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调鼎，字友竹，晚号赧翁，慈溪人（今江北区慈城镇）。道光十九年（1839）生，光绪三十二年（1906）去世。2006年是梅氏谢世一百周年，现特介绍梅氏的几则轶事，以纪念这位梅骨竹心品自高的宁波书法名家。

字友竹，号赧翁，晚清慈溪县城（今属宁波市江北区）人。年轻时曾补博士弟子员，后因书法不中程见黜，不得与省试，从此发愤习书，绝意仕进，以布衣终其一生。《回风堂集》谓其“于古人书无所不学，少日专致力于二王；中年以往参酌南北，归乎恬适；晚年益浑浑有拙致入化境”。自言“用笔之妙，舍能圆能断外，无他道”。《沙孟海论书丛稿》云：“他的作品的价值，不但当时没有人和他抗衡，怕清代二百六十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邓散木评其“早年的字，写得既漂亮又朴素，像年轻的农衬姑娘，不施脂粉，自然美好”。有《赧翁集锦》和《梅赧翁手书山谷梅花诗真迹》印行于世。另有《注韩室试存》。

科举虽挫奋发学书：

160多年前的一天，慈城梅家又添男丁。梅家在慈城算不上大家望族，但也是名门世泽。据慈溪光绪志记载：梅家的先祖梅宽夫为南宋咸淳七年进士，调慈溪尉，“后摄知县事，率义勇应文天祥而战死常州”。不知是梅姓的缘故，还是家族的荣耀，梅家长辈取于宋代诗人张耒的《梅花》“调鼎自期终有实，论花天下更无香”之意给男孩取名为调鼎。在古代，“调梅、调鼎”均指宰相，可见梅家是希冀其出仕为官。

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望，少年梅调鼎开始“读、读、读，书中自有千钟粟”的人生之旅。由于他的聪颖，由于他的刻苦，考取秀才不久的他即补博士弟子员。然而当满腹经纶的梅氏参加乡试时，却因答卷书写不合科举考试规定而被取消了考试的资格。因为科举考试需采用“大小匀落，横竖整齐，圆润光滑”的“馆阁体”答卷。如果说梅氏稍稍随俗一点，能按照“馆阁体”答卷；又或者梅氏稍稍听话一点，能听从家人劝告下次再考，那么可能会多一个梅氏举人，但书坛或许就没有载入艺术史册的梅调鼎了。

其实用现在的眼光看，梅调鼎不但是极有个性的人，而且还是个十分有志气的人。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封建世俗中，面对科举的失利，他不沉沦，不附俗，而是发愤作书挑战“馆阁体”。据介绍：梅调鼎初学颜体，在学到对其能乱真时，又刻意临摹王羲之、王献之的书法，旁及诸家……书法家与写字匠的区别在于，前者是独来独往、自成一体，而后者仅仅模仿，依附于他人。梅调鼎的书法自然属于前者，其是在博采众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独树一帜。为此，行家评价他的书法是能圆能断、圆断结合，结体典雅、风神秀逸。近现代书法家邓散木评说梅调鼎：“写得既漂亮又朴素，像年轻的农村姑娘，不施脂粉，自然美好。”当代书法泰斗沙孟海赞其为：“不但当时没有人与他抗衡，怕清代260年中也没有这样高逸的作品。”

别看只有短短数十字的评价，却凝结了梅调鼎数十年的“朝夕磨砺不离手，夏练三伏冬练九”习书心血。梅调鼎晚年曾吟诵过《晨起》诗：“夜卧不能迟，晨起常苦早。”早睡早起是梅氏数十年因习书养成的习惯。据载：每天清早起来，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笔头极长的羊毫笔悬腕写小楷百余字。大凡习过书法的人都知道：羊毫是毛笔中最难驾驭的，软软的笔，写在软软的纸上，尤其是大号羊毫，中间软柔无力，难于用劲。为了驾驭大软笔，使其能得心应手，宛转如意，梅调鼎除了足不出户勤练外，还持之以恒苦练。最值一说的是寒冻腊月天，梅调鼎常把双手插进雪堆，待两手冻僵之后，再奋笔疾书，直到两手写得发汗为止。当时的梅家已是家道中落，生活较为窘迫，但梅家书房的火盆不曾熄灭，而且上面总放有一盆水，为的是防止水结冰而不能练字。数年习书经验使他深知，避寒辍暑，一曝十寒，“乃书家之大忌也”。工夫不负有心人，历经无数寒冻日，历经无数酷暑日，梅调鼎终成为被清朝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龢赞为“三百年来所无”的书法家。

