桑基鱼塘是我国长三角、珠三角地区常见的农业生产模式，是为充分利用土地而创造的一种“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高效人工生态系统，种桑养蚕的收益比种粮食高很多，而且保护生态环境，是世界传统循环生态农业的典范，堪称中国农耕社会最为高级的农业形态。

桑基鱼塘（Mulberry Fish Pond），是我国东、南部水网地区人民在水土资源利用方面创造的一种传统复合型农业生产模式。

桑基鱼塘将水网洼地挖深成为池塘，挖出的泥在水塘的四周堆成高基，基上种桑，塘中养鱼，桑叶用来养蚕，蚕的排泄物用以喂鱼，而鱼塘中的淤泥又可用来肥桑，通过这样的循环利用，取得了“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桑基鱼塘的主要特点有：一是种桑与养蚕、养鱼相结合，生产上有紧密的联系；二是植物与动物互养，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三是塘和基的比例为六比四（或七比三），六分为塘，四分为基，塘与基合理分布，水陆资源相结合。

从种桑开始，通过养蚕而结束于养鱼的生产循环，构成了桑、蚕、鱼三者之间密切的关系，形成池埂种桑、桑叶养蚕、蚕茧缫、蚕沙、蚕蛹、缫丝废水养鱼、鱼粪等泥肥肥桑的比较完整的能量流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蚕丝为中间产品，不再进入物质循环。鲜鱼才是终级产品，提供人们食用。系统中任何一个生产环节的好坏，也必将影响到其他生产环节。有句渔谚说“桑茂、蚕壮、鱼肥大，塘肥、基好、蚕茧多”，充分说明了桑基鱼塘循环生产过程中各环节之间的联系。

桑基鱼塘的发展，既促进了种桑、养蚕及养鱼事业的发展，又带动了缫丝等加工工业的前进，已然发展成一种完整的、科学化的人工生态系统。

大约在五六千年前，中原地区出现最原始的桑蚕丝绸业。早在伏羲氏时代就传说黄帝轩辕氏的元妃嫘祖发明了养蚕，相传嫘祖在中原一带教授植桑养蚕技术时，发现由柘桑、匡桑树叶养出的蚕，体肥、个大、丝多，抽出的丝有韧性、丝长、光泽好，于是就在这里大兴蚕业，广授民间抽丝技术。

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始于公元前770-403年的春秋战国时期，距今约有2500多年历史。春秋战国时期，由于中原地区战乱不断，迫使北方老百姓通过长江水道多次大批集中向太湖沿岸迁移，从而使湖州人口大量增加，国家经济重心也开始南移。为了满足劳动人民对物质生活的需求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需要，国家对太湖沿岸土地也开始大规模开垦。然而，“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区域属于一个低洼地，每当雨季，系统西面天目山山脉的大量山洪水通过东苕溪和西苕溪进入本低洼地区域，由于当时区域内河道不甚畅通，故经常发生洪涝灾害。为了解决低洼地的洪涝灾害问题，区域内的劳动人民通过修筑“五里七里一纵浦(溇港)，七里十里为一横塘”的“纵浦(溇港)横塘”水利排灌工程，并将地势低下、常年积水的洼地挖深变成鱼塘，挖出的塘泥则堆放在水塘的四周作为塘基，继而逐步演变成为“塘中养鱼、塘基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循环农业模式，最终形成了种桑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的江南水乡典型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景观，并衍生出了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和鱼文化。

钱山漾遗址是人类丝绸文明史上极其重要的一个古文化遗址。1956年和1958年，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两次在钱山漾东岸发掘出绸片、绢片、丝带、丝线、麻绳等一批尚未炭化的丝麻织物残片，其平纹结构、密度体现出当时的纺织技术已达到很高水平。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检测，其中的绸片和丝带为人工饲养的家蚕丝织物，这批织物距今已有4200至4400年，是目前世界上发现的最早丝绸织物成品。遗址中还出土了纺轮、网坠等纺织工具残件，证明了湖州先民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养蚕缫丝技术。由此，钱山漾文化遗址作为中华民族为人类文明作出重大贡献的实物见证为世人认知。现在，这些出土物已成为中国丝绸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形成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千百年来，区域内劳动人民发明和发展了“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生态模式，最终形成了种桑和养鱼相辅相成、桑地和池塘相连相倚的江南水乡典型的桑基鱼塘生态农业景观，并形成了丰富多彩的蚕桑文化。

