榜单经济也就是排行榜经济，排行榜经济是一个链条。榜单的一端是制榜人，从行业协会、学会到公关咨询公司，排行榜的“含金量”大相径庭；榜单的另一端是企业或者其它，从直接向上榜企业收费到出售广告、冠名权给与排行榜无关的企业，排行榜经济展示出巨大利润的诱惑。

排行榜经济是一个链条，如果缺少几个关键元素，这个链条就无法自如运转。权威性、媒体推广和商业化运作是排行榜模式的共同元素。

每个排行榜都强调自己的权威性，无论是实质的还是表面上的权威性。咨询公司用来显示权威性的方法之一就是标榜制榜的机构。国内消费者有个心理，觉得国外机构做的排行可靠，而国外的咨询机构很多，所以咨询公司就联合国外咨询机构一起做，冠名为“全球第几大品牌价值评估机构”、“某国际品牌实验室”。权威性能否实现商业价值则取决于推广和商业化运作的程度。

而商业化运作排行榜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胡润的排行榜和《福布斯》杂志。1999年的时候，中国内地已经出现“先富起来”的群体，但还没有一张富豪排行榜。

一位英国青年发现了这个契机，他编辑出中国内地第一份企业家排行榜，并投稿给以编制全球富豪榜闻名的杂志。排行榜被刊登后，这个青年和这本杂志在中国立刻备受推崇，这就是英国人胡润和《福布斯》的故事。

胡润百富榜到发布的时候，总会制作装帧精美的《胡润百富》杂志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其中充斥着“顶级”、“奢华”的概念，其推广人群和受众群体显而易见。

　咨询公司早期做排行榜时，经营模式是在制榜前招募资金，用企业的钱来做排行榜。“打电话逐一通知选定的企业，表示以某某协会的名义要做一个排行榜，让企业交一些费用，然后将证书发给企业。”但是现在，这种模式已经被淘汰，“开始时有饭吃，后来就没饭吃了。骗子在成熟，被骗的也在成熟，圈钱不再像从前那么容易。”现在一些咨询公司做排行榜，仍然是将榜单卖给上榜企业，只是换了一种形式。“评选之后印一个册子，通知企业说你已经入选某某评选活动的百强，这个册子印刷成本不高，但会卖个很高的价钱。或者是评选者直接与入选者谈合作和赞助。所以这就必须评选百强、50强企业，参与的企业越多，即使有几个企业不领奖，制榜也能赚钱。”

清华大学研究注意力经济的方兴东教授认为，这是低端的营销“注意力经济”方式，高端的手段是利用排行榜的品牌来销售广告权。比如胡润百富榜。胡润做排行榜时，杂志广告全部被昂贵的旅游目的地、豪华汽车、高档手表、艺术品收藏、豪宅、游艇、高端葡萄酒和白酒等占用，这些品牌不一定都上榜，却都为排行榜贡献了巨额广告费。胡润还把新闻发布会充分利用起来，有偿提供“冠名权”。近两年胡润把百富榜的发布地选在了深圳一家顶级高尔夫球场，并冠名为观澜湖2006胡润百富榜新闻发布会。而在随后发布的零售榜和IT榜上，冠名权分别给了顶级豪华汽车品牌宾利和奥迪。据报道称，胡润因此获得了年均千万元的冠名费。

　听有钱人的故事是大部分人喜欢的事，可直到1999年以前，国人还没有看到过一份中国富豪榜，尽管此时中国已有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此时，英国青年胡润“突发奇想”抓住机遇，制造出中国内地第一份企业家排行榜，并投稿至以编制全球富豪榜闻名的《福布斯》杂志，得到支持和认同后，被刊登发表。该榜一经发出，即刻受到各方的关注，《福布斯》在中国也成为一份备受推崇的权威杂志。

虽然这份只有50人的富豪榜还有些粗糙，但却开创了中国一个全新的商业运作模式。从此，《富豪榜》便与中国结缘，不仅上榜的富豪越来越多、身价越来越高、榜单的名目也越来越多。

2003年1月，福布斯宣布自行编制了中国企业家排行榜，2003年6月6日，胡润与“欧洲货币机构投资”合作制榜，到2005年时，已经形成“中国内地人物创富榜”与“福布斯中国”、“胡润百富榜”三“榜”齐发的局面。

此后出现了更热闹的场景，胡润百富榜的副榜：女富豪榜、IT富豪榜、房地产富豪榜、零售富豪榜、能源富豪榜、金融富豪榜等与《福布斯》的中国富豪榜、《蒙代尔》杂志的情侣富豪榜、兄弟富豪榜，《财经时报》的作家富豪榜形成了“百花齐放”、“各有千秋”的局面。各式各样的榜单层出不穷。

　国家统计局原信息服务中心副主任吴士辉在中国市场信息调查业协会成立时，曾提出过这种“企业制榜”模式。他说，在市场信息调查领域，从十几年前起，由国家机关牵头、实际由企业操作的商业排行活动逐渐兴盛起来。

