·艾森豪威尔为了撰写《特殊人物》一书而采访梅厄夫人时，她问梅厄夫人在1956年被任命为第一位女外交部长时有何感触。梅厄夫人的答复是独特的。她微微一笑，说：“我不知道。我从来就不是一位男部长。”

1971年，我和法国总统乔治·让·蓬皮杜在亚速尔群岛举行会谈。有一次，国务卿威廉·巴顿·罗杰斯为了使谈话气氛轻松些，说，世界上两个最多事的地方——南亚和中东——恰巧都是妇女担任总理，“在印度是英迪拉·甘地，在以色列是另一位女人——果尔达·梅厄”。蓬皮杜嘴角一咧，说：“哦，真的吗？”

蓬皮杜这句话并没有蔑视之意，而是带着一种奇特的赞赏之情。当然，它的寓意是说，果尔达·梅厄作为一位女总理，从其为人处事的方式上看，简直与男人没有什么区别。果尔达·梅厄和英迪拉·甘地有其相似之处：她们在与异性进行谈判时，都过分坚持己见。不过，我与这两个人打交道时却发现，她们在谈判方式上又是截然不同的。她俩都具有女子的气质。英迪拉·甘地利用了这种气质；果尔达·梅厄却没有。甘地夫人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女人来对待，她自己却以男人那种冷酷无情的态度行事；果尔达·梅厄则期望人们把她作为一个男人来对待，而且象男人那样行事。她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女人而要求人们宽容她。她也不宽恕别人。

她衣着朴素，从不化装打扮。她把头发尽量拢到脑后，梳成一个发髻。她承认，之所以把头发留得长长的，是因为她的丈夫和儿子喜欢那种样式。她在与我的夫人交谈时，总是很和蔼可亲，对我们的孩子及私事也明显地流露出诚挚的兴趣。但一般说来，她与人们打交道的作法是：在会议开始时，敷衍地说上几句“认识您”之类的缓和气氛的话，然后就单刀直入地谈论手头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我们在椭圆形办公室第一次见面时，摄影记者卡嚓卡嚓照着相，我们象通常那样闲扯着。当把记者们打发走，她就交叉着双腿，点上香烟，立即着手工作，匆匆地浏览她为她的武装部队索取装备的清单。梅厄夫人一旦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她就不会宽恕对方，或把事情忘却，而是满腹怨恨。她一直没有宽恕戴高乐在1967年战争后所发表的批评性言论；也一直没有宽恕进行过大屠杀的德国人、甚至他们战后的新领导人。对于那些使无辜者流血的阿拉伯恐怖分子及支持他们的阿拉伯国家，她也一直不予宽恕。六十年代，本·古里安从执政的工党分离出去后，梅厄夫人在很长一段时期里也一直怨恨他。

她对苏联尤其不信任。她虽然是一个良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她对苏联的专制及其对以色列的威胁具有清醒的认识。她自从能够记事以后，记得最清楚的一件事是：她父亲在基辅他们家的门上钉满了厚木板，以便使全家免受经常发生的迫害事件之苦。在那些年月里，手拿棍棒和刀子的暴徒们到处搜查、迫害犹太人。她还告诉我，喝醉酒的警察常常在星期六夜晚来敲她家的门，殴打她父亲，因为他是犹太人。这使她惊恐万状。她对早年在俄国所度过的岁月的记忆已经不多了，而这些记忆大多是寒冷、饥饿、贫穷和恐惧——尤其是恐惧。在她看来，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正以一种不同的形式，在苏维埃俄国继续发生着。纳赛尔曾经发誓要摧毁以色列。梅厄夫人认为，苏联对纳赛尔的支持，也是对犹太人进一步的侮辱。梅厄夫人有一次访问华盛顿时，曾向我表示：她认为，欧洲许多领导人对苏联实行缓和政策，这是一种幼稚的做法，她很不同意；对我们为了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所采取的步骤，她也感到关切。我向她解释说：我们对缓和问题的做法与他们的做法很不相同；我们对苏联的动机也不存在任何幻想。我说，关于国际关系，我们的指导原则与《新约全书》中的指导原则略有不同，这就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谈到这一点时，亨利·基辛格插话表示赞同，并说：“还要加重百分之十”。梅厄夫人笑笑表示同意，并说：“只要你们采取这种做法，我们就不用担忧了。”有时，她可以轻松地处理好那些对她来说是最严重的问题。她一再对我说，以色列的阿拉伯邻国没有一个是可以信任的。