截至2024年3月，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仍留存有6万亩桑地和15万亩鱼塘，是中国传统桑基鱼塘最集中、面积最大、保留最完整的区域。

湖州市南浔区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所在地，目前仍保留有6万亩桑地和15万亩鱼塘，是我国传统桑基鱼塘系统最集中、最大、保留最完整的区域。“塘中养鱼、基上种桑、桑叶饲蚕、蚕沙喂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绿色循环生态模式，至今已有2500余年的历史，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价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

其中，区域内菱湖镇射中村于2004年6月就已经成为联合国粮农组织亚太地区综合养鱼培训中心的桑基鱼塘教学基地。同时，桑基鱼塘系统也得到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GIAHS)科学委员会委员和高级培训班学员的高度赞赏与肯定。而和孚镇荻港村蚬壳湾里的1007亩桑地和鱼塘，已被划为桑基鱼塘系统核心保护区。

2014年5月,湖州桑基鱼塘系统入选原农业部公布的第二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名录。

2017年11月23日，“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评审，入选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2018年4月19日，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国际论坛上，“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正式被联合国粮农组织授予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证书。”

遗产地人均桑地和鱼塘面积为0.046公顷，遗产地养蚕、养鱼、养羊等人均生产性收入为13926元，占遗产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52.76%。因此，系统生产性收入是区域内农民家庭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2008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双林绫绢织造技艺，发源地为系统区域内的南浔区双林镇。双林绫绢始于东晋，南宋时已远销海外。绫绢是绫与绢的合称，“花者为绫，素者为绢”，是用纯桑蚕丝织制而成。双林绫绢工艺精湛，包含浸泡、翻丝、纤经、放纡、织造、炼染、砑光、整理、检验成品等生产流程。双林绫绢种类繁多,分为耿绢、矾绢、花绫、素绢等诸多品种。双林绫绢具有质地柔软、色泽光亮、“薄如蝉翼，轻似晨雾”等特点,体现出较强的地域性和技能性，被誉为“东方丝织工艺之花”。

2011年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辑里湖丝传统制作技艺，发源于系统区域内南浔区南浔镇辑里村。生产辑里湖丝的蚕种选用自育的“莲心种”，品种优良。辑里湖丝缫丝程序复杂，分搭丝灶、烧水、煮茧、捞丝头(索绪)、缠丝窠(添绪)、绕丝轴、炭火烘丝(出水干)等过程。辑里湖丝在缫丝工艺上注重“细”和“匀”，所缫的丝“富于拉力、丝身柔润、色泽洁白”。辑里湖丝在1851年首届伦敦世博会上获得金奖，1911年在意大利都灵工业展览会上获得一等奖,1915年在巴拿马世博会上再获大奖。

頔塘是“浙江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中“纵浦横塘系统”水利工程开凿最早的一条横塘,也是京杭大运河浙江段的一条重要支流,有“中国的小莱茵河”之称。2014年6月22日，頔塘以“頔塘故道”作为“中国大运河”支流一起在卡塔尔多哈的第38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获准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

珠三角历史上第一圈桑基鱼塘形成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西樵山，换句话说，西樵山是珠三角桑基鱼塘的发源地。这与两宋年间，来自中原的珠玑巷移民抵达南海、顺德开基是分不开的，他们带来了中原、江南农耕水利丰富的生产经验。唐宋时期，因北方连年战乱，中原人口持续南迁，部分人来到珠三角流域围垦耕种，繁衍生息。

据史料记载，西樵山一带自唐宋出现村落后，人们在山与山之间建造堤围，依地势而建，形成了由高到低的桑园围。桑园围始建于北宋徽宗年间，地跨广东省佛山市南海、顺德两区，由北江、西江大堤合围而成的区域性水利工程，历史上因种植大片桑树而得名，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基围水利工程。据记载，北宋徽宗崇宁、大观年间（1102～1110年），洪水频发，广南路宪张朝栋牵头治理，在西樵山下沿西、北江两侧筑起两道高为1~2米的防洪土堤。

桑园围的修建开启了珠江三角洲大规模农业开发的历史，桑园围内“桑基鱼塘”也应运而生，人民通过堤围、河涌、窦闸灌排，开发洼地、河滩，改造水塘养鱼，塘边植桑养蚕。这样，蚕沙喂鱼，塘泥肥桑，形成良性生态循环。桑园围的发展历程，不仅是珠三角地区水利发展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也是唐宋以来中国东部人口南迁、中国东部经济区拓展和重心南移的历史过程的重要见证，是桑基鱼塘生产方式的发端，是广府文化的共同精神家园。桑园围入选为第七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成为首个以基围水利为主体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