公关公司炮制排行榜的内幕。“排行榜的黄金时代是行业协会、学会出面搞，后来国家机关、行业协会不允许再举办这类评比活动，市场咨询公司就开始搞这类活动。咨询公司一般规模都不大，往往有一点行业背景，买几台电脑就可以开张，有的公司甚至只有一个光杆司令。”

咨询公司的操作方法很简单：确定一个评选方向，拟定一个评选标准，然后到行业协会的关系网中谈好这个事情，拿来数据，再经过编辑和选择，简单地逐一做个调查，评选结果就出来了。

榜单经济现在看似红火，但远在香港颁奖的丁海森甚至在邮件中抱怨：“大陆媒体报道并没有香港多，我最近在香港工作，所有香港当地的中文媒体都大篇幅报道《蒙代尔》富豪榜，譬如香港的《经济日报》、《东方日报》、《苹果日报》、《明报》、《文汇报》、《太阳报》等等。港台的富豪们更乐于回答我们的问题，参与意识非常强。相比较而言，内地富豪相对低调一点。”此前甚至有报道说，一些不愿意上榜的富豪，可以事先“沟通”，一般花30万元就可以不上榜。

内地的富豪低调也是有原因的。曾几何时，富豪榜已被人们称为问题榜，多位上榜富豪由于各种原因落马。去年高居胡润富豪榜第二位的严介和，近来却因为拖欠巨额债务，不但被多家银行逼债，甚至法院也发出“限制高消费令”，限制其消费水准；如在近日公布的胡润榜中排名438位，财富达到8亿元人民币的顺德金冠涂料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伟彬涉嫌巨额偷税，于近日被佛山市公安机关带走接受调查，继而刑事拘留。

同时，业内专家分析认为，目前的富豪榜也不能做到完全真实客观地反映中国富豪的财富状况，而且其中确实有些数据是缺乏财务常识而出现的低级错误，胡润版、福布斯版两种版本的富豪排行榜相差甚远，除了追求差异化外，没有标准的评价体系才是关键原因。

即使商业化运作比较成功的胡润百富也有遗憾，“胡润的赢利模式还比较单一，主要依靠传统的商业赞助。在目前受捧时状况非常好，但如果出现一点意外，现有的盈利模式将是比较脆弱的。”

黄静也指出：“制榜人是在利用人们对富人的神秘感，刺激想上榜的部分富豪们，但是随着人们对富豪神秘感消失，思考更趋理性，富豪们上榜兴趣的减退甚至抵制，一时间榜单风起的现象将有所缓解，但由于供需关系短期不会消失，出榜作为一种经济行为还将长时间存在。”

成都理工大学曾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做讲座，随后两次给武书连方面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在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中国大学排行榜》中名次上升，从2004年的116名上升至2007年的92名。此前，天津大学校长公开表示，曾有排行榜制作机构找上门索要“赞助”，排行榜存在“潜规则”。

虽然从未获取过官方认可，也没进行过扎实调研，靠零散数据拼凑而成的武书连版大学排行榜却成了近来国内影响最大的大学排行榜，也成了许多地方高校扬名立万的大舞台。

其实，这种注水的大学排名榜并非“潜规则”横行的殉葬品，只是一种常态而已。如今，在“榜单经济”的鼓噪下，排行榜已演绎成了一种经营模式，打榜排名成了许多公关咨询公司的主营业务，也是一些科研机构和媒体的创收来源。遵循“竞价排名”的原则，价高者排名前，价低或不出钱的就靠边站。目前，许多千奇百怪的排行榜，都打着光鲜威严的“全国”、“中国”、“世界”等名号，行着收敛赞助费的营生勾当。从研究机构和杂志推出的“百富榜”、“最具投资价值城市”、“最佳企业家”，到个别行业协会或社团里自娱自乐的年度排名，都是一边交钱，一边给位次。大学热衷于“竞价排名”，并不稀奇。

俗话说；无利不起早。要是没有大学排名榜的“钱途无限”，也不会有如此之多的大学排行榜。据媒体统计，全国已有近20家机构，以不同的指标体系对大学进行评价与排名，产生的大学排行榜约有100个。一条围绕排行榜，涵盖图书出版、报名咨询、培训招生等的产业链也已悄然形成。而对各类高校来说，拿着公款去买一个好位次，博得一些掌声喝彩，就是一本万利。显然，大学既不是无辜的受害者，也不是“潜规则”下的弱势群体，正是大学的慷慨与排榜者的吆喝造就着一张张注水的大学排行榜。

在“榜单经济”的利益驱使下，大学排行榜不会因一次曝光而销声匿迹，反而会有更多的机构投身排名事业。一些大学也不会因赞助费或“潜规则”而远离排行，甚至会更热衷参与各类排名，把排行榜当作一个宣传平台。于此而言，各级教育部门要严格规范高校经费开支管理，禁止高校花钱买名次，唯有切断“榜单经济”的收入来源，才能减少大学排行榜的铜臭味儿。同时，高校也要及时披露相关信息，帮助考生和家长摆脱各类大学排行榜的迷惑，保证公众对高校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