作为推动中东和平的行动的一部分，我试图在美国与几个主要阿拉伯国家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我向她指出，从以色列本身的角度来看，让美国成为以色列的邻国的朋友，比起由另一个对以色列抱有敌意的国家来扮演这个角色要好得多。她承认这一点，然而还是坚持说，在与阿拉伯国家打交道时，我们不应该相信协定，而是应该相信行动。有一次，这类会见结束时，我向在场的人一一赠送了小小的礼品盒，内装带有总统印鉴的金质衬衫袖口链扣。每个人都打开了自己的盒子，结果发现其中有一个是空的。梅厄夫人登时笑了起来，说：“瞧，你们该明白我所说的信任是什么意思了吧！”在亨利·基辛格被提名为国务卿之后，我对她说，我们两国都由犹太人当外交部长了。她流露出轻松愉快的神情。在谈到基辛格的德国口音时，她还应声道：“不过，我的外交部长是讲英语的。”

在国际上，果尔达·梅厄享有盛名。她是一位具有极大的勇气、才能和韧性的政治家。她聪明过人、正直、顽强。她赋有足以使她跻身于任何大国最高领导层的能力。但是，可能也只有在以色列，她才会具有这种能力，因为她对这个国家有着异常强烈的感情，它的事业把她推向了最高领导层。她并不把权力当作特权来追求，而是把它当作职责来行使——为以色列而行使。

美国人把梅厄夫人列于他们最钦佩的妇女的名单的前列。对以色列人民来说，她则是一位受人爱戴的老祖母式的保护者，一位强健结实而又可以信赖的妇女。她把以色列的重任担在肩上；但她也腾出时间来，在厨房的桌子旁边招待她的助手们喝汤。

1969年，我在悼念艾森豪威尔总统的仪式上所作的悼词中说：伟大的政治家总是在国内受到爱戴、在国外也受到尊敬。但是，只有少数几位象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政治家，才能在国内外受到真正的爱戴。果尔达·梅厄也是这少数几个人中的一位。与艾森豪威尔一样，这不只是由于她的所作所为、显然也是由于她的为人，国内外的人们才如此真心地爱戴她。

1974年6月，在她离职才十二天之时，我最后一次见到她。她是在以色列对1973年10月战争中的准备工作发生长期争论后去职的。我们在她在耶路撒冷的简朴的公寓中拜访她。她再次对美国在那次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向我表示感谢。当她费劲地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们表示欢迎时，我可以看到她脸上痛苦的表情。事后我才知道，她当时与我一样患有静脉炎。此外，她还患有淋巴腺癌。她对这一点保密了好几年。后来，在以色列议会举行的一次国宴上，我决定打破先例，在向国家元首祝酒之前，先作一次特殊的、外加的祝酒。我说：我所见到的领导人中，还没有一位比果尔达·梅厄表现出更为突出的勇气、聪颖、坚韧和果决了，她献身于国家的精神也让别人望尘莫及。我说：“由于我与她共事过，所以，我想我已经成了她的朋友；她也一直是我的朋友。因此，我有幸请各位和我一起，为这位前任总理干杯。让我们为果尔达·梅厄总理干杯！为果尔达干杯！”

对她来说，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对我亦然。那次祝酒是真正发自内心的。我的本意是：“让我们怀着爱戴的心情，为果尔达干杯。”我想，她一定会理解，我正是这个意思。

（摘自尼克松回忆录《领袖们》）

在德国的土地上，一边是犹太人遭到绑架、屠杀，而另一边却在观赏体育盛举，当犹太人把受难者的棺木抬回故乡的时候，奥运会的火炬仍在燃烧。犹太人永远是孤独的，没有人会保护我们，只有犹太人自己保护自己。

既然世界已经遗弃了犹太人，犹太人就可以遗弃这个世界。

以色列不可能既大量占领阿拉伯领土，又是个民主国家。因为如果占领了阿拉伯领土，大量选民就会是阿拉伯人，所以，只能占据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我们可以原谅阿拉伯人杀害我们的孩子，但是我们不会原谅阿拉伯人逼迫我们去杀他们的孩子，只有当阿拉伯人对自己孩子的热爱超过了对我们的仇恨时，和平才是可能的。”

——果尔达·梅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