明末清初，随着西樵的塘鱼养殖业及蚕桑业迅速崛起，桑基鱼塘农业已成雏形。从清朝开始到20世纪20年代末的时期里，广东丝的出口呈现蓬勃发展的趋势，令桑基鱼塘的规模及范围突破了原有的格局，并逐渐形成了以容奇、桂洲为中心的桑基鱼塘区。

与水争地，围垦造田，桑园围成了广州一侧最大的基围。它保障了南海、顺德共计14堡（桑园围外围筑用石堤封闭，全围按地形高低分为14堡）的土地，令其从113.2平方公里发展成为227平方公里的税田，支撑着广府的财政，也形成了日后“桑基鱼塘”的生态系统。清代嘉庆年间，桑园围成为“近省第一沃壤”、“粤东粮命最大之区”。

由于桑基鱼塘的兴起，当地养蚕业更从唐宋时的每年五收发展到七收、八收。屈大均《广东新语》之“八蚕”便有“吾广第八蚕皆可为丝，所谓珍蚕也”。江浙的丝织技术的引入，使之质量更强，《广东新语》：“广之线纱与牛郎绸、五丝、八丝，云缎、光缎，皆为岭外京华东西二洋所贵。”在800年或更长的时间里，桑园围为珠三角造福，也创造出当年未必预期到的奇迹——从桑园围“一船蚕丝去”，到清代十三行“一船白银回”，裕国通商，帆济五洋。正是珠玑巷移民对珠江三角洲的开发，才有了近代桑园围的历史创举，以及南方民族工商业在十三行之后的异军突起。

1759年（乾隆二十四年），满清王朝闭关镇国，封闭了福建漳州、浙江定海、江苏云台山等对外贸易港口，广州又成为全国生丝唯一的对外输出港口，外国商人都集中到广州来购买生丝和丝织品。粤丝对外销路日广，需要生丝及丝织品大量增加，从而促进了蚕桑业的发展，也促进了三角洲各地桑基鱼塘的发展，很快在三角洲西北部的南海县九江乡、顺德县的龙山乡、龙江乡，高鹤县的坡山乡（今古劳）一带，构成一个广阔的桑基鱼塘区域。其中以南海县九江为中心，掀起了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鸦片战争以后，缫丝新式技术逐渐输入。1866年（同治五年）南海陈启沅引进国外缫丝新技术，在南海县蕳村建立三角洲第一个现代缫丝厂。不久，新式缫丝业的风由南海县逐渐向三角洲各地吹去。顺德在大良北关建立了一个500—600名女工的怡和昌机器缫丝厂，这是顺德县缫丝业大发展的开始，此后，顺德缫丝业逐渐取代了南海县而居三角洲首位。由于新式缫丝工业迅速的发展，推动了蚕桑业的发展，桑基鱼塘面积再次扩大，形成了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第二次高潮。

到20世纪初，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欧洲各国忙于战后恢复工作，我国生丝在国际市场获得畅销，促使本地蚕桑业的发展，三角洲到处是桑基鱼塘，达到历史最高水平，这是三角洲桑基鱼塘发展的第三个高潮。

当时蚕桑价格很高，每担（100市斤，50公斤）桑价值等于一担米，而每亩桑地年可采桑七、八造，价值约等于20担米（1910年南海每亩桑地产桑34担）。一造蚕的收入，就可以养活三、四口人。蚕桑旺盛时，顺德容旗镇每日有“丝船”运生丝出广州，回程运回白银。故有“一船生丝出，一船白银归”说法。1905—1906年广东生丝输出约值4000多万元，当时广州、佛山、顺德等地设有汇兑钱庄六十六间，顺德一县占有四十四间，占总数65%，可知当时顺德人的富裕。

自1866年陈启元引进新式缫丝机后，珠三角各县陆续增加新式丝厂，到1918年已达147个厂，每年增加大量生丝出口。随着蚕桑、缫丝业的发展，三角洲各地的丝厂、丝市、桑市、蚕市和和茧栈等遍布于蚕桑地区。当时主要茧市有：顺德：容奇、桂洲、勒流、龙江、乐从、陈村、大良、甘竹。南海：官山、吉利、平洲、九江。中山：小榄、古镇。新会：北街。三水：西南。东莞：石龙。主要茧栈有：顺德：桂洲71家；容奇25家；勒流12家；陈村10家；大良8家；乐从6家；龙江2家；共134家。南海：官山5家。三水：西南25家。