誉满东瀛声传美洲：

时值梅调鼎壮年，他的书法已声扬浙东，人们纷纷开始收藏他的作品。当时的慈溪县东南乡马径村（今江北庄桥马径村）有一位名叫张斯桂的文官，被清朝政府派驻日本任外交官。这位张副使收藏了不少梅氏作品，而且将梅调鼎的作品带到东瀛。当张斯桂收藏的梅调鼎墨宝被当时在日本的晚清著名书法家、历史地理学家、目录版本学家杨守敬看到后，杨开始在东瀛传播梅调鼎其人其书。在日本书坛，杨守敬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经他的推介，梅调鼎不但是名震日本书坛，而且被日本书坛誉为“清代王羲之”。

这一赞誉由海外传到国内，梅调鼎的声望更是与日俱增。不少官吏、富商纷纷慕名到慈城，登门求字。据记载，当时的浙东曾出现“为求友竹字，愿出万两银”的盛况。如果一直是这样，慈城狮子门头的梅家肯定被踏破门坎，但梅调鼎却不愿让自己的作品成为别人哄抬的商品，他更不愿将自己的笔墨成为别人交易的“筹码”。于是，梅调鼎一律拒绝向他求字的大小官员，而且觉得光是这样拒绝似乎难以表达他的“贫贱依富贵，羞色上于面”的想法，索性在家门口贴了一副“谈笑无鸿儒，往来皆白丁”对联。之后，不知是李鸿章自己想要梅氏的字，还是下属想讨好其送梅氏的字，好几个浙江官员千方百计想叫梅调鼎为其写一幅，其中一个是直隶总督、北洋通商大臣李鸿章幕府的严信厚。轶事

严信厚是梅调鼎的同乡，又同是书法家。有一天，严氏准备好纸墨，邀请同乡来家品酒作书。几杯酒水下肚，梅调鼎借着几分醉意，挥毫泼墨写了几幅，突然写到一幅上款已题“少荃公台大人之属于”时，马上察觉“少荃”是李鸿章的字，当即说：“我今天写的字有酒气，不好。”说完，随手将这幅字撕毁了，弄得严信厚颇为尴尬。

近现代的宁波书坛，群星璀璨，名家辈出，有人将浙东书坛比喻为绵绵群山，而梅调鼎先生则是群山中的第一座山峰，是他开创了浙东书风。

据书法家钱罕回忆：他原名钱富，少年时曾求教于梅调鼎先生学书法，梅调鼎知道他叫钱富后，说：“贪财思富，沽名钓誉者，岂能成大业乎？”闻此言，钱富即易富为罕，兢兢业业，并遵照先生的“内含情操，外发意气，可以心悟，难以言取”的学书要求，改变了以前专门摹拟造作，浅尝辄止的学习态度，自创一体，继而成为浙东书法家。

20世纪80年代初，一位慈城人移居美国，到大洋彼岸后不久，把自己珍藏的梅调鼎、钱罕各一楹联赠给美亨佛利尔美术馆。当人们问他为何这样时，这位旅居海外的慈城人称：此乃是梅调鼎的“人品书品，并重遐迩”。三、不谋名利淡泊人生