到民国11年（1922年），广东全省桑地面积达187.2万亩，产茧80000吨，创历史最高水平，全省大小丝厂299家、丝车13.6万台，其中机器续丝厂180家，丝车9万台，加上众多的土丝小作坊和家庭缫丝，全省生丝产量达6278吨，占全国总产量三分之一。没有昔日的“桑基鱼塘”，就不会有如今富饶的珠三角。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工商业凋零，市场停滞，丝织品销路锐减，生丝价格狂跌，外销量不断下降。1938年生丝外销量仅及1922年的五分之一。桑基鱼塘面积大大缩小，逐渐被蔗基鱼塘代替。解放初，桑基鱼塘仍占一定地位，自市场经济兴起，由于蚕桑业相对花工多、生产周期长、也有风险，产值不如社队企业高，桑基鱼塘面积逐渐缩小。上世纪80年代，随着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集体经济实力下降，“桑基鱼塘”的循环耕作方式不再适合个体家庭。上世纪90年代，珠三角经济腾飞，城市迅速膨胀，“桑基鱼塘”的农业模式渐渐退出历史舞台。

“桑基鱼塘”的生产方式是：蚕沙（蚕粪）喂鱼，塘泥肥桑，栽桑、养蚕、养鱼三者结合，形成桑、蚕、鱼、泥互相依存、互相促进的良性循环，避免了水涝，营造了十分理想的生态环境，收到了理想的经济效益，同时减少了环境污染。

1、种桑与养蚕、鱼、猪相结合，生产上有紧密的联系。

2、植物与动物互养，形成良性的生态循环。

3、塘与基合理分布，水陆资源相结合。

桑基鱼塘是长三角和珠三角一种独具地方特色的农业生产形式。因其生产上形成良性的循环而出名。三角洲由冲积而成，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全年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时间长，土壤肥沃，是盛产蚕桑、塘鱼、甘蔗的重要基地。三角洲内河网密布，交通便利，自然条件优越。

由于两地地势低洼，常闹洪涝灾害，严重威胁着人民的生活和生产活动。当地人民根据地区特点，因地制宜地在一些低洼的地方，把低洼的土地挖深为塘，饲养淡水鱼；将泥土堆砌在鱼塘四周成塘基，可减轻水患，这种塘基的修筑可谓一举两得。久而久之，“塘基上种桑、桑叶喂蚕、蚕沙养鱼、鱼粪肥塘、塘泥壅桑”的桑基鱼塘生态模式延续了下来。

桑基鱼塘系统是一种具有独特创造性、集多种生产类型为一体的生态循环经济模式，利用生物互生互养的原理，低耗、高效地精耕细作，同时对生态环境“零”污染。

整个系统中，鱼塘肥厚的淤泥挖运到四周塘基上作为桑树肥料，由于塘基有一定的坡度，桑地土壤中多余的营养元素随着雨水冲刷又源源流入鱼塘。养蚕过程中的蚕蛹和蚕沙作为鱼饲料和肥料。系统中的多余营养物质和废弃物周而复始地在系统内进行循环利用，没有给系统外的生态环境造成污染，对保护周边的生态环境、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根据时节变化统筹安排农事活动，也是桑基鱼塘系统的一大特点。当地村民于正月、二月管理桑树，放养鱼苗；三月、四月为桑树施肥；五月养蚕，六月卖，蚕蛹用来喂鱼；七月、八月鱼塘清淤，用塘泥培固塘基；年底几个月除草喂鱼。

正如明代《沈氏农书》中记载，“池蓄鱼，其肥土可上竹地，余可雍桑、鱼，岁终可以易米，蓄羊五六头，以为树桑之本”，可取得“两利俱全，十倍禾稼”的经济效益。

新开桑基鱼塘的规格，要求塘基比1:1。塘应是长方形，长60～80米或80～100米，宽30或40米，深2.5～3米，坡比1∶1.5。将塘挖成蜈蚣形群壕，或并列式渠形鱼塘6～10口单塘，基与基相连，并建好进出水总渠及道路（宽2～3米）。这样利于调节塘水、投放饲料、捕鱼、运输和挖掘塘泥等作业，也利于桑树培管、采叶养蚕。新塘开挖季节以选择枯水、少雨的秋末冬初为宜。挖好的新塘要晒几天，再施些有机粪肥或肥水，然后放水养鱼。　加强塘基管理 塘基桑树的生长好坏，产叶量高低，叶质优劣，直接影响到茧、丝、鱼的产量和质量。因此，培管好塘基桑树，增加产叶量，是提高桑基鱼塘整体效益的关键。塘基桑园的高产栽培技术，应坚持“改土、多肥、良种、密植、精管”十字措施，以达到快速、优质、高产的目的，实现当年栽桑，当年养蚕、当年受益。

挖掘鱼塘，使原来肥沃疏松的表土、耕作层变为底土层，而原底土层填在塘基表面，作为新耕土层，虽有机质含量有所增加，但还原性物质也在增多。因此，在栽桑前应将塘基上的土全部翻耕一次，深度10～15厘米，不破碎，让其冬天冰冻风化，增强土壤通透性能，提高土壤保水、保肥能力。若干年后，因桑基随着逐年大量施用塘泥肥桑而随之提高，基面不断缩小，影响桑树生长。所以，塘基要进行第二次改土工作，将高基挖低，窄基扩宽，整修鱼塘，使基面离塘常年最高水位差约1米，并更换老桑。

应掌握增施农家有机肥料和间作绿肥的原则。一是要施足栽桑的基肥，亩施拌有30～40公斤磷肥的土杂肥100～200担，再施入粪尿10～20担，或饼肥150～200公斤，并配合施用石灰25～50公斤，改良酸性土壤。二是在桑树成活长新根后，于4月下旬至5月上旬施一次速效氮肥，每亩施20公斤尿素或50公斤碳铵，最好施用腐熟人粪尿50～80担。7月下旬再施一次，肥料用量较前次要适当增加一些，促进桑树枝叶生长，以利用采叶饲养中秋或晚秋蚕。三是桑树生长发育阶段要求养一次蚕施一次肥。并注意合理间种、多种豆科绿肥，适时翻埋。四是在冬季结合清塘，挖掘一层淤泥上基，这样即净化了鱼塘，又为基上桑树来年生长施足了基肥。

塘基栽桑，应选用优质高产的嫁接良桑品种，如湖桑197、199、32号，团头荷叶白及7920等，还应栽植15%左右的早、中生桑品种。

塘基因经过人工改土，土层疏松，挖浅沟栽桑即可。又因塘基地下水位高，桑树根系分布浅，宜密植。栽桑时采用定行密株，株行距以33厘米×132厘米或50厘米×100厘米为好，亩基栽桑1000～1300株。栽桑处须离养鱼水面70～100厘米，桑树主干高20～30厘米，培育成低中干树型。

塘基栽桑后，桑树中耕、除草、施肥、防治病虫害，合理采伐等培管都必须抓好，确保塘基桑园高产稳产，提高叶质。

据统计，在新中国成立的1949年，全国桑园面积只有19.84万公顷，蚕茧产量3.09万吨。我国蚕桑业在经过了20多年的曲折发展后，直到1970年，我国桑园面积达到23.34万公顷，蚕茧产量12.15万吨，首次超过了日本，位居世界第一。从此以后，我国就一直位居世界蚕桑业巨头的宝座。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蚕桑业发展的顶峰时期，是在上个世纪末期的90年代前后。1994年，我国蚕茧产量达77.69万吨，全国有26个省市发展蚕桑业。1995年，全国桑园面积为116.7万公顷，蚕茧产量仍达75.98万吨。然而，“十五”期间，由于我国东部因产业结构调整等因素使得主产区的蚕桑业明显下滑，导致我国在全球蚕茧生产的比重逐年下降了约2个百分点，削弱了我国桑蚕业在国际上的优势地位。

长期以来，我国的蚕桑业生产中心的分布格局，与自然气候条件和社会经济状况是密切相关的。在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我国蚕桑业主要集中在劳动力资源丰富、交通便利、土壤肥沃和经济繁荣的东部地区。但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发展，东部蚕桑区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工业企业发展迅速，东部的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涨，使传统的桑蚕业逐渐失去了发展优势，其结果导致蚕桑业出现了萎缩。

为了稳定和持续发展我国的蚕桑产业，确保全国丝绸产业的创汇能力，考虑到我国西部地区在生产要素的成本上具有明显优势，如土地资源相对丰富，劳动力充足且价格相对低廉等。在这种情况下，桑蚕业向西转移成为一种必然趋势。为此，国家在“十一五”发展规划中实施了“东桑西移”工程。即从2006年起，在我国西部15个省（区、市）开始建设蚕桑基地项目。随着这项工程的实施，标志着我国蚕桑业的发展中心已经由东部向西部开始了战略大转移。