梅调鼎在世时，虽拒达官显贵求字，却乐为僧道白丁留墨。据传宁波的阿育王寺修天王殿时，当家和尚曾请他写天王殿三个字。梅调鼎为写这三字，专门住在寺院，又几次跑到天童寺考察开山鼻祖密云和尚的“天王殿”笔法，来回几次才动笔，写好后张贴在壁上，远望觉得不行，就撕了重写，如此往复几十遍，还是觉得不行。最后他索性叫和尚雇工将密云的字描摹下来，照样复制才算了事。据书法家凌近仁撰写的《梅调鼎传记》，宁波天童寺匾额对联、阿育王寺的石柱楹联，以及为一般人家书写对联、条屏、堂幅、扇面及壶铭等，这些都是精心杰作。若要请梅调鼎写字，最好多备纸帧，因他一挥百挥，必待自己满意方肯交件，因为如此，阿育王寺山门的“八吉祥地”四字，梅调鼎写了三年多，等寺院派和尚来催时，他才完成。

梅调鼎于书法如此，于诗文也是如此。他与文友书信来往，时常评议自己的文章：“诗究不出三家村气习，切勿示外，恐被讥笑。总被书卷不足，学问欠深，幸而四无墙壁，独出心裁。笔致虽云流逸，而词采到底淡薄。”其实梅调鼎治学如何，诗文如何，他的朋友们早就心知肚明。当年被称“慈溪四才子”的冯君木说：“读书精审绝伦，凡六经中之奇词奥句，诘屈不可通者，经先生曼声讽诵，复怡然理顺。”

其实梅调鼎的谦谦君子之风度也颇得人缘，尤其是文友之间。梅氏的独养囡，其婚姻也由好友王瑶尊牵线。他给王瑶尊信云：“前日驾舍，云及敝舍与应宅结姻事，弟随知子妇均以为可。第应宅门户阔大，究有事业之家，敝宅无负郭之田……妙女行止尚有规额，而相貌不见大佳。又将来嫁资一定淡薄，恐不称应宅所望，缘此不敢造次。惟祈茂生斟而酌之可也。”据梅氏后裔回忆：梅调鼎有一儿一女，其女绿仙相貌尚可。作为父亲的他坦言女儿相貌不见大佳，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自揭其短，正是梅调鼎性格。据传梅绿仙是嫁到慈溪县东南乡（今洪塘）洪益三做填房。洪益三是当代书法家洪丕谟的祖父，一直在沪营生。梅调鼎对女婿颇为得意，曾书“随分且为今日事，得闲还读古人书”对联勉励，联上还注了“益三贤婿为客沪上廿余年，人皆谓其忠信谨厚”赞语。晚年的梅调鼎常在慈城大丰号闲聊，一次，大丰朋友对他说：“益三差人来慈城问卜。”一听此言，急得他团团转，不知女婿家发生什么不测之事，又为何瞒着他。想到若有心境不定才起课算命的乡俗，更是惶惶不安，欲雇轿前去探望。不巧，轿行的轿子都已雇出，梅调鼎急中生智，去课命馆问清缘由。后知大事无妨，一颗心才稍稍落地，但到底难以安心，又用大红纸书信一封。红纸是想图个吉利，速差人送去，同时务要其婿回信答复。

洪家是大家望族，家境相对富裕。梅调鼎对女婿家关怀备至，但他几乎不要女婿的接济。梅家全靠他在宁波、上海等地替人做账房的收入养家糊口，生活清贫。其清贫程度，我们从他的诗书一一读知：“朱柿饱绽爽梨脆，香橙黄熟甘橘红。欣然欲买复中止，探怀一笑无青铜。”也许如此，到梅家求字的乡邻趁他作书时，偷偷往书篮塞几枚铜钿，但若被察觉，钱即退回……梅调鼎口味嗜甜，求书者若带上糕团之类的甜食，静静等候，定能得到他的佳作。上述两事可见梅调鼎的“古怪”脾气。

然而梅调鼎的“古怪”并不因贫寒而沮丧，相反却把贫寒当作“财富”来享用，“苍苍数竿竹，桃李生其傍。桃李一时艳，春日吐芬芳。竹历岁寒苦，颜色不改常，荣华世所慕，淡薄谁肯尝。苍苍数竿竹，只可自苍苍。”这是梅调鼎的晚年诗，也是他梅骨竹心的一生的最好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