“东桑西移”工程的实质是把我国蚕桑基地和初级茧丝绸加工的中心移向西部地区，而不是将蚕桑业首次引进到西部地区。

“东桑西移”工程希望通过大力发展桑叶种植扩大西部植被覆盖率，减少水土流失，达到发展蚕桑业的同时保护西部生态环境的目的。

由于我国西部的水资源相对短缺，耕地原本就不肥沃，缺乏有机质，加上地势高，受雨水的冲刷和搬运能力较强，在这样一个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发展这种对耕地肥力消耗巨大的蚕桑产业，极有可能发生耕地退化等严重的生态环境问题。因此，在西部发展桑叶种植时，必须要充分考虑蚕沙还地、多施有机肥，严格控制化肥用量，加强对耕地肥力和水分的保护就显得格外重要和紧迫。

因此，“东桑西移”工程的生态保护工作，是该工程持续发展的关键之所在。相关部门在实施“东桑西移”工程中，一定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科学地评估环境风险，发展生态蚕桑业推动产业综合利用，应用生态学原理解决好“东桑西移”可能带来的耕地退化、水体污染等环境问题，不仅要实现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要以良好的生态效益确保该项工程的可持续发展。

长三角桑基鱼塘景观

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西部，每年鱼文化节在和孚镇荻港村举行。南浔和孚镇荻港村位于湖州桑基鱼塘系统的核心区域。近年来，该村以湖州桑基鱼塘系统为依托，以鱼桑文化为载体，通过开展“鱼文化节”系列研学活动。

从空中俯瞰湖州南浔和孚镇荻港村，星罗棋布的千年桑基鱼塘系统桑树茂密，如调色盘一般。作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近年来，和孚镇通过桑树补植、鱼塘修复、河道疏浚等措施，对原生态桑基鱼塘系统进行修复性保护和利用，使这一历史悠久的生态循环农业模式重新焕发生机。

苏州环长漾片区位于吴江区西部，西濒太湖、北临太浦河，南邻頔塘河，是江南塘浦圩田、桑基鱼塘、蚕桑丝绸文化的典型代表，是苏南地区蚕桑文化、丝绸文化、江村文化的重要承载地。

珠三角桑基鱼塘景观

到目前为止，佛山西樵山下还保存着珠三角地区最好的桑基鱼塘区，面积近万亩，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间少有美景、良性循环典范”。渔耕粤韵文化旅游园就位于这片桑基鱼塘区，文化园利用500多亩鱼塘的塘基种植了1万多棵桑树，复原了珠三角桑基鱼塘的农业生态循环模式。

广东蚕桑丝织文化技艺研学基地由佛山南海丝厂改造而成，展现了珠三角桑基鱼塘、蚕桑丝织的历史文化。

佛山市顺德区大良的南国丝都丝绸博物馆设有生态桑基鱼塘景观、占地二十亩的桑园，并陈列有大量图片、标本、各年代服饰、书籍、古老设备和丰富的丝绸精品，为人们展示当年桑基鱼塘的生态景观。

广东省中山市三乡镇西山村的农场在传统 “桑基鱼塘”模式上进行了改良：主要产出品不是“四大家鱼”和蚕丝，而是高档水产品甲鱼和桑枝。其循环种养系统为：桑叶用于饲养石螺和“四大家鱼”，养肥了的石螺和“四大家鱼”又是甲鱼的餐点，而鱼塘里的水、塘泥又是桑树的肥料。桑、“四大家鱼”、螺、甲鱼、泥，如此循环，组成一个生态系统。

广东中山翠亨国家湿地公园现有成片的红树林、滩涂地、桑基鱼塘。

东莞银山湿地公园利用原有的桑基鱼塘进行景观改造，形成垂钓平台、阡陌栈道等景点，荷塘鱼影景点是根据现有鱼塘，以呈现农家鱼塘景色为主，通过水车设置、农田水灌溉设施、喜水农作物如水葱、千屈菜等相结合，以展现农家景色。

东莞生态园生态绿地走廊两侧保留现有农田、鱼塘的肌理，在现有农田上大面积种植花卉，结合现有的阡陌鱼塘，营造岭南水乡特色的桑基鱼塘和花卉园。

广东江门鹤山古劳水乡，传承了700年历史的原生态村落，遍布桑基鱼塘农业生产系统。

深圳宝安区的海上田园景区有20多万平方米的桑基鱼塘，还可以看到珠三角地区的桑基鱼塘遗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